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飛躍

摘 要：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已實現了從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第一次飛躍”，但仍需要向規?；洜I和集體經濟方向進行“第二次飛躍”。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考察了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兩條路徑，提出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第一次飛躍的理論依據，這表現為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一條路徑。而生產關系改革引領生產方式演進和生產力水平躍升，則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第二次飛躍的理論依據，這表現為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二條路徑。在對安徽小崗和貴州塘約進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和經營體制的改革可以明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發展方向，著力改變目前農地集體所有權的“空置”狀況，恢復和增強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收益功能。在此基礎上，分類設計農地制度的三類具體形式，一是引導農業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大中型農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引導種田大戶和家庭聯合農場發展的中小型農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引導“農戶+公司”模式發展的農地股份公司。

關鍵詞：農地制度改革；農業生產方式；集體所有權主體；股份合作制

中圖分類號：F321.1；F0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8）04-0004-08

一、引言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地制度經歷了農民土地所有制（1949—1954）、集體土地所有制（1954—1978）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三個歷史階段。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戶村民簽下土地大包干契約，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在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農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實現分離，農民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不僅可以直接經營土地，也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然而，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實踐中不斷暴露出制度缺陷，譬如集體土地所有權不斷弱化，土地細碎化導致規模經營受阻，農地流轉后經營性質發生改變，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無疑提出了開展新一輪土地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

近年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各地涌現出形式多樣的土地流轉模式，農地的確權工作也在全國鋪開。同時，將承包權和經營權進一步分離并由不同經濟主體掌握的“三權分置”方案也在進行試點。但從總體來看，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面臨著較多問題，在具體實施方面還存在著一些難點環節。其中，最為突出的困境在于：以進一步分解農地“權利束”為指導思路的農地制度改革，在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加快農村社會建設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的作用并不顯著。也就是說，在目前統分結合的農地制度框架中，“分”已經實施到位，但在“統”的層面，很多農村基層集體實際上已經喪失了農地所有權賦予的收益權，缺乏對農地使用權和經營權的制約能力，這使得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配套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后，并已經成為目前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村建設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2017年7—8月，本文課題組奔赴安徽省蚌埠市鳳陽縣小崗村、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開展了為期三周的實地調研，通過大量的人物走訪和田野調查，獲取了兩地農村土地制度和生產經營活動的第一手資料，為本文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本文將首先從小農生產方式及農村土地制度的內在聯系出發，探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實現“第二次飛躍”的必要性；接下來，結合實地調研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分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收益功能缺失導致的惡性循環；再結合貴州塘約組建農村土地合作社的經驗做法，提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方式演進的制度舉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是本課題組系列論文的實踐篇。此前，周紹東（2016）探討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農業生產方式演進的作用機制，提出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小農生產方式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資本主導的農業生產方式演進[1]。周紹東和田斌（2017）運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唯物史觀框架，提出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將推動農地制度朝著私有化方向演進，要扭轉這一趨勢，就必須通過加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主動引領農業生產方式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2]。通過以上這些探討，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加強農村集體所有權收益功能的必要性已經從理論上被揭示出來了。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根據課題組實地調研獲取的一手資料，從實踐層面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生產方式演進進行案例分析。因此，本文對涉及到的理論問題進行了簡化處理，重點探討具體實踐中的做法。

二、農村土地制度演進與農業生產方式改革

1.小農生產方式及其演進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框架中，農地制度改革與生產方式變革，都與生產力發展緊密聯系，因此不應孤立地討論所謂“最優農地制度”命題。農地產權是農地所有權在法律上的表現形式，而農地所有權又屬于生產關系范疇。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引發農業生產方式演變，進而推動農業生產關系調整。因此，一方面，農地制度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生產方式演變所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須遏制農業生產方式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演變趨勢，通過農地制度改革主動引領我國農業朝著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方向轉變。

農業生產方式可以被分為小農生產方式、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等三種類型。其中，小農生產方式是傳統農業的基本生產方式，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技術落后，生產規模小，家庭自給自足，缺乏生產過程的分工和協作，大多使用落后的傳統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這些特征都決定了小農生產方式必然向更高層次的農業生產方式演進。

