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世界的坐標系

鄭若麟

《新民周刊》在這場新的認識西方的啟蒙運動中正在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

我已經記不得第一次為新民周刊撰稿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了；亦記不得是什么主題、什么題材、什么體裁、是哪篇文章了。

我為不少雜志撰稿。但我卻非常明確一點：《新民周刊》是我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因為我在《新民周刊》上發表了大量在其他主流媒體上可能無法發表的文章，以及大量其他主流媒體很可能不愿意發表、而我卻非常想表述的觀點。從《新民周刊》創刊伊始，我一直為其長年撰稿，甚至一直到我結束在法國巴黎常駐記者任職后，我繼續在為《新民周刊》撰稿，直至今朝。

我與《新民周刊》的友誼，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彼此認可的基礎之上的。

我在法國時，也經常為法國媒體、法國雜志撰稿。比如我曾經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是法國周刊《青年非洲》的特邀作者，為該周刊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國客觀現實（而非如其他法國雜志經常發表的那類千篇一律的“負面中國文章”）的稿子。我也曾為一本題為《月刊》的雜志撰稿，是這本雜志上有關中國方面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在法國的漢學界有一定的影響。我甚至曾在法國一本非常著名的月刊《兩個世界》（larevue des Deux Mondes）發表過文章。很多法國同行告訴我，能夠在這份雜志上發文是作者們的一個“榮幸”。因為這是法國資格最老的雜志之一?！秲蓚€世界》創刊于1829年，是法國最嚴肅的文學性綜合月刊之一。很多法國著名作家如大仲馬、巴爾扎克、圣·波夫、波德萊爾、喬治·桑等都曾在該雜志上發表文章。不少法國作家聽我說曾在這本刊物上發表過文章，都對我刮目相看：因為在法國，凡擅長舞文弄墨者，無不以有緣在該雜志上發表文章為榮。

有一個細節頗能說明問題：我在為《兩個世界》雜志撰寫第一篇有關中國如何看待歐盟的文章時，開始曾引用了不少國內名家的話語，以此來證明我之所言不虛。雜志總編米歇爾·克雷布把我的稿子退給我，讓我去掉引言：“我們的雜志是讓其他人來引用我們的，而不是我們去引用他人?！薄拔倚枰木褪悄愕挠^點?！焙髞砦恼掳l表后果然是他人來引用我的文章……

我感覺，《新民周刊》也是這樣一份雜志。

我不知道針砭時弊是否應該成為一份偉大雜志的主要個性。但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傳遞信息，總歸是一份雜志的首要任務。而我所做的，就是在傳遞信息。與《新民周刊》合作的體會，就是周刊的同仁們能夠接受我所傳遞的某些非常態的、非常規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著某種非“理性的”（對于不理解我的人而言）、打破所謂“常識”但卻絕對真實、只是國內尚未了解的信息，這些信息以及我的評論都能夠在周刊上一一發表，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一般讀者都是保守的、不易接受真正新的、特別是與自己固有觀念相悖的信息的。在網絡時代，人們獲得信息是那么的容易，人云亦云是那么普遍的現象，對于一份雜志來說，要爭取盡可能多的讀者，就不能總是“逆”著讀者的心思而行。所以大多數雜志都是平庸的、隨大流的。但《新民周刊》獨具慧眼。

我相信，《新民周刊》的讀者是認同和支持這一點的。

《新民周刊》在今天這個矛盾的、復雜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相當詭異的時代，正在起著一種坐標系的作用。要知道，今天這個時代，要獲得人人皆知的信息實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打開手機，一切都在掌中。然而與此同時，想要獲得真實的、深刻的、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信息，又是難乎其難。而且隨著每天鋪天蓋地而來、塞滿了我們頭腦的種種新聞越來越多，我們對真正有意義的信息的鑒別能力卻在日益下降。我們獲得的信息越多，世界就變得越復雜；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和理解不是越來越深入，而是越來越膚淺。信息爆炸時代使我們越來越有一種邁入對世界的“感知迷宮”的感覺。今天我們白問一句：我們真的認識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現實世界嗎？恐怕很多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是會猶豫的。

然而，認識和了解這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卻是我們不可回避的一個歷史性使命?！爸恕?，更確切地說就是“知西方”，是正在偉大復興征途上的中國所迫切需要的。

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對西方的認識極其有限。我們有必要發起一場重新認識西方的新啟蒙運動。而《新民周刊》雖然不是一份專門介紹外國的雜志，但卻很有可能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中國自1840年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后，我們卻很少真正去追求“知彼”。我們更多的是努力去“知己”；我們更多的是去反省自身，去研究“為什么我們會輸”，而很少去研究“為什么他們會贏”。多少年來，盡管我們在“知己”方面不斷地取得越來越深刻的進步（也許是退步，我不得而知），但我們在對西方的認識方面，也就是在“知彼”的領域，幾十年甚至可以說近百年來卻幾乎沒有“質”的改變。

對此，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會說，我們翻譯了那么多的外國文學和學術作品、我們在國外派駐了那么多的記者、我們的學者跑遍了全世界……怎么你還說我們在“知彼”領域存在不足？我這么說當然是有著我自己的切身體驗的。我自己就是駐外記者，而且常駐法同長達二十多年。我當然不是輕易下這個結論的。

