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變革的思想基石

盧嵐

[摘要]在世界局勢處于大轉型、大變革的關口，亟須揭示全球治理的實質及其歷史局限，以破解全球發展難題。中國適時地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在解決重大問題上形成共同價值、共同意識貢獻了中國智慧。這就需要向世界宣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詮釋中國地域文明提升到全球性文明的邏輯必然。揭示為什么中國能夠成功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弄清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如何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進而在實踐探索中，推進入類命運共同體的落地落實，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天下情懷與責任擔當。

[關鍵詞]全球治理;現代性;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005-07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的特點，不但使世界各國相互依賴又相互競爭，而且讓全球治理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怎樣化解利益沖突，應對全球治理，以實現和平之薪世代相傳，文明之光璀璨綻放？

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擬解決：一是迄今為止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什么，全球治理的歷史局限性又在哪里;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的現實基礎是什么，具有怎樣的性質？中國成功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治理新方案是否是歷史的必然？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是如何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三是中國在實踐中對變革全球治理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一、全球治理：概念勃興與實踐困境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降，尤其是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世界影響力最廣、滲透力最強的全球發展趨勢，全球治理問題成為熱點。從客觀上講，全球治理必須適應各國的發展狀況，世界命運應交由各國共同掌握，人類前途應系于各國人民的自主抉擇。問題是既有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皆由西方發達國家操作和掌控，其公平、正義備受質疑。加之人類社會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日益增多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世界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壓力，使得“逆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之勢日漸高漲。世界何去何從？向何方“化”？這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體的前途命運。因此，揭示全球治理的實質以及運行機制，有利于我們找到破解全球治理問題的良藥。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及其實質

全球治理概念是“美國學者詹姆斯·羅西瑙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中提出的。全球治理是一種沒有政府強制性保障的治理方式，通過社會和私人的組織形式對一系列共同問題采取管理措施的多種方式的總和。全球治理并無確定的組織形態模式或制度模式，而是由不同層面上的眾多的全球行為者共同協商合作而形成的一種合作關系”[1]。

全球治理是一項世界性的實踐活動，只有現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開辟出“世界歷史”，國際秩序和全球問題，乃至超越地域性的國際法和全球治理活動才真正走人人類的視野，成為人類研究的課題。

所謂世界歷史，是由資本主義開辟出來的，其形成是資產階級奔走全球各地的結果?！百Y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它在各個國家的歷史變成世界歷史的同時，也使得各民族和地域的文學變成一種世界的文學”[2]（p.404），因此，通過資本這個紐帶，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換言之，是資本瓦解了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的自然共同體，并在生產方式中形成相互依存的人際關系為基礎的抽象共同體。

所謂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中形成的“中心一半邊緣一邊緣”的結構性世界體系，即資本主義全球化。它不但表現出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相互滲透、相互關聯，而且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來制定全球游戲規則。從歷史進程來看，全球化浪潮經歷三個版本的轉換升級。一是葡萄牙、西班牙推進的全球化1.0版。其特點是軍事掠奪;二是英國等首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殖民掠奪推進的全球化2.0版，其特點是殖民掠奪;三是全球化的3.0版實際上是“商業化和消費主義的美國文化的擴張”[3]（p.29），其特點是形成以資本、市場、技術優勢，單邊制定有益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運行規則——西方化[4]。三次全球化皆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建設框架。

由此可見，所謂的全球治理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霸權治理模式在諸多領域中的應用。如果說，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本質上就包含全球治理概念。那么，全球治理問題實際上也就是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在實踐上被認可、維持與調整的動態過程。因此，全球治理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治理。它蘊含在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運行機制中。

（二）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

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是由現代性規定，而現代性又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來規定的。因而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規定著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進而決定著全球治理活動其順序如下：市民社會→現代性→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

分析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運演模式必須從揭示現代性與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人手。

1.現代性與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之間的關系。之所以說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來源于現代性，是因為現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起源是1648年的維斯特伐利亞體系;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具有資本主義現代性特質，因而以維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的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如今俗稱的國際社會就是指這一體系）也具有資本主義現代性質。因此，全球問題和現代世界秩序本質和動力來源于現代性。

