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羞辱顧頡剛

王彬彬

顧頡剛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是中國現代史學界“疑古學派”或曰“古史辨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顧氏最著名的學術觀點，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意思下面再說明?！皩永鄣卦斐傻闹袊攀贰笔且环N理論，一種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方法論。顧頡剛用以支撐這種理論或方法的證據之一，或者說，由這種理論或方法導引出的結論之一，是：禹是一條蟲。顧頡剛認為，后人崇敬的治水英雄大禹，并非真實的歷史人物，乃是一種蜥蜴一類的爬蟲。這觀點流傳很廣，以至于人們想到顧頡剛，就想到大禹和蟲。

顧頡剛于1980年辭世。除了顧頡剛本人的著述在坊間流傳，還有顧潮所編《顧頡剛學記》、顧潮編著的《顧頡剛年譜》和顧潮、顧洪合著的《顧頡剛評傳》行世。顧潮乃顧頡剛千金，顧洪則是顧頡剛哲嗣。

顧潮編著的 《顧頡剛年譜》（增訂本）1941年10月10日的譜文如下：

十月十日 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囑將禹之生日寫一小文，因書一紙交之，曰：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定，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來。不過在川西羌人居住的松、理、茂、懋、汶一帶，人們習慣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這是見于該地之方志的。這是十月十日這一天的全部譜文。顧潮編著的《顧頡剛年譜·引言》中說：“本書從顧先生的日記、文章、筆記、信札等數千萬字的資料中系統地搜集了他在學術、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活動，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一生以及八十余年來中國學術界 （以史學界為主）的發展，為國內外學者進行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和線索?！钡?941年10月10日的譜文，并沒有注明資料來源。

其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晚年所作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中，也說到了這件事，但說法有所不同。

一

對中國現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陳氏兄弟長期主管國民黨黨務，以至于有“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之說。

1900年8月21日，陳立夫出生于浙江湖州。幼年時期，陳立夫在家鄉上私塾，十來歲時，到了上海。在《成敗之鑒》中，陳立夫寫道：“西元一九一一年，由于二叔陳其美（字英士）之邀請，我們全家都到了上海。那時二叔正受任革命軍滬軍都督之職，這是我一生的轉捩點，如果當時上海的革命起義沒有成功，我就不會有機會來到這個大都市，也更不會有機會接受新式的教育了?！标惼涿朗顷愂闲值艿陌?。而陳其美與蔣介石關系則非同一般。在《成敗之鑒》中，陳立夫這樣評說陳其美與蔣介石：“二叔常說：人必須創造機會，而不是等待機會。即使在創造機會的過程中失敗了，但終究已為后繼者開創了奮進的環境。我常想：二叔若不是被袁世凱所害，英年早卒，革命的大業定會更早完成，他的逝世，無異是使孫中山先生失去了一只最得力的臂膀。幸虧二叔很識人，將蔣介石先生介紹給孫先生，后來繼之而起襄助孫先生，也是受二叔精神感召的影響極大。二叔與黃郛先生及蔣先生三人曾有過‘桃園三結義’之舉，當然相交至篤，相知也深，他與蔣先生更是有很多共同的特點?！笔Y介石與陳其美是金蘭兄弟，又是陳其美把蔣介石介紹給孫中山的?？梢哉f，陳其美某種意義上是蔣介石的人生導師。果夫、立夫兄弟后來俱效力于蔣介石，長期執掌要害部門，當然因為他們被蔣介石視為最可信任的自家子弟。

到上海不久，陳立夫就渴望繼續上學。此前陳立夫沒有學過英文，正式入學之前，必需補習英文。那時上海有所湖州旅滬公學，于是陳立夫就進入這所夜校補習英文一類課程。當時的英文教師叫沈階升。陳立夫說他教學認真，循循善誘，陳立夫在校期間與之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系。后來，陳立夫成為黨國要人，沈階升則擔任陳立夫的私人秘書，“協助我工作達十余年之久”。

在夜校補習一段時間后，陳立夫考入上海的南洋路礦學校。這所中學是其時滬上名校。南洋路礦學校在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上，都采用西式。與講授四書五經的傳統學堂不同，南洋路礦學校以各門自然科學為主要教學內容。校長林兆禧是基督徒，喜歡講英語，學校的自然科學教材也是英文本。剛開始，陳立夫未免吃力，但很快成為成績最優秀的學生。

