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中國觀”

高全喜

《文化縱橫》創刊十年，在處于巨變時期的中國，能夠平衡左右、縱論古今、關涉中西而存活和發展起來，這無疑是中國當代學術思想論壇的一個創舉，自然是可喜可賀。這十年，《文化縱橫》追蹤時代議題闡發了一系列富有深度的理論觀點，集中展現了中國學者們在特定空間下的一些敏銳思考，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就我來說，承蒙這家刊物的雅意，也不時發表了自己近些年關于中國法政思想的一孔之見，在此深表謝忱。

隨著我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的深入研習，近期我提出了一個法政意義上的“南中國觀”。兩年前，我從京城調往上海交大法學院，曾經刊發過一篇“吾道南矣”的訪談，在此我系統地提出了一個“南中國”的理論設想。我認為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巨大的變革之中，北京固然有其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和超然的中心地位，但是真正促成和支撐這個中心的生命力并不在北京，而在北京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是廣闊的中國社會各地域，尤其是在中國的南方。南方一直是現代中國最為生機勃勃的地方。

作為一名法政學者，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較關注現代中國的法政變遷?，F代中國發生的機緣、運作的中心以及內在的動力都是源于南方中國（指長江以南的中國）。尤其是從憲法學來看，憲法可以看作是社會變革的晴雨表，從晚清已降，北京本土幾乎沒有產生自己的憲法學理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無論是晚清立憲，還是民國肇始，這兩個重要的法政時期都是在南方，從兩廣、兩湖到兩江，最后聚焦在上海，演繹出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變革故事，而不是以北京為中心的變革故事。所以，我覺得我們首先要換一個視角，以南中國的視角來認識現代中國，而不是以一個北京的視角來認識現代中國。

中國當今的思想理論界已經習慣了以北京為中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乃至中國的現實，但在我看來，現代中國三輪大變革都發端于南方，并以南方為主要運行中心：第一輪是鴉片戰爭以來從廣州、香港開始的現代中國的開端；第二輪是辛亥革命興起的現代中國的法政建設；第三輪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從珠三角到長三角興起的工商社會，以及法政制度的建設。在三輪現代中國的構建和打造過程中，南方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中樞地位和作用。我的南中國觀其中心議題就是試圖重新換一個視角來揭開現代中國的三輪社會演變的內在生命力以及它們的法政邏輯。為此，我在上海交大法學院成立“憲法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重新敘述一個現代中國的故事，有別于以北京為中心的現代中國的故事。

當然，這個基于南中國的中國故事，需要來自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資料梳理，它們包括從晚清鴉片戰爭以降的中外戰爭史、外交史、革命史、政制史、憲法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多個方面的內容。我預感到，未來中國變革的動力機制依然是來自南方。我們看到，香港問題、臺灣問題都是南方中國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它們對現代中國的建設是一個刺激，也是一個挑戰；同樣，新興的高科技、離岸金融發展引起中國社會的變遷，繼而對現有的法政制度形成的突破，其動力也主要是來自于南方經濟社會的實踐。此外，還有新清史學揭示的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以北京為視角固然也可以發育出一些思想理論，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以南方的視角來回應這些問題，或許更能開辟出全新的、更加符合中國歷史演變的路徑和理論。尋找南中國的動力機制、內在結構、演變路徑以及未來朝向，這樣一種理論思想的構建是非常值得憧憬，也是很有誘惑力的。

南方的現代中國的發育史、構建史和生長史，包含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我們知道，19世紀以降，中國始終處在劇烈的歷史變革之中，其劇烈程度，遠逾之前的“周秦之革”和“唐宋之變”，而且直至今日，變革尚在持續之中，現代中國仍然處在“歷史三峽”之中。中國向何處去？成為各界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我們認為，建設現代的人民共和國是未來中國發展的理想目標，但這一主張并非理論家的憑空之論，而是需要在歷史與現實之中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對此，中國思想界還沒有形成明晰且共通性的認識。為了回應國內外各種理論主張，申言我們的理論，有必要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重新回顧中國現代史，審視前人的工作，看一下處于風雨蒼黃之際的諸多偉人為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所以，我首先組織編撰一套多卷集的《南中國法政文明資料匯編》，之所以選取百年歷史，即從1840年到1949年，是基于這樣的理據，即中國的社會變遷是從1840年真正開始了從王朝政治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嬗變，而且是痛苦的嬗變。過去我們的中國還是千年一貫的王朝社會，但從此之后，我們才不得不進行民族國家的建設，當然，這一建設是多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制度、文化、精神等多個方面。今天我們站在21世紀的國內與國際的經緯線上回首這段歷史，就會發現，這個歷史的軌跡是如此深刻、厚重和驚心動魄，這部多卷集的《南中國法政文明資料匯編》將會是一個例證，我們相信，它們的燭光將照亮我們國家未來的方向。