一方面，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具有資本主義現代性特質。1648年的維斯特伐利亞體系是在德國的維斯特伐利亞會議上，以《維斯特伐利亞合約》的形式誕生。問題是“維斯特伐利亞會議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對現實的妥協，而不是一種獨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體系為基礎，各國不干涉彼此的內部事務，并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制各自的野心”。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這一體系所制造的均勢，仍然是靠戰爭、商品、資本的輸出來維系。

以維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所形成的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理論上的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它確立了各種規則與制度等。二是實質上的權力關系與權利支配決定著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運行模式。換言之，現代世界秩序運行機制并非理論上所規定的平等規則與合理制度上的運演。權力關系和權力分配結構才是主宰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真實力量，即權力占壓倒性優勢。權力的獲取主要源于資本的全球邏輯和力量分布。這意味著盡管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在理論和形式上以承認各國主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一種中立框架體系存在，其實質上卻是權力操控的“叢林法則”與“弱肉強食”。因此，維斯特伐利亞體系是具有資本主義現代性質。

另一方面，全球問題、現代世界秩序的本質與動力來源于現代性。從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運作模式來看，它通過強權政治、經濟制裁、武裝干涉、冷戰與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以及在意識形態上采用滲透與顏色革命等，實現維持其單極霸權，建構中心與邊緣體系的目標。這說明，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實質上是強勢對弱勢的支配和統治，是資本主義世界對非資本主義世界的支配和統治。

從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特點來看，它是一種從屬關系與支配關系，是統治與被統治、支配與被支配的一個世界范圍的權力體系。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盵2]（p.405）海德格爾則把這種從屬關系構成的世界歷史叫作“人類和地球的歐洲化”[7]（pp.148-154）。

因為資本主義文明在創造世界歷史時，在物質領域與意識形態領域皆獲取了絕對領導權力。它不但使得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而且在現實中操縱著國際秩序的游戲規則，進而建立了支配關系與從屬關系。這種支配與從屬關系揭示了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本質是以大欺小、倚強凌弱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這種世界秩序中各國、各地區和各種國際行為主體之間是對立與敵對的關系。因此，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是由資產階級現代性來規定。

2.市民社會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如果說是資本主義現代性決定著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基礎與性質，那么，現代性則是由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市民社會）決定其基礎，規定其性質的。

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不是憑空想象的，它根植于現實社會基礎。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本質，套用霍布斯的話，就是“一切入對一切入的戰爭”。黑格爾認為，現代世界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即“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入反對一切入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他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8]（p.309）?！蔼q太精神隨著市民社會的完成達到自己的頂點;但是市民社會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浇贪岩磺忻褡宓?、自然地、倫理的理論的關系變成對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統治下，市民社會才能完全從國家生活分離出來，扯斷人的一切類聯系，代之以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9]（p.196）。如果說，原子化的個人乃至市民社會皆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的產物。那么，市民社會形成的原理就是“唯利是圖”[5]。這樣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原子化的個人→市民社會→現代性→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

由上述內容看出，由原子化的個人建構的市民社會的性質從根本上確定了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性質。如馬克思所說，無論是法的體系，還是政治國家，皆根植于“市民社會”?！艾F代性資本在消解世界各地的血緣與地緣共同體的同時，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也成為現實，進而引發市民社會與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緊張與人的發展的異化狀況。即現代性本身帶有自反性的一種悖論”[10]。因此，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決定著現代性的特質，現代性又決定著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進而主導著全球治理體系。

（三）全球治理活動的歷史局限

由于全球治理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現代性，而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治理在進入現代性發展的新階段，即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新經濟全球化轉型的新階段時，現代性后果——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文化危機等全面集中爆發。西方現代性主導的全球治理卻無視他國的合理要求，一味追逐本國利益。這勢必讓每個國家陷入現代性泥潭中。換言之，在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如果不合作，就難以發展，不共贏則無法單贏，這是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新特點的大趨勢。此時如果仍然采用資本主義現代性及其邏輯下形成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全球治理方案，不僅無法適應現代性發展的新問題、新特點，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分配的結構失衡。

