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視野看五百年世界大變局

人類正在經歷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歐美相對衰落，中國等非西方世界興起，世界格局因此出現革命性變化。

不過，嚴格說來，言“五百年”之大變局，或許有點夸張。略加考察即可發現，歐美之強不過持續兩百年而已，以其初步完成工業化為開端。故五百年來之世界史，可以工業化為限，粗劃為兩階段，其間中西之勢有較大變化。西方今日已至其兩百年強弩之末，新世界秩序已在構建之中，中國是主要塑造者。

世界史第一階段：中西平衡，各得其所

名副其實的“世界歷史”始于鄭和下西洋，時當15世紀初，略早于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大航海。隨著中國與歐洲通過海洋通道直接聯系，世界第一次連為一體。

本乎各自終極信念，人類文明約有兩大類型：中國人敬天，中國以外各族群普遍信神，一神教是其較成熟者，是為廣義的西方。[1]中國與西方共在“世界島”，但蔥嶺（即帕米爾高原）隔絕中、西，各有其歷史而無世界史?；谄浼扔兄R，中國人、西方人在世界島兩端分別維護天下秩序和普世秩序。

廣義西方演進之大勢是向西北移動，發端于從兩河流域，然后到地中海周邊，再到大西洋濱海，而有狹義的西方即歐美。中國文明演進大勢是逐漸向東南移動，由黃河流域至于長江流域，以至于東南沿海。兩者先后下海，人類文明兩大類型直接相會于印太交匯處，此后則有完整世界歷史可言。

鄭和下西洋雖然中止，但一些南洋島國進入朝貢秩序，此為天下秩序之重大變化，漢唐是以西域邦國為主的。更重要的是，中國人下海之路已打通，東南沿海民眾移民南洋，絲綢、瓷器、茶葉等貨物進入海洋貿易體系。相比于唐宋時代，海外貿易規模擴大，江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圍繞出口展開，其工業化進程加快，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歐人在中西貿易中不占優勢，乃以其在新征服的美洲所開采之白銀彌補逆差。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成為大宗交易貨幣。由此而有“白銀全球化”。原產于美洲的玉米、白薯種子陸續傳入中國，適宜條件比較惡劣的土地，中國人口迅速增長。

然而，中國參與塑造海洋聯結的世界秩序，給自己帶來了意料之外的麻煩：中國經濟已深入海洋體系，政治軍事安排卻仍是大陸體系，兩者緊張、撕裂。明朝即亡于海陸間之緊張：中國邊患在北方、東北，應對此患為國家財政重點。而當時財富多來自海洋貿易，集中于東南，其地教育發達，東南士大夫得以主宰政治進程，為自身利益阻礙稅制調整，反而強化傳統稅制，強加于農民。以耕種為主業的北方農民負擔沉重，淪為流民，轉成流寇，最終顛覆明鼎。同時，北方軍需供應不足，清朝在東北日益坐大，趁機南下取天下。

滿族成長于東北，長期與農耕、游牧兩類文明區打交道，故南下立國之后，在南面治中原之外，積極經營“中國弧”地帶，即在北西兩邊環繞中國的蒙古高原、天山南北與青藏高原。幾千年來，在此地帶此起彼伏的游牧民族不斷進入中原，擾亂天下。清在漢唐元明苦心經營的基礎上，以復雜靈活的政治機制把西北中國弧完整納入中國政治體，初步解決了困擾中國四千年的大難題。由此，國際格局也有改變：俄羅斯成為中國鄰國，并最為緊要；陸上絲綢之路轉而取道蒙古草原北上，經俄羅斯，終于北歐。

綜合以上兩大趨勢可見，至18世紀中后期，中國為海、陸兩個弧面所合，兩者分量相當，但意義不同：生機在海上，安全系于陸地。西北草原弧內部不甚穩定，外接的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尚較傳統；東南海洋弧內部穩定，外接的歐美有新因素涌現。中國涵攝海陸的格局在全世界大國中是獨一無二的，其后至今，根本戰略問題是權衡取舍兩者。