我們對西方的認知缺口

我們對西方的認知，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有著非常大的缺口。

比如我們到今天也不明白猶太、基督和伊斯蘭三大一神教對整個西方文明、西方歷史和西方精神的深刻的、絕對性的影響。因為我們從來都是對與中國沒有直接關系、特別是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東西和事務不感興趣。最近我們開始討論是否存在著一個“中國學派”的問題。所謂“中國學派”，廣義而言，就是從中國人的視角來解釋發生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事物，與中國沒有太大關系的事物。為什么今天會提出“中國學派”問題呢？因為過去我們對“與中國沒有太大關系的、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事務”，我們一點兒也沒有興趣。今天才剛剛出現一點兒變化。這是我們對“知彼”方面所存在的第一個缺口。

其次，我們對與我們不同的東西也不感興趣。西方有一種說法，“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這句話的含義，就是人總是“以己度人”的，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來理解他人的。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中惟一的一個真正的無神論的世俗化文明。我們的世俗化曾經為深陷宗教困境的歐洲文明、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帶來過偉大的精神解放啟蒙。但反過來，正是因為我們不信仰上帝造人說，所以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核心即“一神教”不太感興趣。比如我們從來不會關注，為什么美國總統宣誓就職時手是放在《圣經》上，而非放在憲法之上。對與我們不同、不一樣的東西不感興趣，是我們對“知彼”的第二個缺口。

第三，我們對“知彼”一直是淺嘗則止。因為我們不明白，西方才是一個真正的復雜體。中國其實并不復雜，而是龐雜。因為中國太大、人口太多、民族太雜、歷史太長、地區差異太懸殊……所以中國非常龐雜。研究中國需要的是耐心。而西方則是一個真正的復雜體。因為西方是多層次、多結構、不透明的。尤其是西方理論與實踐往往不是一回事。我們過多地去研究西方的理論，特別是他們專門向我們推薦和介紹的理論（比如法國文化部每年都要向國外譯介法國某些書籍提供資金贊助，原因就是這些書籍往往是西方希望輸入中國，來影響中國思想的），而未能從西方的實踐中去認識西方行為的真實內涵。我曾經反反復復地介紹過西方的一句名言，叫做“照我說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就是說，你要理解西方，不能照他說的去理解，而要看他如何行動、從他的實踐中去理解。西方的“言”與“行”是不一致的。

今天美國、歐洲針對中國的許多做法，我們都可以發現西方“言”與“行”之間的不符?！把浴蓖堑赖赂呱械?、具有某種西方口中的“普世價值”的意義，而“行”則是對西方利益的絕對維護。西方學術界的本事，就是把兩者完美地結合起來，就是能夠為最自私的行為找到最美麗的辭匯。所以他們能夠把以販賣鴉片為目的的戰爭，說成是為了“自由貿易”、把遏制中國“2025”科技創新計劃，說成是“中國不遵守貿易規則”……美國總統特朗普眼下正在給我們上課。我們只要細細觀察今天美國的各種聲明、宣言和他們具體執行的各項政策，我們就可以理解這一點。這是我們認識西方的第三個缺口。

第四，我們過度相信西方的蓄意傳遞給我們的信息、相信西方自己從理論上對西方自己的解釋，是我們無法認識真正的西方的第四個缺口。

比如西方告訴我們，他們的政治體制是一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是他們社會穩定、國家強大的根本原因。然而我在法國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發現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權力不僅并不那么“分立”，而且從實踐上看也無法“相互制衡”。更重要的是，這三大權力絕對無法真實地反映西方社會現實權力結構的構成。統治西方國家的，是資本、政權和大眾傳媒這三個真實的、處處可見、無處不在的真正的三大權力。我在法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認識到，一個普通的法國人，一個遵紀守法的法國人，可能一輩子不會與政權打交道，頂多去投個票，滿足一下“統治我的人是我選出來的”這樣一種心態；但他卻每天每時每刻都會處于資本（財團）和大眾傳媒這兩大權力的控制之下。對此，當我告訴國人時，很多學者的疑問是：我們從來沒有從西方的理論書上看到資本、政權和大眾傳媒三大權力之說呀！《新民周刊》多次發表了我的有關這方面論述的文章，為中國讀者認識西方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

最后第五點：因為我們無法做到真正的“知彼”，同時我們又缺少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對西方實際上并不了解，但卻自以為自己已經對西方有了充分的認識，特別是對西方蓄意傳遞給我們的理論上的西方已經了如指掌，甚至能夠背誦很多西方的名流名言，因此我們便在自己的心目中，“塑造”出一個理想化的西方，一個幾乎是完美無缺的西方，并把這個理想化的、完美無缺的西方樹立成我們學習、模仿的標準；更為荒唐的是，把這個理想化的、完美無缺的西方當作衡量我們自己一切的坐標系。這就是為什么近百年來出現一股又一股對中國進行自我否定的浪潮的深層次原因。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臺灣作家柏楊。一部《丑陋的中國人》實際上把柏楊自己釘在“丑陋”的恥辱柱上。因為從書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柏楊筆下的“西方”，完全是他對西方的表面觀察而形成的一個“西方印象”，加上自己純臆想的部分，進而構成了一個“十全十美”的“虛擬西方”，然后以這個“虛擬西方”來批判現實中的中國。說句難聽的話，就是把西方的臭腳想象成芳香美妙，進而批判我們自己的腳太臭……

正因為我們“只知己”而“不知彼”，所以我們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很難真正做到“百戰不殆”。更進一步說，認識“彼”，才能更好地理解“己”。在“不知彼”的情況下，我們的“知己”也是有缺陷的、片面的。因此，今天，我們已經提出了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知彼”，從真正意義上認識、了解和理解西方，便成為我們當今思想界的一個當務之急。因而我今天提出，我們需要發起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就是要重新認識西方。

《新民周刊》在這場新的認識西方的啟蒙運動中正在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希望《新民周刊》能夠堅持這一角色，直至我們國家的偉大復興成為現實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