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分化、政治整合與新時代的社會治理

張靜 董彥峰

導讀

過去四十年的社會變遷，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組織分化。其中最基本的現象，是出現了體制內外的組織類別，其各自覆蓋的人群地位獲得模式有異，更重要的，是與國家中心體制的制度化關聯不同，由此形成了政策資格、資源利用、利益傳輸、應責組織、代表通道的內外差別。本文指出，這一狀況正在改變基層社會利益組織化的格局，反映為體制外從業者對社會政治議題的看法，與體制內從業者有所趨異。而現有的制度架構，無論是職業界別還是黨派區分，吸納的主要是具有同質特點的體制內人群。所以，系統擴大對差異性社會類別的制度整合度，是新時代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挑戰。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項重要不同，是社會成員的同質性降低，這意味著社會類別（群間差異）的多樣性增加。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準確辨別這些類別的表現形態，認識它們的特征，對于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極為重要。因為，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依賴于國家體制整合多種社會類別的制度化能力。

認識這一問題需要合乎實際的標尺——即社會類別的劃分框架。目前學界采用的主要劃分形式，是“階級”（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或者更溫和的細分形式“階層”（如中產階層、新社會階層），政界多用的是“黨派”與“社會團體”?！半A級”框架關注團體力量的政治對抗現象，“階層”則強調地位聲望、生活方式、資源分配的社會等級現象，而“黨派與社會團體”以黨團作為派別之分，重視的是黨內和黨外的“團結”關系。這些分類框架對于認識中國狀況，包括改革開放后的若干新變化，有一定的價值，但是對于理解一些關鍵問題，仍缺乏準確對焦的敏感性。

階級和階層區分社會差異的基礎標準，是經濟指標，假定的是經濟地位決定利益和價值信念。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現實。中國社會利益的組織化結構有異，和我們的歷史和制度有關。黨內和黨外分類，是1949年初期“政治協商”的傳統延續。但“政治協商”的前提，是不同黨派確實要代表不同派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組織同化，如今八個民主黨派雖然分別具有職業特點，但是作為“派別”的差異已經大大降低。

因此，如何認識那些尚未被整合的系統分歧，需要采用基于現實、貫通過去與未來的動態體察，尋找能夠敏感反映差異線索的新框架，以便認識一些關鍵區別，幫助我們精準定位新時代的社會治理需要重視的社會成分。

一、尋找新框架：體制內外

過去四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發生了不少變化，大量的人從定居職業變化為頻繁流動人員，各種新型職場從業者出現：自雇業主及合伙創業者、網商和獨立零售戶、房地產開發及租賃組織、市場經紀人、物流業主及雇工、金融股市、證劵分析、第三方認證、商業智庫、電子游戲業、旅行健身業、電子傳媒平臺等，他們廣泛分布于民商企業和服務業，涉及商業金融、法律服務、社會教育領域。這些在原有社會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業組織，如今卻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勞動人口。這符合市場經濟的定律，哪里出現需求和機會，人力資源和新職業就出現在哪里。在這些人中，大老板和決策者是少數，普通勞動者和一般管理或技術人員是多數，但他們的共性是：都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其事業更依賴市場競爭，其生存取決于是否存在社會需要，或者是否能夠為公司帶來效益?？梢哉f，這些人生活在新出現的、與從前有所不同的組織關系和制度環境中。我們常用“體制內外”說明這種差別，意指轉型社會的兩大基本體系并存——資源分配的市場體系和行政再分配體系。

（一）體制內外的差異

體制內外的差異并不僅僅是經濟性的。體制外新的職場工作機會多，財富增長較快，但競爭激烈，行業風險高，缺少穩定保障。雖然不是全部，但多數人的地位獲得，源于自致因素（行業性質和個人能力），而不是組織依賴和地位繼承（和行政組織的關系及身份）。當前，由于非農、戶口、公積金、公務員、子女上學、醫療和勞動保險等和體制內身份有很大關系，很多公共制度資源，必須進入體制才能使用?！耙矸菰隗w制內，要掙錢到體制外”，這樣的認識廣泛存在于城鄉勞動者中間，很多城市家庭選擇“一家兩制”就業，來盡可能多地獲得體制內外的不同優勢。

