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簡史》：個人性歷史敘事與自我他者化

李縉英

范小青的《城鄉簡史》因“凸現了當代城鄉變革中的人性復雜性”而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本文試圖從敘事形式上解析《城鄉簡史》如何通過融匯宏大歷史敘事和個人敘事創造出一種新型形式；再從內容和人物的自我塑造上，闡釋小說如何揭示了城鄉發展過程中農村人的雙重異化問題。

一、個人“小歷史”敘事與現代化城市“大歷史”敘事

蘇州作家范小青一直致力于地域性寫作和歷史寫作，包括《城市表情》《女干部》《褲襠巷風流記》《赤腳醫生萬泉和》《父親還在漁隱街》和《后崗的茶樹》等。她的地域性歷史寫作既非傳統的宏大歷史敘事，也非完全“先鋒”的新歷史主義寫作或“私人敘事”，而是一種探尋通往城市“大歷史”的個人歷史敘事，或者說是試圖貫通“小歷史”與“大歷史”、城與鄉、歷史與個人的歷史敘事?！皻v史，在他們身上”——這是范小青一直以來試圖建構的文學性歷史觀，其中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城鄉簡史》可以說是這種觀念的典型代表。

《城鄉簡史》是城里人以類似于日記的“賬本”形式記錄下與消費行為有關的故事，構建了城市形象與現代化的“消費主義烏托邦”。而農村人也參與到了城市塑造權威形象以及實施微觀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在被他者化的過程中實施自我他者化并對他人實施他者化。這些個人的“小歷史”和城市化的“大歷史”都是通過個人歷史敘事實現的，這種敘事主要是由日常生活語言和文學性話語修辭構成的，其中的個人性、私人性，一方面顯現出缺乏統一的參照系數和評價標準而滋生的偶然性和隨機性，另一方面又在“逸聞主義”的瑣屑歷史敘事中塑造出“城市歷史”的整體形象。因此可以說，這種逸聞主義的的歷史敘事也是試圖貫通個人“小歷史”和城市“大歷史”的新型敘事形式。

文學創作中的“大歷史”與“小歷史”，即個人與歷史的關系狀態。所謂“小歷史”是那些局部的、常態的歷史，譬如個人性歷史、地方性歷史，或日常生活經驗的歷史、社會慣制的歷史等；而與之相對的“大歷史”則是全局性的歷史，如朝代更替、治亂興衰及其他重大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的歷史。范小青的作品大多表現蘇州的地域性特征和城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較少宏大的歷史敘事結構和強烈的時代政治意圖，但她較為個人化的敘事并非完全的自為、封閉，在個人日常生活中也有時代的歷史文化因素。在文本中，她通過歷史社會背景、關鍵性歷史事件以及對時間的穿插處理等不同方式來構建“大歷史”，或將“大歷史”因素作為支撐地域性歷史和個人日常生活的潛在依托。雖然范小青觀看“大歷史”的方式仍是日常性的、個人性的，但她卻試圖使“大歷史”與“小歷史”產生對話，嘗試構建一種貫通個人日常生活與城鄉發展歷史的新型敘事。

