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新范式

陳偉光 蔡偉宏

摘 要：全球經濟治理范式是建立在其框架基礎上的權威、制度和觀念三要素決定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權威分散、觀念多元以及制度創新的結構性變化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范式加快轉型。反映權力平衡、多元理念、共同發展導向的“新多邊制度秩序”是未來國際社會應有的取向，“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中國所倡導的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化模式，是這種全球經濟治理新范式的體現。

關鍵詞：全球經濟治理；范式；權威；制度；觀念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8）08-0035-10

作者簡介：陳偉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區域創新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偉宏，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 （廣東廣州 510420）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治理陷入困境，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和需求之間的矛盾突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倍受質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受到世界各國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鑒于全球經濟的治理失靈和治理赤字，中國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積極回應，并提出系列政策宣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強調，“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表達了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意愿和責任。體系變革意味著范式的根本轉型。這是因為，范式塑造了全球經濟治理基本要素以何種方式相互結合來形成秩序，隨著范式的變化，要素相互結合模式也相應發生變化①。

一、全球經濟治理及其范式：概念、關系與研究路徑

全球經濟治理是脫胎于、并相對獨立于全球治理的一個理論范疇和集體行動。作為一個學術命題，全球治理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理論學說。進入21世紀后，全球經濟治理從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分離出來，并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實際上，20世紀初全球經濟合作與治理的早期實踐就在西方國家主導下開始推進和擴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開創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全球經濟治理實踐過程中發展形成的典型制度安排。全球經濟治理是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對全球經濟合作中的共同問題進行協調和處理的過程，也是世界經濟秩序的形成和維持過程。相當程度上，全球經濟治理是對全球市場經濟運行的一種管理，表現為對全球性市場失靈的調整、干預和調控的合作，也是對全球經濟運行結果不公正的糾偏隋廣軍、陳偉光等：《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未來10-15年》，《改革》2014年第5期。。全球經濟治理框架體系由治理的目標、主體、客體、機制以及結果構成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是現代治理的共同特征。一般而言，國家政府、全球公民社會和跨國公司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支柱（見圖1）。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是國際政治經濟的主導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民族國家特別是其中的大國是治理的權力中心，在治理制度設計、治理秩序的塑造上發揮核心作用，相當長的時期內全球經濟治理體現為典型的霸權治理的特征，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得不到應有的體現。全球公民社會是全球公民及其運動所形成的組織和網絡，除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全球性問題以外，在經濟領域如可持續發展問題、貧困問題等，全球公民社會在治理中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鐕臼侨蚴袌龅年P鍵主體，也是全球經濟微觀治理最活躍的行為體，對國家行為體的相關政策以及國際經濟制度的塑造起重要的影響作用。

治理機制是全球經濟治理領域“匯聚著行為體預期的一系列默示和明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不過，因為“機制并不具備行動的能力”，而“組織機構能夠對事態做出反應”，所以機制常常附帶有組織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 11.。具有超越主權意義的正式國際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機制，一些國際峰會機制如G7和G20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尤其G20峰會機制，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標志，也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議程醞釀和新制度塑造的核心平臺。

治理客體是治理所針對的問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涉及的全球性問題主要有五大類：一是全球宏觀經濟協調問題，針對各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存在差異和相互溢出，有必要在全球范圍就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合作與協調。二是全球貨幣和金融問題。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體系的風險，有必要建立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監管的全球合作與協調機制。三是全球貿易投資治理問題。針對貿易摩擦和貿易糾紛問題，需要建立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化解貿易爭端的解決機制。四是全球能源資源協作問題。即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境、資源和能源的合作與協調。五是發展與貧困問題。鑒于全球化伴隨的整體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日益不平等之間的矛盾，縮小南北國家之間收入差距，需要建立以減少貧窮為目標的多邊合作與治理陳偉光：《全球治理與全球經濟治理：若干問題的思考》，《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2期。。