相對而言，歐洲從與中國的直接交往、也即從新世界秩序中受益更大。

進入16世紀，羅馬教會日益腐朽，歐洲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發酵，終由馬丁·路德在日耳曼掀起宗教改革大潮。由此，歐洲進入國民-民族國家構建（nation-state building）時代，史稱“早期現代”。早期現代之歷史主題是打破羅馬教會一統權威，確立世俗王權之主權地位，此主權打破封建領主所造成的等級和分割，所有臣民在國王法律下平等。最先取得成功的是英格蘭，1533年，亨利八世禁止英格蘭教會向教廷繳納歲貢，次年通過《至尊法案》，確立國王為教會最高領袖，并以之為國教。英國被公認為第一個現代國家之理由在此，憲制變革則在從屬地位。

面臨統治危機的羅馬教會尋求開辟新的靈牧場，乃沿大航海所發現的航路向歐洲以外傳教，耶教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此為近五百年之大事件。16世紀后期，傳教士幾經輾轉，進入中國。

傳教士本來準備向其想象中野蠻的中國人傳播真理，但很快發現中國是高度文明的大國，中國政教之美超出其神學知識范圍：中國人不信奉其所熟悉的人格神，卻普遍有道德，有高度發達的經濟和井然有序的秩序。有些人受到觸動，乃轉而認真對待中國，翻譯中國經典，送回巴黎。

由此而有巴黎的啟蒙運動。此前一千五百年，歐洲鎖死在神教蒙昧中，即便中世紀重新發現古希臘哲學，也只作為神學的侍婢，用來證明人格神是存在的。中國的國家及其思想則向西人展示了人生、秩序的另一可能，依西人關于現代一詞的定義，中國文明自誕生起就是現代的?？梢韵胍姵醮谓佑|中學的西人之心靈震撼。[2]

由此，西方哲人走上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形成所謂現代觀念和制度。啟蒙哲人宣布：人是主體，沒有造物主；人應求自身幸福，而非升入神的國；人完全可以不依神教而有健全道德和良好人際關系，國家完全可以不依神教而有良好秩序，國王直接統治全體臣民是最好的政治，等等。西人在啟蒙運動中所倡導的所謂現代觀念和制度，在中國早已是幾千年的常識。

故“中學西漸”大潮推動了西方的現代化，不可謂之唯一力量，但可謂之重要力量，中國思想啟發了西方哲人或鞏固了其苦思所得之靈感。就現實表現看，西方是過去兩百年全球現代化的主要推動者，但中國文化已內在其中，西人以其蠻力向全世界傳播中國觀念，當然是西方化的。認識和肯定這一點，才能理解今日世界演變之大勢。

總之，在15世紀初中期到18世紀中后期三百多年的世界歷史第一階段，完整的世界初步形成，中國和西方在互動中皆有調整、變化，各有所得。從中國人角度看，如此世界秩序大體是公平的。

世界史第二階段：中西之位的往復

18世紀中后期，西方通過工業化獲得軍事優勢，乃加以濫用，四處征服、殖民。世界固然因此而空前緊密地連為一體，但其秩序不公，因而最終難以持續，中國是重要的改變力量。

世界歷史進入第二階段的關鍵因素是西方實現工業化，中西之勢的轉移之源在此。不過，細加分析即可發現，西方工業化多有得益于中國之處：在知識上，西人曾長期致力于思辨現實以外的存在，當其哲學轉而肯定人為主體，則有“認識論轉向”，轉而面向現存之物，發展出分解-重構的方法，以之發現物之構造機理，進而運用技術手段制造人造物。在制度上，啟蒙哲人受中國啟發而有“開明專制”觀念，支持強大王權，西方乃超越古典城邦和教會政治，建立大范圍國民-民族國家；又受重農學派等中國化思想影響，此國家重視工業生產，而傳統上西方城邦多重貿易。