體制內外雖有部分融合——個人和組織層面的規則滲透和資源交易時有發生，但整體上，兩個體系的資源分割仍屬常態：一個有較多等級分配、壟斷和保護特點，另一個則有較多的交易靈活性回避制度障礙，前者可以依靠資源繼承、組織保護和再分配控制權的庇護，后者主要得依靠自己尋找資源、市場和發展機會。從社會學角度看，兩個體系中勞動者的 “地位上升機制”不同：繼承機制和自致機制。[2]這可以解釋，中國為何相繼出現下海潮、進外企潮、考公務員潮，以及進國企潮，它們分別反映了人們對資源分布和利用制度機會的行為。

“體制內外”現象使很多問題呈現變異。比如，研究者發現，中國社會的收入差異狀況，與所有制類型和行業部門顯著相關。[3]人們的家庭收入不一定僅僅來自勞動工資，“美國的窮人沒有任何財產，而中國的窮人沒錢卻可能有房產”。[4]這意味著，人們的財產擁有及變化情況，不完全取決于個人勞動能力，部分甚至很大程度上，與其從前具有的組織身份有關。這是轉型社會特有的現象。曾在單位分配有房、村莊分配有土地的人，通過市場交易和用途轉換，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概率大增。隨著臨近城市或鐵道公路的房產價值不斷提升，人們的收益差異拉大，而這些財產狀況，來自于他們原先與體制內組織的歷史關系。

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蹤調查數據，可以看到，是否在體制內工作，對家庭財富存量和增量積累有作用?！叭珖?4.8%的家庭擁有的財產都有增長，而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發生增長的比例為71%，高出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5個百分點。同時，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增長幅度達到36%，高于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長幅度（30%）”。[5]

顯然，改革前后的“新舊”身份和組織狀況，共同創造了社會群體的分類差異。其中特別關鍵的是社會身份“新”等級的再造?！靶隆钡燃壴谥袊靶隆?，除了經濟收入之外，更有資源利用資格和組織關聯的方面。比如體制內外職工養老金體系的差異，是一種結構變遷和政策運行的宏觀結果，并非完全可以經由個人或機構努力、或者單純的收入提升來改善。[6]

利用資源的資格優勢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它和社會的組織結構特征有關。比如，對于公共（國家）資源的利用資格，體制內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比體制外的高級管理人員優勢更多。這種情況很難用單一的經濟指標來概括。中國人民大學新近公布的CGSS2015數據顯示，分別處于高中低三類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定位自己在“中間階層”的人都是最多的，而且，他們的訴求排序同質性也很高：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提高收入、穩定保障、受人尊敬。這說明，僅根據收入差別，無法預測人們的訴求差異。

此外，體制內外的組織身份，也顯示在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評估差異上。社會學統計表明，此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相關。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受訪人，存在明顯的行業特點：體制外的就業人群比體制內的就業者，有更高的不公平感。雖然人們普遍的印象是體制外組織的收入高于體制內，但對社會公正評估最低的，正是體制外就業人員。這些事實提示我們，經濟指標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社會地位，對于制度資源占有的身份資格差別，往往不能夠僅僅通過經濟標準得到準確反映。

（二）異質內聚

因而，我們在觀察中國社會結構時，引入兩個指標可能會使上述問題更清晰：其一，觀察具有共同利益、共享價值的群體，看其成員是否存在同質性的社會結構屬性，看這些屬性的共性是什么；其二，觀察社會價值觀沖突和利益競爭，主要沿著什么樣的類別邊界展開，沖突的主要議題是什么。