治理結果是治理“善治”目標實現程度，體現為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對世界經濟來講，增長是否穩定、收入是否公平、發展是否可持續以及貧困是否得到改善等都是衡量治理結果的標準。大部分學者相信，包括全球經濟治理在內的全球治理對于維護公正的國際秩序是有效的，而且以一定的評價標準可以測度這種效果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范式是基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過濾而提煉出的總體式樣和基本模式，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全球經濟治理的范式是該體系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表現。治理主體、機制和客體三要素所構成的體系框架是范式的基本形態和外在表現，治理范式質的規定性是超越治理框架的權威、觀念和制度三個內在要素決定的。一般而言，治理框架是治理范式的基礎，主體——機制——客體的整體所反映和提煉出來的權威——制度——觀念的結構才是范式的刻畫和本質屬性。

圖1 全球經濟治理范式建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自制。

第一，觀念（Ideas）是主體或行為體表現出來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治理主體的一系列治理行動包括設定治理目標、處理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接受或排斥）、制定治理規則以及建立治理績效評價標準等，都受到主體治理觀的影響。治理觀念是治理權威主體的價值觀在治理問題上的反映，也即權威主體的治理觀。

第二，制度（Institution）是原則、規則和機制的提煉和抽象。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國際組織總是被嵌于國際機制之中，它們起著監督、管理和調節國際機制運作的作用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89， p. 5.。如果國際機制無常設的組織機構，那么依靠的就是參與者的共識和默契而“自我實施”。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將國際機制的概念擴展到了國際制度，把國際制度定義為“管理世界政治各個要素的規則和幫助實施這些規則的組織”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 82.，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國際社會由規則和組織構成的制度體系。

第三，權威（Authority）是權力概念的拓展，全球經濟治理的權力在很多方面體現為權威。權威是治理主體的權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有機構成，權威也意味著權威主體采取的治理行動及其所提出的制度規范容易獲得其他行為體的認可。治理結果大部分取決于權威主體的治理能力和努力程度以及治理制度體系的合法性。

上述分析表明，作為源自于國際社會實踐和問題導向的理論命題，全球經濟治理是個主體多元、內容龐雜、層次繁多的綜合性理論體系，應綜合多種理論以分析折中主義為原則加以研究。

現代國際政治傳統理論范式研究集中討論現實的某一特殊領域或單一因果機制，影響最大的三大理論范式是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權力、制度與觀念三大核心要素構成了三大學派研究的關鍵變量。2003年，希爾和卡贊斯坦提出分析折中主義，這種研究方法試圖在不同的理論和敘事中，區分、轉換和選擇性地運用概念、邏輯、機制和解釋[美] 魯德拉·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秦亞青、季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為了解決理論范式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不可通約性，彌補現有主流理論范式之間的對立和差距，實現范式融合，它試圖挖掘出不同理論構成要素之間的實質性和實踐性聯系。

單一理論范式的論證模式，不容易識別復雜現實問題的真相。而將權力結構、多邊制度和觀念認同三個變量進行整合，有助于復雜問題的形成與解決劉勝湘：《國際關系研究范式融合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12期。。全球經濟治理范式問題恰是可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建立“聯系”的研究議題。三大理論都對全球經濟治理做出了不同維度的分析，但是彼此間固有的范式隔閡和不可通約性不利于現實性強的全球經濟治理復雜問題研究。

二、全球經濟治理范式轉換的動力：權威、觀念和制度的互動

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演進，主要表現在治理主體日益多元、治理對象和治理領域逐漸擴展、治理機制不斷細化和多樣化等。而全球經濟治理的范式反映治理權威、治理制度和治理觀念三者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塑造。權威——制度——觀念三要素結構性的變化意味著全球經濟治理的范式轉型，但就全球經濟治理范式的三要素而言，獲取權威能力或者說權威生成最為關鍵。