在西方各國中，英格蘭率先推進工業化，則另有原因：殖民征服造就巨大海外市場需求，而英格蘭人口有限，不能不尋找新技術；技術需求推動科學發展，科學、技術、工業良性互動，最終摸索到基于石化能源、鋼鐵機器生產的工業化之路。

英格蘭率先富強，隨后其技術、制度傳入歐洲大陸。富強的歐洲列強憑其堅船利炮，對外征服、殖民。西方列強陸續征服非洲、中東、印度等地，終至中國門口。西方在此前三百年與中國的和平通商中始終有巨額逆差，乃通過鴉片貿易彌補，遭中國抵制后則發動戰爭。中國遭遇失敗，以中國為中心的普遍世界秩序——天下體系，趨于解體，被迫降格為民族國家，以救亡圖存。

中國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海洋型經濟與大陸型軍政體制的嚴重錯位：第一，中國市場嚴重依賴海外，但政府未能及時轉型，貿易流始終在他人控制下；第二，海外白銀流入為貨幣，政府未予有效管理，喪失貨幣主權，當其供應量波動時束手無策，經濟無法正常運作；第三，中國是世界工廠，產品大量出口，卻未及時打開從外部獲取資源的通道。一國資源支撐世界工廠，過度開發利用，生態遭嚴重破壞。受制于市場和資源的雙重約束，中國的內生性增長遭遇瓶頸，生產率不再增長，就業機會減少，新增人口成為流民，終致19世紀初中期連續發生流民大叛亂。西方人正在此時來到中國門口。

在內憂外患壓力下，中國走上“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路，此為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之基本主題。80年代以來很多人嘲笑這句話，但它確足以概括百多年來中國人之所為：一方面學習西方之術，首先是軍事技術，其次是支撐它的工業生產和組織技術，還有基于國民-民族國家的社會動員技術，此為西方力量所在，中國人努力學習之。另一方面，中國有悠久深厚的文明傳統，學習目的始終是自強、自立。

直到20世紀中期，中國變化不大，根本原因仍在于國家能力低下，尤其是清覆亡，本已低下的國家能力頹然解體。于是，晚清建設的某些現代機制反成禍亂之源，如新軍墮落為分裂國家的力量。晚清士大夫曾倡導“實業救國”，因為缺乏國家的制度支撐，根本無從展開。經濟領域發展最快的仍為貿易，固然暫時帶來經濟好處，但長遠而言，中國更深淪為西方依附者。

到了以抗日戰爭為先導的二戰時，中國國運終于開始上升，而西方則開始相對衰落：二戰打垮老式帝國主義，原來統治全世界的西方列強退守本土，無從獲得殖民紅利，緩慢走上衰落之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國家實現獨立自主。介乎歐亞之間的蘇聯崛起，與西方分庭抗禮；在兩大陣營之間的中國的分量陡然加重，成為決定性第三方。

在此格局中，中國走上強國復興之路：首先，政治上，國共兩黨共同學習蘇聯，終于建立強國家，西方經濟發展是以此為基礎的。清朝面對西方列強的最大劣勢就是國家組織力低下而缺乏動員能力。其次，工業化得以循序推進，可分為三個階段：

工業化第一輪突破得益于蘇聯的幫助。面對中國，重貿易的歐美海洋國家主要看重中國的龐大市場，此為其處理中國問題的基本傾向，故與中國的關系始終淺嘗輒止，且隨時退出。蘇聯作為有野心的中國陸上鄰國，當海洋國家欲控制中國時，通常會支持中國，晚清以來即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支持力度最大，蘇聯向中國輸入全套工業體系。此體系確有嚴重偏頗，故至七八十年代陷入困境，但國人畢竟由此完整認識工業的體系性，尤其觸及工業化底層架構即重工業。此為中國工業化第一輪突破。

中美建交后，中國逐漸引入歐美技術；中美聯手，致蘇聯崩潰，中國免去北顧之憂，側重發展東南沿海。此處有深厚的傳統鄉村工商業基礎，第一輪工業化成果又可提供一定機器和知識支持，消費品工業得以在機制最為靈活的鄉鎮層面迅速發展。此為中國工業化第二輪突破，自動化程度不高的工業體系反而大量吸納勞動力，大幅度改善民生。