因此，全球治理的局限在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局限，全球治理的變革在于突破資本主義制度。而一旦對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世界性與歷史性局限性，進行深刻反思時，就會發現“不是文明沖突決定歷史發展方向，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種制度之間的偉大斗爭決定著當代人類命運和出路”[10]。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導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

只有擺脫單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認識局限，突破以西方為中心的制度結構與權力結構，立足于世界歷史整體性發展，才足以應對全球治理問題。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擬解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與現實基礎是什么;它具有怎樣的性質;它從何處獲取動力源泉;它在何種程度上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為何只有中國率先成功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一）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與理論基礎

任何治理方案只有順應時代要求、符合歷史發展趨勢，才能走出歷史困境。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時代所致，是理論使然。

第一，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當下世界歷史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尤其是經濟全球化與網絡社會的崛起，致使全球共生型結構關系日益凸顯。全球化造成了各國、各民族、各文明族群之間形成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性”?！叭蚧紫仁菍θ祟惷\共同體的意識，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已經被納入一個休戚與共，相互依存的‘風險共同體，”[11]（p.104）。

盡管當今世界仍然是由資本主義現代性主導的生產方式，但在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全球治理僅靠一國力量無法求解。而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則是基于以資本為主軸的國家綜合實力之間的較量，是大國遏制與削弱新興大國崛起的局面。因此，只有突破既有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才能消除人類社會貧富差距、戰爭與戰亂，實現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引起全球共鳴。所以，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新經濟全球化轉型的新階段，這一時代基礎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決定性與基礎性因素。

馬克思在有人將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的歪曲時說，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12]（p.130）。這意味著不同國家可以通過現成地占有現代文明成果，來加快縮短其現代化文明進程。中國模式與中國奇跡正是后發國家減輕乃至跳過現代性陣痛，快速走向繁榮富強道路的有力佐證。這足以說明在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現代化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只有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才有助于實現自身發展。因此，時代呼喚全球治理思想的變革，呼喚超越傳統現代性全球治理方案。

第二，由于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秩序源于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21世紀以來，中國的崛起，使得中國將成為變革全球治理的主要動力。事實證明，正是中國率先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中國方案。它超越了資本主義現代性邏輯的全球治理方案，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話語體系，是對資本主義所制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游戲規則的糾正。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主導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

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變革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治理體系，以追求人類和平、繁榮為目的。擬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性質是什么;中國成功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否具有歷史必然性;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何種程度上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從而成為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生長;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何處獲取動力源泉，進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性質。中國方案提出“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平等相待，堅持創新，公平包容、協同聯動，打造共贏的合作模式，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平衡互惠的發展模式”[13]。這似乎意味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仍然從屬于維斯特伐利亞體系。

從世界歷史發展來看，“兩次世界大戰皆源于20世紀德國的崛起對國際體系造成結構性的挑戰”[6]（pp.480-481）。與此類似，在21世紀，中國的崛起也帶來了類似的結構性挑戰的時刻[6]（pp.480-481）。

從中國發展過程看，“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他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14]（p.255）。

從現代性邏輯看，“由于真正大量的剩余正在東亞和東南亞積聚，所以中國是正在形成的另一類型的帝國主義”[15]（p.431）。也正是基于以上現象，西方大國早已心存疑慮，力圖遏制中國崛起，甚至叫囂“中國威脅論”?！氨M管美中兩國首腦承諾通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避免歐洲悲劇的重演。但這一概念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兩國共同闡明”[6]（pp.480-481）。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方案是1684年的維特斯伐利亞體系的繼續，或者更進一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也是在現代性框架下，對以往全球治理方案的修修補補？或者說這是否意味著如果中國方案仍然跳不出現代性邏輯框架，繼續分享維斯特伐利亞體系，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絕對不是。