在南洋路礦學校期間，陳立夫見到了蔣介石和一些國民黨元老。在《成敗之鑒》的自序里，陳立夫一開始就說：“當然小的時候，在私塾里念四書五經時，常常聽到一句勉勵人的話：‘有志者事竟成?！乙虼嗽诿駠甑缴虾Ｇ嗄陼e辦的夏令營中參觀了若干工廠后，就立志以‘工業建國’為己任，而考入了南洋路礦學校。有一天，大哥果夫帶我到二叔英士的秘密集會處所去看他。恰巧三叔、蔣介石、于右任、戴季陶諸叔都在座，似乎在商議重大軍事起義反袁稱帝之事，他們見了我，就問我喜歡學什么？我就以工礦為答，并說明我相信工業建國，須從煤礦入手，大家聽了，非常稱贊?！标惲⒎虻母赣H陳其業排行老大，二叔陳其美，這里說的三叔是父親的三弟陳其采。

1917年，陳立夫從南洋路礦學校畢業，隨后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學。北洋大學由其時任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創辦于1895年，創辦之初，名曰北洋西學學堂，翌年改稱北洋大學堂，實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一開始就以美國的耶魯、哈佛等名校為榜樣，課程設置完全仿照這些大學。學校所需的圖書、標本、儀器等都盡可能從美國采購。學校自創辦之日起，就經常訂有世界理科方面的權威性學術期刊100余種。學校的首任督辦（校長）由盛宣懷兼任，總教習則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C.D.Tenney）擔任。丁家立任總教習十多年，對北洋大學的發展貢獻巨大。北洋大學的教師大多聘自美國，少數國內教員如吳稚暉、伍廷芳等，也是學界名流。學校全用英語教學，即使是中國教授，也都講英文。北洋大學以法科、工科兩部為主體，尤其工科特別出色。工科又分土木、采礦冶金、機械三類。陳立夫學的是采礦冶金專業。陳立夫既信奉“工業建國”，進入北洋大學，堪稱如魚得水。陳立夫后來曾撰《北洋創校，開啟我國高等教育之先河》文，說北洋大學培養的歷屆學生“成績恒優于美國學生，是北洋不唯為本國最早之大學，且自創始時起，既躋身于世界名大學之林矣?！?/p>

陳立夫是先在北洋大學讀了兩年預科才進入礦冶系學習，所以，1923年夏才從北洋大學畢業。旋即赴美，進入匹茲堡大學采礦工程系攻讀碩士學位。1924年夏，陳立夫以論文《中國煤礦業的機械化與電氣化》獲得碩士學位。隨后，陳立夫進入匹茲堡煤礦公司，開始了實際的采煤工作。1925年，陳立夫在美國加入了國民黨：“這段時間我經常閱讀舊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國晨報》，所以常能讀到國內革命消息及中山先生的言論，到了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我才在舊金山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

陳立夫所上的中學是上海的名校南洋路礦學校，所上的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南洋也好，北洋也好，都是高度西化的學校。大學畢業后又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按理，陳立夫應該是一個對西方現代文明既很了解也很熱愛的人。但后來，陳立夫卻成為西方精神文明堅決的否定者和堅決而粗鄙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成為國民黨官方文化守舊和復古力量的代表性人物，實在讓人感嘆。

二

把陳立夫暫且放下，說說顧頡剛。1893年5月8日，顧頡剛出生于蘇州。1912年夏，顧頡剛在蘇州中學畢業，翌年春，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秋，顧頡剛進入北大本科學習，名列文科中國哲學門。中國哲學史這門課，本來由古文家陳漢章（伯弢）擔任。1917年，胡適回國，任教北大哲學門，接過了陳漢章的中國哲學史課程。胡適的講授方式與陳漢章天差地別，學生始而目瞪口呆，繼而茅塞頓開。顧頡剛在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這樣敘及此事：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八且粋€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里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開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胡適的授課雖然一開始令學生難以接受，但最終給予顧頡剛這樣的學生巨大的方法論啟示。胡適這期間發表的論文，也對顧頡剛有著啟蒙作用。