與此同時，傳統政府觀念開始發揮作用，本來熱衷于繼續革命的強政府將其能力用于建設基礎設施，輔導產業發展。于是，工業產值持續增長，并沿產業鏈向上攀爬，完成工業化第三輪突破，形成全球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制造業部門，世界經濟版圖因此大變。

今日中國已在工業化第四輪突破中，美國人因此而恐懼，從而改變了兩國關系的基調，世界秩序進入大調整期。

總之，世界歷史第二階段的樞軸是中西位置的反轉：19世紀初期以降的一百多年，西方向上走，中國往下走；二戰以后，中國向上走，西方往下走。今日似已逼近雙方移位之臨界點，逐漸突破世界舊秩序的容納力。

美國卸責：世界舊秩序崩潰

世界舊秩序正在崩潰中，其源頭是中國崛起，既有世界秩序架構難以容納；但導火索則是冷戰后美國一家獨大及其無法承受成本之后的倉皇失措。

歷史上，羅馬的力量還不能及于印度，更無法越過蔥嶺；在另一個方向上，漢唐的力量即便勉強越過蔥嶺，也難保持。故世界保持基本秩序的結構性條件是，不由單一中心統治。

工業化之后交通和戰爭技術提升亦不能改變這一鐵律：二戰以前，西方列強散布世界各地，相互爭奪，看似混亂，實則使成本分散，西方作為整體反而可對世界實施有效統治。二戰后，蘇聯興起，與西方形成冷戰格局。兩個陣營各有其范圍，同樣有效地維護了世界秩序。

冷戰結束，美國一家統治全世界。在西方國家中，美國最晚立國，是西方最后的“新大陸”，人口也最多，注定成為西方統治世界的最后一站。美國人信心十足地宣稱歷史已終結。然而，雄心繞不過成本的硬約束，當美國一家統治世界，世界秩序立刻走向松動、潰散，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短暫得不足以寫入未來的史書。

美國無可選擇，在小布什、克林頓短暫的“歷史終結”快感后，奧巴馬時代即開始戰略收縮，逐個拋棄其統治全球的重負：拋棄非洲，對南美心不在焉；在重返中東和亞太再平衡之間搖擺不定。

全球統治權的短暫榮耀也誘發其內潰：美國發展出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本的金融體系，由此收獲不少帝國統治紅利。但福兮禍之所倚，金融業與其所豢養的全球性快錢行業繁榮，帶來“去工業化”，其所培育的中下階層生計大受影響。受制于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自保措施，此金融體系又無法有效地榨取全部帝國紅利，外部收益不足以填補國內去工業化各階層的損失。結果，美國內部的收入分配結構趨于兩極化，階層、集團間的撕裂、對立日益嚴重。

去工業化是美國危機的根源。西方列強之所以在19世紀可橫行全球，包括欺辱中國，主要因其有強大工業體系所生產之堅船利炮。去工業化意味著其堅船利炮的供應不足，即便在美國，其軍事工業體系也已殘缺，或由于配套不全而成本過高。

美國精英已意識到此問題之嚴重性，奧巴馬有心推動再工業化，但在“否決政治”僵局中無任何進展。特朗普應運而生，解決這一問題的愿望更為急迫，“讓美國再次強大”首先就是讓美國再次成為第一工業國。為此，特朗普的施政風格打破成例、別創一格，但能實現其企圖否？很難。只要金融等末業依然可借全球體系從外部獲取高額利潤，資本就不可能轉入國內工業和基礎設施。美國欲復興其工業，得先摧破金融豪強，但這可能嗎？

與美國的去工業化相反，中國依托堅實的全產業鏈基礎，穩步推進其工業化第四輪突破，攀升到制造業頂端。美國人終究是相信“硬實力”的，而中國的力量即將壓倒美國。美國精英不能不產生恐懼之情，宣布中國為“對手”，中美關系的性質已從根本上改變。

