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都市審美的缺失與重構

◎ 李俊國

一、文學的“都市審美”與中國文化的“都市黃金時代”

文學的“都市審美”，從文學創作層面說，是以都市人、都市社會生活作為文學的創作題材。從文學審美層面說，是文學“以都市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是人與都市的“審美關系”，是當代文學作家對于都市社會的生命經驗重構與“藝術地把握世界”的審美方式（馬克思語）重構。它涉及人與都市的多重“關系”，諸如把握處理都市題材的創作姿態、理念價值、經驗形式、都市意識、藝術呈現方式，等等。

把文學的都市審美作為一個“問題”的提出，就不僅僅限于文學的都市創作題材文藝美學等層面的具體問題，而是關系到當代文學的都市審美與中國文化的“都市黃金時代”，類似于當代中國文藝復興的相關問題。

“都市黃金時代”，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現象性概括。人類文化史中的華彩篇章，幾乎由一個個“都市黃金時代”連綴成人類文化、文學、藝術的輝煌歷程。14世紀的佛羅倫薩，16世紀的倫敦，18世紀的維也納，19世紀的巴黎、彼得堡，20世紀的紐約以及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都曾經以經濟、文化、文學藝術的高度繁盛而被歷史文化學者稱為人類歷史上的“都市黃金時代”。

伴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都市化”已經或正在成為我們的社會物態形式和生命存在的經驗事實。來自社會學經濟學界的研究資料和統計報告表明，都市化轉型是當代中國社會形態變遷的主要形式。20世紀末，中國的都市化水平和速率已經達到50%；至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提高到60%”。這些數據意味著，中國已經由傳統的農業文化國度快速轉型為工商化、都市化社會，都市社區人口近8.4億。僅僅三十年，在三千年農耕文化的海洋中，迅速崛起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兩千多座大中小型城市。百年前，梁啟超、李鴻章、王國維所感遇的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或已經成為我們的存在之維和日常經驗事實。當代中國正在經歷它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前所未有的“都市時代”。

從傳統的鄉土社會轉向當代的都市社會，社會形態的結構性轉型，社會經濟物質形態的遷徙，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相應的人性經驗思維情感方式的撕裂與變化——一個民族，而且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瞬間從“熟悉的”鄉土社會變成或被變成一個個“陌生的”都市社會，這正是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如當年的紐約，當年的倫敦，當年的巴黎，當年的上海，中國當代上千座都市，包蘊著遠比傳統的鄉土社會更加豐富的有關新變與復古、斷裂與再生、期望與絕望、實有與虛無、輝煌或戲謔、升騰或幻滅等等的，有關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有關當代中國每一個人的日常生命的“巨大的歷史內容”。

當代都市不僅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著巨大的歷史內容，而且也為我們的文學藝術提供著豐富的思想資源及其藝術思維、藝術方式的創新。中外文學史都顯示了這么一條規律：大凡文學藝術的創新，大多產生于都市而不可能是鄉村。一是都市作為社會資訊中心與傳播輻射地，也是知識分子文人作家的人文薈萃地帶；二是都市作為“技術大地化”的物態化社區，“技術物態化生存”方式不斷地為哲學、美學、文學藝術提供新問題、新思路，激發文學藝術的不斷創新。像雨果之于倫敦，喬伊斯之于都柏林，巴爾扎克之于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彼得堡，以及茅盾、張愛玲之于上?！?/p>

“巨大的歷史內容”和不斷的藝術創新，或許就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都市黃金時代”的形成要素之一。因此，面對已經崛起的中國都市群落，重提文學的“都市審美”問題，既是文學創作如何應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現實問題，也是關系到中國文學創作的當代轉型問題，更是我們的文學藝術如何創造當代中國的“都市黃金時代”的歷史可能及其必然要求的問題。

二、都市審美的多向缺失與都市書寫的“兩個傳統”

