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青箱雜記》中所載社會史史料價值

■鄒念琴／云南師范大學

社會史史料在正史中的記載向來較少，而以記載奇聞軼事為主要內容的筆記小說中卻保留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資料。成書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的《青箱雜記》是北宋時期一部重要的筆記，因其特殊的史料價值而被中華書局編輯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收錄。該書除了記載了大量五代至北宋時期的朝野趣聞、詩話、掌故外，還對當時的社會習俗及時人的社會心理做了較多記述，是研究五代及北宋前中期的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

一、社會風俗

《青箱雜記》的作者吳處厚主要活動于北宋仁宗至哲宗時期，史書記載他曾赴京參加科舉考試，并“登進士第”。此后又曾多次歷任地方官，所到之處較廣，因而對京城及各地的風俗習慣都有所了解。

（一）服飾

服飾是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體現之一，封建社會中，服飾是區分等級的直接標準之一。北宋時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不同階層的人都有其不同的著裝規制，《青箱雜記》中對于社會中不同身份的人的服飾都有所記載。

1、品官服飾

官員的服飾是其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宋代官員服飾的顏色主要有紫、緋、綠、青四種，人們可以根據服色的不同判斷該官員的品秩的高下。

《青箱雜記》卷五記載：“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后各登臺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都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庇稍娢目芍?，二人直昭文館是官服尚為青衫，則當時二人的本官品級是很低的。據《冊府元龜》載：“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庇帧扒嗌馈币辉~在唐人詩文中已有出現，且多與失意貶謫、貧困艱辛的境況有關。呂端詩中提及“青衫共直”，實是對尚未顯達之時的友誼的懷念。

關于官員腰帶的記載，卷九曰：“本朝之制誥待制，止系皂鞓犀帶，遷龍圖閣直學士，始賜金帶。燕公（肅）為待制，十年不遷，乃作陳情詩上時宰，詩曰：‘發邊今日白，腰下幾時黃？’”腰帶是區別官員品級高低的另一標準，不同材質、不同裝飾的腰帶代表不同的品級。宋代官員腰帶的材質，依據其品級高低，主要有玉、金、銀、犀、銅鐵角石等。又“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燕肅此時所為的閣待制，屬從四品閣職，而其所服仍為犀帶，而非“深緋金帶”，由此可知，《冊府元龜》于此所載不實。

2、平民服飾

《青箱雜記》中對于平民服飾，以記載各類巾、帽的內容為多。幘是古代不著冠的庶民常用的一種首服?！肚嘞潆s記》卷二記載了其制作材料的變化?！疤焓ヒ郧?，烏幘惟用光紗，自后始用南紗。迨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p>

重戴，中國古代士人的一種帽飾?！端问贰肪硪晃迦遁浄疚濉份d：“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皂羅為之，方而垂檐，紫里，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所謂重戴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宋初，御史臺皆重戴，余官或戴或否。后新進士亦戴，至釋褐則止。入宋以后，許多舉子沿襲唐代風俗，常重戴出行。如《青箱雜記》卷二載：“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度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眲t國初舉子猶重戴矣?！?/p>

卷二又載有關于“席帽”者一事?！埃ɡ睿┵阕种贆?，邵武人。以《蜃樓》、《士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為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至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w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毕笔枪糯环N男女通用的首服，在《全唐詩》中已有出現，可知在唐代已是平民常用之物。而文中鄉人譏諷李巽“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也可以說明在當事人看來，佩戴席帽是普通百姓的一種裝飾物品。

（二）稱謂

古代各地由于方言、習俗等文化因素的不同，使得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域有其不同的稱呼。這類稱謂常常見諸詩詞，使不知其內涵的讀者難解其意。這些社會習俗于史書一般難覓其蹤跡，而在各類筆記小說中往往多有記述。吳處厚曾赴京城應試，又歷任地方官于各地，足跡頗廣，見聞豐富，而在《雜記》中記載了較多頗具地域特色的稱謂。

1、嶺南地區的稱謂

吳處厚本人系閩地邵武人氏，地近嶺南，作者或曾親往嶺南游歷，或聽諸傳聞，與書中記述了不少有關當時嶺南地區的稱謂習俗，借此可以窺視出開發初期嶺南地區的社會風俗和發展狀況。

《青箱雜記》卷三載有三條有關嶺南的稱謂習俗。其一是關于嶺南人對于行輩的稱呼?！皫X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即呼韋遨作‘父滿’，韋全女名插娘，即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即呼韋庶作‘父睡’、妻作‘嬸睡’?！毙休叿Q呼，古已有之，于唐時最盛，唐代詩文有如《送元二使安西》、《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與元九書》等作品，當時多以姓氏加族中排行稱呼行輩。此風沿及宋代，在中原等地區仍有較廣泛影響，如稱呼柳永為“柳七”。但是在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嶺南，卻“相呼不以行第”，只是用子女的乳名稱呼其父母。這種風俗是自然經濟下小家庭制的產物，或許并非僅見于嶺南一地，今日廣大農村尚有類似稱呼。此風雖不出自嶺南，但可知北宋時期嶺南地區社會下層已先有此習俗，而中原地區尚未見記載。