在《城鄉簡史》中，農民王才一家進城的經歷是新世紀農民工進城的代表，這也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城市化的重要環節。當然王才一家與之前的農民工并不完全相同，他們不是以務工賺錢為誘因和目的，而是想要過城里人的生活，這恰恰是城市化和現代化雙重結合所產生的效果。小說中那本類似于日記的賬本代表了一種歷史記憶，見證了當代社會經濟的歷史變遷：城市的物質生活條件、消費購物觀念、思想心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王才正是被賬本中記載的一瓶昂貴的“香薰精油”激發起興趣。王才父子無法用已有的經驗解碼賬本中的語言，想要通過字典來把握“香薰精油”所代表的現代消費生活也失敗了——小說里的“字典”作為一種典型的通用文化符碼和語言參照標準，卻沒有“香熏精油”這一詞條，表現了作家對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已超越了人們此前已往的認知經驗狀況的警覺?？梢哉f，這本賬本是貫穿個人與時代歷史的重要媒介，也是引發王才渴望體驗城市生活并成為城里人的欲望動力，當然也是導致王才的自我被雙重他者化的直接誘因。城里人蔣自清的賬本并不僅僅記錄賬目，有時會超出賬本的內容和意義，他會記錄下購買的東西、價格、日期以及周圍環境、前后經過等，“基本上像是一本日記”。而且自清的性格“頂真”得很，這就使賬本記載了許多私人性的、瑣屑的歷史內容。通過這些瑣屑材料構建的“城鄉簡史”，也就非常類似于新歷史主義的“逸聞主義”歷史文本，而這些軼事趣聞、意外插曲或奇異話題，可以達到改寫或修正特定歷史語境中占支配地位的主導文化符碼的解構效果。

但這種個人歷史敘事背后的歷史往往會躲藏起來。因為個人敘事中的許多內容是私人性的、瑣屑化的，有時某些符號可能無法被解碼，“無論怎么想，都只能是推測和猜想”，因此歷史有時無法被準確地記錄、傳播和接受。正如自清賬本里的“南吃”就成為無法追尋的歷史。因為歷史只能以文本化的形式才能為人們所接近，而文本化歷史的本質是一種遵循文化規約和修辭策略的語言。語言是由能指與所指構成的，某一能指所指向的所指，需要依靠相似性或相近性原則找到其他能指所指涉的無限的所指鏈，這種看似非常邏輯的原則實則是依靠社會文化規約來運行的，因此“推理”或“搜索”的方式，都未必能找到能指與所指之間精準的所指鏈。而私人話語在文化規約的共通性上有所欠缺，因此個人歷史敘事的語言編碼就很可能因為主客體之間缺少相似性原則，而無法得到符合原來能指與所指關系鏈的解碼，即使解碼也很可能因為誤讀而成為另一種無法正確解讀的編碼。

用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來闡釋，就是：那些真正發生過或據信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想要將其作為思辨對象來建構，就必須用某種語言來加以敘述。歷史文本需要是利用普通語言（即推論性語言）作為“第三類參照物”，并且在使支離破碎和不完整的歷史材料產生意義時，必須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說的“建構的想象力”。因此對于事件所進行的分析或闡釋，無論是思辨性的還是敘述性的，都是對預先已被敘述事件的分析和闡釋。這種敘述是語言的替換和象征化，是貫穿于文本產生過程中的二次修正的產物。語言可以提供多種建構對象并將其塑造為某種想象或概念，再使用比喻修辭方式為事件或情節賦予意義，在這一過程中并沒有決定論的因素，任何詞匯、語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規則來界定某種特定言說的內涵和外延。因此，即使符合特定歷史時段的文化規約、遵循某種修辭策略的語言符號，也無法在解碼過程中尋找到能指與所指之間精準的關聯性。這些文本化的“歷史”也就不成其為真正的歷史，其自為存在和自在存在之間沒有了必然聯系，而想要按照依賴相似性、相近性原則“搜尋”歷史，可能會通往多維向度，導致多種可能，歷史的具體所指也會變得模棱兩可。就像令人困惑的先鋒小說《青黃》一樣，文本化的“青黃”因為查無可證而變成永遠的歷史謎團。

當然范小青并非完全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即使她記錄了“逸聞主義”的個人化歷史，也可能發現了文本化歷史的符號化本質，但她仍然堅信個人化歷史敘事可以通向“大歷史”。對于《城鄉簡史》中的蔣自清而言，返回歷史就是返回個人記憶，是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化的享受，個人歷史敘事是私人性的、無法普適化的；但對于《城鄉簡史》中的王才一家來說，它卻是他通往城市歷史、城市想象的“史記”，也是通往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強烈欲望動力。