中國人民大學CGSS2015數據顯示，對于“公職人員是否清廉”問題，肯定最高的是國有控股企業受訪人（45.3%），最低的是私有、民營企業受訪人，后者比前者低10個百分點以上（34.9%）。對于“違法干部是否能夠獲得問責處理”問題，國有企業受訪人有27.87%給出肯定回答，而私有/民營受訪人的肯定回答也是最低的（16.02%）。認為“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難”的受訪人當中，自由創業、民營或民營控股企業受訪人，比國有控股受訪人高約11個百分點。認為“政府征地補償太低”的受訪人當中，來自民營機構就業者比國有企業就業者高約13%。認為“法律規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突出”的受訪人當中，私有及民營組織雇員，也明顯高于國有或集體企業雇員。

事實上，不同于階級階層分類的“同質性內聚”現象，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有現實是，社會利益和價值的趨同呈現“非同質性內聚”特點。人們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較少來自階級出身或經濟收入，較多來自他們的工作性質、教育和組織身份，特別是體制內外的不同身份。價值標準趨近和他們的生存環境有關。階級分類雖然可以區分財富占有和生活方式，但無法區分其意識形態、規則信念和生存環境。正是生存面臨的制度環境，不斷“再生產著”利益和價值訴求。即使在美國社會，階級和階層說也很難解釋來自資產階級的川普，為何會受到工人階級的廣泛支持。為何來自不同階級的人會產生相同的價值觀？正是因為生存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問題，重新型構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二、中國組織關系的歷史變遷

理解體制外人員的疏離感，需要進入組織關系的變遷歷史。宏觀地看，個人和組織關系的大規模改變，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有一次，目前正經歷著第二次。

（一）作為社會整合系統的“單位”角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重組了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大量新的國家行政組織、企事業組織、農業生產集體組織，在城市和鄉村建立起來，中國人稱“行政單位”或“工作單位”。通過參加工作、戶口登記所屬的行政單位，社會成員大部分進入了某個組織中，成為其中的成員。在城市，這些單位主要是行政事業機構或企業組織，在鄉村，它們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行政村。

這些單位的角色并非僅僅是組織生產，它們還是 “社會機構的生產者”，[10] 負責管理職工或社員的行為，處理糾紛，提供社會福利。這些組織具有治理機構的涵義，它們“代表”組織內的不同群體，其組織級別和國家體系形成一體，可以影響職工的地位、權利和政治升遷，決定他們獲得生存資源——晉職、機會和各種福利的途徑。由單位組織起來的人群，形成了和國家體制聯通的等級序列，廣大社會成員以這種方式和公共制度發生關系，分享公共資源的組織化分配。

這意味著建立起了一種特有的個體與公共的組織關系：人們只要成為單位的成員，就在公共體制中獲得了位置，并得到相應的權利——比如使用、分配、或占有公共資源的資格。[11]單位對其成員負有全面“責任”，它成了多數人生存必須依靠的組織。

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單位雖然處于基層，但在組織上是官制體系的一部分，類似于公共組織在基層的代理機構。單位不是自發成立的“民主”機構，但對于普通人來說，有單位才意味著有制度渠道，通過“組織”關聯上國家的資源分配和政府決策機構。在單位之間，存在等級分明、管轄區分包、跨階級、宗族和民族的組織關系；而普通個人權益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隸屬的單位，很簡單，它才是組織承認的正式“辦事”方。人們生存中的多數問題可以在單位得到解決，而政府工作則“對組織不對個人”。單位的社會覆蓋廣闊，位于關鍵的社會中介位置，結構上保證了普通人和國家的組織化關聯。

對于社會整合而言，單位的作用重大。盡管單位組織自己并未意識到，但它們實際上具有幾種角色：連接——負責社會成員訴求的“有組織上達”；協調——負責單位內部及單位之間的糾紛解決；應責——負責回應并解決單位成員的需求；代表——負責代表單位全體成員的利益，向外爭取政策，競爭權益；庇護——負責篩選上報信息和內部糾錯，降低本單位人員面臨的外部風險。這幾個角色并非明文規定，但其政治作用非常關鍵：通過應責、代表、庇護和協調，單位在基層社會起到了糾錯的功能，它實際上提供了最關鍵的公共品：通過解決局部問題供給社會公正，通過傳遞零碎的社會訴求，供給影響政策的代表通道。這些角色表面上似乎和生產活動無關，但卻對社會利益的代表、傳遞和平衡至關重要。