選擇“法政文明”作為百年中國的主題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目前學術界關于近代中國社會的局部研究的資料編輯工作，如近代經濟、外交、軍事、科技、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匯編與梳理工作，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人做過，而法政文明方面的資料匯編，雖然亦為不少，但真正具有理論關懷者，卻仍然是鳳毛麟角；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法政文明問題是百年中國的一條主脈，猶如龍骨，這個方面的問題沒有搞清楚，其他局部的工作只能是一地雞毛，綱舉才能目張。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由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和學科分割，遮蔽了我們的眼界，那些曾經在百年歷史中真實地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著名人物，許多被我們的歷史研究所忽略了，我們力求展現他們的言辭，還歷史本來的面目。

至于為什么特別強調“南中國”，是基于以下考慮：北京固然是中國的中心，然而近現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敘事，已經太過泛濫，反而遮蔽了歷史的真實發生機制。在我們看來，現代中國發生的機緣、運作的中心以及內在的動力恰恰都不是起于北京，而是源于南方，特別是以江浙滬為中心的東南。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內陸國家，但是現代中國的發生演變，是與來自海洋的文明息息相關的，中國的國門正由南方打開。中國的南方與海洋保持著更為緊密的關聯，尤其是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如何從它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百年歷史，并完成上海本身在百年歷史中的自我定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從時間跨度看，從1840年到1949年，其間為100多年，主要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晚清立憲、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共合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中國的國家建設一直處在非常狀態；從人物來說，百年來出現了眾多有影響的著名人物，他們出身、地位、立場、觀點不同，涉及的領域各異，但都關系著我們這個國家的存續與發展，論述著他們的中國國家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套“資料匯編”就是要重述中國近現代的法政文明史，敘述一個不同于北京中心論的南中國法政文明史。

只有活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只有活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理論。我認為南中國的歷史理論敘事，需要增加一個非常重要的視野，那就是面向海洋的改革開放視野。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內陸國家，但是現代中國的發生演變，是與來自海洋的文明息息相關的。所以面向海洋的現代中國的發生，現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三波演進，都和開放海洋密切相關。尤其是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如何把國際公法、比較憲法，乃至國際商貿法這些有益的相關內容納入到南中國的敘事，納入到現代中國思考的內在結構之中，也是一個涉及中國未來生命力的重大問題。

未來中國一定是要克服自己內陸的國家特性，轉型成一個面向海洋的大國。所以南中國法政文明的理論要具有這樣一個國際公法學的品質和面向。幾年前我曾經主編出版了六卷本的《現代西方法律與政治文獻編譯叢書》。這六卷集的主要立意在于探討西方六個大國興衰與轉型過程中的內在機制。我提出南中國的法政觀，會沿著這個思路，進一步聚焦國際公法學、比較憲法學，把它們納入到前面我所敘述的南中國的現代中國的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中，將其視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結構要素。

因為中國已經和世界密不可分，相互融合在一起了，不論是近年的英國脫歐公投，還是美國大選、俄羅斯的震蕩，乃至周邊國家的一些風吹草動，實際上都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如果中國的法政理論沒有面向海洋的公法學的品質，那么我們對于中國與世界的理解就是偏頗的。要建立一個新的基于南方視角的現代中國觀，具體來說就是要落實“一個基礎和兩個支撐點”?！耙粋€基礎”是指中國處在一個巨大的轉型社會之中途，首先需要一套基本的關于現代中國的理論建構和結構分析，這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基礎。關于這個基本的研究，從時間上來看，它是現代中國170多年歷史演變的結果。所以考察中國近現代史，把握其中的升降浮沉的節律和樞紐，這是必不可少的。而從空間上看，現代中國的塑造從一開始就是在中西交匯、對外開放和中西文明的碰撞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谀戏降娜啲F代中國開放變革的故事，都是與外部世界的法律規則以及與這些法律規則相關的政治社會、經濟社會，乃至國際關系相關聯的。所以，一個國際法的視野，乃至一個比較憲法的視野是必需的。

現代中國已經演進了170多年，其內容是蕩氣回腸和富有生機的。以前我們可能過于以北京為中心來觀察這樣一個現代中國，但實際上，現代中國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就是基于南方的現代中國。我的“南中國觀”就是試圖以南方中國的視角，來觀察和研究這個現代中國，從而找到不同于以北京為中心視角的新的知識和學術的增長點，從而構成一個思想理論上的有關南北中國的復調敘事結構。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