長期以來，在西方列強中，美國人對中國似有特殊好感，對中國人頗多憐憫之心，有時頗為慷慨。這可能源于其神教心態：他們相信自己在山巔之城，有責任傳播神的真理，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人看起來比較文明、溫順，或許可以接受美國信仰和價值，服從美國領導。當初美國的G2提議也是讓中國擔當其統治世界的服帖助手。

顯然，此期待出于其一神教的傲慢與對歷史的無知。中國是人類文明兩大類型之一，幾千年都在走自己的路，即便在其最艱難時刻，即便在其全力學習蘇聯、西方之術時，仍保有文明自覺，未脫出其道。今天經濟上的成功以及由此而有的重整世界秩序的牛刀小試，只是歷史恢復其常態而已。但這是缺乏歷史感的美國人所無法接受的，對中國的憐憫之情轉為怨恨之意，一如傳教者遭遇拒絕皈依者的反應。大體可以確認，美國精英群體對中國的好感今日已流失殆盡，怨恨中國已成共識，還有前面所說的恐懼，美國將會運用一切手段擾亂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擴大。

當然，美國的做法讓正在恢復其力量和自信的中國堅定了擺脫美國體系的決心?？梢源_信：未來中美之間將以斗爭為主。由此，世界舊秩序的根基已經搖動：“美國治下的和平”意味著美國容許中國在其所維護的體系中發展，現已不然，則中國不能不另起爐灶，也即自行建立世界新秩序。

盡管如此，兩國的歷史和經驗將使這場斗爭不會成為毀滅性的。第一，在地理上，兩國相隔過于遼遠。第二，就國家結構而言，美國為海洋國家，長于離岸平衡，無力深入大陸；中國是海陸復合型國家，戰略縱深極大。這兩個因素讓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即便其在西太平洋發動海戰，亦無勝算。第三，就國性而言，美國的底色是“商業共和國”，[3]所有行動均基于成本收益計算；中國則有處理與蠻夷戎狄的豐富經驗。這些因素決定了，兩國間的直接決戰完全可以避免。

就此而言，中美易位大大不同于過去幾百年發生在歐洲大陸的霸權易位。狹窄的歐洲確乎不能兼容二主，但寬闊的太平洋卻完全可以。這構成兩國關系的底線。故中美兩國將展開全方位競爭，而只要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持續提升，并充分展示自己有使用這些力量的決心，美國將會如其原宗主國英國一樣理性地退卻。一旦美國從東亞、西太退出，世界新秩序即告成型。

這幾年來，中國之所為已收到效果，部分美國人已認識到中國的力量和決心，據此調整戰略，對盟國下手，在同盟體系上開源節流。這正是特朗普上任以來對盟國之所為：為美國短暫利益，特朗普毫不猶豫地退出、破壞其自二戰以來所建立的聯盟體系，反復要求盟國分擔其維護秩序的成本，進而對其盟國提出“公平貿易”的要求。世間無所謂“民主聯盟”，美國建立聯盟體系從來基于共同利益，至關重要的是共同從外部榨取利益。一旦不能從外部獲利，被迫相互爭利，聯盟體系即走向解體。西方將被打回原形，重回二戰之前的狀態，不是為爭奪殖民地、瓜分世界，而是為了生存，因而西方有可能退回早期現代列國爭雄狀態，盡管未必通過熱戰。

美國為獲利而不擇手段，致其價值體系迅速崩潰。自威爾遜帶領美國走上世界體系領導者的地位始，價值觀成為美國感召力之淵藪：當年威爾遜曾感動過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盡管很快就幻滅；今天在中國，美國的普世價值神話在相當比例中國精英中仍有感召力，但特朗普讓其一一現形。美國回到其進行殖民征服、開發西部的鄙陋狀態。

美國的思想力也明顯不濟。當然，美國人本無深刻思想，惟歐洲兩次大戰迫使眾多思想者流亡美國，在美國發展出若干思想；但冷戰結束后，其人紛紛離世，此后在所謂歷史終結的二十年中，美國與西方未再涌現卓越的思想人物，以至于面對當下困境，其應對策略無非是翻出過去的方案或重新組合，日顯鄙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最為典型。