隨著新一代科技革命浪潮席卷而來，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材料技術和能源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這為小農生產方式演進提供了契機。第一，農業科技發展為資本監督勞動提供了多樣化的技術手段。信息采集、作物數字模擬、農業專家系統、農業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產品信息追溯等技術不斷取得突破，并廣泛運用于農業領域。這些技術的應用，使得資本監督勞動的重點，從對勞動者本身的監督轉變為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過程、全方位的信息覆蓋。第二，農業科技發展為人工控制農業生產過程提供了可行性。在強大的信息收集、處理、決策的基礎上，農業科技發展為人工控制農業生產過程提供了可行性。隨著計算機技術、材料科學和生物技術的長足發展，設施和工廠化農業應運而生，出現了計算機全自動控制甚至裝備農用機器人的連棟智能溫室、植物工廠和太空農業。同時，高效節能型日光溫室、鋼架大棚、遮陽網、防蟲網、田頭冷柜等設施農業技術也在加速發展。這些新興技術的采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農業生產在土地地力、氣候條件、病蟲危害、農田水利保障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

小農生產方式的演進方向，既有可能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也有可能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在這個演進過程中，農村土地制度的引導作用尤為重要，因此，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選擇，其實質上是引領農業生產方式朝著哪個方向升級的問題。

2.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收益功能缺失導致的“惡性循環”

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界定來看，其實質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經濟收益的途徑和方法。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即是指土地所有者如何通過這一所有權獲取經濟收益。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之一，土地所有者將土地租給其他經濟主體耕種或經營，并以此收取地租。目前，在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收益功能受到嚴重削弱，并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這個惡性循環的表現是：農業分散經營導致農戶議價能力低、農業經營收益微薄，由此村集體無法憑借土地所有權獲取相應地租，從而導致土地所有權在實際上被架空。村集體的經濟實力被嚴重削弱，無力開展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投資，無法為大規模集中經營提供相應的設施配套，農戶不得不繼續進行分散經營，由此這個循環自我復制、自我增強，不斷持續下去，成為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巨大障礙。

在我國目前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地實際上處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狀態，農業經營仍然停留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營階段。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這種分散經營的格局，使得農業投入產出的效益與農戶家庭自身的人口狀況和勞動力結構緊密聯系起來。對于那些擁有更多青壯年勞動力的家庭而言，可以通過更為現代化的技術手段開展農產品的種植和銷售活動，而對于那些以老年人為主體的家庭而言，農業經營的效果往往不佳[3]。這種差距在農業互聯網和農業電子商務愈發普及的背景下更為明顯，年齡結構老化的農戶往往缺乏更好的產品銷售渠道，在農產品議價過程中處于劣勢地位。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國農產品價格盡管近年來一直在上漲，但總體上處于一個較低的價格區間。相對于農業生產的基礎性地位和農業資源的稀缺性而言，農產品價格明顯偏低。

農業經營效益的低下，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土地集體所有權事實上被架空。嚴格意義上來說，由于土地本身的稀缺性，耕種任何一塊土地都需要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絕對地租）。但是，在農產品價格偏低的大背景下，很多農業經營者根本無力向村集體繳納地租。由于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地租的缺失使得土地所有權完全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稅被取消，各種名目的農業收費受到嚴格管理。地租缺失、稅費下滑嚴重，村集體的財力支持無法得到保證，這也是造成目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我國農村的村級集體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有權無利”現象，盡管掌握著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但這種所有權并沒有為村集體帶來收益。從1990年到2011年的20年間，我國農村集體的收入在不斷萎縮，很多村集體不僅收入沒有增加，反而逐步退化成無收入的村集體（見表1）。1990年，無收入的村集體只占10.2%，而到2011年，無收入的村集體翻了5倍，達到52.7%。收入在5萬元以下，以及5到10萬元的村集體則在不斷萎縮，由1990年的65.3%、13.5%分別下降到2011年27%和8.4%。

村集體收入減少的直接后果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和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近年來，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見圖1）。除個別年份外，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要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以水電設施建設為例，水電建設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業生產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05年以來，我國農村水電設施建設投資增長率就開始落后于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08年后農村水電設施投資甚至呈現負增長的狀況（見圖2）?？梢?，目前我國農村水電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處于嚴重滯后的境地，亟待改善。由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大規模的集體經營更加無從談起，農戶不得不選擇分散的個體農業經營。由此，這個惡性循環自我復制、自我增強，成為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最大瓶頸。