其二是關于“集市”的稱呼?！皫X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衷娫疲骸囿韫}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此處記載嶺南人稱“集市”為“虛”，是因為嶺南地區的村市“滿時少，虛時多”。由此記述可反映出嶺南在唐宋時期市民經濟的發展狀況。而在其下，作者又附載曰：“又蜀有痎市，而間日一集，如痎瘧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睂Ρ仁竦嘏c嶺南對“集市”的不同稱謂，反映出北宋時期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嶺南由于遠離經濟中心，集市尚是“虛多滿少”，而素稱“天府之國”的蜀地已是“間日一集”。

關于宋代嶺南方言者一事?！绊n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為涉，誤也，蓋嶺南謂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漁者施罾處，有船步，即人渡船處。然今亦謂之步，故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表n愈曾于唐憲宗時期被貶潮州，在嶺南任官多年，期間所作詩文自不免夾雜嶺南方言，不識此語者，往往妄加曲解。作者了解嶺南的方言習俗，指出“以步為涉，誤也”，原因是嶺南方言將“水津”，即渡口，成為“步”。并通過對多處渡口名稱的歸納，確證詞義。通過對方言的考察，既可箋注碑文，也為研究古代方言留下了重要材料。

2、其他稱謂

書中除了對嶺南地區的稱謂習俗做了記述外，還對閩（作者故里）、蜀等地的稱謂及社會習俗做了記載。

卷六記載：“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郎罷，故顧況有《哀囝》一篇曰：‘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w唐世多取閩童為閹奴以進之，故況陳其苦以諷焉?！边@則材料除了記述了閩地人對孩子的特殊稱謂——囝，還記述了唐宋時期閩地一帶流行的一種社會陋習——閹奴。作者本是以閩方言箋注顧況的文章，但于此處的記載卻具有明顯的傾向性。閹奴的陋習在封建社會里長期存在，尤其是在偏遠的未開發地區更加嚴重。作者摘引顧況的《哀囝》，實際是要借古人之口傳遞出其對于這一陋習的深惡痛絕。

是書卷七載：“（王）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于廳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為弱，以戲之也。其后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贝藙t材料所記之事頗有一語成讖之感。蜀地于中原有山水阻隔，其地許多習俗多不為中原人所知，幸賴各類筆記小說、文集的記載。此處，蜀人以“孟”為“弱”，乃是蜀地的稱謂習俗，王衍不曉，錯題“孟”字，成為笑話。其后據者孟知祥更是據此以為自己當為成都之主，則更是笑談。作者以孟氏后蜀一傳而國除作結，雖不免“天命論”的認識，但是這則史料記述了屬地的特殊稱謂，亦可折射出些許當時蜀人對先后據蜀的王氏和孟氏的看法。

五代至北宋時期，嶺南和閩地尚處于開發初期或待開發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當時人們對于這里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等也較少關注?！肚嘞潆s記》關于這些地區的稱謂和習俗的記載為后人這一區域的古代社會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二、社會心理

《青箱雜記》所記為五代至北宋前中期的各類軼事掌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的社會心理和價值取向。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文化心態下士大夫與僧人的交往合流。

士大夫與僧人之間的交往愈加密切。士大夫與僧人交游，古已有之，至北宋時，由于眾多士人紛紛談禪，因而這種風氣更加流行開來?！肚嘞潆s記》卷八中曾記載仁宗朝宰相張士遜與僧人往來的多件故事?！叭还◤埵窟d）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為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薄肮韵采剿?，宰邵武時，多游僧舍，至則吟哦忘歸。常至西庵寺，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里，算得當年少客游。密密石叢盤小徑，涓涓云竇瀉寒流。松皆有節誰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止珖L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為冠冕流，心是云泉客。每到云泉中，便擬忘歸跡。況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邊，誰知愿言適?！止珖L沿牒至建寧縣，道洛陽村，而山路險峭穹絕，不可名狀，亦題二韻于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量。誰知萬水千山里，枉被人言過洛陽?！?/p>

另一方面，北宋時期的許多僧人在與士大夫的交往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開始走向士人化。這主要體現在這一時期的許多僧人開始逐漸接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并進一步認同儒家思想指導下的價值理念。在北宋前中期，出現了一批能詩善畫的僧人，如僧惠崇?！肚嘞潆s記》卷九記錄了惠崇的詩句一百聯。與以往的詩僧不同，惠崇的詩不再是談論佛理、以偈為詩，而轉向以寫景、抒情及與當時士人酬唱為主要內容。

三、結語

盡管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評論《青箱雜記》“所記多失實”，但是當我們撇開書中所記述的各類事件掌故之后，專對其中有關社會史的資料進行梳理，卻發現其中仍有不少有價值的內容。綜合說來，這些史料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服飾、稱謂背景下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前兩部分的記述既可訂正史書記載的訛誤，又可作為研究宋代社會生活史的史料。第三部分內容的記載對于全面認識北宋士大夫及北宋前中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青箱雜記》卷五，第51頁。

②《冊府元龜》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一》，第669頁。

③《青箱雜記》卷九，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