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荷蘭經驗的慶陽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探討

張有龍　趙瑛瑛　付金元

摘要 立足于慶陽市現代農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實際，借鑒荷蘭“小國家大農業”的成功經驗，認為慶陽市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法治環境、文化基礎、農民構成、發展階段上與荷蘭同異并存，要靈活運用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扶持政策、強化人才培養、推進規范化建設、加強服務指導等成熟經驗助力其提升發展；并提出突出重點建社、創新理念發展、強化指導服務、健全機制保障、抓點帶面示范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 農民專業合作社；現代農業；對策；荷蘭；甘肅慶陽

中圖分類號 F3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8）16-0253-02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聯結農戶、企業和市場的重要紐帶，是推進農業生產標準化、集約化、專業化和規?；闹匾d體，是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中堅力量。農民專業合作社于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荷蘭興起，經過逾100年的發展，已成為荷蘭國民經濟體系中規模最大、成員最多的經濟組織，使荷蘭創造出舉世矚目的“農業奇跡”，并探索出“小國家大農業”的成功經驗，為人多地少、資源不足的發展中國家樹立了趕超典范[1]。

慶陽市位于甘肅省最東部，素有“隴東糧倉”之稱。探討當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途徑對于農民增收、農業增效意義重大。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鄉村振興，借鑒荷蘭經驗，與國際發達農業發展慣例接軌，慶陽市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

1 求同存異，借鑒荷蘭成熟經驗

慶陽市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僅要借鑒國外經驗，而且也要從市情、農情出發，不斷總結積累經驗，以饗“三農”工作。

1.1 我國與荷蘭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異同點

荷蘭農業合作組織十分發達，已經成為荷蘭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中的巨型航母。慶陽市乃至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荷蘭的共同之處是農民、企業和政府均對其有所需求，但其發展壯大也面臨著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不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農民構成上，荷蘭主要為中小型農場主，本質上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主，具有企業家精神；我國則是正在向專業農戶轉型的傳統兼業農戶，經營規模普遍較小，承擔風險能力較弱，家庭生產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收入水平決定家庭基本生活支出，屬于典型的風險規避者，“有利則來，無利則走”現象普遍，直接造成合作社組織凝聚力不強、基礎薄弱[2-3]。法治環境上，荷蘭是發達法治國家，契約理念深入社會民眾；我國法治意識、誠信觀念相對薄弱，正處于人情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型時期，對合作社的規范化發展不利。文化基礎上，荷蘭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結社自由；我國農村社會等級觀念依然存在，主要聯系紐帶仍然是親緣、血緣和地緣，一定程度上對民主原則的落實造成影響。發展階段上，荷蘭農業合作組織發展起步于農民主宰農產品市場的工業化初期（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研究發現，不同歷史時期市場主宰者不同，1900年以前為農民，1900年至20世紀50年代為農產品加工制造商，20世紀60至70年代為農產品加工制造商和批發商，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為零售商，未來為消費者），農民生產經營行為與市場運作高度正相關；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不僅要面對國內工商資本的強力競爭，跨國公司對國內市場的搶占也是一種挑戰，農民自身很難與大公司公平競爭，迫切需要政府給予扶持幫助。

1.2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作用

荷蘭經驗表明，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即為合作社經濟，其可平衡、調整、優化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是順利推進現代化進程、緩和勞資對立、減少社會沖突的重要緩沖器。因此，應引導農民增強合作意識、責任意識、民主意識，將合作社作為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載體，弘揚互助團結、誠信友愛、鄰里和睦的社會風范，確保農村社會繁榮穩定、農民生活持續改善[4]。

1.3 建立健全保障農民專業合作社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

發達國家合作社相關法規對合作經濟的各個領域均有涉及，調整對象廣泛，為合作社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后盾。在慶陽市合作社逾10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不同類型的合作社，不斷拓寬合作主體、方式、內容，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2017年12月新修訂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明確了聯合社法律地位，但對信用合作、村集體經濟合作社、消費勞務合作仍然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也尚未出臺配套的法規。

1.4 完善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荷蘭合作社發展初期，采取相應支持政策，對合作社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慶陽市合作社發展仍然處于初期階段，帶動力弱、規模小，需要政府給予相應支持。用地方面，為了解決合作社用地難的問題，可參照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建設用地指標中將合作社附屬設施用地指標單列出來；財政方面，將規范的合作社作為國家“三農”建設項目重要承擔主體和強農、富農、惠農政策重點扶持對象，設立專項資金給予重點支持[5-6]；信貸方面，對規范的合作社可由政府擔保公司為其提供擔保貸款，或實行財政貼息，也可采取授信方式給予信用貸款；稅收方面，針對合作社制定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嚴格落實現有稅收優惠政策。

1.5 強化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人才培養

加大合作社企業家人才培養引進力度，培養和造就一批講奉獻、懂經營、會管理的帶頭人是加快合作社發展的首要措施，這也是荷蘭的經驗。如提高“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 “陽光工程”等培訓項目中合作社人才培養扶持的比例；健全完善職業經理人引進補貼政策和合作社理事長培訓制度；逐步推行“一個合作社一名大學生”計劃；分期分批對合作社帶頭人、經營管理人員和輔導員培訓輪訓，分級建立合作社帶頭人人才庫。

