精神的“盛業”

梅文輝

1932年12月，徐梵澄在給留德友人朱偰的旅歐札記《行云流水》所作的序中寫道：“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時光未免有些寂寞，也仍然是很好的。各自有著頗嚴重的‘盛業，然有共同的精神方面的娛樂與調和?！?/p>

半年前，他們都還在德國。6月14日，這些年輕人相聚在柏林馮至住處的花園里，慶祝朱偰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朱偰在同日的日記中如是寫道：赴君培處，朱自清、慰堂、季海、若渠、忠寰等先后至，共坐花園茶點。日影迷離，風光如許，攝影兩張以留念。在座中除余及陳忠寰而外皆系詩人，因戲擬謝靈運《擬邱中詩》，短序如下：“陳忠寰，謙謙君子之行，有鄒魯遺風；徐季海，少秉生民之秀，翩翩有城北徐公之姿；滕若渠，東海上人，云游四方，故所得頗經奇；蔣復璁，道德高尚之士，可為后昆作范；馮君培，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君則文質彬彬焉；朱自清，孤云野鶴，有清泉在山之概?！?/p>

這張照片記錄了當時的情景，七位年輕人一派朝氣蓬勃的氣象。此后，他們陸續回國，在各自的領域開創“盛業”，為戰亂中的祖國貢獻一己之力，而他們這一代學人獨具的精神人格應與其“盛業”一同得到今人的敬仰。在此，讓我們隨著照片最中間那位右手夾著一雪茄、年紀最輕的徐梵澄，一起追思他們的精神“盛業”吧。

朱偰：英雄本可造時勢

梵澄送別朱偰歸國時，贈詩云：“萬里長風吹夢醒，羨君舉翮志青冥。英雄本可造時勢，歸把功名石上銘?！?/p>

朱偰（1907—1968），字伯商，其父乃著名的歷史學家和藏書家朱希祖（1879—1944）。朱偰獲柏林大學經濟學哲學博士，回國后受聘于中央大學經濟系，轉年任系主任。此后的幾年內，在本行的教學和研究之余，他還進行了大量的古建筑考古工作，并匯編成書，如《金陵古跡圖考》、《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元大都宮殿圖考》、《北京宮闕圖說》、《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等。

梵澄與這位好友的再次相聚，也只在短短的幾個月后。7月中旬，已做好博士論文的梵澄因父喪而放棄答辯提前回國了。在老家長沙辦完父親的后事，梵澄往來于南京與上海求職，但因未取得博士學位，故甚是困難，而朱偰則竭盡全力為這位朋友各方打聽，雖然最終未見成效。那時，東北已淪陷，華北岌岌可危，國難正當頭，這兩位年輕氣盛、才華橫溢之士常相聚飲酒賦詩，“高聲誦，醉時歌，驚四座”。

來年，梵澄寄寓上海，受恩師魯迅之囑開始系統翻譯尼采著作，期間也作些時評。兩人的再次相聚已是七年后的1940年10月，時朱偰任職于重慶國民政府財政部，而梵澄隨國立藝專由滇入渝。此后至梵澄赴印度前的這五年，兩人經常往來，朱偰在生活上處處幫襯這位不諳世事的好友，而梵澄也在精神上慰藉這位身處宦海的友人，當然，兩人切磋最多之事還是詩歌。朱偰在1942年3月8日的日記中有言：“梵澄詩在晉、宋之間，其調不為不高；余則刻意漢魏，漢魏不能，則學步兵，總期有勝之。然梵澄亦自為勁敵，勝之不易也?！痹阼蟪稳ビ《鹊那皫讉€月，朱偰將自己的詩稿全部付與他，請為刪選，而梵澄在刪選之外對有些詩還做了批語，可見兩人情義之深，彼此欣賞。

1945年12月11日，梵澄啟程去印度，時朱偰被派往越南執行受降事宜。梵澄從此一頭扎進梵典之中，而朱偰則為祖國的建設殫精竭慮。1956年，南京古城墻面臨被拆的危機，朱偰挺身而出，各方呼吁，并對有關部分提出批評，使中華門甕城和石頭城得以保全。第二年，卻因此事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遭迫害，含冤辭世。其在六十年代初憶想起這位老友時言：“梵澄吾之畏友，亦余性情之交，世外之交也。余初識之于柏林，好談文藝、哲學；繼往來于南京、重慶，又同游桂林。君本研究美術史，歸國以后，轉好佛家哲學，神往于天竺、舍衛古國。嘗發愿西游印度，遍訪佛跡。1945年，竟應加爾各答國際大學之聘，長往不返。嗣后絕音問者倏已十余載，不知其尚在人世間否耶？”