可以說，《城鄉簡史》具有不同于“大歷史”的另類哲理意義。對于個人來說城鄉差別的縮小竟然取決于偶然得到的賬本；在整個社會的城鄉差別還無法根本改變時偶然也可能改變人的命運。范小青非常善于運用偶然性事件或偶然性因素引發人物命運的突變，卻又敘述得波瀾不驚，這種類似“突轉”的敘事方式，更多地體現出作者對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關照和態度。在《城鄉簡史》中以賬本構筑出的“城市形象”和“現代化烏托邦”，徹底改變了農村人的命運，并且農村人也積極參與到了城市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去。這種“鄉下人進城”的新模式呈現出當代農村人的命運“簡史”，這既是個人化的“小歷史”也是宏大的城市化、現代化“大歷史”。因此可以說，這種逸聞主義的、私人性的歷史敘事是貫穿個人敘事與宏大歷史敘事的新形式。

二、自我的“他者化”與異化

《城鄉簡史》通過賬本構筑出的城市形象與“現代化烏托邦”改變了一家農村人的命運，如果用拉康的鏡像和主體性理論來看，在這一過程中王才浸染了城市價值觀、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等的影響，通過尊崇“城里人”的小他者鏡像，將其他農村人塑造成他者而塑造出假想的“城里人”自我形象，但城里人和城市文化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農村人的他者化過程則被他忽略了。也就是說，農村人也參與到了城市文化建構權威形象、實施權力的過程中，在被他者化的過程中實施自我他者化以及對他人的他者化。對于小說中的王才一家來說，他們從賬本中發現了代表現代物質文明的城市形象和城市人鏡像，并因此改變了原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如果說都市人在塑造城鄉差別、塑造城里人和農村人的差別過程中存在著他者化、殖民化問題，那么農村人偽造異己和塑造自我的過程，就是對自我的被他者化和對其他農村人的他者化的雙重不自覺，是被殖民者的自我殖民和殖民化。因此可以說，《城鄉簡史》的城市“大歷史”和個人歷史敘事話語，揭示出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消極的一面，寓言式地諷刺了這一進程中人們自我異化的普遍狀態。

在當代中國，城市化和農民進城都是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烏托邦”已經在現實的映照和城市的對比下，失去了吸引城市人、留住農村人的想象性動力，而城市化、現代化的景象卻通過各種形式塑造出了美好的“城市烏托邦”和“現代化烏托邦”?！冻青l簡史》文本中選定的地點是江南某座現代城市和甘肅西北小村莊，而設定的時間是2005年（這是由遺失的2004年地賬本推算出來的）。因此王才一家進城就是新世紀農民進城務工的典型案例。王才和王小才命運的改變是由于偶然得到的賬本，他們通過能夠抵全家一年收入的“香薰精油”，確認了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極大刺激了他們進城的欲望。記賬對于蔣自清來說是習慣成自然，但這些賬本對鄉下人來說卻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與他們的生活和人生根本不搭界”；但此時王才已經開始把蔣自清作為小他者鏡像，隨身攜帶著賬本作為通入和把握城市的重要媒介。他學會了蔣自清記賬的習慣，臨走前理清了他在鄉下的金錢賬目關系。他把自清所在的城市作為目標，坐火車進城，還想找尋賬本中有關坐火車的記錄，才醒悟“只有鄉下人才坐火車進城”。由此可見，王才通過尊崇城里人權威，并通過對比自我與權威的關系來確立自己“鄉下人”的身份，卻沒有意識到“鄉下人”也是語言所給定的符號，是預先存在的文化所預設的定義。這種鄉下人的自我身份確認，也就是自我他者化、自我異化的一種形式。并且王才和城里人交流都用普通話，其實也是他試圖認可官方文化并想要被認可，以融入城市主流社會文化的表現。

