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記憶與國族認同
——以白先勇《臺北人》為考察中心

汪 睿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臺北人》的主角是一群國共戰爭后敗退臺灣的大陸人，他們的前半生在大陸度過，來到臺北后逐漸老去，記憶的輝煌與當下的黯淡形成鮮明對比，大陸與臺灣、昨天與今天的分裂，撕裂了這些“臺北人”的心靈。小說以這樣一群人物為中心，將臺北作舞臺背景，讓他們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的人生悲劇，展現了豐富的社會記憶和復雜的國族認同。

一

《臺北人》由十四篇獨立短篇小說組成，這些小說表面上不相關聯，但它們擁有貫穿始終的統一主題，即“今昔對比”與“靈肉之爭”。

《永遠的尹雪艷》和《游園驚夢》兼具寫實與象征，“總也不老”的尹雪艷成為欲望與死神的化身，“只活過一回”的錢夫人將青春永遠留在那一瞬間，小說通過描寫被欲望支配的人物，從哲學層面揭示人類的生存困境?！赌瞧话慵t的杜鵑花》和《孤戀花》中，王雄殺死麗兒然后自殺，娟娟殺死柯老雄，生死輪回冤冤相報，展現了作者宿命式的命運觀。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和《花橋榮記》中，臺北和大陸都有“仁愛東村”和“花橋榮記”，金大班將面前的青年當成過去的戀人月如，作者大量使用平行手法，在當下重構與過去表面相同而實質迥異的場景，制造出強烈的反差，突出了今昔對比的主題?！稘M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朱焰擁有光榮的過去，即使這“過去”已成空，卻能保留住一種尊嚴和氣質。小說雖是同性戀題材，表現的卻仍是“今昔對比”與“靈肉之爭”的主題。

《臺北人》中還有很多歷史題材小說，如《國葬》《冬夜》《思舊賦》等，從普通民眾、軍人、知識分子等不同角色身份出發，從個體角度展現了不同層次的社會記憶?！稓q除》《國葬》《梁父吟》的主角都是曾經的軍人，通過人物對話和回憶，小說側面勾勒出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北伐、國共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如夏志清所說，“《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1]。在講述歷史的同時，文中還大量引用中國詩詞典故，插入傳統習俗和倫理道德等文化符號，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抖埂穭t以五四運動為背景，用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暗喻中國傳統文化今日之困境?！端寂f賦》和《秋思》中充斥著“病癥”、“癡呆”、“死亡”、“剝落”、“霉斑”等意象，以傳統社會衰落為表現對象，深刻反思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工業文明的關系。在寫這些小說時，作者將對民族興亡的慨嘆加入其中，展現出歷史的蒼涼感和無常感。

《臺北人》描寫了一群漂泊在臺北的“大陸客”，但白先勇對漂泊者的描寫并不是以《臺北人》為開端，而是始于《紐約客》。寫于《臺北人》之前的《紐約客》系列作品，以留學生為題材，以“文化與人的關系”的思考為主旨，表現了“留學生”這個特殊群體在文化沖突中的兩難選擇，讀畢我們會發現，原來“美國的中國人”與“臺灣的大陸人”有著相似的困境?！吨ゼ痈缰馈分械膮菨h魂拋棄戀人從臺灣來到美國后，才發現美國不似他想象中那樣美好。但他拒絕面對現實，將自己麻痹在文學研究中，只有母親的去世能激起他內心的震顫，他在夢中將母親“雪白的尸身”推進棺材，也象征著對待母體文化的態度。在拿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天，吳漢魂受到代表美國文化的妓女羅娜的誘惑，于徘徊不定中墮落，最終在第二天投湖自盡。之后的《夜曲》和《骨灰》主題則是對“文革”的控訴，通過展示幾位留學生在大陸“文革”期間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悲慘結局，表現了那段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備受摧殘的歷史，同樣表達了對歷史的沉痛反思。

二

小說中的“臺北人”無論來自哪個社會階層，大都背負著一段沉重的過去，歐陽子在《王謝堂前的燕子》中，按照對待“過去”的不同態度，將《臺北人》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完全活在過去”；第二種“保持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第三種“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2]，這三種人實際上代表了三種不同形式的國族認同。

小說中的人物多屬于第一類，這類人物包括《歲除》中的賴鳴升、《梁父吟》中的樸公、《花橋榮記》中的盧先生、《國葬》中的秦義方等。他們是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者，對國家民族有著深刻的情感，因此具有深刻的國族認同?！稓q除》中的賴鳴升是一個典型的活在過去的人物。除夕夜，他滔滔不絕地回憶往事，指著胸前那塊“碗大的傷疤”說：“打了一輩子的仗，勛章沒撈到半個?？墒沁@個玩意兒卻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呢！[3]《梁父吟》中的樸公形象則可以看做是民族傳統的象征。他愛喝鐵觀音，坐的是太師椅，對話中帶文言詞，文章中山水畫、對聯、文房四寶、《資治通鑒》等文化符號不斷出現，表現了樸公對傳統文化的眷戀。在《花橋榮記》中，盧先生始終不忘大陸的未婚妻，在《國葬》中，秦義方的回憶里最光榮的就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今與昔的對比中，他們也選擇緊緊抓住過去的回憶。作者描寫這類人的語調在同情中透著敬畏，小說最終用國葬上“雷鳴般的掌聲”向李將軍致敬，同時也向這一代人致以敬意。