1920年夏，顧頡剛從北大畢業。北大刊物《新潮》創辦者之一的傅斯年，已經赴歐留學，接替傅斯年的羅家倫也將赴美留學。羅家倫希望顧頡剛能把《新潮》繼續辦下去，便托胡適為顧頡剛在北大圖書館謀得編目員一職。顧頡剛本立志研究史學，而在北大圖書館任編目員，頗有助于他選定的學術研究。這期間，顧頡剛與錢玄同之間經常書信往還，討論中國古史問題。1923年4月，顧頡剛將寫給錢玄同論古史的信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為題，在《努力周報》發表，其中后來反復被引用、成為顧頡剛一生代表性學術觀點的，是這樣一番話：

我很想做一篇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這就是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基本內容。顧頡剛指出：中國的古史，是逐漸地、一層一層地累積而成的。時代越往后，追溯的歷史越向前，“譬如積薪，后來居上”。同時，時代越往后，遠古的那些中心人物身上的光環越多。那么，層累地造成古史的手段是什么呢？只能是后人的想象、附會、虛構。說白了，關于古史的種種敘述、記載，都是靠不住、不可信的。

這個觀點在當時當然石破天驚。

既然關于古史的敘述、記載都不足為信，關于大禹的諸種說法，自然也就十分可疑了。于是，顧頡剛表達了對大禹的見解：“至于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系？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薄拔乙詾橛砘蚴蔷哦ι翔T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倍傲鱾鞯胶髞?，就成了真的人王?！蹦敲?，禹到底是何種動物呢？既然《說文解字》上說“禹”是一種“蟲”，又“獸足蹂地也”，那么，“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既然禹是九鼎上最有力量的動物，那就只能是巨蜥了。

顧頡剛及其追隨者的學術觀點，引起過激烈的爭議。顧頡剛的入室弟子楊向奎，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寫于1981年的長文《論“古史辨派”》中，這樣評價“古史辨派”的學術成就：“《古史辨》在沖破偽的古史方面，在由懷疑古史而加以抨擊時都發生過積極作用。但在懷疑和抨擊古史方面有時過了頭，以致玉石俱焚。比如《左傳》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們懷疑是偽作，這給當時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許多麻煩，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氣證明 《左傳》不偽?！庇终f“‘古史辨派’是在打破權威，他們抨擊了自古相傳的古史系統，而這個古史系統不僅是歷史問題，也是道德倫理問題，因為古代帝王被說成是道統所系，因而《古史辨》辨認的對象不僅是中國古代史，也是中國道德學及倫理學史。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整個上層建筑中的核心問題，對這些問題發生懷疑，也就是懷疑整個封建社會的道德學說與價值觀念，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工作是和‘五四’時代反封建的偉大潮流相一致的?！?/p>

既然禹到底是不是一條蟲，關乎整個傳統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那他令狂熱的文化復古和文化保守主義者陳立夫很在意，就不是偶然的。

三

那么，我們回到陳立夫。1925年9月，陳立夫回國。此時，蔣介石正在廣州當著黃埔軍校校長，而陳立夫的大哥陳果夫已在為蔣介石效力。船抵上海，陳立夫本來打算接受中興煤礦公司總經理錢新之邀請，擔任公司的工程師。但陳果夫卻轉來了蔣介石的電報。蔣介石得知陳立夫學成歸來，希望也到廣州去協助他。大哥也極力勸說小弟“獻身國民革命”。于是陳立夫于12月間乘船到了廣州。1926年1月9日，蔣介石接見陳立夫，根本不讓陳立夫講述對采礦工作的興趣，徑直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陳立夫名義上是黃埔軍校的工作人員，實際上每天在蔣介石私人官邸處理蔣個人的重要機密文件。陳立夫私下稱蔣介石為“蔣三叔”，因為黃郛、陳其美、蔣介石三個金蘭兄弟中，蔣介石最年輕。但在公開場合，則稱校長，北伐時期便稱總司令。