從社會整體看，上述組織結構意味著，中國有一套特有的社會利益的組織化方式：它實際上并不是階級性的組織，而是依靠工作組織來傳遞利益和解決問題。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這等于重構了社會成員的利益組織化團體，階級、民族、家族等原有組織的動員能力，也就大大弱化了。所以歷史上，在重大的利益紛爭和社會沖突事件中，我們較少看到階級、民族和家族作用的痕跡，相反，基于行政單位邊界的組織化利益爭奪卻是常態。[12]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這一組織結構是社會整合得到維系的基本原因。單位廣泛的覆蓋性及其在個體和國家之間的中介聯結地位，是國家“整合能力”存在的結構性基礎。這一結構，成功“消解”了社會沖突進入（單位以外）公共領域的動力。因而，即使在國家層面發生政治動蕩時期，比如“文革”時期，正是由于上述組織結構的作用，基層秩序的治理機能也沒有全面瓦解。也就是說，廣泛的社會類別，實際上轉化為單位組織的地位差別；廣泛的社會代表職能，實際上由大量單位作為中介機構來承擔了。

（二）組織分化與“單位社會”的解體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有兩項社會變遷推動上述組織關系發生了新變化。

一是廣泛的社會流動：在城市和鄉村，離開典型“單位”的人數日增。1995年，在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的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60%左右；到2008年，在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就業人數，只是城鎮就業人數的23.5%；而2013年，這一數字又降到18%。截至到2012年，在機關行政事業單位就業的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4.5%。[13]上述二者相加，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城鎮就業人口，還處在較為典型的單位體制中。在基層鄉村，2000?2010十年間，全國自然村由363萬個減至271萬個，有90多萬個自然村銷聲匿跡。與此相應，鄉村組織的傳統服務職能——比如協調糾紛的責任——大大降低，因而進入法院系統的鄉村民事糾紛訴案量大幅度上升。[14]

二是職業組織的多元化發展。就業人數更多的市場型組織廣泛出現，它們在角色上與傳統的單位相去甚遠。市場組織的特點在于，在利益和目標不同（甚至是競爭對抗的）、但地位（相對）自主、權利（相對）對等的行動體之間，通過合約同意與資源交換展開合作。這不同于原本具有行政等級的單位組織架構，后者是在利益和目標一致（至少是非對抗的）、權屬級別分明、地位不自主、權力亦非對等的行動體之間，通過指示和分配展開合作。這兩種組織形態的重要差別，在于組織間的權屬（權力與隸屬）關系差異。在責任和使命方面，市場組織各自分立，相互競爭，它們不是一個整體，更不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除了付給勞動者報酬，它們基本不承擔“政府代理”的義務，不再是勞動者身邊的應責和代表組織。市場組織獨立于行政體系，與行政組織不存在上下隸屬關系，也不享有這種組織關聯帶來的資源分配特權。

這意味著，勞動者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在這些新的經濟組織中和原來單位體制差別巨大。和處于單位中的體制內成員相比，大量在體制外工作的社會成員，身邊不存在可以“應責、代表和傳遞利益”的組織依靠，他們聯結國家體制的制度化通道不在。結果必然是體制外的大量勞動者，依賴組織解決社會問題的效能普遍降低，他們的很多訴求找不到解決渠道，他們的利益也缺乏傳遞和影響途徑，對社會不公正的感受也就逐漸積累而成。

對比早先的數據，個人和組織關系的變化趨勢更加明顯。1987年的調查顯示，單位在所有備選渠道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它是受訪人表達和解決問題的主要渠道，有72%的城市社會訴求通過單位提出；1999年的同樣調查中，受訪人選擇單位渠道的數量有所下降，但相對于其他渠道，單位還是第一位的，“工作單位”和“黨政部門”渠道，共同高居人們選擇的前列。但到2015年，這一項已經落到受訪人選擇的第六位，只有大約13%的選擇找單位組織解決問題。如果對有單位者和無單位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巨大的差距：“那些在黨政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比沒有單位的人，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高8.5倍”。[16] 沒有責任組織可以依靠的人，更多的選擇公共渠道——媒體、網絡、上訪或政府，來解決問題。

