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結構、體現式技術進步與我國增長悖論

丁建勛　儀姍

摘 要：基于一個含有資本結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本文以2004—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對象，運用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資本結構對我國“增長悖論”的影響，探討資本結構影響我國“增長悖論”的深層次原因。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我國“增長悖論”的出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本結構沒有朝著有利于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的方向變動，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下降抑制了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谏鲜龇治鼋Y論，本文提出破解我國“增長悖論”的政策建議，即除了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外，應該調整投資方向，引導資金避免過度投向建筑投資品，而是更多地投向設備投資品，以提高設備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優化資本結構，促進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

關鍵詞：資本結構；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增長悖論

中圖分類號：F061.2；F2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8）04-0056-12

一、引言

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我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投資。其結果是，投資率持續上升，從2007年的52%上升到2016年的82%左右 （見圖1），資本增長率高位運行，2008—2016年均值保持在8.4%左右（見圖2）。按照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大規模資本積累能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遺憾的是，我國GDP增長率卻從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的6.7%（見圖1和圖2）。投資率大幅上升的同時，GDP增長率卻出現持續的下滑，呈現出反常的“增長悖論”（賴平耀，2016）[1]，引發了各界對其深層次原因的探討。

實際上，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主流的觀點一直認為應歸于要素貢獻，特別是來自資本的貢獻（Chow，1993；張軍，2002；Chow，2002；Yong，2003；Wang et al，2011）[2-5]。而且，這種強調資本形成的發展策略，是以犧牲生產要素的有效率配置和利用為代價的，由此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減緩（鄭京海、胡鞍鋼和Arne Bigsten，2008）[6]。因此，對于2008年以來我國的“增長悖論”，許多學者也將其歸因于過度資本積累導致生產率的持續下降（Zheng et al，2009；張學勇 等，2011；童長鳳，2012；余泳澤，2015；賴平耀，2016）[7-10][1]，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原因歸結為結構性減速是缺乏證據的（楊天宇 等，2015）[11]。

但是，學者們也指出，傳統增長核算方法存在缺陷，資本高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下降共存已成為當前各國經濟發展的普遍現象，僅局限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是難以給出令人滿意解釋的（王林輝 等，2009）[12]。我國的經濟增長是高投入型增長，但前沿研究關注的是資本數量對TFP增長率下降和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卻忽視了資本結構變化可能是造成我國“增長悖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本文擬嘗試對此進行探討。與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將從資本結構的視角出發，基于一個含有資本結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以2004—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對象，運用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來實證檢驗資本結構對我國“增長悖論”的影響，并探討我國“增長悖論”出現的深層次原因。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構建一個含有資本結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對資本結構影響我國“增長悖論”進行理論分析；第三部分以2004—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對象，運用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來研究資本結構對我國“增長悖論”的影響；第四部分揭示資本結構影響我國“增長悖論”的深層次原因；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2.對我國“增長悖論”形成原因的推測

基于上述含有資本結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本文嘗試為我國“增長悖論”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對照（5）式中經濟增長的源泉可知，下面因素不會是我國“增長悖論”產生的主要原因：第一，勞動力增長率L·L。因為自2008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增長率基本上保持在0.3%左右且波動性也不大。第二，現代產業部門有技能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ψ=L1mL對時間t的導數υ·，這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有太大的波動。第三，資本增長率K·K。圖2顯示，資本增長率雖有所下降，但并沒有像經濟增長率那樣大幅度下滑，圖中曲線也顯示，2008年以后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之間的偏離越來越大。因此，即使資本增長率的稍微下滑對經濟增長率會產生一點影響，但肯定不是增長率大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楊天宇和曹志楠（2015）也證實，2008—2013年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在總體上仍然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而且本次經濟增長放緩既不是由人力資本投入增長放緩引起的，也不是由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的放緩引起的。