這恰恰意味著資產階級現代性及其邏輯基礎上形成的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終結。意味著“告別文明中心論，終結霸權輪替的歷史，走向一種基于跨文明對話與合作的世界秩序”[16]的可能。因為中國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不是謀取霸權，而是超越現代性及其邏輯，以建構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享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地域文明提升到全球文明的邏輯必然?！皬妵荒茏非蟀詸嗟闹鲝埜静贿m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17]。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在于建構強大的現代化文明國家，還在于開啟的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即在現成占地有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時，以一種新文明類型生長[5]。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地域文明在面對治理問題而提升到全球性文明的濃墨重彩。因此，它不僅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又一次突破與創新，還是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擔當與高超政治藝術的體現?！八塾诟鲊餐睒s而不是糾纏于國家利益的分歧與沖突，超越了西方全球化的狹隘。它倡議世界命運應該交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交由各國共同制定，全球事務應該有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18]。這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彰顯了走進新時代的中國之世界情懷與天下擔當。

2.之所以說，唯有中國，才能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社會的發展邏輯在性質上與西方市民社會間有著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社會不存在原子化的個人，即便是擺脫了自然聯系的個體，也仍從屬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宗法社會、倫理社會、熟人社會等是最好的證明。換言之，中國發展道路中沒有原子化的個人，因而不可能有市民社會發展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發展的穩定器，世界繁榮的發動機，各國互助合作的推進器。一句話，只有中國好，世界才更好;中國越強大，世界越受益。因此，走進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在精準把握現代性發展的新變化與新特點的同時，成功地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

3.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在超越現代性、顛覆資本主義叢林法則，進而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只要仍然局限于現代性框架中變革全球治理，中國爭霸就是不可避免的[5]。面對世界快速而多重向度的社會變遷和結構性的歷史轉折，只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5]。確切地說，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在超越現代性、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限度的基礎上，來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這意味著“資產階級時代把對技術進步的信仰同對有保證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滿懷信心的期待統一起來，但這個時代已經終結”[19]（p.108），是以維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的現代世界秩序與權利體系的終結。

4.社會主義道路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源泉，也為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提供了充分的證明與鮮活的示范。

一是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從文明演進歷史看，西方資本主義現代現代性及其文明，并不是人類文明與現代化的唯一模式?！拔拿鞯臎_突”與“歷史的終結”皆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單極霸權”與冷戰思維的折射，是掩蓋歐洲中心主義霸權思維的外在理論包裝。歷史證明，人類文明發展具有多樣的道路與多重的選擇。世界的多極化趨勢與共享發展、合作共贏的愿望，勢必沖破資本主義現代性及其邏輯所決定的制度結構與權力結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人類文明演進。從實踐上說，不少輸人西方現代性模式的國家，不但既有的社會矛盾未能解決，而且出現了社會大動蕩。

因此，即便是弗朗西斯·福山也在面對中國崛起時，開始對其“歷史終結論”的結論進行反省?！翱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演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新世界是完全可能的”[20]。詹姆遜甚至認為：“如果中國社會主義能夠成功地建立一個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選擇，這毫無以為對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重要的，將有深遠的意義?！盵21]（pp.356-357）

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何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全面危機？“人類是否有前途？”“人類的前途究竟在哪里？”這個羅素曾再三追問的問題，歷史學家湯因比給出一個推測：“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是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于和平的命運?！盵22]（pp.282-296）因此，“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地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23]。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意義在于將現代文明成果、社會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位一體”地整合到新的文明類型中。這使得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世界意義，即中國在地方性經驗條件下探尋另一條現代性的未來方案[24]，是中國現代化從曾經的“跟隨時代”到今天的“引領時代”的華麗轉身。

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一種新的文明類型來思考人類共同命運，處理國際關系，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與歷史性局限的反思，還是對社會主義命運的思考，更是全球治理與全球發展的時代選擇。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落地落實：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之實踐探索

如何構建持續穩定，和平發展的國際秩序？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方案，中國也積極參與、推進、引領全球治理變革與建設。中國在成功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變革全球治理的整體理念的同時，率先進行全球治理實踐探索：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與“經濟版”之“一帶一路”的發力，推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落地落實。