從政治整合的角度去看，在單位社會中，單位作為中介處于社會利益傳遞的中心，它是社會分類、多級代表和權益應責的實施組織。作為“政府代理”中介的角色，單位的關鍵作用有二：一是橋梁作用——負責將個體和更大的公共體制連接起來，個體的信息可能經由“組織化通道”得到順利上達，從而通過有組織力量的博弈影響政策修訂，增加本組織成員的收益；二是利益平衡作用——負責在基層零碎糾錯、協調和解決利益沖突。這兩個作用對于構建社會整體非常重要，它使個體有了自己的責任組織，為社會成員提供了體制認可、方便可用的制度通道，使之能夠間接得到公共制度的回應。對于社會成員而言，能否擁有并使用這一渠道，是一項重要利益，如果他的訴求事項，能夠順利進入常規處理的公共程序，其改善生存的能力就大為不同。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單位員工找領導解決問題，通常會要求單位“以組織名義”打報告，向上反映自己的問題，或者尋找“特批” 的方式繞過壁壘解決問題。組織出面和個人出面，分量絕對不同。這是因為，在中國體制中，上級部門更接受組織名義上達的報告，通過“組織代理”上達訴求，能夠受到較高程度的重視，較容易進入處理程序。

（三）組織關聯與制度認同

如果我們承認，傳統的“單位”職能在體制內保留較多，在體制外存在較少，就可以理解體制外組織，為何與國家中心體制的關聯很弱。我們從當前不同所有制類別的就職比例可以發現，“缺少組織關聯通道”的人群規模，實際上已經相當可觀。

這些數據傳遞的信息是，經過40年的社會變遷，體制內職業覆蓋的人群事實上已經大大減少。傳統單位組織能夠“應責”和“代表”的人群，自然就非常有限。而目前我們的人大和政協組織，仍然主要都是通過體制內行政渠道產生代表、成立聯系機構，這些組織“覆蓋”的社會成分，較為單一同質。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變化的社會現實：體制外的就業者及其組織，已經在人數上占據優勢、但在“組織身份”上屬于弱勢類別，結構上因為沒有“單位”可以依靠，他們缺少和國家體制的組織化通道對接。對這些人而言，體制內外出現了內外有別的關系。

作為一種環境，這一差別影響著他們的生存利益和資源利用。這也就是為什么前述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評價，差異看法的類聚和職業機構高度相關。民營、外企、自雇者、創業者、新型的經濟機構——這些職業處于體制外的位置，缺少與行政體制的結構關聯；而各種競爭機會、資源分配及財政政策的受益鏈，主要沿著公務系統、或是與其有關聯的部門伸延。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推動并加劇了利益獲得機會的結構不平衡。體制內的組織獲益多，體制外少，其潛在的政治結果，就是損害了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聲譽。[18]比如在我們的隨機訪談中，民營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普遍抱怨自己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民營企業創業者認為，自己陷入經濟糾紛的概率最高，獲得的法律保護最少。因而，他們不得不以更大的競爭，付出更多的費用，甚至是通過賄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關聯（political connection），來爭取機會和保護，緩解不安全焦慮。這推動了民營商業和行政權力之間的資源交易，但同時也造成了腐敗的生態環境。同樣，對于外資企業的調查數據也表明，他們對中國法律體系的“信心”，也普遍沒有中國的同行那么高。[19]

從整個社會體系中看，上述情況預示著一種新出現的社會組織化結構：在體制內，經由單位的社會政治職能，把社會成員組織到國家公共體系中；在體制外，大量的社會個體沒有組織渠道及連接國家體系的結構身份。比如，事業機關的人到體制外下海經商，掙錢更多，但還是感覺“失去了什么”，地位“掉價”了不少。這不是指級別高低，而是和公共組織的關系發生改變：他們失去的是方便使用組織通道增進利益、獲得資源的社會身份。