只要對當代文壇作粗略的掃描便能發現，中國文學的都市審美相當缺失。

一是都市題材的文學創作，近年來雖呈上升之勢，但究其總量與比例而言，仍不及鄉土文學的三分之一。在中國都市化速率已達60%的年代，鄉土文學題材、歷史題材仍是當代文壇“主力軍團”。歷屆“茅盾文學獎”與“魯迅文學獎”等所謂“國家級”獎項，都市文學作品屈指可數。而且，新時期文學已經40年，類似賈平凹、韓少功、陳忠實、路遙、張煒、莫言等獲得社會認可的著名作家，其代表性作品全是鄉土文學類別，即便偶有對都市題材的創作，其文學成就遠遜于他們自己的鄉土題材作品。這類狀況，在當代電影藝術界依然如故。當代中國電影聲名顯赫的張藝謀導演，《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及后續的《英雄》，這類鄉土題材和歷史文化題材“大片”，是他成功的電影作品，而他唯一一部描寫上海都市題材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被公認為失敗之作。

二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因襲著長期的鄉土農耕社會所形成的傳統審美意識。雖然，自1984年“文學批評方法年”以降，老三論、新三論、原型文化批評、精神分析心理學批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殖民與后殖民寫作批評、現代性與后現代文化（文學）批評思潮方法層出不窮，相當程度地改變著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學理結構與批評方式，但是，它們大都終究只作用于文學批評的“方法”層面，較少內化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美學思維界面?？梢赃@么說，它們只是某種批評方法的現代轉換，還不能判定為中國文學批評審美意識的當代轉型。對于正在生長期的中國都市文學的都市審美而言，尤其如此。于是我們看到，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對于鄉土題材與歷史題材創作，持續地保有學術性關注與研究性投入；反之，對于都市題材的文學創作，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都顯得相應的冷淡，或者說用力不足，力不從心。許多新生的、優質的都市文學作品，就這樣被忽略，被遺忘?；蛘?，即使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從事著對都市文學創作的研評，但往往因為研究者自身所因襲的傳統審美意識，往往運用在鄉土文學、歷史文學領域所“通用”的理論批評理念與思維方式，結果自然是隔靴搔癢。在傳統審美意識與當代都市審美意識區間，是一種文學理論批評的審美空缺。

現象的描述旨在說明，中國三千年農耕文化及其歷史長度，形成了某種恒定的、綿長的而且強大的與農耕文化相匹配的歷史意識及其文學審美意識。這種審美意識積淀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及其文藝理論批評的“巨大傳統”與群體“無意識自覺”，這種傳統的文學審美意識的“深層結構”，使得中國作家如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所言，對于都市，中國作家總是存在著物質層面的“留戀”與心理精神層面的“逃離”的兩難處境。再加上，中國現代都市發生學的特殊背景——由西方列強“他者”入侵所生成建構的中國近現代都市，先天性伴隨著民族自我的歷史屈辱感和強權“他者”的原罪孽性。于是，“都市罪惡”“道德化審美”既成為中國作家而且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普遍性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成為大多數作家進入都市、表達都市的兩個文學傳統。

“都市罪惡”意識及其“道德化審美”，是建立在“階級論”基礎上的都市價值判斷。雖然，它從一個維度切中現代都市社會的文化負效應，但也極強勢地遮蔽了現代都市在制度安排、文化精神、現代文明等維度的豐富的現代性功能。當然，它又勢必嚴重影響或制約著當代作家和文學理論批評家對于當代中國都市的理性認識和多維審美。再加上，當代文學從者業（包括創作者和研究者）絕大部分有著現代作家沈從文、廢名、師陀式的“由鄉入城”的人生創作經歷。在某種意義上，“由鄉入城”式的作家，屬于都市的“外來者”，他們自己也無意識地將自己歸屬于都市的“異鄉客”。他們的人生視域和審美觸覺，不能向身邊的都市世界進行廣度延伸和深度潛入，反而越過都市，投向早年經歷的故鄉大地。于是，中國文學的都市審美長期呈缺失狀態，都市審美及其相關的文藝美學、藝術哲學問題，長期處于空位懸置狀態。

