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動員外周血造血干細胞采集的臨床效果評價*

鄭偉萍,方 琦,陸紫敏,劉承重,李雪晨

(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輸血科,上海 200065)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多采用重組人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動員外周血造血干細胞(PBSC)，均獲得了較高的干細胞產量，并應用于多個領域，有關PBSC動員采集相關研究報道較多，但對未采用rhG-CSF動員(簡稱未動員)的PBSC相關研究國內外報道甚少[1]。本研究對本院自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收集的130例未動員采集者PBSC采集效果與部分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旨在進一步提高未動員患者自身PBSC采集效果提供相關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所有入組者均為PBSC采集者共130例，所有采集者采集前均未采用rhG-CSF作動員，其中25例采集者為健康自愿捐獻外周血干細胞的親緣者，簡稱健康組；男12例、女13例；年齡20～49歲，中位年齡37.14歲。其余105例采集者均為腫瘤疾病患者；男55例、女50例；年齡24～75歲，中位年齡53.27歲；腫瘤疾病主要包括肺癌、腸道腫瘤、子宮腫瘤、卵巢腫瘤、前列腺癌、膀胱腫瘤等。50歲以下采集者共33例，簡稱疾病組；男15例、女18例；年齡24～49歲，中位年齡39.92歲。比較50歲以下2組(健康組與疾病組)采集者的年齡、性別，以及采集前的血紅蛋白(Hb)及血小板(PLT)計數、白細胞 (WBC) 計數等各項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入組腫瘤疾病患者在采集前3周內均未接受過抗腫瘤治療。

1.2方法 均采用MCS+血細胞分離機(美國血液技術公司)及PBSC專用一次性管道(美國血液技術公司)，輸入采集者性別、身高、體質量、外周血紅細胞壓積，按PBSC程序單采，每次循環總血量2 000～6 000 mL，全血流速30～65 mL，抗凝劑與全血的比例為1∶10～1∶12，均選用肘靜脈或股靜脈置管。采集速度為20～50 mL/min，采集時間90～240 min。所有入組的采集者術前均口服10%葡萄糖酸鈣80 mL。每袋采集的單個核細胞懸液40～80 mL。

1.3儀器與試劑 血液保存液(ACD)成分為枸櫞酸鈉、枸櫞酸等(上海輸血技術有限公司)。取混勻后的PBSC采集物少許懸液，采用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日本Sysmex公司 XS-800i)進行WBC計數、瑞氏染色顯微鏡下行單個核細胞(MNC)分類、采用流式細胞儀(美國Beckman Coulter公司FC-500)進行CD34+細胞計數。

1.4檢測相關因素 所有入組采集者采集前均檢測WBC計數、體質量指數(BMI)、三酰甘油(TG)、載脂蛋白(apo)B、紅細胞比容(Hct)、PLT計數、Hb、MNC計數等指標，并與入組患者PBSC采集物中MNC、 WBC和CD34+細胞數量進行比較，同時分析采集循環血容量、處理血量及循環次數與采集效果(尤其是產品中的CD34+細胞)的關系。CD34+細胞百分率與采集物白細胞總數，以及采集量的乘積除以采集者體質量即為采集物CD34+細胞總數。MNC百分率與采集物白細胞總數的乘積即為采集物MNC水平。

2 結 果

2.1采集效果 入組采集的130例外周血干細胞取混勻后的采集物少許懸液計數WBC、MNC、CD34+細胞數。采集物MNC%水平為(65.20%±18.29%)；CD34+%水平為(1.71%±1.32%)；WBC計數(68.25±48.81)×109/kg；MNC(0.35±0.38)×108/kg；CD34+(0.93±1.36)×106/kg。

2.2不同組別采集前指標、采集物參數比較 兩組的相關指標比較，健康組采集物中MNC(0.51±0.19)×108/kg、WBC計數(104.14±34.27)×108/kg均高于疾病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健康組采集前MNC、WBC指標及采集物MNC%、CD34+%與疾病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影響PBSC采集物多元回歸分析 分別對采集者BMI、TG、apoB、Hct、PLT、WBC、Hb、MNC等指標，以及采集時循環數、循環血量等因素與采集物MNC%、CD34+%、WBC 計數、MNC水平、MNC計數、CD34+細胞數的影響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采集前BMI、MNC水平對采集物MNC%有影響(P均<0.05，回歸系數分別為1.264和10.173)，見表2。采集前所有檢測指標及采集時循環因素對采集物CD34+%均無影響；采集時循環血量對采集物WBC計數有影響(P<0.05，回歸系數為0.016)，見表3。采集前MNC水平與采集物MNC水平呈正相關(P<0.05 ，回歸系數為19.860)，其他采集前檢測指標以及采集時循環因素與采集物MNC水平均無相關性；采集前Hct和采集時循環數對采集物MNC計數有影響，見表4。采集時循環血量、循環數對采集物CD34+細胞數也有影響(P均<0.05 ，回歸系數分別為0.001和-0.192)，采集前所有檢測指標與采集物CD34+細胞數均無相關性。