社會組織化結構的變化，可以改變人們的生存能力，從而影響政治認同的再生產。根據社會學的研究，社會組織化結構通過三種方式，增強或者減弱個體的生存能力。構造成員身份（membership）：個體是否被納入團體成為其中一員；組織囊括（organization includes）：個體是否擁有責任組織；結構可及性 （structural access）：個體是否可以接近公共體制影響政策，并依靠其生存。

這三個方面都不涉收入差別，但卻關系到實現權利的機會差別。相對于那些擁有組織途徑較少（或根本沒有）的社會成員，擁有組織途徑的人之獲益能力明顯不同——因為他們有組織渠道可依賴，可以助其平衡利益，有效糾錯；他們有制度化的責任機構，可以協調自己和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他們不需要自己行動，因為有應責組織反映問題，上達他們的利益訴求。這些實現權益的途徑由制度提供保障，可以不斷“生產”對制度的認同，或者相反，削弱對制度的認同。

所以，個人與組織的結構關系，由于關涉實現權益的機會，可以測度人們的制度認同。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能夠建立這一組織關系及途徑者，整合社會能力強，在爭取人們的認同方面具有優勢。

三、組織吸納與政治整合

通常人們認為，只有經濟平等，才能提升執政合法性以及社會服從秩序。經濟平等包含財產收入和經濟地位平等，但競爭性的商業社會來臨過后，經濟上的結果平等欲求已經變得不切實際——人們因為職業不同，工作能力不同，行事方法不同，面臨的風險及盈利率不同。正因為如此，經濟差別似乎正變得越來越成為可接受的。

但組織通道平等屬于制度平等。這一平等意味著，不同的人享有公共資源使用的平等，不同的人擁有解決問題的渠道平等，不同的人享有回應訴求的責任組織平等，不同的人享有的競爭規則平等。這類的不平等存在，具有系統化的效應，它使利益平衡機制失效，使每個人可依賴的制度機會產生差異，因而屬于不可接受的差別。

所以，需要特別重視在體制外職業人群中，建立組織化通道對于構建社會平等的作用；需要特別重視這些通道發揮的連接、庇護、協調、應責和代表機能的重要性。因為這些社會類別和國家組織制度關聯弱，擁有的影響政策及解決問題的制度通道較少，有“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的外圍感，亟須將其整合進來。

但目前的組織分類架構，并不能準確辨認并包含他們。比如，全國和地方政協代表的組成，是以黨派、工商聯、臺聯、工青婦、文化文藝、科學技術、社會科學、經濟、教育、體育、醫藥衛生、新聞出版、農業、民族、港澳，特邀人士為界別提名。[21]這些代表雖然遍布各行各業，但成分的同質性高，異質性低，因為他們基本上對應的是體制內的機構，其本身就已經是國家體系的一部分。盡管其中的經濟界別可能包含部分體制外人員，但整體看，這種構成還是極大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成分：體制外職業組織。

目前官方文件和知識界常使用的“非公企業家”或者“新社會階層”，[22]都無法反映體制外勞動者的整體面貌和多樣性。比如，“非公企業家”只占體制外人群的少數（約1.19%），而體制外人員的大多數，是由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等普通職員（約11.21%），以及建筑、工礦、物流送貨、保安保潔等普通勞動者（約87.6%）組成?！靶律鐣A層”關注的對象，主要是高端服務業或第三產業——金融、證券、法律咨詢、保險、互聯網等領域的人員，他們處于體制外經濟組織分化的高層。但體制外超過半數的人，“就業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23]所以，非公企業家和新社會階層，僅能覆蓋體制外就業者中的少數——那些中上層精英（約12.4%），而大量的普通勞動者、中低端產業從業者，無法涵蓋其中。