對此鄙陋，有人作震驚狀，但這本是美國傳統：清教徒為建立所謂山巔之城，消滅了印第安人；為美國制定所謂自由憲法的立國者中頗多奴隸主，并把奴隸制堂皇寫入憲法；《聯邦黨人文集》為了保障自由設計了復雜的分權制度，但論及國家間戰爭和貿易則冷酷無情；美國人迷信持槍權，為自由賦予每人以殺人權。所以，特朗普沒有發明美國，只是讓其隱而不彰的“商業共和國”傳統再度顯明，這是漢密爾頓當初對美國的定性，而在西方，商人經常同時是劫掠者、海盜。

上任不到兩年，特朗普已帶領美國大體完成其面孔轉換：從價值共和國轉為商業共和國。這個美國不準備繼續承擔維護世界秩序的責任，“美國優先”口號清楚表明這一點——而此孤立主義、也即赤裸裸的利己主義同樣在美國傳統中。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式鄙陋做法在美國人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這將鼓勵政客們返祖。特朗普若擔任一屆總統，繼任者恐怕要付出極大努力，才可部分修復美國形象；若其成功連任，則美國形象將無以修復。

世界秩序是由強國維系的，但今天，建立歐盟的努力已告失敗，俄羅斯將持續衰落，中國正在成長，日本、韓國沒有自主性，美國則因為成本壓力，迅速卸掉其對支撐二戰后全球各領域多邊體系和同盟的責任，轉向重建雙邊體系，以最大化其具體利益。因而，世界秩序已走向崩解，問題只在于崩解速度有多快，替代的新秩序是什么，能否及時涌現、起效以免出現大范圍的嚴重失序。

中國重構世界秩序

在舊秩序解體的同時，世界新秩序已在醞釀中，主要的生成性力量是經濟總量已居第二、而文明類型不同的中國。

此系“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無可推脫。對世界日趨失序，列國中最不能無視者，中國也；因為世界果真失序，中國將是最大受害者，上升之路將止步?？傆腥苏f中國應繼續韜光養晦，此乃刻舟求劍耳?！吨杏埂吩唬骸熬又杏挂?，君子而時中?！泵骱踔杏怪勒?，當止則止，當行則行。韜光養晦者，時也；起而重整秩序，時也。不知時者，不足以論國事。

今世也惟有中國有重整新秩序之能力。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更在其悠久歷史中有治理世界的充分經驗：以中國之大而多樣，本身就是天下或曰世界秩序；中國曾建立從中亞到南洋、橫跨陸海的天下秩序，此經驗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另一方面，中國也是現代的。西人塑造世界秩序，憑其現代力量，而過去一百年間，中國循西方邏輯變法。而中國之所以成功，因為西方的現代觀念和制度至少部分地淵源于中國。中國內在于現代性中。由此可以理解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環顧全球，惟有東亞儒家文化圈各國完成了工業化，比較順利地建立了類似于西方的現代治理體系。

因此，中國正在塑造的世界新秩序不是全新的，因為兩者在現代性上是相通的，可保持連續性。當然，西方接受中國思想必加以西方化，故多有偏而不正之處。中國塑造新世界秩序可予以矯正，中國可以綜合運用古典、現代智慧，矯正現有世界秩序之偏失，其大義有三：

第一，恢復全球均衡發展。

世界島上展開的古典秩序偏于大陸一端；西方列強普遍為海洋國家，其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偏于海洋一端，世界島逐漸塌陷，昔日文明中心反而成為世界禍亂之源。美國治下的和平未能解決這一問題，其孤懸世界島外，慣于離岸平衡，不能深入內陸，沒有與文明傳統深厚之各國打交道的經驗。故其只能維護海洋秩序，不能維護世界秩序，甚至經常因為無知，貿然闖入世界島中央，以粗暴手法操作，致其混亂之后，又束手無策，迅速撤離，世界之腹心乃長期處在潰瘍、潰爛、失血狀態。