在黃埔軍校任職期間，陳立夫的最得意之舉是北伐前勸阻蔣介石出國。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說，“中山艦事件”之前，汪精衛主持廣州的一切政務，并且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聽從俄國顧問季山嘉的控制”。廣州國民政府想免除蔣介石的職務，又不敢。蔣介石試探性提出辭職，汪精衛既不敢批準又不加慰留。蔣介石便進退兩難，內心十分痛苦。汪精衛們暗示蔣介石，可離開廣東到俄國去，名為考察，實則把蔣扣留在俄國，等有人掌握了廣東的軍事全權，才放蔣回來。無非是以此種方式剝奪蔣的軍事權力。蔣介石無奈之下，只得決定出國。他要陳立夫隨行。蔣陳二人準備從香港乘船到海參崴，行程消息都保密。兩人的護照、船票、行裝都準備好了，還兌換了一些港幣，以備途中之需。出發那天，蔣陳二人驅車前往長堤碼頭。在到達碼頭前幾分鐘，陳立夫終于開口了。他說：“校長，為什么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么我們不干一下？”蔣介石聽了這話，便吩咐司機把車開回寓所。但在到達寓所前，蔣又命令司機再把車開回碼頭。這時，陳立夫又開口了：“我們如果走了，總理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介石聽后，想了又想，最后毅然決然地命令司機把車開回東山公館。司機的座位與后面隔著一塊玻璃，聽不見二人的談話，受命開來開去，十分不解。蔣介石決定“干一下”，于是有了“中山艦事件”，有了政治局勢的巨變。陳立夫頗為自得地說：

蔣先生決定留下來干了，這一明智的決定，對以后中國的歷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件事除了蔣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無第三人知道，所以我有責任在八十歲時接受本黨頒贈中山獎章典禮時向中央諸同志宣布出來，這是國民革命轉捩點之一，十分重要。至于蔣先生過去已去過蘇聯，這次再去，是沒有必要的，除非為了政治因素。這個轉變，絕不全是因為我的話而決定的，在一個人猶豫不決之時，任何一方面，增多一分，是會發生影響的。但是我何以有此勇氣問他，這除了總理在天之靈可以解釋之外，別無原因，歷史的因素是十分復雜的。我們回到東山公館后，蔣先生就忙碌不堪，時時在緊張中，像有所準備似的。17）如此重大的事情，陳立夫能勸說蔣介石改變決策，只能說明蔣介石在驅車去碼頭的途中，仍在猶豫，思想仍在激烈斗爭。陳立夫的話，在天秤的一端，加上了一根稻草，但就導致了事情的翻轉。

陳立夫是國民黨特務工作的創始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陳立夫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便是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中統）的前身。陳立夫雖然是工科出身，雖然干的是機要和特務工作，但對思想文化工作十分重視。1928年4月，陳立夫在正業之余，創辦了《京報》。因為南京已經成為首都，所以有此命名。辦報的資金完全出自私人。陳立夫任理事會主席。陳立夫每晚九、十點鐘才能到報社工作，“看大樣、寫社論和專題文章”。到了第二年，《京報》的發行量就達到一萬三千五百多份，超過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而成為南京第一大報。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列舉《京報》的功績時說：“逐漸地，《京報》有著可觀的影響力，譬如北京光復后，我們建議將北京改名北平，我們在社論中指摘繼續使用北京的不當，因為南京已成為國都，再用北京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為我們有兩個國都；同時，我們也建議將直隸省改名河北省，因為直隸是指這省是國都所在地，如果這樣，江蘇省由于南京首都，也可以稱為直隸省了。其次建議江蘇大學應改稱中央大學，因為它位在南京首都。這些建議都被政府一一地采納?！逼渌慕ㄗh姑且不論，將北京改稱北平，實在是多此一舉。

陳立夫辦報紙，每天晚上九十點鐘還從辦公室趕到報社，忙到深夜，當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宣傳主義”，為了在思想文化上影響人民。

在1929年4月的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上，陳立夫被選任為中央黨部秘書長。隨后，陳立夫創辦了《時事月報》。陳立夫任發行人。這份雜志“有系統地分析國內外重要新聞和科學進步等問題”。雜志也很受歡迎，曾發行到一萬一千份，是排在《東方雜志》《新中華》之后的國內第三大雜志。這時期，陳立夫還與大哥果夫一起創辦 《政治評論》。1930年，陳立夫與吳大鈞一起創辦了正中書局。正中書局起先完全是私營性質，陳立夫任發行人，后來才歸中央黨部秘書處經營。