滕固：不變中心丹

1941年5月20日，滕固因病英年早逝，一年后的同一日梵澄作長詩《悼友》一首，其中對好友的胸懷和學識贊道：“豁達懷沖虛，清濁混浩茫。壯氣逸奔駿，驚才飄翠鸞。儒素服周孔，法治研申韓。論道猶發蒙，治學擬累丸?！?/p>

滕固（1901—1941），字若渠，自幼習詩文書畫，1918年畢業于上海圖畫美術?？茖W校。1920年東渡日本留學，攻讀文學與藝術史，1924年獲文學學士學位后返國，任教于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并任校長室秘書，成為校長劉海粟的得力助手。1930年夏赴歐洲游學，1932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貒?，擔任多項文化事業行政職務，從事文物保護、博物館建設、美術考古研究和藝術教育等工作。其出版于1926年的《中國美術小史》，乃以梁啟超先生的新史學觀念并以現代學術語言所寫的一部中國藝術史；1933年出版的《唐宋繪畫史》，將風格學方法引入傳統的畫史研究之中。此后，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藝術史跡實地考察，從而將藝術史學和美術考古學有機地結合起來，為這兩個孿生學科建立了基礎。

1938年，輾轉匯集于湖南沅陵的國立北平藝術?？茖W校和國立杭州藝術?？茖W校被合并為國立藝術?？茖W校，但兩校師生間摩擦不斷、矛盾重重，滕固在此危難之際被委以重任。是年12月，滕固邀故友梵澄來協助工作并教授西洋美術史。然而隨著戰事的不斷惡化，1939年初學校被要求遷往昆明，第二年8月又被要求遷往重慶。10月，滕固因人事糾紛及個人健康原因辭去校長之職，梵澄亦離開藝專而入職中央圖書館。在過去的兩年里，這兩位好友隨藝專輾轉遷播，共度苦難，而滕固為戰時這中國美術最高學府的無私付出，梵澄是最清楚不過的，在《悼友》一詩中感慨道：“解紛情獨瘁，扶醉力欲殫。噂沓遘疑謗，不變中心丹?！?/p>

此“情瘁”，此“丹心”，從滕固向教育部呈交的工作報告中可明顯見得，其曰：“雖十駕駑駘力圖改進，而所得結果未能盡符預期。就校內言：藝術工作人員向與社會接觸不深，個性之偏激往往不自克制，凡所觀察未能站在較客觀之立場。職到校之始即盡力調劑，反復規諷，雖矛盾日見減少，而和衷共濟之觀念仍未能堅定。職周旋其間，未克感化其氣質，而徒覺耗費時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顏。就校外言：地方人士囿于自私之陋習，不但缺乏協助國家教育機關之觀念，且每有設施，群起作有形無形之阻撓?！?/p>

蔣復璁：守護國家生命的文化基礎

1940年10月，梵澄離開藝專，就職于留德友人蔣復璁任館長的中央圖書館，蔣館長和滕固還聯名推薦他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1年1月，由梵澄負責的館刊《圖書月刊》創刊，其擬就的“發刊詞”代表了中央圖書館乃至全國知識界的文化擔當，擲地有聲地號召：“抗戰以來，國家文化事業的推進，顯然遭了物質上的阻滯，譬如文獻的散佚、出版的減少。然而這民族的抗戰，震醒了炎黃子孫的神魂，試出了我們民族亙古長存的偉大磅礴的內在的潛力。文化事業，正如其他許多事業，在物質上受到毀損，在精神上卻更加完成……學術人士共同的使命，在于國家生命的精神基礎之建立。完成這使命，便須有古今思想淵源之導注，新生力量之蘇起，在現在這決勝的時分，增長國人精神的勇武、道義的決心……我們的圖書事業，便是許多文化事業中間的一支，并非不重要的一支?！?/p>

蔣復璁（1898—1990），字慰堂，1920年經堂叔蔣百里引薦于梁啟超，進松坡圖書館任編輯工作。1930年被浙江省選派赴德留學，在柏林大學哲學系和圖書館學院深造。1932年學成歸國后，被委派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期間組織復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以此影印本與世界各國建立圖書交換，換得大量珍貴外文書籍。1940年在重慶創辦中央圖書館，1941年初冒險潛往上海搶救淪陷區的珍貴古籍達數萬冊。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還冒著生命危險從戴笠手中收繳回國寶毛公鼎。去臺后，仍任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1965年，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

朱偰1943年10月5日的日記中提及“梵澄近與慰堂意見不合”，想必是工作思路上的爭論，但彼此的友情依舊不改。如梵澄申請參加中印文化交流后，遲遲無音信，導致他經濟十分困難，蔣復璁為他打探出國事宜，并擬寫信介紹他到國立編譯館及藝專。蔣復璁對這位不諳世事朋友的包容和幫助，實是他高尚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陳康：獨與古哲參翱翔