課題組在安徽小崗村的調研也證實了以上問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春雷，“小崗”一度成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旗幟和方向。通過分田到戶和“大包干”，小崗模式有效地激發了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在實踐基礎上，提煉總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農地制度框架，實現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一次飛躍”。但是，完全分田單干造成土地細碎化狀況更為嚴重，而這種分散經營的局面又是難以通過單純的土地流轉來解決的。課題組通過實地調研發現，安徽省小崗村從2011年起開始推行土地流轉，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土地流轉給種田大戶和農業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土地轉出方與轉入方自行對接，村委會只作為公證人見證雙方的土地流轉行為。由于村委會不參與具體的土地流轉工作，因此也不具備整合土地產權獲取經濟收益的能力，在農業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上是由上級政府撥款興建和維護的。

從小崗村所隸屬的鳳陽縣來看，其經濟發展表現并不十分突出。2010—2014年，鳳陽縣國民生產總值指數均低于安徽省總體水平，2015年、2016年略高于安徽省總體水平（見圖3）。在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方面，2014—2016年，鳳陽縣農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 080元、8 823元、9 617元，而安徽省該指標為9 916元、10 821元、11 720元。

三、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次飛躍”

在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中，“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唯物史觀框架表現為兩種作用方式：第一種方式以生產力躍升為啟動端，進而推動生產方式演進和生產關系變革，這也就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一條路徑；第二種方式則是以生產關系革命或調整作為啟動端，進而引領生產方式演進和生產力躍升，這也就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二條路徑。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兩次飛躍，分別體現了兩條社會經濟形態演進路徑。

1.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歷史進程及理論依據

鄧小平同志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進行過深刻闡述，這其中又特別以兩次飛躍為核心思想。1980年5月31日，針對有人擔心實行包產到戶會影響集體經濟，鄧小平在和有關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梢钥隙?，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盵5]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志在同江澤民同志、楊尚昆同志、李鵬同志等談話時正式提出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盵6]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第一次飛躍，是順應生產力發展和商品經濟形態演進的要求，將小農生產方式部分地改變為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并相應地調整農地所有制實現形式，保證農民擁有土地經營權，這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一種方式。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第二次飛躍，就是要先行調整生產關系，改變農業生產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的所有制實現形式，進而引領農業生產方式朝著規?；洜I的社會主義農業方向演進，這同時也就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第二種方式。

2.第二次飛躍的實現路徑：構建農地集體所有權的明晰主體

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二次飛躍，并不是要把集體土地所有制改革成為農民土地私有制，而是要明確或構建一個能有效擔負起土地保值增值責任，并對土地進行整體規劃、合理使用、統籌協調的集體所有權主體。換言之，我國農地制度改革的對象并不是集體所有制本身，而是要改革現有的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改變目前土地集體所有權事實上的“空置”狀況。在此基礎上，主動引領小農生產方式向規模經營、人地協調、利益共享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演進。塘約道路表明：任何一種所有制都必須采取一定的實現形式以獲取收益，股份合作制是土地集體所有制較為可行的實現形式。設計土地股份合作制，必須與農業生產方式的具體類型相匹配，構建引領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的治理結構。

以明確和構建農地集體所有權主體為起點，可以勾勒出深入推動我國農地制度改革的設計思路：將農地所有權通過確權、頒證的形式授予農戶，鼓勵、引導農戶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建立起相應的集體所有權主體，該主體與農業生產方式的演進方向相一致，并能夠有效地引導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業生產方式，農地集體所有權主體可以采取三種具體形式。

第一，引導農業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大中型農地股份合作社。農地股份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引導和培育農業專業合作社，農地股份合作社的構建方式是：在農業專業合作社范圍內實施勞動聯合和資產聯合，吸收合作社社員持有的農地股份，社員大會作為農地股份合作社的最高權力機構。農地的使用權經營權實際上被劃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微觀的農地耕種權利，這當然是賦予給農戶本身，第二個層面是宏觀上的細碎化土地整理、農田水利設施規劃建設等工作，農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聘請專業的土地管理機構來從事這項工作。此外，農地股份合作社設立監事會等組織，一方面可以從社員內部產生監事，另一方面也可以聘請農村基層行政人員擔任監事。