中國塑造新世界秩序，執兩用中。中國自古即在陸海之際，兼顧海陸最為均衡：漢唐中國積累了交往陸上文明的經驗，宋明以來中國深入海洋貿易體系。正是據此歷史經驗，當代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其最大優點在于涵攝世界島和海洋，包容舊世界和新世界：“一帶”旨在恢復世界島秩序，“一路”旨在安頓海洋秩序。這是人類提出的第一個完整的、均衡的世界秩序方案，中國已為此建立相應機制：上合組織初步形成解決世界島問題的架構，若納入德國即告完備。至于安頓海洋秩序，不必建立專門組織，畢竟，美國的核心影響在海洋上，中國可與之協調海洋秩序。

第二，馴化資本主義，倡導厚生主義。

西方賴以富強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扎根于西方海盜-商人傳統和殖民征服傳統，以獲取貨幣利潤為驅動力，以畸形發達的金融體系經營資本，以貿易為樞紐。對待他者，以離岸手法操作，以獵獲廉價資源或市場為樞紐。它可以占有世界，卻不能耕作世界，機會主義傾向嚴重。西人將資本主義推到全世界，但在沒有殖民紅利的國家根本是自相矛盾的，無從正常運作。故自19世紀西方統治世界以來，西方以外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除儒家文化圈外幾乎沒有，這一事實表明資本主義不是普世的。

中國圣人所立經濟社會模式，用孫中山先生的詞說是“民生主義”，或可謂之“厚生主義”。其大綱為《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重視“開物”、“利用”，也即重視物質的生產、利用和分配，以讓人改進生活，且生生不已。為此采取崇本抑末的政策，以使商業、金融活動服務于生產和民生。中國現已初步應用這一模式于世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經濟方略與此前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重視授人以漁，改善基礎設施，推動工業化。

中國目前是世界工廠，產業正在升級，未來將重構世界分工體系：向上，接納西方國家尖端制造業提供的部件，向下，梯次轉移普通制造業到不發達國家，主要是非洲。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比較均衡地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分配這個市場，此即傳統朝貢貿易之要旨所在；比較均衡地從全世界不同地區獲得能源；在世界范圍內倡導崇本抑末政策。

第三，走向一體多元的世界格局。

歐洲列強建立世界秩序，普遍求“同”，傾向使用暴力，必定制造敵人。美國受其清教影響，熱衷于價值一律，以普世價值強加世界一致，凡與自己觀念不同者概斥為“邪惡”，視為敵人。故當福山高談歷史終結時，導彈橫飛于中東。西方文明以求同始，以撕裂終，根本無從建立普遍秩序。至于作為其反彈的文化多元主義，已致西方各國內部撕裂、解體，遑論世界秩序。

中國則不同，《尚書·堯典》描述堯舜締造中國和天下之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睅浊陙?，中國人以“一個天、多個神，諸神統于天”或以“一個文教，多種神教”為本，吸納多元宗教、族群，而以敬天或文教一體之，從而構建一體多元的國家和天下格局，這是唯一可行的通往普遍秩序之道。此秩序之構建不是通過暴力征服，也不通過傳教或推行普世價值讓他者變成自己，而是承認他者的自主，《論語·季氏》有言：“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贝篌w上，今天中國就是循此和而不同之道建立和維護國際組織，滋長世界新秩序，也即天下秩序。

依據圣人“協和萬邦”以平天下之道，可推定中國引領生成天下秩序的方式和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天下秩序不是一次性構建的而是漸進生成的?！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可用以描述中國引領形成新秩序的程序：周本為舊邦，長期行德化，首先影響周邊邦國，逐漸擴大其影響力，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歸于周而不歸殷，乃有殷周之易位。中國人重整天下秩序亦將循此漸進之道，而避免與現有霸權對撞。