“外來者”“異鄉客”身份，容易使當代作家產生都市的隔膜感和陌生感；而“異鄉客”心理極容易使當代作家創作回歸鄉土人生經驗，建構與想象著他們曾經熟悉的鄉土世界。像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黃梅”，師陀的“河南”；像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賈平凹早年創作的“商州大地”，以及近年的陳應松的“神農架世界”。這一類作品“鄉土美”與“都市惡”，城/鄉二元對立，涇渭分明。鄉村，貧窮但卻淳樸；都市，繁華但一定墮落，是作家對于城鄉社會及其人性的“先驗賦值”和“道德化審美”。鄉下人進城，男人一定染上懶惰、刁滑、市儈的惡習；女人則必然虛榮、狐媚而且放蕩。于是我們看到一種“中國式”的文學現象：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雖然棲身于都市，但他們習慣性地習用著中國鄉土社會的“都市罪惡意識”和“道德化審美方式”去描寫都市，先驗地裁定著都市和鄉村的社會價值及其人性屬性。道德化審美必然導致文學的簡單化裁判，都市社會及其各類人性的巨大歷史內容和豐富的人性內涵被遮蔽被忽視，也被“妖魔化”地想象與揶揄。面對語義豐富繁雜的都市社會，絕大部分當代文學創作顯出文學審美的簡單化，或者力不從心，無能為力。

毫無疑問，“都市罪惡意識”和“道德化審美方式”，成為中國當代作家面對都市的兩個影響深遠的書寫傳統。如果我們老是浸潤在傳統的鄉土中國的人生經驗與審美意識里，一味放逐文學對都市人生的體驗、進入與反映，那么我們的當代文學難以實現當代審美轉型，難以創造文學的“都市黃金時代”！

三、都市審美：萌生·轉型·重構

文學創作的都市審美，從表面形態來說，是文學對都市社會的描寫與反映，是當代文學與理論批評的創作興奮區，是從鄉土與歷史等大類題材向都市題材的轉移的問題。從深層形態而言，是文學應該把當代都市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在文學與都市的互動關系中，體驗、探索、建構一類新型的文學都市經驗、審美意識和美感形式的審美轉型問題。

回頭檢索，新時期文學四十年，在某些作家的創作里，已經顯出當代文學的都市審美的萌生、轉型、重構的趨勢。早在1985年，中央音樂學院女學生劉索拉的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北京都市流浪者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剩下的全屬于你》，自由寫作者王朔的《頑主》《一點正經沒有》《我是流氓我怕誰》等系列長篇，以智慧而頹廢的“頑主”姿態，展開了對都市的“荒原”與荒誕式審美?？此拼直傻恼Z言，荒誕不經的行為，突出呈現了都市小人物的都市生存經驗及其睿智幽默——那是中國都市及其文學的都市審美，是“城”與“文”同時期的蘇醒與萌生。此后，西安的賈平凹（《廢都》），上海的王安憶（《長恨歌》），開創了“人與城”都市審美方式，以一個人的都市境遇書寫一座城的風云際會和歷史命運。武漢的池莉、方方，廣州的張欣、盛可以，上海的金宇澄，分別從各個不同的創作路徑，進入到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從事著都市審美的多樣性實驗。我們還欣喜地看到，一批正值創作興盛期的鄉土作家，正在實踐著從鄉土審美到都市審美的創作遷陟。像河南作家李佩甫，由當年的《羊的門》，繼而進入《城的燈》，最近又橫跨當代都市與當代鄉土，創作出“城鄉互文”式的長篇《生命冊》。比較而言，這類作家在寫鄉土題材時，因為有了一定的都市審美經驗作參照，他們已經超越了沈從文“鄉土美/都市惡”的城鄉對立的書寫模式，而呈現出“城/鄉互文”式的文本形式與人性意識。傳統的農耕文化所衍生的審美意識——自然美感方式和道德理性精神，倫理功用色彩，已經被新生的都市審美意識——物態化審美方式、都市文化理性精神、智慧而客觀的人性呈現所逐漸替代。