表1 兩組采集者PBSC采集效果

表2 130例采集者MNC多元回歸分析

表3 130例采集者WBC多元回歸分析

表4 130例采集者MNC多元回歸分析

續表4 130例采集者MNC多元回歸分析

3 討 論

有效的PBSC主要是通過血細胞分離機利用重力離心法分離獲得的。然而影響PBSC采集數量和質量因素較多，雖然采用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動員的PBSC較未動員的PBSC產量要高，但其費用高并存在采集者用藥4～5 d出現不同程度全身不適癥狀(包括低熱或骨骼酸痛等)而容易遭采集者拒絕[2]。因此有必要對未動員的PBSC采集影響因素及采集效果進行研究。本研究入組的130例外周血干細胞采集者術前均未采用G-CSF作動員，筆者對其進行自身PBSC采集并檢測采集物的WBC、MNC、CD34+細胞總數及MNC、 CD34+百分率，分別是(68.25±48.81)×109/kg、(0.35±0.38)×108/kg、(0.93±1.36)×106/kg、(65.20%±18.29%)、(1.71%±1.32%)，提示未作動員的采集者其外周血中是存在并能夠采集到一定數量的MNC、CD34+細胞的，而且其數量是達到細胞免疫治療所需要的臨床治療閾值，即能夠在患者體內得到增殖與分化的。本研究還對50歲以下采集者進行分組：即健康組與疾病組，并比較兩組采集前MNC、WBC計數指標的差異，確定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兩組采集物參數結果方有可比性。健康組采集物參數與疾病組采集物參數作統計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健康組采集物中MNC(0.51±0.19)×108/kg、WBC計數(104.14±34.27)×108/kg均高于疾病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能與腫瘤患者本身骨髓細胞儲備較差，加上反復的化療，導致骨髓細胞增生能力的減弱，PBSC的數量相應減少[3]。然而本研究健康組采集物CD34+細胞數與疾病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結果與沈亞文等[4]報道相似。CD34+是造血干細胞重要標志，但其檢測方法在不同實驗室的結果差異很大，重復性、可比性較差；而MNC可以用來估計CD34+細胞的水平，其僅用顯微鏡及全自動細胞分析儀兩種儀器即可，檢測結果準確穩定[5]。有學者認為，CD34+細胞采集量與外周血MNC數值有明顯相關，并可考慮MNC數值作為預測采集物中CD34+細胞數的簡單預測指標[6]。本研究現象提示用MNC計數取代CD34+細胞計數來作為造血干細胞移植中的造血干細胞水平的指標是完全可行的[4]。

以血細胞分離機單位循環量所得的產物中MNC數和CD34+細胞數是衡量PBSC采集效果，有關對采集前的外周血WBC計數、MNC計數等指標與未動員采集PBSC的采集效果是否相關的研究國內外報道甚少。本研究分別對采集者BMI、TG、apoB、Hct、PLT、WBC、Hb、MNC等指標，以及采集時循環數、循環血量等因素與采集物MNC%、CD34+%、WBC計數、MNC計數、CD34+細胞數的影響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采集前BMI、MNC水平與采集物MNC%呈正相關，與國內報道結果相似[7]。本研究超重供者采集前并未經G-CSF動員，其機制考慮與供者體質量增大其MNC儲備量增加有關；研究還發現采集時循環血量與采集物WBC計數呈負相關，其原因可能與個體內外周血WBC總數相對固定有關。研究還發現采集前Hct與采集物MNC數也呈負相關，有學者研究證實紅細胞表面存在炎性因子受體，炎性細胞因子可通過受體來抑制紅細胞成熟，而WBC是機體常見的炎性標志物，Hct與采集物MNC數的相關性還有待進一步大樣本研究[8-9]。同時筆者還觀察到采集前外周血MNC水平與采集物MNC水平呈正相關，這為提前預測MNC數量，進行采集量的控制提供了一定的數據參考。本研究還發現采集時采集循環數與采集物MNC計數正相關，采集循環血量、循環數對采集物CD34+細胞數也有影響因素，但循環血量與CD34+細胞數呈正相關，采集物中的CD34+細胞數與采集時的循環數、循環血量變化不一致性可能與個體內外周血CD34+細胞數量相對固定有關，還可能與諸如個體采集時機、疾病種類、年齡、性別等因素有關聯，還有待進一步大樣本研究。

綜上所述，應用血細胞分離機對未動員采集者進行PBSC采集，不僅安全、采集成功，而且能夠采集到一定濃度的、并能夠滿足臨床治療需要的PBSC。采集者在采集前的外周血MNC、BMI、Hct及采集時循環血量、循環數對采集效果有相關影響，其中采集前MNC數量可預測采集者PBSC采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