全球經濟治理范式中的治理權威的實現取決于社會認同的建構。與國家主權不同，全球經濟治理不存在依靠憲法和法律實施的權勢等級次序。從本質上說，治理是一些操控機制（Control or Steering Mechanisms）的體系，在這些體系內部，一些行為體試圖去調節其他行為體的行為或看法，這兩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治理的內在結構和機制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6-147.。治理權威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分為三種形態，分別是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戰略性權威指主體由于掌握軍事、經濟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人力資本等戰略物質資源而具有的權威性，一旦獲得，在較長的時間內都會得到保持門洪華：《關于美國大戰略的框架性分析》，《國際觀察》2005年第1期。。政治權威指主體“政治權利和義務”的合法化，即對主體對全球經濟事務的正式和非正式管理的權力正當性的認同J.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 380.。認知權威是指主體因其制度地位、實踐經驗或（和）信息獲取特權而具有的話語權A. Broome and L. Seabrooke， “Shaping Policy Curves： Cognitive Authority in Trans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3， No. 4， 2015， pp. 2-3.，而制度的成功根本上取決于行為體之間存在共同的實踐話語（Practical Discourse）李濱：《全球治理中理念的作用》，《戰略決策研究》2014年第1期。。

由于權威可以與戰略性物質資源相分離，因此潛在的權威主體不僅有主權國家，而且可以是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公民社會等多種類型的行為體。全球經濟治理不但涉及物質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更涉及國際規則的制定，在一個日益制度化的相互依賴的世界，一定形式的國際制度是全球治理開展的前提條件。而缺乏物質力量的非國家行為體也可能通過影響規則而影響全球治理結構，從而獲得全球經濟治理的權威。雖然權力耗散使得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的非國家行為體越來越多，但只有國家具有行為體“推行其決定的能力”，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都程度不同地缺乏推行決議的能力或動力Sylvia Bawa， “Autonomy and Policy Independence in Africa： A Review of NGO Development Challeng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1. 23， No. 4， 2013， pp. 526-536.，以至于就算得到民眾的支持，很多的決議仍沒有辦法落實李芳田、楊娜：《全球治理論析》，《南開學報》2009年第6期。。因此，它們現在還無法形成某種“國際權威”。由于能力不足，這些新興的行為體無法獨立有效地參與全球事務。只有政府才能合法地利用其權力實現各種社會目標，并確保各種協定的效力。主權國家和政府間組織仍是應對全球經濟問題的主要組織形式，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日] 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結構與向度》，《南開學報》2011年第3期。。因此，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新舊范式轉換過程中，國家行為體是決定性因素。進一步看，國際體系中的大國由于具有提供治理公共品的能力和占據制度性話語權的意愿，通常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全球經濟治理中治理權威、治理制度和治理觀念的互動促使范式轉換，其表現在治理權威的生成需要遵循結果性邏輯和適當性邏輯。遵循結果性邏輯意味著，權威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利益契約，這種關系下，權威主體通過提供秩序和公共物品交換其他行為體對治理制度的認可、遵守和執行新現實主義強調大國或霸權國在權威形成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新自由制度主義從利益角度來考察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問題，認為以國際機制為基礎的全球治理能夠使系統成員都受益。。遵循適當性邏輯意味著，權威主體可以通過規范倡導行為促進其他行為體接受一些觀念，從而將權威主體提出的制度內化為自我認知。兩種邏輯最終目標都是實現權威主體管理全球經濟事務的社會地位的合法性。治理主體取得權威地位通常始于提供有效服務、公共物品等利益行為，但是要想長期保持權威地位不變，就必須進行社會建構，設法激發其他行為體學習、接受權威主體的治理觀念。在這里，權威、制度、觀念三者與全球經濟治理合法性之間不是絕對的對應關系。大國權威主導是全球經濟治理合法性的權力基礎。作為一種公共物品，治理制度可以為降低各國的成本提供一個交易平臺，這是全球經濟治理合法性的利益基礎；制度內化并在互構中形成新行為規范是全球經濟治理合法性的觀念基礎，它也可以看作是合法性的道德基礎隨新民：《國際制度的合法性與有效性——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種范式比較》，《學術探索》2004年第6期。。

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權威遷移可分為權威消解和權威更替兩種方式于宏源：《權威演進與“命運共同體”的話語建設》，《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一方面，權威主體必須謹慎維護其地位。雖然觀念規范化和制度化了的權威關系能夠使權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但權威并非不可撼動。如果一項治理實踐結果顯示出明顯的不成功，則治理者的權威就會受到質疑。如果治理者不能及時做出改變以重新建構有效的治理能力，則其遵從者就會不斷減少。另一方面，權威主體的地位也可能遭到新興行為體的挑戰。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傳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下降，全球經濟治理權威出現“南升北降”的變化、從霸權治理開始轉向合作共治。