陳立夫在干機要工作、特務工作和黨務工作的同時，還自掏腰包辦報紙、辦刊物、辦出版社，把業余時間都用在這些事情上，可見對思想文化工作、對宣傳教育工作，極其重視，也有十分強烈的興趣。

四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官方掀起了文化復古的狂潮，而陳立夫則是文化復古運動的主要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其時，左翼文化正興起，且勢頭強勁。國民黨官方掀起復古狂潮的用心之一，就是企圖借傳統文化抵抗、撲滅左翼文化。這期間，陳立夫關于中國文化，發表了許多言論，而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與道德，則是反復強調的文化建設的目標。

抗戰前的數年間，陳立夫一方面本人著書立說，鼓吹傳統文化，另一方面策劃了多種文化事件。在《成敗之鑒》中，陳立夫十分自傲地說，“以理論打擊共產黨由我開始”?！耙岳碚摯驌艄伯a黨由我開始”是一個小標題，在此標題下，陳立夫寫道：“我之反共既基于中國文化，我遂從中國文化之根源——易經——找到唯物史觀之錯誤，生存才是進化之中心。生命必須包括心與物二者，亦即國父所發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原理，只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論》，由理論方面從根駁斥之，共產黨曾下令黨員著文攻擊，唯無一能駁倒我的創見也。共黨因之更增其對我的仇視?！标惲⒎蚴窃谡f明 “我們兄弟二人為何成為中共之最大敵人”時寫下這番話的。垂暮之年寫回憶錄時的陳立夫，頗有些自我膨脹。中共并沒有把陳氏兄弟視作最大敵人。中共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國民黨43名戰犯名單中，陳果夫、陳立夫分別名列第七、第八。陳立夫創辦和主持中統，令中共十分頭痛，這才是中共仇視陳立夫的最大原因。至于其“理論創見”，中共應該根本沒當回事，因為那實在膚淺得很，混亂得很，不值一駁。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的 “十教授宣言”事件，也是陳立夫的“杰作”?！笆淌谛浴钡闹髦?，就是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而“中國文化本位”，原本是陳立夫在他的“哲學著作”《唯生論》出版后提出的口號。陳立夫的秘書劉百閔多次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何炳松、復旦大學教授孫寒冰等人聯絡，在上海成立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出版一份十六開本的雜志，名曰《中國文化建設》，作為“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機關雜志。而第一步，是找十個教授聯名發表一份《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京三地的十名教授，聯名發表了這份“宣言”。他們是：王新命、何炳松、武癱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圣、章益、陳高傭、樊仲云、薩孟武等?！靶浴毙Q：“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蜷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為著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薄爸袊谖幕念I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里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苯Y論是：“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p>

除了出版“哲學專著”《唯生論》和組建“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策劃“十教授宣言”，陳立夫還在一系列文章和演講中，抨擊“五四”新文化運動、狂熱稱頌“固有文化”。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在恢復被新文化運動所批判、拋棄的“固有文化”。陳立夫強調，自“五四”以來，所謂文化工作，基本上是破壞而無建設，以致“吾國固有之文化摧毀無余”?，F在要建設民族新文化，首先要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而“中國的民族特性是優秀的”，它的優秀之點在于 “至大至剛”“至中至正”。所以，“建設文化，須先恢復固有的至大至剛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禮義廉恥的精神，以形成堅強的組織和紀律”，這樣，在“最近的將來”，便可實現“民族的復興”。