（一）以新思想引領新時代的新篇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

1.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的提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建構新型政黨關系的重大理論。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獨特的精神氣質所謀劃與架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它彰顯了“強起來”的時代標志與“引領時代”的心聲;凝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力量，為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方向，做出有益的探索。中國現代歷史的邏輯已經賦予政黨內在的“國家身份”的角色與地位。中國的政治結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委制度和黨組織制度高度嵌人中國的行政機關當中，形成‘嵌人式黨政關系”[25]。走進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歷史使命，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開拓實干精神，描繪了中國夢與世界夢緊密聯系的追夢畫卷。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旨在闡述建構新型的政黨關系。通過建構新型政黨關系，把政黨關系與國際關系緊密相連，以新型政黨關系推進新型國際關系，并形成長效機制。倡導建構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彰顯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的領導能力和大國責任擔當氣魄。

2.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版”倡議，旨在創新與完善新的話語體系。在推進全球治理的關口，走進新時代的中國努力探索完善中國話語體系的路徑，擺脫了西方結盟對抗的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方式。它以對話代替對抗，以結伴代替結盟，展現出新的歷史擔當。為波詭云譎的世界發展趨勢注入了確定，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決人類重大問題方面的政治引領作用。

一方面，實事求是的發出中國聲音，創建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傳播體系。通過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講清楚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破解“中國威脅論”“中國擔憂論”等對中國的歪曲與誤解。通過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機制。在深化與世界交流，匯聚世界政黨智慧的同時，主動向海外乃至向世界宣傳并推廣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與價值觀，爭取贏得世界對中國價值理念的充分理解與認同，乃至各方的響應和支持。

另一方面，理論界應積極提供理論支撐，創造出符合現代學術規范和表達形式的中國話語體系與中外融通的話語傳播體系。既彰顯中國語言的世界話語特質與世界普遍意義，又致力于建立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話語。為形成故事、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相互滲透、緊密聯系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做出貢獻。

（二）新使命開啟新航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經濟版之“一帶一路”的發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建構發展的共同體。因此，中國帶頭實踐，廣泛動員各國和國際社會各種力量共同參與。如果說，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那么，“一帶一路”建設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政黨版”倡議下，從實踐層面為變革全球治理貢獻的最具實踐代表性的中國智慧，更是以中國自身發展的成就來填補全球治理的赤字、錯位與缺位的有力佐證。一方面，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的絲路精神打造各方合作的疆域，擴大中國的“朋友圈”，推進了人類利益融合，命運相連;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絲路精神與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開辟了“一帶一路”之和平繁榮之路、開放發展之路與文明富強之路。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一帶一路”實踐體現了共同發展、互利共享的中國智慧。它在平等協商、普遍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依據各國自愿簽訂協議形成合作，積極尋找全球共性話題，增進溝通，勠力同心建設一個遠離恐怖、和平繁榮的世界。因此，“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獨奏，而是沿線國家共同奏出的命運交響樂，是各國和國際社會各種力量達成共識、形成潮流、攜手共進的一條和平繁榮之路。

2.“一帶一路”實踐，以開放視野，擺脫了“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解決問題”[13]的單一思維局限。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建設進行全方位、系統性的綠色變革，展現了中國對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重新思考與度量，使得走進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具有了世界普遍性意義。當然，中國愿意把自己的公共品無私地貢獻給國際世界，并在歡迎其他國家搭便車、搭快車的同時，也尊重各國自主選擇自己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從而共同走向一條開放發展之路。

3.新時代的中國對人類命運的走向展開新的歷史性擔當。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秩序的自覺維護者，從制度與精神層面推動人類新文明演進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主動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獲取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耙粠б宦贰蓖ㄟ^創建更加公正合理，共享發展的世界格局，填平貧富鴻溝的目標，并已初見成效。諸如在“一帶一路”推動下，舊秩序中的半邊緣、邊緣地帶以及地緣政治博弈中的犧牲品，如今成為聯通歐亞的“搶手貨”。尤其是通過“一帶一路”的六廊、六路、多國、多港之空間結構整合，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發展，有力地駁斥了西方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測為是“對非洲的殖民化”的污蔑，實現了國際合作共贏格局由點及面從部分全球化提升到包容性全球化，推進了全球治理觀念更新、制度變革與共同繁榮，并與世界各國人民奔向一條文明富強之路。

總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擔當與高超的政治藝術。它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拿出了過硬的中國辦法，發出了強勁的中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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