三、全球經濟治理范式轉換：權威、制度和觀念的實踐演進

二戰結束以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美國主導下聯合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西方國家和其他美國盟國認可美國在全球經濟領域的戰略、政治和認知權威，以交換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包括美國的戰后援助資金和冷戰時期給與的安全保證，由此逐漸形成并擴大以美元和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治理制度體系。美國持續不斷努力提升美國主導下形成的制度的合法性，以維護國際制度的權威王毅：《試論新型全球治理體系的構建及制度建設》，《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8期。?；鶜W漢指出，二戰后的國際制度是在美國的霸權體系中生成的，是由美國的力量實現的，就算霸權國家衰落，國際制度依然存在并發揮其重要作用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ic，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1-46.。

隨著德國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國際經濟地位的相對下降，戰略性權威下降。1985年G5簽署廣場協議，1987年G7簽署羅浮宮協議。20世紀9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越來越有影響力，“華盛頓共識”取代了戰后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理念通過布雷頓森林機構向世界傳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是全球經濟治理新范式轉型的外在動力，其內在要素組合即權威——制度——觀念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一）治理權威的變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對全球經濟治理主體的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產生重要影響。首先，它進一步削弱亞洲金融危機后就開始出現的對布雷頓森林機構和七國集團的認知權威。其次，中等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對比發生變化，它們各自戰略性權威的相對影響也相應改變，全球經濟治理權威更加分散。

鑒于世界格局的變化，布雷頓森林機構做了一些分散權威的漸進改革。在IMF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方面，新興大國掌握的巨量資金使它們有足夠的戰略性權威向美、歐施加壓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份額增加超過6%，相應地，發展中國家投票權占比上升5.3%。執行董事會的構成方面，IMF廢止了份額居前五名的成員國擁有的“指定董事”的權利傳統，而全部是由選舉產生的執行董事組成。IMF這兩項改革給予新興與發展經濟體擁有與發達經濟體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

盡管主要國際金融機構最終增加了巴西、中國、印度等國家的投票權的股份，但對于主要新興國家仍很不充分，內部治理權力的改革有限。在IMF，金磚國家投票權總計不超過15%，為14.2%，而美國投票權達到近17%，更是擁有單一否決權。更何況美國2015年才批準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改革方案，布雷頓森林機構領導權一直是由歐美雙寡頭壟斷，即歐洲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美國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因此新興國家主動尋求的替代辦法是加強他們在多邊金融中的影響力。對于金磚五國，包括創設新開發銀行（NDB）與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基金（CRA）；而中國則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倡議。金磚五國通過其20國集團關系，其政治和戰略性權威在金磚五國和20國集團的相互促進下得到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穩步發展推進權威向區域核心行為者的遷移。在亞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AIIB、TPP和RCEP合作提升了中國等國家的政治、戰略和認知權威。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及其政府“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及相應對多邊制度所持的敵意，包括撕毀前任政府關于國際貿易和氣候變化問題的承諾，破壞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信譽和權威，增大全球政治和經濟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這為其他國家，尤其是巴西、中國和印度等新興中等收入國家，提供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獲得更大權威的機會。

發展中國家國力的提升、政府間形成有效的網絡以及在增加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中話語權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制度的改革成為現實潘德、龐中英：《有效的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6期。。伴隨著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整體實力上升，新的影響力中心正逐漸出現。中國具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的政治、戰略和認知權威逐步增加，在多邊參與方面采取了越來越積極的態度，在多邊制度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方面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體現了一個新興大國的責任擔當。

雖然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一超多強的格局還沒有出現拐點。從國際地位上說，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仍然不會從根本上動搖。應該說，一超多強的大格局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這一時期將伴隨整個全球經濟治理范式轉換期。其間，美歐分別是綜合權威最強的國家和中堅力量，中國是發展最快、權威日益上升的新興大國，三者之間的合理平衡和合作有利于國際體系的穩定。