1938年1月7日，陳立夫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這就有機會與顧頡剛發生關系。在《成敗之鑒》中，列舉自己在教育部長任內的功績時，陳立夫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教育部為擴大社教，還制定了各種節日，每年二月十五日為戲劇節，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三月二十五日為美術節，三月二十六日為廣播節，六月六日為工程師節，四月五日為音樂節，九月九日為體育節，九月二十八日為教師節。關于青年節和工程師節規定的經過，需要特別敘述的。原來在戰前，已經非正式的以五月四日為青年節。我認為黃花崗起義比五四運動更能表現青年愛國、犧牲和奮斗的精神，所以便改以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至于六月六日為工程師節，是這樣的：我記得在教育部任內，被中國工程師學會推為會長。我對于素所尊敬的顧頡剛先生，曾經作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他是一位極有名的歷史學教授。忽然發了奇想，寫一篇文章說，大禹是個蟲，沒有那么一個人。他的理由是很欠缺的，但是他的名氣很大，居然有人相信。我聽了非常嘔氣。我想難道離孔子一千幾百年的大禹，孔子對他尚且非常贊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后的顧先生所得的文獻更可靠，何況孔子一向重視證據，無可靠的文獻，他不寫作。我于是伺機去找顧先生，請他考據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備提工程師年會拿這一個日子作為工程師節。他考據了以后，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某年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我就根據他的信提出工程師聯合年會，經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我隨即宣布，從是日起，大禹不再是個蟲了，因為蟲的生日是無法知道的，這是顧頡剛先生負責考據出來的，有信為證。大家皆哄堂大笑，我就救了顧頡剛先生?，F在每年六月六日所舉行的工程師節，是這樣來的。

陳立夫垂暮之年寫下的這番話，充滿傲慢與無知。從語氣中可斷定，陳立夫原本并不知道顧頡剛的歷史觀點，也不知道顧頡剛關于大禹的考辨。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于1923年4月，已經快二十年了?！按笥硎且粭l蟲”的觀點問世時，正值陳立夫從北洋大學畢業而準備赴美留學時?！按笥硎且粭l蟲”，畢竟是人文學界的事。作為采礦專業學生，陳立夫當時可能根本沒有聽說此事，即使聽說了，也未必會在意。那么，他是何時知道此事的呢？我以為，是在以教育部長的身份提議將大禹的生日作為工程師節的時候。陳立夫是工程師出身，又當著全國工程師學會會長。既然制定了那么多雞零狗碎的節日，怎能不制定一個工程師節。在陳立夫看來，遠古的治水英雄大禹，是工程師的始祖，應該以大禹的生日作為工程師節。當他提出此議時，有人告訴他顧頡剛的觀點，他才十分驚異、十分氣憤。他以為顧頡剛是成為大教授、名氣很大后才聲稱“大禹是個蟲”，而不知顧頡剛是因為聲稱“大禹是個蟲”才成為大教授和名氣很大的?？梢哉f，陳立夫根本沒有懂得“古史辨派”是怎么回事，根本沒有明白顧頡剛們“疑古”的理由何在。陳立夫當時沒有讀顧頡剛的文字，后來也沒有讀顧頡剛的文字，直到垂暮之年寫回憶錄時，仍然沒有讀過顧頡剛的文字。當時，陳立夫以教育部長之尊，聽說大教授顧頡剛認為“大禹是個蟲”時，根本沒有想到改變以大禹生日作為工程師節的初衷，而是立即想到讓顧頡剛改變他的學術觀點。這分明是對顧頡剛的羞辱，但直到垂暮之年，他還認為這是“救了顧頡剛先生”。

五

顧潮編著的《顧頡剛年譜》中關于此事的說法，與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對此事的回憶，頗有不同?！额欘R剛年譜》中說，是教育部次長顧毓琇來找顧頡剛，請顧頡剛考定禹的生日，而顧頡剛強調禹乃神話中人物，有無其人尚不知，何由考定其生日。不過，川西羌人將六月六日作為禹之生日。而陳立夫則說是自己親自找了顧頡剛，而顧頡剛也就考定了禹生于六月六日，并未提到顧頡剛還說過禹有無其人尚不知。陳立夫是在工程師聯合年會上宣布這一決定的。他同時宣稱，這日子是顧頡剛考定的，有顧頡剛親筆信為證。從陳立夫回憶的語氣看，他當時是洋洋得意的，是手里拿著顧頡剛的親筆信的。如果顧頡剛信中首先強調了禹是神話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知，陳立夫不會滿意，更不會很得意，那封顧頡剛的親筆信，也就并不能成為證據。所以，顧頡剛到底是怎樣回答陳立夫的，還是疑案。