農地股份合作社的特點是與農業專業合作社緊密結合，其股份合作界限由農業專業合作社的規模決定，既可以與自然村、行政村的邊界重合，也可以與之不同。合作社社員通過投入的農地股份獲取財產收益，同時也擁有農地股份合作社重大決策事項的投票權。需要指出的是，為了與合作社的運作原則保持一致，土地股份合作社也需要實施“一人一票”的決策機制，避免農地合作社被部分土地大戶所操縱。在股利分配方面，既要參照農戶投入的土地面積大小，同時也要根據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惠顧原則”進行綜合考慮。

第二，引導種田大戶、家庭聯合農場發展的中小型農地股份合作社。與第一類農地股份合作社相比，這一類農地股份合作社的特點不僅在于其規模較小，更重要的是，中小型農地股份合作社強調的是資產合作而非勞動合作。在這種模式中，農戶以農地所有權作為股份形成合作社，同時將農地使用經營權賦予種田大戶，并根據投入股份獲取股利。投入股份的農戶不再從事相關的農業生產活動，僅憑借其股東身份對農地使用狀況進行監督，并在事關土地的重大事項上進行決策。相對而言，中小型農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結構比較簡單，其核心在于種田大戶、家庭聯合農場的經營方獲得農地的使用經營權，而農地流出方通過建立股份合作社的方式，避免了其農地所有權的“空置”問題。同時，這種農地股份合作社并不要求社員之間進行勞動合作，農地所有權和使用經營權分離得比較徹底，因此，農地流入方在農業生產經營上能夠獲得較大的主動權和靈活性。

第三，引導“農戶+公司”模式發展的農地股份公司?！稗r戶+公司”是在農業產業化背景下形成的新型農業經營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農業產業化企業轉入農地使用經營權開展規?；洜I，農戶既可以選擇進入農業產業化企業工作，也可以選擇轉出土地獲取租金報酬?！稗r戶+公司”模式推動了傳統農業與現代市場的對接，不僅實現了規模經濟效應，而且也有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實施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傳統農業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低品牌效應的“三低”現狀，通過將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相結合，走農產品深加工、高附加值、強品牌效應的發展之路，這就迫切要求在農業經營過程中積極引入戰略投資者，實現農戶規?；N植、工廠規?；a、品牌規?；癄I銷。

四、塘約道路：推動農業專業合作社向農業土地合作社的升級

破解農業和農村的惡性循環，一個關鍵性的做法在于恢復和增強農村土地集中所有權的收益功能，提高集體的土地收益，從而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提供資金保障，為土地集中化規?；洜I奠定基礎?！疤良s道路”的內在精髓，正是通過推動農業專業合作社向農業土地合作社的升級轉變而實現的。

貴州安順塘約村的經歷，是農地制度改革倒推農業生產方式演進的典型案例。塘約村位于安順市平壩區西部的樂平鎮境內，距平壩城區12公里，距滬昆高速天龍收費站5公里。塘約村擁有10個自然村寨，11個村民組，921戶，3 393人，居住有漢、苗、回等民族，耕地面積4 860畝。2014年以前，塘約還是一個省二級貧困村，全村有1 100多人外出打工，是一個典型的“空巢村”。2014 年6月3日，塘約村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災害，許多房屋、田地被沖毀，道路被沖垮，村民們一下子變得一貧如洗。面對這種局面，是完全放任農地自由流轉，發展資本化農業生產方式，還是把農地制度改革和農業生產方式演進結合起來，重新發展農業集體經濟，這是擺在塘約人面前的重大道路抉擇。

塘約村選擇了后者，與其他地區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不同的是，塘約選擇了建立“農村土地合作社”的辦法，進而統籌推動農地制度改革和農業生產方式演進。與農業專業合作社只涉及某一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不同，農村土地合作社的核心資產是農業土地，組織架構是“村社一體”，村支“兩委”是合作社的運作主體，負責全村土地流轉經營、產業培育、市場開拓等。塘約在原有“塘約村農民種植專業合作社”和“土地流轉中心”的基礎上，協同開展了農業經營模式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并將這種農地制度命名為“金土地合作社”[7]。

2015年，全村70%的土地流轉入股進入合作社，2016年村民全部入股。通過兩年多的努力，塘約村的貧困人口數從2014年的643人，降到2015年的82人，2016年則全部脫貧；2014年，村集體經濟不到4萬元，2015年增長到81.4萬元，2016年更倍增到202.4萬元；2014年村人均收入3 786元，2015年翻一番達到7 943元，到2016年時漲到10 030元。2014年、2015年、2016年，塘約村農民外出務工人數逐漸下降，分別為860人、352人、50人。集體經濟實力進一步壯大，集體資產逐漸提升，分別為 3.9萬元、81.4萬元、202.5萬元。