我們推測，2008年以后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滑，除了因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持續下降之外，還應該與資本結構變動，即在（5）式中表現為現代產業部門中設備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δ對時間t的導數δ·密切有關。由于資本存量因投資流量變動而變動，下面觀察我國投資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情況以初步判斷上述推測。圖3和圖4分別給出了1995—2016年我國設備投資和建筑投資各占總投資的比重與GDP增長率的曲線，所用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梢郧逦乜吹?，雖然2008年以來我國投資率迅速上升，資本增長率高位運行，但總投資中建筑投資的占比急劇上升，在2016年已經接近70%，設備投資占比卻持續下降，2016年已經下降到18%左右。但是，在2008年以前，這兩類資本的積累速度卻不是這樣，其中，1984—1995年各行業設備資本存量增長率年均為14.1%，遠高于建筑資本存量年均7.3%的增長速度（趙志耘，2007）；1993—2005年期間，各省設備資本存量增長了9.7倍，建筑資本平均增長了6.1倍（呂冰洋，2007）[18]。這意味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設備資本的積累速度經歷了一個先增速后減速的過程。DeLong等（1991）[19]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與生產率增長之間存在強的相關關系，設備投資導致生產率增長。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初步判斷——我國“增長悖論”的出現，不能完全地歸因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下降，而設備資本品積累速度下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資本結構與我國“增長悖論”：實證研究

上文的分析僅僅是一種初步判斷，下面通過計量回歸分析，進一步驗證對我國“增長悖論”形成原因的推測。

1.樣本選取、數據來源和計量方法

下面的實證研究中，使用的是2004—2015年我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除西藏、臺灣、香港和澳門）的面板數據（2004年為基期）。測算以2004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數據時所使用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年地區《統計年鑒》。

為了全面地分析資本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傳統的線性回歸即條件均值回歸可能并不適用，因為其無法反映自變量對因變量的整個條件分布的影響以及結果容易受極端值的影響，分析方法相對粗糙。而分位數回歸能較好地克服傳統回歸模型的局限性，用于分析和比較在因變量不同的分位點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方法，能較好地結合面板數據模型和分位數回歸的優點。下面對此做簡要介紹。

4.實證分析結果

為了全面分析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選取了3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點：τ分別取0.25、0.50和0.75，運用Stata14.0軟件對式（6）進行混合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首先看核心解釋變量，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δi，t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梢钥吹?，在所有分位點，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δi，t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既驗證了理論模型中的結論，即資本結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也驗證了對我國“增長悖論”形成原因的推測，即除了眾所周知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不斷降低的原因外，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下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欲破解我國在擴大投資下增長下滑的“增長悖論”，不僅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另一個重要的途徑是要調整投資方向，引導資金不要過度投向建筑投資品而是更多地投向設備投資品，優化資本結構。

然后看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在各分位點上，資本的對數lnKi，t和勞動的對數lnLi，t的回歸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且lnKi，t的回歸系數大于lnLi，t的回歸系數，表明資本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勞動投入，這也許正是我國熱衷于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原因。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對數lnHi，t的回歸系數雖為正但不顯著，與Benhabib和Spiegel（1994）[21]以及Pritchett（2001）[22]等的研究相似，我們也沒有得到人力資本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產業結構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農業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即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化有利于經濟增長（周少甫 等，2013）。政府支出gi，t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表明政府支出并沒有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這與Wan等（2006）[23]的研究結論相吻合，因為政府支出也被認為是政府對市場的一種扭曲（Clarke，1995；Partridge，1997）[24-25]?；A設施fi，t的回歸系數為正但在大多數分位點處不顯著，意味著基礎設施并不能穩健地促進經濟增長，這與gert等（2009）[26]以及李強和鄭江淮（2012）[27]的研究結論相吻合，因為基礎設施可能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丁建勛，2007）[28]。在所有的分位點處，城市化率ui，t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表明城市化發展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王小魯等（2009）[29]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貿易開放度j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對外開放推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已經成為共識。

綜合上述分位數回歸的結果表明，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在各個分位點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在不同分位點的符號與顯著性也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上述分位數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上述研究證實，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提高有利于經濟增長。我們推測，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過度提高會不利于經濟增長。如果這個推測得到證實，將間接證實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下降對我國“增長悖論”形成的重要影響。下面，我們將實證檢驗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用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i，t替代模型（6）中的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δi，t，同樣選取了3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點：τ分別取0.25、0.50和0.75，運用Stata14.0軟件對i，t替換δi，t后的（6）式進行混合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同樣，首先看核心解釋變量，即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i，t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i，t的回歸系數符號不穩定，在分位點0.25和0.75處為正，在分位點0.50處為負，并且都不顯著。這表明，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并沒有呈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建筑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提高將擠占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會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我國建筑投資占總投資比重快速上升而經濟增長率卻持續降低的現象，也基本印證了本文的理論推測以及前文的實證研究結果。