明知顧頡剛發表過禹是一個蟲的見解，卻還要顧考證禹的生日，這分明是對顧的羞辱。在那個年代，即便貴為教育部長，也并非敢對任何一個大學教授如此羞辱的。那么，陳立夫為何敢于如此羞辱顧頡剛呢？讀一讀《顧頡剛年譜》,就能明白其中原由。

讀《顧頡剛年譜》，可知在那個時代，顧頡剛與國民黨高層是走得很近的。下面抄錄一點這方面的記述。

1941年7月13日，“受蔣介石接見，談整理中國古籍事，辛樹幟偕同”。

1942年7月，顧頡剛當選為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1942年10月19日至31日，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大會；1943年4月，被推為三青團評議員；1945年4月9至11日，出席三青團評議會；1945年4月，蟬聯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1945年7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參加教育文化組審查會，審查提案，并修改教育報告審查意見。

1941年12月2日，“應戴季陶邀，作《戴家齊君傳》”。戴家齊在主持西昌開墾工作期間病逝，因此需要有篇傳記在刊物登載，但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出面請顧頡剛寫，可見顧頡剛很受高層器重。

從年譜看，顧頡剛與朱家驊的關系非同一般?？箲鹌陂g，朱家驊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即通常所說的“中統”，本來由陳立夫掌管，陳長教育部后，不宜兼管特工，遂由朱家驊接任）。1944年11月，陳立夫卸任教育部長，復任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則復任教育部長。年譜中，常常出現顧頡剛為朱家驊代筆的記載，有時還為朱家驊“代身”。

1941年10月8日，代朱家驊作講稿《西北問題與科學化運動》?！皠h改后刊《文史雜志》第二卷第二期（1942年2月15日），題《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署朱家驊?！边@是說，顧頡剛替朱家驊寫了一篇文章，朱家驊對文章做了刪改，題目也加了“建設”二字，然后以自己的名義在刊物發表。

1941年12月12日，代朱家驊作《告河西、湟川、黔江三中學學生須注重史地書》。

1941年12月17日，代朱家驊作《三十一年元旦致詞》，刊《上游集》。

1942年8月6日，代朱家驊作《悼滕若渠同志》，刊《文史雜志》第二卷第五、六合期，署朱家驊。

1942年9月3日，代朱家驊作《告邊疆同胞書》，“十月二十一日朱家驊在招待邊疆人士茶話會上講，題《邊疆問題與邊疆工作》。略改，刊是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p>

1942年9月30日，代朱家驊作《新綏公路通車十周年紀念?？}詞》。

從年譜的此類記述看，顧頡剛頗近于朱家驊私人秘書。顧頡剛代朱家驊作文，年譜中有時說明文章公開發表時“署朱家驊”，有時沒有這種說明。但我想，只要是以朱家驊名義寫的文章，公開發表時當然都署名朱家驊?？偛恢劣谠谀撤N會議上朱家驊以自己名義發表講話，講話在報刊發表時卻署名顧頡剛，那豈非笑話？

年譜中1947年3月29日至31日的譜文是：“以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代表身份，出席中國社會教育社年會，并致詞曰：該社創辦已有十六年之歷史，值此第五屆年會，討論之中心問題是‘社會教育與新中國文化建設’，尤為適合于建國需要。梁啟超辦《新民叢報》，喚醒了全國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喚醒了全國的青年學生；這次的文化運動‘一定要以全體國民為對象，這便有賴于社會教育了?！鳖欘R剛完全是以部長的口氣發表講話。顧頡剛并非教育部職員，并非次長、司長一類教育部官員，卻能代表教育部長在此類會議上致詞，可見顧頡剛這個教授，決非一般教授可比。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陳立夫何以敢如此羞辱顧頡剛了。如果是一個與官方沒有此種“親密關系”的學者，別說認為禹是一條蟲，就是認為禹是一條龍，陳立夫也不敢要他改變自己的看法；如果是一個經常批評政府的學者，陳立夫就更不敢招惹了。陳立夫敢于如此對待顧頡剛，就因為料定顧頡剛必會聽命。也可以說，陳立夫因為沒把顧頡剛當“外人”，才敢提出這樣的要求。既然顧頡剛一直在配合黨國的工作，既然顧頡剛一直與黨國合作得很好，這一次，有什么理由不配合、不合作呢？令其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即便心有不快，顧頡剛也不會斷然拒絕，更不會拍案而起。