1.6 大力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化建設

服務成員是農民合作社成立的根本宗旨，荷蘭等歐洲國家發展過程中始終沒有改變這一宗旨。因此，應強化民主管理、加強內部建設，指導合作社制定好章程，健全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三會”制度；完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三會”的職責作用，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尊重成員主體地位；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加強財務公開，做實成員賬戶，做到賬物相符、賬賬相符，維護成員合法經濟利益；健全多部門共同參與的合作社評級機制，分級建立示范社名錄并實行動態管理，帶動合作社規范發展。

1.7 強化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服務指導

荷蘭在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過程中，建立了審計制度，審計人員持證上崗，我國應加以借鑒。實行輔導員聯系合作社制度，抓好縣鄉合作社輔導員隊伍建設，爭取每個合作社都能接受到輔導、指導[7]。合作社應根據自身實力購置倉儲、冷藏和運輸等設備，大力發展加工流通業務，不斷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同時，支持其參加各種農產品展示展銷活動。

2 立足實際，綜合施策

當前，慶陽市已經進入了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市場化、工業化、國際化、信息化、城鎮化等深入發展，農業組織、生產、經營形式和市場化程度、農村社會結構及生活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革，農民合作愿望、要求均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在新時代的戰略背景下，慶陽市農民專業合作社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對照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面提升現代農業發展層次的要求，仍然存在著農民參與程度不高，部分合作社市場競爭力、輻射帶動力、整體經濟實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不高，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壯大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2.1 突出重點，圍繞優勢產業創建農民專業合作社

按照草畜、果品、瓜菜、苗林四大主導產業和馬鈴薯、小雜糧等特色優勢產業發展規劃，圍繞生產、加工、銷售等產前、產中、產后環節創建農民專業合作社。擇優遴選大局意識強、奉獻精神好、能擔當、有一定經營經驗和經濟基礎的農村致富能人，領銜擔任合作社帶頭人，全面把控推進合作社運營各項工作。支持龍頭企業與合作社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促進農產品精深加工，延長產業鏈，做大做強特色企業。引導合作社打造名特優新農產品品牌，申報注冊農產品原產地商標，爭創國家馳名商標、全省著名商標。支持合作社開展標準化生產，實現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全程規?；?、標準化、安全化生產。

2.2 創新理念，積極探索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新模式

結合荷蘭經驗和慶陽市的實踐，農村服務組織依托型、龍頭企業依托型、村級組織依托型、種養大戶或經紀人依托型、供銷社依托型是目前比較成功的5類合作社模式，要在突出農民主體、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加以選擇。同時，探索推行股份制等形式創建合作社。要結合農村“三變”改革和全市產業扶貧，不斷創新思路，以改革的勇氣和辦法，不斷健全完善合作社運行機制和發展模式。為了進一步增強市場競爭力，可創造條件引導經營相同產業的合作社組建聯合社，實行跨區域、集團式“抱團”發展。

2.3 強化指導，全面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服務水平

以著力解決合作社管理、服務問題為目的，普及合作經濟基本知識，提高整體素質和經營管理水平，整合力量加大對基層干部、合作社帶頭人、傳統農民、業務骨干的培訓提升力度。運用現代營銷手段，如搭建市場營銷平臺和合作社經濟信息服務網絡，對農產品價格、供求等信息予以收集、發布，提供公共政策咨詢和科技服務，以促進合作社發展壯大。

2.4 健全機制，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健康運行

建立完善民主管理機制，嚴格按照合作社章程辦事，最大限度地保障合作社成員的民主權益。通過股份經營、品牌連接、訂單收購、勞資合作、契約合同、二次返利等方式，建立穩定的購銷關系和利益分配機制，健全完善利益連接機制。在建立完善外部保障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完善自律機制，加快合作社法制化建設，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依法運行。

2.5 抓點帶面，認真做好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創建

依托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創建，及時總結宣傳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引導推動合作社快速健康發展。選擇帶動能力強、管理水平高、發展潛力大、經濟效益好的合作社，推介命名市級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社，給予扶持獎勵，擇優支持創建國家級、省級示范社，爭取更多扶持和更大發展[8-9]。

3 參考文獻

[1] 付鎮芳，何博，穆妮妮，等.慶陽市農民合作社發展現狀及建議[J].現代農業科技，2015（22）：31-33.

[2] 樂小芳，欒勝基.農村專業合作社：解決農村內源性污染的潛在“生力軍”[J].環境保護，2016（8）：40-42.

[3] 袁國華，劉楠.荷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經驗和啟示[J].今日海南，2016（11）：45-47.

[4] 李艷萍.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農民合作組織價值初探[J].自然科技，2012（2）：135-137.

[5] 李穎明，宋建新，黃寶榮，等.農村環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徑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1）：165-170.

[6] FRANKS J R，MC G A.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 as instrume-nts for delivering across-farm environmental and rural policy objecti-ves：lessons for the UK[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5（23）：472-489.

[7] FRANKS J R.Boundary organizations for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the example of dutch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6（70）：283-295.

[8] 徐麟輝.加強領導 強化服務 積極推進農民合作社示范社創建工作[J].中國農民合作社，2014（12）：12-13.

[9] 徐興明，葉飛.以示范社創建為抓手 促進合作社規范化建設：湖北省宜昌市農民合作社規范化建設分析[J].中國農民合作社，2015（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