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評刊

2008年夏天，發生在美國和歐洲的一系統銀行破產事件引發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十年過去了，危機給各國留下的傷痕已經愈合，但長期影響卻各不相同，危機后的國際格局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也是《文化縱橫》2018年6月刊“金融危機十周年”專題所呈現的內容。

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呈現出與發達國家逐漸脫鉤的跡象。金融危機后這種不同步趨勢變得更明顯。新興國家不僅復蘇更快，經濟增速更高，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超過了發達國家。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16年，傳統的七國集團（G7）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從60%下降到48%，失去了對世界經濟的絕對掌控能力，僅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30%。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七國（EM7）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則從14%上升到24%，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40%。 不過，部分新興國家的成功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欠發達國家的數量雖然在減少，但大部分擺脫了“貧困陷阱”的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

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此消彼長也正在影響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大幅削減了之前承擔的國際義務；歐洲一體化的雄心壯志已被英國脫歐和難民事件等消磨殆盡。而中國則成為了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為協調金融危機應對而產生的二十國集團（G20）已經逐漸取代了G7，成為了討論全球治理問題的常態化多邊機制。金融危機也彰顯了國際發展問題的全球性。由于難民危機和社會分化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問題，國際發展不再只是“對南方國家的挑戰” （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而是成為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的挑戰。

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各國筑起貿易保護的高墻，導致國際貿易急速萎縮而加劇了危機。這個被稱為“金德爾伯格陷阱”的教訓太過深刻，以至于主要貿易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都呼吁繼續開放市場，控制貿易保護主義。然而，歐美經濟的乏力表現催生了民粹主義情緒。保護主義的暗潮最終涌出，全球貿易在短暫反彈后陷入了持續的低迷，改變了自二戰以來全球貿易增長一直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趨勢。曾經高舉新自由主義大旗的美國成為了貿易保護的主要實施國，有可能將全球貿易拖入以鄰為壑的惡性循環。

新自由主義的式微并非只是反映在貿易保護手段的頻繁使用，更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上。無論是新興經濟還是欠發達國家，他們對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變得更多元。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通常并未遵循自由放任的市場原則，也缺少教科書般的制度安排。這些“非正統”的發展經驗讓“華盛頓共識”變成了“華盛頓迷失”。金融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體系的幾個根本缺陷—社會分配嚴重不均、資產泡沫過大、過度金融投機，導致了引領全球化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的衰落。

盡管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其內在機制卻并沒有發生質變。社會分配嚴重不均是經濟危機的重要誘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接近大蕭條前的歷史最高水平。不同的是，大蕭條迫使歐美國家改革再分配政策以調和社會矛盾，因此催生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縮小了貧富差距。而金融危機卻并未縮小歐美福利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反而造成了政治分化加劇，社會共識減少。中產階級是受影響最大的群體。2005?2014年間，25個發達國家中65%?70%的家庭（約5.4億?5.8億人）實際收入出現停滯或下降。即使是在應對危機相對成功的福利國家，社會分配的矛盾也在進一步加大。中產階級的財富縮水嚴重動搖了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機制。持續增加的福利支出和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意味著現行的福利制度已難以為社會提供安全閥以抵御市場化力量的沖擊。福利國家制度陷入困境，亟待改革但方向未明。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經濟危機爆發的頻率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過度金融化也被認為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危機后的全球經濟卻呈現出進一步金融化的趨勢。這既表現為金融行業在整體經濟的份額繼續擴大，又體現為企業和家庭金融資產比重上升。與此同時，由于各國政府普遍采用財政刺激以應對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攀升，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已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新興國家的增長幅度則更大。如果各國政府不能夠利用經濟回升的機遇期，減少政府債務，控制過度金融化，系統性的風險將會進一步增加。

貪婪和恐懼是引起所有金融危機的根源?？ㄩT·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在《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一書中指出：盡管金融技術和監管手段都在提高，但貪婪的投資者和自負的監管者卻在不斷地重蹈“狂熱-恐慌-破滅”的覆轍。因為他們在危機爆發前都會有“這次不一樣”的樂觀情緒，從而忽略危機的征兆。 而在危機爆發時，投資者由于恐懼，往往看不到即將出現在隧道盡頭的光。金融危機帶來的痛苦成為了許多國家改革監管和保障體制的動力，但痛苦一旦過去，改革的動力也就消失了。這些改革是否能有效平衡投資者貪婪與恐懼的“動物精神”?；蛟S市場很快就會重新檢驗。

——鄭宇（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