（二）治理制度的變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最明顯的變化是G20作為非正式部長會議機制上升為峰會機制。G20是全球經濟治理最重要的新多邊安排，其對權威分散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它納入更廣泛的治理主體，既增強了發展中成員國的權威，也成為國家、政府間和非國家行動者之間全球治理協調的重要中心。20國集團參與者廣泛的代表性增強了它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中心的作用。20國集團自身的政治權威表現在，在峰會領導人共識引領下，協調南北主要大國的經濟政策，并由包括IMF、World Bank、WTO、OECD、BCBS、BIS、FSB在內的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和多邊論壇落實其決策。在協調各國政策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恢復經濟方面，G20成效顯著。關于國際經濟機構領導人產生機制以及份額和投票權改革、IMF和WB貸款方式和條件、銀行和金融機構監管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協議，也都是在G20框架下做出的。G20正越來越多地以“支持、鼓勵和指引”的方式影響現有的國際機制，并推動相關國際組織和機構落實相關決策，G20杭州會議后，在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努力下，G20越來越成為一個逐步取代傳統的G7/G8的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新平臺朱杰進：《復合機制模式與G20機制化建設》，《國際觀察》2013年第3期。。

“金磚五國”（BRICS）是全球金融危機后創建的重要的峰會機制?！敖鸫u四國”2009年俄羅斯峰會和2010年巴西峰會，標志著這一大國集團初步形成。2011年三亞峰會接受南非成為BRICS正式成員，并構建一系列包括峰會、部長級會議、協調人會議、非正式論壇、智庫會議和駐在國際組織代表非正式磋商會議在內的會議體系《三亞宣言》，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jzgj_682158/zywj_682170/t815159.shtml，2011-04-14。。BRICS的建立有力推進了新興大國集團化進程。新興大國開始表現出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負和政治決心，強調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積極推動者”，意欲形成能在實力、凝聚力和影響力上與G7/G8匹配的競爭性集團，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向“公正、平等、包容和有效管理”改革G5 Statement， in Hokkaido Toyako， Japan， Jul. 8， 2008，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2008hokkaido/2008-g5.html； G5 Declaration， in LAquila， Italy， Jul. 8， 2009， http：//www.g8.utoronto.ca/g5/index.html.。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治理失敗，歐美對布雷頓森林機構的雙重壟斷，IMF于2010年制定的份額轉移協議由于美國國會的阻擾遲遲得不到實施，同時放寬對歐元區債務國的援助條件，再加上對WTO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沒有一個積極的結果，這些全球性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一種更可行的多邊選擇，以開放性為主要特征的新區域主義發展迅速。日益增長的區域金融和貿易合作包括在亞洲2010年生效的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為應對歐元區危機2012年歐盟提出的歐洲穩定機制、在拉丁美洲2011年成立的太平洋聯盟，以及TPP和TTIP談判。它們的戰略目標是成功融入全球經濟。這些新的多邊合作是除了通過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外實現有效的經濟多邊主義的探索，它們主動承擔起協調管理區域公共事務的職能，在提供部分區域性公共物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新區域主義在全球范圍擴散，超越地理約束、以不同區域之間制度化合作為標志的“跨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成為新的世界性現象鄭先武：《國際關系研究新層次：區域間主義理論與實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8期。。2012年啟動的橫跨亞洲與大洋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是東亞發展中國家主導的亞太區域一體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為主、貫穿亞歐非板塊的新型區域間經濟合作機制。2008年南美12個國家組建“南美洲國家聯盟”，通過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聯系，與歐盟、非盟展開對話，與南非、印度等建立經濟同盟等方式促進南美新地區主義的深入發展。這些新的治理組織和機制正在打造“南南共治、南北共治”全球經濟治理新格局，進一步增強了南方國家全球經濟治理的政治權威。