把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同農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利用農地制度改革倒推農業經營模式創新，塘約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經驗。第一，為農業生產的結構性調整提供了土地保障。根據農業生產的具體需要對農地進行整合規劃，有效規避了農業專業合作社僅僅在市場銷售上統一協調而農業生產仍然分散的劣勢。譬如，全村統籌規劃羊肚菌種植，目前種植面積達到150畝，每畝產量300—350斤，除去每畝地9 000元的投入，一畝有2萬多元的純利潤。再例如，啟動了鄉村旅游業發展，村中心區域的房屋按照紅屋頂、黃墻面、拱形窗戶的樣式統一外觀。

第二，有效拓寬了農民收益渠道。農業專業合作社屬于公益性組織，合作社本身不以贏利為目的，主要作用是協調農戶生產，增強農戶的市場談判能力。而通過建立農地合作社，農戶可以通過土地入股獲得股息紅利，這就拓寬了農戶收入渠道，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此外，塘約在合作社內部組建運輸公司、勞務輸出公司、婦女創業聯合會和建筑公司4個機構，有效把剩余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增加勞動力就業機會。

第三，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塘約村不僅對承包地量化確權，而且對農民宅基地、承包的山林、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都進行了確權。通過確權，糾正了村民建房侵占集體土地、種地侵占集體溝渠、開荒侵占集體荒山的現象。塘約村將集體土地入股農地合作社，并按照合作社、村集體、農民之間3∶3∶4的比例，對集中經營土地進行利潤分成。這種做法實現了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收益要求，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為農業生產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農村社會建設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

五、結論與啟示

小崗村的發展歷程表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一定歷史階段能夠激發農民個體的生產積極性，這要歸功于土地使用權分散化所帶來的“勞動自由度”的提升。但是，中國農業發展不能僅僅滿足于第一次飛躍，而是要進一步明確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收益主體，增強農村基層組織的經濟實力，推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規?；洜I和合作化農業。塘約道路深刻地揭示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必須緊密結合農地制度改革同步進行。農業土地在所有權和使用權層面真正實現公有化，是引導農業生產方式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重要保障。塘約村是在統籌考慮土地制度、經營模式、組織方式等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成功實現了我國農業發展的第二次飛躍，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審視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缺位和私人資本主導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缺陷，從農地股份制合作入手，建立起與農業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差異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在這個層面上，塘約道路提供了引導農業專業合作社發展大中型農地股份合作社這一具體經驗，不同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業經營模式狀況進行具體操作。

從農地制度改革而不是單純的農業經營模式入手開展改革，這就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主體牽頭改革。塘約道路不僅僅揭示了農業經濟學原理，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中國農村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決方案。任由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目前的農業生產方式演變趨勢必然將農地制度推向私有化方向。因此，這個帶頭人必然是建立在村、鎮的農村基層黨支部，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從政治導向高度推動農地制度的公有化方向改革，進而推動農業生產方式朝著大生產、大協同的社會主義方向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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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agriculture has realized the first leap forward from Peoples Commune system to family contracted land system， but still needs the second leap forward from family production to scale production and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Marxism materialism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wo paths of social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and proposes that production relation fitt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irst leap forward of Chinas socialist agriculture， which embodies the first path for socialist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cond leap forward of Chinas socialist agriculture is to use production relation reform to lead production method evolution and productivity level rise， which embodies the second path of social economic pattern evolution. Based on spot survey on Xiaogang Village of Anhui Province and Tangyue Village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advances that the reform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can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and share cooperation system by changing the “empty” status of rural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by restoring and enhancing the gain func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On the basis of that， three kinds of concrete forms of rural land system are separately designed， one is to lead agricultural specific cooperative to develop big and medium-sized rural land share cooperative， the second is to guide big planting farmers and family alliance farmland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rural land share cooperative， and the third is to guide “farmer family + company” mode to develop rural land share company.

Key word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 collective ownership main body； share cooperation ownership

CLC number：F321.1；F04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8）04-0004-08

（編輯：易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