第二，維系正在形成的天下體系以德禮為先。天下體系只是“協和萬邦”，而非建立緊密聯盟，更非強求同質化。維系各國關系的首先是德、禮，中國“修文德以來之”，此文德包括道義，更包括經濟惠澤；同時，協同各國建立禮治。禮治區別于現有國際法體系之處在于，除明晰各主體之權利、義務，還強調互親敦睦，建立情感紐帶。

第三，天下秩序不求覆蓋全世界。世界太大，任何單一國家均無力有效治理。圣人深明此義，故天下體系從未試圖覆蓋當時所知全世界，后世亦然：鄭和下西洋遭遇眾多邦國，但天子未殖民征服之，亦未將其全部納入朝貢體系，而讓其自主抉擇。中國人不追求所有國家立刻進入同一體系，天下秩序是沒有終點的歷史過程。如此節制，則可以避免霸權之爭。

第四，完整的世界新秩序將存在兩三個區域性體系。中國是海陸復合型國家，可運用其傳統智慧，領導西太、大半個世界島、非洲等區域為天下體系，美國等有共同的耶教信仰的大西洋海洋國家將另成其普遍世界體系，世界島中央則可有伊斯蘭世界秩序。這樣，以其固有文明為本，未來世界可有2.5個區域性體系。

此類似于亨廷頓的文明劃分，但未必是文明沖突。亨廷頓是以西人神教思維看待世界，而不了解中國文明。隨著中國影響力日益增長，可在塑造世界新秩序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則可以其智慧避免與其他兩個體系陷入對抗，且緩解另兩個體系之對抗?，F實的可能性在于，中國是海陸復合型國家，與另1.5個體系有價值和利益高度重疊之處，可作跨體系的“協和”?！爸袊笨梢猿蔀榫佑趨^域性體系之中的協和之國，從而形成多元一體的世界新秩序。

為此，中國可逐漸構建逐層嵌套、由內而外的復合的世界治理架構：

最內層，重建東亞秩序。傳統上，朝鮮半島、越南多為中國最親近的藩屬，日本也深受影響。二戰后，東亞儒家文化圈成為全球唯一成片完成現代化者，但其間關系破碎，聽命外人，與其發達繁榮形成鮮明對比。原因是中國貧弱，無力發揮主導作用，聽任美國、蘇聯等外力操縱。中國整頓世界秩序，必由此開始，且其目標超越國際關系——帶領韓朝、新、越、日等國，依托共同的儒家文化傳統，逐漸恢復儒家式治理體系，協調采取民生主義政策，為全世界樹立全新的繁榮、文明標準，如同此前西方各國為全世界標桿。隨著中國力量增強，美國不能不逐漸退出，這一進程將以出人意料的高速展開。

中間層以“上合組織”為依托，安頓世界島中央秩序。該組織已吸納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進一步可吸納土耳其、德國。俄羅斯的經濟缺乏潛力，其全球影響力將持續衰減，將收縮于中亞及其周邊，故將日益重視上合組織，可以協助中國，共同協和伊斯蘭世界各國，化解世界島上諸古典文明各國之間的緊張，避免沖突，進而尋求發展。對中國而言，這是大大擴展了的新西域，關乎西部安全和繁榮；又在世界島中央，此處穩定，則全球大局不亂。

最外層是制度化的“一帶一路”倡議，涵括整個世界，“一帶”以上合組織為主要治理平臺，“一路”則以東南亞各國、非洲為重點。至于與西方體系的協和，則可在G20平臺上。

結語

人類文明大體可分兩大類型，故考察世界秩序之演變和前景當以中國和西方之浮沉升降為中心。在早期現代，西方受中國啟發；一百多年前，中國學習西方；中國的復興讓西方主導的世界舊秩序崩潰，新秩序則在形成中。故把握這五百年的世界歷史，既要理解西方現代觀念和制度的優長與限度，也要理解中國文明內在的現代性質及其在現代之新生轉進。為此，需以新視野重建知識體系，以古老的中國知識消化現代西方知識，是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注釋：

[1] 參看姚中秋：《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64?74頁。

[2] 關于中學西漸之詳情，可參見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