（三）治理觀念的改變

美國主導的價值觀支撐了1944年之后的霸權穩定，而這一價值觀的衰落導致美國霸權的結構性削弱J.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98， pp. 229-239.。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深刻教訓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華盛頓共識”不僅會沖擊金融基礎設施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也會給“華盛頓共識”的發源地和輸出國的美國及西方世界帶來系統性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及其指導的發展模式名譽掃地Simon Maxwell，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ead！ Long Live the MetaNarrative”， Working Paper 24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January 2005， pp. 1-13.。全球金融危機的認知權威效應使得全球經濟治理觀念發生明顯轉移，從注重放松管制和市場效率轉為優先考慮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

倡導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華盛頓共識”受到國家為中心的發展觀的挑戰國家為中心的發展觀是指政府通過提高執政能力和自主性以實現經濟發展。參見Meredith WooCum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0。。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大量的國家干預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政策選擇。金磚國家市場經濟與積極有為的政府相結合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可以替代“華盛頓共識”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

國際社會對“華盛頓共識”的批評意味著不存在單一的治理理念，其失敗增強了中國關于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認知權威，特別是中國開展的政策實驗的實踐經驗得到世界銀行的認可，世界銀行同樣強調靈活性和國家的或地方的創新的好處，特別是接受適合當地經驗的政策，而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政策設計方案。

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通過他們的對外援助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他們的援助沒有附加所謂良好治理方面的政治條件，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有條件貸款，廣大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顯然更愿意接受這樣的援助貸款，這也削弱了G7等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權威。自21世紀初，盡管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承諾的援助金額在擴大，但實際援助金額不再增長。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20國集團成員國一直保持達成的反貿易保護主義共識。然而，由于在美國和歐洲政治中民粹主義的政治話語影響不斷增加，自由貿易成為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特別是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以及發達國家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加重了中下階層的經濟負擔后，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美國退出TPP，損害了其與亞太國家的合作。美國政府拋棄（至少是暫時的反對）G20論壇昔日的反貿易保護主義共識受到其他成員國的批評，特朗普政府也失去了在20國集團貿易問題上的政治權威。

綜上，以2008年為分界線，全球經濟治理正在經歷一種范式轉換。隨著總體框架發生新變化后的權威、觀念和制度安排新發展，成為范式轉換的重要標志。問題的關鍵在于新舊范式中制度的兼容性，目前來看，相互補充而不過度沖突的制度演進過程是一種合理的范式轉換。

四、全球經濟治理新范式：現實與理想之間

作為歐美國家全球實踐的產物，美國的霸權式全球經濟治理從二戰后開始至今已持續了70多年。隨著國力的此消彼長，霸權治理的模式不斷變化、調整，霸權國家在“權力、利益和責任”中不斷取舍，先后經歷了內嵌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治理秩序“內嵌的自由主義”強調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政府積極進行干預，緩解市場開放給國內民眾帶來的負面影響，通過對自由化收益進行再分配，換取民眾對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持或容忍?！靶伦杂芍髁x”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學思潮，它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在這一理論基礎上形成的華盛頓共識，是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的系列原則，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參見John Gei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霸權治理模式在21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后發生了改變并走向式微。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賴與日俱增，世界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緊密聯系的復雜有機體，國際社會面臨沖突不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如果沿用古典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對國家的解釋，要避免國家間發生沖突，唯一的途徑就是建立最高的世界權力[英]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張立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頁。。那么，理想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就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世界政府，以民主、法治和分權制衡為基本原則為世界提供經濟秩序和公共服務。各國政府不會消失，但是它們的權力和權威會被在國家之上的決策和執行機構削弱。這就是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的“不可能三角”，經濟全球化與國家政策自主權、大眾政治三者不可兼得參見[美] 丹尼·羅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論》，廖麗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頁。。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一個大國會放棄獨立處理本國內政外交事務的權力，而把其交給一個自己不能控制的國際主權實體”Robert Skidelsky， “After the Crash：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Survival， Vol. 54， No. 3， 2012， p. 19.，世界政府下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是不切實際的。

不可否認，二戰后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它以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制度為支柱，各種區域、次區域和小多邊的機制和組織為補充。盡管這一秩序有著諸多問題，權力始終施加著壓力，使得這一多邊制度體系無法發揮完全的作用，但以《聯合國憲章》中的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給世界各國帶來總體的長久和平和經濟發展。相比于曾經建立的帝國主義秩序、強權政治秩序、均勢主導的秩序、民族自決權秩序等國際秩序形態，這種多邊制度秩序更合法、更民主，也更為合理，盡管這種多邊制度秩序的效率可能不如強權秩序。