當代文學的都市審美轉型，說到底，或許是文學從業者在面對都市、體驗都市文化與都市人性的創作姿態、理性與經驗認知方式及其藝術外化手段等方面的問題。如何實現都市審美轉型？以下的幾點思考，或許能夠提供某些參考與路徑。

其一，去“都市惡”意識。以理性、睿智、客觀的姿態進入、了解、體驗、把握都市?！岸际袗?鄉村美”是上世紀20-30年代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文學意識。從深層次看，它是東方民族在現代都市初生期所滋生的農耕時代的美學意識，是作家面對“陌生”的現代都市時的后撤與逃離，是某種對漸漸逝去的農耕社會鄉土文化的“浪漫想象”。把前現代的“鄉土”，想象預設為合乎人性生存的理想社會，既不能經受歷史學的檢驗，也不符合當下的現實。它美則美矣，但無助于作家對現代都市的深度而多向地了解與體驗。因為“都市惡”意識只是一種本質化的、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它容易遮蔽現代都市人生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其二，去“道德化”色彩?！暗赖禄瘜徝馈笔侵袊鴤鹘y的宗法制農耕社會形成的倫理性審美方式，嚴格地說，這是“倫理”對“審美”的干預，很容易促使我們的文學審美滑向道德的窠臼。都市審美轉型，意味著我們從傳統的道德性審美轉化為對都市與都市人性的“異化性”審美。如張愛玲《金鎖記》的曹七巧，如方方《風景》里的七哥、《萬箭穿心》中的李大姐，如蘇童《米》里的五龍，作家對他（她）們的所謂的自私、貪婪、庸俗、血腥、仇恨，皆不從“道德”的層面去裁判，而是從都市生活對人的“異化”層面，從人物“活著”的存在之維的矛盾縫隙處，狀寫人物的性格扭曲、發展、變異。作家摒棄了“道德化審美”，自覺不自覺地以都市人性審美眼光，寫出了“日常狀態”下的“人性傳奇”（張愛玲語）。

其三，去“自然態審美”。由農耕時代的“自然態審美”到“都市物態化審美”，或許也是都市審美轉型的另一路徑。一般流行的說法，都市的鋼筋水泥破壞了小橋流水人家的自然美感和文學詩意。這只能說明，我們仍然站在農耕時代的“歷史”里打量當代都市。時空轉換了百年，我們仍然延續和固守著“祖宗”的眼光和觀念。其實，在“技術大地化”（海德格爾語）的都市，技術即自然。如何發現“技術自然”的都市美感？比如，那逶迤參差的城市建筑群的都市天際線，既有刺破蒼穹的宏偉也有模糊迷茫的滄桑；那魔方式建筑里各種隱秘空間里，該潛伏著多少人性的歡愉與罪孽；那匆忙嘈雜的塵世市井，又奔騰著多少無盡的生命欲望，隱匿了多少人生命運的秘密。20世紀30年代的海派作家劉吶鷗的小說集《都市風景線》，穆時英的中篇小說《夜總會的五個人》《上海狐步舞》，將上海都市與人性的絢爛與頹廢，墜落與張揚、物的眩暈與心的破碎，做出了極具都市物態審美的詩意把玩與睿智表達。

其四，“都市漫游”姿態。德國哲學家和歷史文化學家本雅明早就認為，都市藝術家應該成為都市的“精神漫游者”——這是一個極好的比喻——如蜜蜂采蜜，漫天飛舞。作家只有采取“都市漫游”的創作主體才能穿透蕪雜的都市，把握都市與人性的詩性傳奇。同時，“都市漫游者”不是某一既定道德的固守者?！暗赖聦捜荨笔潜狙琶鲗τ诙际形膶W藝術家的主體姿態的描述，“道德寬容”便于文學創作對于都市的“文學發現”：都市社會的隱秘性發現，都市人生的存在性發現，都市人性的未知性發現以及都市藝術感知經驗、呈現形式的文學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