關于這種類似于魯迅“主奴模式”的自我他者化過程，更為符合法國精神分析哲學家雅克·拉康的自我鏡像理論。拉康鏡像論的主要出發點是改造過的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其核心是一種無意識的自欺關系；另一重要邏輯是由形象—意象—想象為基礎的小他者偽先行性論，即自我無意識地認同于他物并將其作為自我的真實存在而加以認同。因此拉康的自我是以一系列異化認同為基本構架的偽自我，是一種本體論上的誤指關系，他清醒地意識到實體性主體的虛無以及幻象與空無的關系對“我”的奴役，這才是拉康鏡像理論的本相。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通過實踐創造活動使自己客體化、對象化，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拉康則認為人的主體性是某種精神的主體性，是一種顛倒的主體觀，他認為真實的主體不是意識的自我而是無意識的主體，不是實體性的在場而是能指表征的不在場。因此拉康認為，由于自我在本質上具有內在的空虛性，需要借用外在的他者來不斷確認自己，鏡像以及具有鏡像功能的其他事物就是重要的他者。在《城鄉簡史》中，王才作為男性家長對兒子和妻子來說是種權威，蔣自清作為城里人比農村人更具有優勢，社會文化對城鄉差距的指認也塑造出城市的權威，這些都是通過對比和他者化而塑造出的權威。拉康指出，如果沒有他者系統那么自我是無法想象的，自我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建構出來的。人的鏡像階段的特點，就是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在鏡像和想象中完全等同，這是一切認同過程之母體，鏡子/他者充當著描述想象中的主體間性的模型，在這一階段，主體由于蒙受某種視覺上的誤解而產生了自我的外化。拉康哲學還將鏡像階段中主客體之間的欲望，解釋為人類特殊性的體現，他說人類的欲望與動物欲望之間的不同就在于人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認，這種判斷必須通過“他人的形式”來判斷，也就是說只有通過預先確證他人才能通過他人來確證自己。因此，處于鏡像階段的自我只是不具備真正主體功能的“認同主體”。

在鏡像階段中，自我對他者產生出的自戀性認同，就是拉康所謂的非語言的小他者。小他者偽先行性論即：不是我的他物事強占了我的位置，使我無意識地認同于他并將其作為自我的真實存在加以認同。在《城鄉簡史》中，蔣自清在賬本中塑造的城市人形象和城市形象，對王才來說就是鏡像小他者和他人之面容的小他者，它們都是先行性的，是先于王才的自我而存在的。王才最初確立的“農村人”自我和后來的“城市人”自我，實質上是以某種形象出現的小他者之倒錯式的意象。拉康認為，“主體的歷史是發展在一系列或多或少典型的理想認同之中的。這些認同代表了最純粹的心理現象，因為它們在根本上是顯示了意象的功能”。意象的本質正是對先行存在的小他者的認同，自我是一種對篡位的小他者鏡像的心像自居。拉康在邏輯層面上將自我認同指認為想象域，正是為說明自我建構的主觀性和虛假性，這種想象域的本質就是小他者的強暴性的偽先行性。王才的自我正是在和城里人的自戀式偽認同的意象關系中建立起來的。并且在他們一家看來，鄉村和城市就是“貧窮的一無所有”與“繁華的樣樣都有”之間的二元對立，他們還在城市生活的感性經驗中迸發出強烈的幸福感與認同感，初步形成了城市和城里人的價值觀念體系，明白便宜沒好貨，明白高端商品的價格只會越來越高。王才甚至把兒子作為他者進行諷刺：“王小才，我告訴你，你鄉下人，不懂就不要亂說?！蓖醪旁谒茉爨l下人的他者化形象過程中，以城市和城里人為權威從而確立假想的“自我”形象。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也存在著這種自我/他者的二元對立模式?？梢哉f，農村人自我他者化的過程并非自覺，但現代化的權威性和正當性卻是當代人共同塑造出來的，是經由農村人和城市人共同參與塑造的社會文化結構，并且發展成為促進社會進步和激發人們欲望的巨大動力。