與完全活在過去的第一種人不同，小說里的第二種人雖然懷念過去，卻也能接受現在，《花橋榮記》中的老板娘、《一把青》的中的師娘、《冬夜》中的余欽磊、吳柱國都屬于這一類型?！痘驑s記》中的“我”是臺北“花橋榮記”米粉店老板娘，“花橋榮記”原本是“我”爺爺在家鄉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開的米粉店的名字，“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而到了臺北，“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就沒有那些風光了”[4]?！兑话亚唷分械膸熌镌谂_北每天打麻將、織毛衣，以不變應萬變的平靜隔絕傷害?！抖埂分械挠鄽J磊和吳柱國表面上差距懸殊，但實際上都處于深層的生存困境中。年輕時兩人曾擁有報效國家的共同理想，現在的余欽磊拼命想要出國，而吳柱國想回國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白先勇寫這類人時，筆下流露出無限感慨。因為他們也代表了大多數普通人的態度，只能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無奈而悲哀。

第三種人中又可以分為兩類，“沒有過去”指的是出生在臺灣或幼年來臺的孩子，他們對大陸沒有清晰的認知；“斬斷過去”指的是出于理性主動背棄傳統，全面接受現實，追逐時代步伐的一群人，如《秋思》中的萬夫人、《梁父吟》中的王家驥、《國葬》中的少爺等。國族認同應該建立在共同文化和歷史的認同之上，而在全球化思潮沖擊下，他們的國族認同已經開始淡化?！肚锼肌分械娜f夫人對日本社會充滿向往，對待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不是仇視與鄙夷，而是勢利與媚俗，失去了作為中國人的尊嚴?！读焊敢鳌分械耐跫殷K視傳統文化為糟粕，拒絕繁瑣的禮儀，以反傳統的姿態，表現出與父輩一代人尖銳的對立?！秶帷分械纳贍敒榉纯垢赣H的安排，裝病從軍校退學去美國留學，數年后歸來參加父親的葬禮，他已經不記得老副官秦義方了，對過去也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小說中樸公說看見這些晚輩行事，叫人“寒心”，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判態度。

三

白先勇童年在大陸度過，作品卻多是在海外完成，《臺北人》《紐約客》中所描寫的人物題材，其間流露出的國族認同與情感，是作家特殊的人生經歷造就的自然選擇。

白先勇出生于貴族之家，父親是白崇禧將軍，童年時期由于戰亂居無定所，輾轉桂林、重慶、南京、上海、廣州多地，1949年國共戰爭后遷徙至臺灣。在臺灣，白崇禧將軍的勢力與曾經在大陸不可同日而語，白先勇見證了近代中國的滄桑巨變，也見證了家族興衰，這為日后創作《臺北人》的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同時也奠定了小說灰暗的感情基調。

大學時期，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影響，白先勇開始思考人類的生存狀況和境遇，早期作品集中在人情感世界的表現和揭示，如《玉卿嫂》《月夢》等。出國留學以后，一天，他在紐約看到一部外國人制作的影片，講述了從慈禧駕崩到抗日戰爭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南京屠殺和重慶轟炸不再是歷史名詞，而變成一具具“被蹂躪、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燒”的中國人的尸體，橫陳銀幕，這件事讓他受到強烈刺激，稱“第一次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5]，由此開始《紐約客》和《臺北人》的創作。這一時期白先勇的歷史意識全面覺醒，并開始對傳統文化重新發現。他形容自己是患上了“文化饑餓癥”，每天從圖書館中借回大量關于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在外面的時候，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反而特別感到一種眷戀……到外面去以后，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命運更為關切”[6]由于身在他鄉，與祖國歷史在地理和時間上都隔開了一段距離，反而更能看清事實，從而引起對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深刻反省。

兩岸同胞血脈同源，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歷史和中華文化的主體記憶，但在復雜的歷史因素影響下，海峽兩岸目前處于分離狀態，并且受經濟全球化影響，臺灣民眾的社會記憶與國族認同有逐漸淡漠的危機，《臺北人》所反映的問題，在時下有著重要意義?！罢问且粫r的，文化則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國是《詩經》《楚辭》，是黃河、長江?！盵7]白先勇小學五年級開始看《紅樓夢》，熟背大量唐詩宋詞、楚辭離騷，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熏陶。如今他已八十歲高齡，仍活躍在文化界，不僅撰寫父親的傳記《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回憶民國往事、出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還大力推廣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余秋雨稱贊他的努力是“一個人的文化復興”，令人敬佩。

白先勇筆下，這些被歷史洪流沖散的人物，帶著“中國記憶”和“文化鄉愁”流放臺北，將個體命運融入國族和歷史中，于故鄉和傳統的回望中確認自己的身份，展現了超越政治的文化認同與歷史認同?！杜_北人》系列小說中，白先勇正是懷著對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書寫“逝去的一代”的社會記憶與國族認同，使《臺北人》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