當前被質疑和批評的不應該是多邊制度秩序，而應該是冷戰結束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特征的等級制度秩序”。作為等級制度秩序，多邊規則并沒有限制霸權，因為霸權可以“引導規則”，而且規則可以“被用作更直接的政治控制工具”。通過特例、例外條款、加權表決、退出協議、否決權和其他機制，實力最強的國家能夠將國際制度作為工具實施政治控制，推行只反映霸權利益的治理觀念[美] 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國際社會需要建立一種能名副其實反映權力平衡和多元理念為核心要素的多邊制度秩序，或者說是“新多邊制度秩序”秦亞青：《世界秩序芻議》，《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6期。。在這種秩序中，客觀上的超級大國美國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美國霸權的主導地位會逐漸弱化，多邊協商將真正得以實現，多元價值可以得到有效的體現，基于制度的治理理念和實踐將得到加強和完善。世界秩序會更趨于這樣一種協進型多邊制度秩序，但由于美國不愿接受自身或其同盟的領導之外的任何秩序，新多邊制度秩序構建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要使權威被國際社會自覺接受，新興大國就要在經濟領域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由此保障體系能夠為其他國家帶來足夠的利益，從而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在治理觀念上，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所倡導的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實則是發展為導向的新多邊制度秩序陳偉光、蔡偉宏：《逆全球化現象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基于“雙向運動”理論的視角》，《國際觀察》2017年第3期。。第一，開放的全球化要求市場開放的標準不由少數國家制定，標準應充分考慮各國的歷史和現實并被國際社會接受。第二，包容的全球化力求避免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階層分化，對遭到損害的弱勢群體能提供補償和救助，尊重國家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第三，普惠的全球化要求所有國家都能從全球化中受益，各國在文化、宗教、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各不相同，實力也存在差異，但不會因此受到歧視。最后，倡導開放、包容、普惠，歸根結底是實現共享的全球化，即全球化立足于世界的共同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人類的共同發展。

中國是非霸權國，中國也沒有以實力謀求霸權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推動發展為導向的新多邊制度秩序的形成?！耙粠б宦贰苯ㄔO所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及在助推世界繁榮、推進共同發展、解決貧困問題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新范式塑造的貢獻。

結 語

治理目標、主體、機制、客體和結果五要素所構成的體系框架是全球經濟治理范式的基本形態和外在表現，治理范式質的規定性是超越治理框架的權威、制度和觀念三個內在要素決定的。治理權威、治理制度和治理觀念的互動是全球經濟治理范式轉換的動力，那些獲得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的治理主體，一方面可以通過提供公共物品和秩序交換其他行為體遵從其設計的治理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規范倡導行為促進其他行為體接受其治理觀念，以便實現其管理全球經濟事務的地位的合法性。治理主體具有的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發生變化，治理制度和治理觀念的改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范式發生轉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促發全球經濟治理的權威、制度和觀念的轉向。治理權威方面，分散化趨勢明顯，美國的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走弱，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戰略性權威、政治權威和認知權威增強。治理制度方面，G20取代傳統的G7/G8中心模式，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臺；“金磚五國”的機制化建設推進新興大國集團化到新的階段，并試圖建構能與G7/G8相競爭的機制；區域金融和貿易合作、“跨區域主義”、“區域間主義”都大為發展；相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傳統全球性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治理觀念發生明顯轉變，從注重放松管制和市場效率的“華盛頓共識”轉為優先考慮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多元價值共存。

以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給世界各國帶來總體的長久和平和經濟發展，這種多邊制度秩序與歷史上其他秩序相比是一種更合理、更民主、更具合法性的秩序形態。中國是這一制度秩序的維護者和建設者，未來國際社會更需要一種反映權力平衡、多元理念、共同發展導向的“新多邊制度秩序”。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所倡導的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化模式，是這種相對理想的全球經濟治理范式的體現。

（責任編輯：瀟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