黑格爾曾說“欲望是人類一般活動的推動力”，現代化的城市鏡像實際上促進了農民欲望的生成，甚至滋生了全社會的欲望。然而對農民來說，他們無法接觸到城市文明的核心價值，只能感受到城市生活的表面，都市的消費文化、商品拜物教、以物易物的關系等都侵害了農民純樸的精神世界。并且因為他們缺乏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經常會遭遇到異化與工具化的情境，商品拜物教徹底地把人與人的關系變成赤裸裸的交換關系，把人與物的關系變為欲望關系。

拉康從心理本體論的意義上將主體去中心化，指出“自我”是深陷于文化中并被文化構造和顛覆的分裂主體，其行為動因不是理性而是無意識的欲望。他認為:“欲望既不是對滿足的渴望，也不是愛的要求，而是從后者減去前者所得的差數，是它們的分裂的現象本身?！币簿褪钦f，欲望源自于自我和他者比較中突顯的“差數”，也即“欠缺”，但欲望不直接等同于要求而是要求他人絕對性的認可或承認。在拉康的欲望理論里，人的欲望不是一種天生的本能沖動，它必需依附于想象界中鏡子里的他人目光，而后到象征界中他者的語言才浮現出來。需要補充的是，當拉康說人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時，作為個體的自我原本就是一個被建構的“他人”，欲望只能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產生，主體的欲望是對他人的欲望。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欲望便成了主體形成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

《城鄉簡史》中蔣自清買書、記賬的“欲望”以及他“頂真”的性格，都是對物欲橫流的都市文化的反抗，他渴望寧靜淡泊的精神世界，雖然并非預先性的欲望客體的主觀化，但對其反抗而生出的欲望不能不說也是對欲望客體的否定向的內化，即內化為相反的欲望——當然正面化的欲望內化也并不少見。蔣自清把書看作他的寶貝和精神支柱，也是虛榮心作祟的“無聲無息地炫耀”，因此雖然書代表著一種物化的精神，但“買”的消費行為本質仍然無法避免其中的他者化欲望。自清為滿足清心寡欲的心理需求，其實也是為進一步塑造清心寡欲的知識分子形象而購買昂貴的蝴蝶蘭，實際上仍舊迎合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文化。自清家屬毓秀想要處理書的想法，也是對自清買書、藏書欲望的反抗，為達成目的，她要以理服人，更要用事實說話，可謂頗費心機。更不用說她購買“香薰精油”的消費，雖是為了緩解皮膚干燥癥狀的需求，但美容護膚保養這種奢侈的消費欲望，本身正是由男性中心主義社會對女性外貌的要求而誘發的，經濟利益和夸張廣告又使這種消費欲望被激發膨脹。作為社會主要消費群體的女性，她們的欲望是被經濟利益、廣告噱頭和消費風尚所激發的非理性欲望，具有他者性，而且還具有隨機性、享受型等特點，最生動地體現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農村人王寧，如果沒有接觸到賬本也就無從了解城里人的小他者鏡像，也就不會進入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文化大他者中，他全面臣服于其中，將他者（包括小他者和大他者）誤認為自我，將他者的欲望作為自己的人生欲望去追求。

用拉康的觀點來說，就是先有欲望客體才能形成欲望主體，前提是主體意識到決定欲望的他者的存在；而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主體是因為他試圖實現他者的欲望，以使自己成為他者所欲望的對象進而得到他人的認同或承認。就王才來說，蔣自清賬本中呈現出的光怪陸離的都市形象激發起他想要親身體驗都市生活的強烈欲望，也就是說，原本他并沒有到城市中享受城市生活的想法，他的個體的欲望最初產生于作為他者的像，隨著個體進入象征界，這個小他者逐漸變成代表大他者的父系社會和社會文化制度，一旦發生認同過程，主體的欲望自然就會轉變為他者的欲望，即個體的欲望變為大他者的欲望。