《顧頡剛年譜》中，還有一則譜文，頗有助于對此事的理解。1943年3月23日譜文如下：

出席中國史學會籌備會。二十四日，出席該會成立大會，任大會主席，當選為理事。二十六日，出席該會理監事會，任主席，當選為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又有：傅斯年、黎東方、朱希祖、陳訓慈、衛聚賢、繆鳳林、金毓黻、沈剛伯；常務監事有：吳敬恒、方覺慧、蔣復璁。黎東方兼任秘書?！按舜沃袊穼W會之召集出于教育部，電滇、黔各校教授前來，花費殆十余萬。說教部提倡學術，殆無此事。有謂延安正鼓吹史學，故辦此以抵制，不知可信否。予與今教長惡感已深，本不想參加，又恐其作強烈之打擊而勉強出席。然開會結果，予得票最多，頻作主席，揭諸報紙，外人不詳其實，遂以為我所倡辦矣。 ”（日記是月）

這段譜文后面引號內的話，是顧頡剛日記原文。這次中國史學會的籌備會和成立會，是由教育部主辦的?！坝枧c今教長惡感已深”，讓我們知道顧頡剛雖然與朱家驊關系親密，但與教育部長陳立夫關系很不好。陳立夫操辦的會，顧頡剛本不想參加，但又不敢不參加，因為怕陳立夫“作強烈之打擊”。這也很耐人尋味。陳立夫能對一個大學教授作怎樣的打擊呢？如果是一個與國民黨官方保持距離的教授，即便是教育部長，也沒法施以什么打擊。一個大學教授的教職、工薪，是本分內的東西，教育部長剝奪不了。教育部長只能剝奪一個教授非本分內的、由官府賜予的東西。如果你本來沒有這些分外之物，就是蔣介石也無奈你何。而顧頡剛恰恰頗有這類分外之物，諸如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三青團評議員等等。這是一種政治地位，一種人生榮耀。如果顧頡剛實在令陳立夫惱怒了，以陳立夫的身份，剝奪顧頡剛的此類地位、榮耀，那是能夠做到的——顧頡剛害怕的“強烈之打擊”，應該就是這些吧。

這樣我們就知道了，當陳立夫命顧頡剛考證禹之生日時，顧頡剛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會從命的，因為“恐其作強烈之打擊”也。如果說陳立夫命顧頡剛考證禹之生日，是對顧頡剛的羞辱，那顧頡剛其實是自取其辱。

當然，所謂羞辱，也是一種書生氣的看法。此類場合，當事人視為莫大之榮耀，是更有可能的。

2018年7月31日

注釋：

（1）（2）見《顧頡剛年譜》（增訂本），顧潮編著，中華書局2011年1月版，第351頁，第1頁。

（3）（4）（5）（7）（8）（10）（16）（17）（18）（19）（20）（24）陳立夫：《成敗之鑒》，正中書局 1994 年6月版，第14頁，第21—22頁，第15頁，第16頁，第2頁，第24—43頁，第46—49頁，第51—52頁，第123—125頁，第166—167頁，第439頁，第271頁。

（6）（23）張珊珍：《陳立夫生平與思想評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0頁，第61—62頁。

（9）見張學繼、張雅蕙《陳立夫大傳》，團結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頁；張珊珍《陳立夫生平與思想評傳》第12頁。

（11）（13）（14）《古史辨》 第一冊， 顧頡剛編著，樸社1926年6月版，京城印書局印，第36頁，第60頁，第63頁。

（12）顧潮：《顧頡剛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5頁。

（15）楊向奎：《論“古史辨派”》，見《顧頡剛學記》，三聯書店2002年5月版。

（21）見《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十二卷（1947—1949），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8760頁。

（22）見張學繼、張雅蕙《陳立夫大傳》第134—135頁。

（25）關于顧頡剛活動的敘述，見《顧頡剛年譜》（增訂本）第353—382頁。

（26）見《顧頡剛年譜》（增訂本）第 36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