如果以“組織關聯強弱”為標準，就會發現，目前政協組織匯聚的，主要是體制內的精英成分。但來自共青團的代表，難以涵蓋大量尚未工作、還未進入體制的青年學生；來自官方組織三自教會的宗教界代表，難以涵蓋大量無（公開）信仰、或具有不同（教義）信仰、特別是非正式（家庭、城市）教會的成員（這樣的組織成員數目正在增長）；來自經濟界別的大中型國企或商業機構代表，難以涵蓋大量體制外私營民企的就業人員，特別是廣大自雇的創業者；來自工商界別的代表，難以涵蓋服務于市場活動的新型專業群體——律師、會計師、經紀人、商品交易、市場數據分析、金融事務、認證評估、房地產等組織；來自文藝界別的代表，難以涵蓋社會中廣泛又活躍的商演中介組織和演員；來自社會組織的代表，難以涵蓋大量社會自發的服務團體（社工、社團、行業協會和公會組織）；來自各黨派的代表，難以涵蓋無黨派人員（他們是人口中的多數）。

這些有界別卻無差異、有黨分卻沒類派的情況，雖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但真正的社會整合度非常有限。原因是上述難以“涵蓋”的成分，基本上在現有的組織架構之外，他們和國家組織的關聯不同，而產生于體制內的職業代表，不僅無法代表他們，甚至和他們存在利益和價值的競爭關系。在當前的界別劃分下，這一關系很難得到反映。

所以，提升社會的政治整合度，應當是新時期社會治理的主要目標。這需要廣泛吸納組織關聯較弱的體制外人群，建立他們和中心體制的結構關系。這是一項關涉長治久安的系統建設——“國家政權之所以建立、能力之所以增長，原因在于多個精英及非精英階層，出于不同目的，被成功集合到了國家制度之內”。[25]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注釋：

[1] 數據來源：“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轉引自劉志國、James Ma：《勞動力市場的部門分割與體制內就業優勢研究》，載《中國人口科學》2016年第4期。

[2] 李路路、邊燕杰主編：《制度轉型與社會分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 王豐：《分割與分層：改革時期中國城市的不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謝宇：《中國社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載http： //www.aisixiang.com/data/99459.html。

[5] 謝宇：《中國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載http： //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604/112309.html。

[6] 《兩會共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載https：//wenku.baidu.com/view/1205b0c64028915f804dc241.html。

[7] 數據來源：CGSS2015，數據處理中，將“完全不公平”與“比較不公平”合并為“不公平”，將“比較公平”與“完全公平”合并為“公平”，將“說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說不公平”稱之為“一般”。

[8] 數據來源：CGSS2015，數據處理中，將某說法與現實情況“比較符合”和“完全符合”合并為“同意”某說法，將“完全不符合”和“比較不符合”合并為“不同意”某說法，以下同類問題處理方式相同。

[9] 數據來源：CGSS2015。

[10] 魏昂德：《共產主義新傳統》，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

[11] 張靜：《通道變遷：個體與公共組織的關聯》，載《學?！?015年第1期。

[12] 張靜：《異質性內聚》，載張靜：《社會沖突的結構性來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13] 根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統計。

[14] 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提供的統計數據。

[15] 數據來源：唐文方：《個人意見的公共性：中國六城市居民調查》，載《北京大學社會學刊》2004年第一輯；全國社會心態調查，2015。

[16] 唐文方：《個人意見的公共性：中國六城市居民調查》，載《北京大學社會學刊》2004年第1輯。

[17] 數據來源：World Bank Survey，轉引自Wang yuhua， 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 張靜：《政府財政與公共利益：國家政權建設視角》，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3年第1期。

[19] Wang yuhua， 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87.

[20] 李春玲：《新社會階層的規模和構成特征——基于體制內外新中產的比較》，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21] 全國政協官網，政協委員人員組成名單，載http：//www.cppcc.gov.cn/CMS/icms/project1/cppcc/wylibary/weiYuanList.jsp。

[22] 學界稱之為“體制外新中產”.

[23] 以上數字，根據李春玲的研究數據推算。李春玲：《新社會階層的規模和構成特征——基于體制內外新中產的比較》，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24] 數據來源：李丹丹：《全國人大代表結構變遷研究：1954?2013》，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22?23；27?28頁。

[25] 拉赫曼：《歷史社會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