賬本引發了王才渴望體驗城市生活、成為城里人的欲望，“香熏精油”也成為他生命中的重要意象。王才不僅對蔣自清等城里人產生自戀式的認同關系，當他進入城市之后又逐漸認同于城市的物質生活條件、消費購物觀念和思想心態。在這里，欲望己被去中心化只剩下語言的結構性存在，成為“他者的欲望”指向。盡管主體借助他者化的像作為媒介，找出并確認了欲望，但他并未意識到自我的欲望從一開始就己經具有了否定性。因此當他拼搏一生試圖滿足欲望，其結果也只能是越來越迷失在各種各樣的欲望替代物之中，并以這些替代物來間接實現他者的欲望并獲得他人的認可。這就是“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的最佳詮釋。

由于人類欲望的根本對象是要獲得他者的認可，而能否獲得他者認可并非由自我決定而是由作為大他者的社會秩序所決定。當個人欲望受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秩序壓抑時，個體不可能構建起主體意志，主體只有認同并屈服于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秩序才能成為被認可的“人”。小說中的王才，從想象界中的鏡像階段發展到代表社會的象征界時，經歷了依靠小他者鏡像以建構自我以及受他者欲望決定自我欲望的雙重異化過程。還需要進一步補充的是，拉康的“異化”概念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異化不同，在他看來，不知自身的真相而把想象之“象”誤認為自身的真相就表現為異化。他還認為，他人代表著一種“他性”，就自我在根本上是他人而言與其將這種“他性”稱為異己性，毋寧說“他性”更是人的根本性的一種表現。

從本質上來說，王才的雙重異化并非單純的道德問題，在自我生成的鏡像過程中，“他的自由是與他的奴役的發展相混合的”。拉康否認把自我視為現實生活中不斷建構發生出來的感知實體，反之，他非建構論地揭露出真實自我建構的不可能和現實自我的被證偽。這種主體的他者性，正是當代社會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人類普遍狀態。在現代化一方面帶來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帶來信仰的缺失、城鄉關系的錯位和東西部發展的失衡，更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對國民精神觀念結構的毀滅性沖擊。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承認現代化的強大動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對社會文化大他者和權威鏡像小他者保持警醒，反思主體的他者性和欲望的他者性的狀態。

總之，《城鄉簡史》以“逸聞主義”的小歷史敘事建構出城里人與農村人的形象和城鄉發展的歷史，寓言性地揭示了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人的“自我”被雙重異化的現象，曝露了人們的主體“他者性”和“欠缺性”的本質。范小青的敘事風格雖然“既無可奈何，又溫婉諒解”，卻藉此引導我們反思并思考當代中國的發展問題。新時期以來，中國國民一方面被現代性、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所蠱惑，盲目追求物質和享受；另一方面又在他者化和被他者化的自我塑造過程中異化，主體的欲望在認同社會文化大他者的過程中轉變為他者的欲望。這揭示了人們的欲望被他者化的本相，也反向解釋了社會對現代性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推崇，如何影響了整個社會文化主體的欲望與價值觀念。應該說這是當代中國人和社會文化的一個真相，也是范小青的思考和擔憂。

注釋：

ac 范小青：《城鄉簡史》，《山花》2006年第1期。

b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0頁。

d [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陳躍紅譯，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頁。

e [美]海登·懷特：《評新歷史主義》，陳躍紅譯，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1頁。

f [美]海登·懷特：《中譯本前言》，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gi 張一兵：《拉康鏡像理論的哲學本相》，《福建論壇》2004年第10期。

hm [法]雅克·拉康：《拉康選集》，褚孝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頁、188頁。

j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k Jacques Lacan.Ecrits: a selection.Alan Sheridan, trans.London: Tavistock, 1977:287.

l 黃作：《是我還是他？——論拉康的自我理論》，《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