1943年，梵澄有詩《某道兄回國見訪因贈》，此某道兄即陳康，詩中言：“忽驚故人來在門，倒屣急豁雙眸醒。柏林憶昔初相見，談藝論文有深眷。握手今看兩鬢霜，一十四年如掣電。當時豪彥爭低昂，各抱奇器夸門墻。唯君端簡尚玄默，獨與古哲參翱翔?！?/p>

陳康（1902—1992），字忠寰，1923年入東南大學預科，兩年后入哲學系從方東美習西洋哲學。1929年畢業后，赴英國倫敦大學求學，轉年往德國師從蜚聲國際的古典學者Julius Stenzel學習古希臘哲學、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后又跟隨著名哲學家Nicolai Hartman，并在后者指導下以德文完成博士論文《亞里士多德論分離問題》。1940年底回國，由于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競相聘請，最后讓其每年輪流在兩校任教。

詩中“忽驚故人來在門”，想必是陳康完成了在西南聯大的授課，由滇入渝，履約來中央大學來任教，而聽說梵澄在中央圖書館，故來相會。陳康出生在書香世家，其父陳含光乃近現代著名書畫家，故其在藝文上定有家學之熏陶，但他似乎志不在此，而是一門心思地研究古希臘哲學。當年德國沙龍時，大伙都吟詩誦文以抒發豪情，唯獨他“玄默”仍作沉思狀。而如今，他依舊如此，朱偰在1943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梵澄來訪，鐵翹（歐陽翥）、忠寰隨至，歌出分韻詩，梵澄系古風二首，鐵翹系五言律六首，皆甚有工力。余七律二首，風致稍佳耳?！闭沁@“獨參”精神，1944年他翻譯出版柏拉圖的不到五千字的《巴門尼德斯篇》，而注釋達二十多萬字，此注釋本后被翻譯成英文刊登在《古典學季刊》上，使陳康享譽國際古典學界。

從1940年底回國到1948年隨恩師方東美去臺灣大學哲學系，陳康在這短短八年時間里為祖國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奠基了堅實的基礎。1958年去美國在各大學任教，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古希臘哲學的高水平論文，且于1976年以英文出版了巨著《智慧：亞里士多德尋求的科學》。其在國際學術舞臺的不懈奮斗，為的是“現在或將來如若這個編譯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筆者注）里的產品也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決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為?。?，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術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否則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現武藝，往斯巴達去表演悲劇，無人可與之競爭，因此也表現不出自己超過他人的特長來”。

馮至：挹取德國文教之菁華

1994年9月，八十五歲高齡的徐梵澄在一生摯友馮至逝世后的第二年所作的《秋風懷故人——悼馮至》一文中寫道：“能保持本國傳統美德，又能挹取德國文教之菁華，治學深固，成就大，事功圓滿者，二十世紀中，馮至算得一個。于此推其當入儒家者流者，還有一義，因其言行中，絕無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道學家的點染。畢生誨人不倦，直到門墻桃李滿天下，一貫是傳統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復增上。凡人稍與接觸，即感覺其學養深純，溫和，誠篤。這些風度在其他學者可見，但馮至不單是學者亦是詩人。聞其新詩創作，中間靈氣回旋，甚為時人所愛讀。其詩好，由于性情真。詩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見，從來沒有機械之事?！?/p>

馮至（1905—1993），字君培，1925年與友人創立“沉鐘社”，1927年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1930年底去德國留學，1935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教于上海同濟大學；1939年至1946年任教于西南聯大，期間創作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1951年發表《杜甫傳》；1964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梵澄與馮至的交情最深、最久，可分四期：第一期是留德時期，因兩人在文藝上有共同的愛好且都敬愛魯迅先生，故奠定了友誼的基礎。第二期是1939年6月到1940年10月，梵澄隨中央藝專在滇而馮至任教西南聯大。第三期是1944年8月到12月，梵澄到昆明且住在馮至家中。1978年梵澄從印度回國，改年入職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而馮至也就在外文所，這下兩位老友可不再分離了，而馮至一家三代人都視梵澄如自家人。在給馮至的挽聯中，梵澄念到兩人“素心同步六十年”。

這張老照片中的留德友人皆已離去，他們曾一起激蕩青春，成就了各自的精神盛業，故梵澄在《悼馮至》一文中感慨道：“確有一班曾往德國受過高等教育、有過深造的人散在各界。沒有成派，但總有些立身處世之節度，待人接物之作風，或正或反，有形或無形，是受了德國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國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隱約成了一流?！?/p>

（注：照片中還有朱自清，但徐梵澄與他的交往無從考證，故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