然后，觀察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發現，在各分位點上，資本的對數lnKi，t和勞動的對數lnLi，t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且lnKi，t的回歸系數大于lnLi，t的回歸系數。除了在分位點0.50處顯著外，在其他分位點處，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對數lnHi，t的回歸系數雖為正但不顯著，因此同樣也不能得到人力資本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如上文實證研究結論一樣，在所有分位點處，產業結構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在所有分位點處，政府支出g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與上文回歸結果稍有不同，但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沒有正向作用的結論沒有變。在所有的分位點處，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基礎設施fi，t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城市化率ui，t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貿易開放度j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

四、資本結構影響我國“增長悖論”的深層次原因

在現代社會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并非是兩個獨立的過程，二者往往是動態地有機融合在一起的，這種技術進步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很難觀察出來的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趙志耘 等，2007）。經濟增長是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與中性技術進步共同作用的結果（宋冬林 等，2011）。

因此，我們推測，我國擴大投資下的增長下滑，其深層次原因應與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下降引致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速度降低有關。其原因在于，資本品內在技術含量高低并不能完全用資本品數量的多寡加以度量，擴大投資加速資本積累，并非一定能帶來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因為不同類型的資本品所包含的技術進步并不相同。Greenwood等（1997）[29]將資本分解成設備資本和建筑資本兩部分。設備投資品的技術進步率幾乎可以代表整體經濟的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率。來自設備投資體現的技術進步水平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上升將推動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趙志耘 等，2007），將有利于經濟增長；相反，如果總資本中所包含的設備資本比重降低，則資本積累中所蘊含的技術進步水平將降低，經濟增長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下面我們通過計量分析驗證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如果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也存在著同方向變動的關系，則上述推測和實證研究結果也將得以驗證。

我們用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水平的對數lnTEi，t替代模型（6）中的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δi，t，同樣選取了3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點：τ分別取0.25、0.50和0.75，運用Stata14.0軟件對lnTEi，t替換δi，t后的（6）式進行混合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同樣，還是先看核心解釋變量，即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水平的對數lnTEi，t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在所有分位點，lnTEi，t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這表明，提高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能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這再一次驗證了我們的理論推測與上文的實證結論——正是由于我國資本結構沒有朝著有利于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的方向變動，從而構成“增長悖論”的深層次原因。

觀察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可知，在各分位點上，資本的對數lnKi，t和勞動的對數lnLi，t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且lnKi，t的回歸系數大于lnLi，t的回歸系數。在所有分位點處，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對數lnHi，t的回歸系數不穩定也不顯著，產業結構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政府支出g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基礎設施fi，t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城市化率u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貿易開放度j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與表2或表3的結果雖有一點差異，但結論基本保持一致。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一個含有資本結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本文以2004—2015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對象，運用面板數據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資本結構對我國“增長悖論”的影響，探討資本結構影響我國“增長悖論”的深層次原因。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我國“增長悖論”的出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本結構沒有朝著有利于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的方向變動，設備資本占總資本比重的下降抑制了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

我國“增長悖論”的現實表明，單純依賴加大投資數量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了。欲破解我國的“增長悖論”，除了要努力提高一貫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之外，還必須調整投資方向，優化資本結構，促進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

一方面，引導資金不要過度投向建筑投資品。鑒于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盡快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使命，我們在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還不能忽視資本的有效積累，但應適時評估建筑投資的經濟效果，尤其是要重新審視將巨大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作為促進經濟增長手段的做法，及時調整投資方向，引導資金不要過度投向低技術進步含量的建筑投資品，控制建筑投資增速過快的趨勢。

另一方面，引導資金更多地投向設備投資品。在未來的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上升還必須依賴于設備資本持續積累帶來的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因此，我們必須優化投資的結構，引導資金更多的流向設備投資，特別是應鼓勵技術（包括節能技術和減排技術）含量高的設備投資，使新的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設備資本存量占總資本存量的比重上升，從而提高總體的技術水平。

與此同時，在提高設備資本比重過程中，要特別重視設備引進的作用。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的規定，我國的技術引進方式主要有五種，而設備引進一直是我國技術引進的主要方式，是縮小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重要方式。當前，我國能源資源約束日益加劇，生態環境問題十分突出，穩增長的困難和壓力不斷加大，以先進技術設備引進方式實現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的快速提高， 迅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增強經濟活力和經濟創造力，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只有秉承上述原則，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資本數量投入向依靠技術進步的轉換，投資擴大與增長下滑并存的“增長悖論”才能破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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