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能否撐起浙江“鐵三角”

呂淼

2004年之后的10年，是溫州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是溫州“鐵三角”地位岌岌可危之時，也是希望開啟之春。

溫州是浙江經濟的一面鏡子。

在溫州模式的黃金時代，全國各地前往取經和招商的絡繹不絕；在遭遇發展之困后，溫州模式又備受質疑。在浙江省內，溫州與杭州、寧波并稱為“鐵三角”。為了撐起“鐵三角”，溫州近年來發力轉型升級，特別是2016年以來，溫州圍繞打造“國際時尚智城”，大手筆動作不斷，旨在實現鳳凰涅槃。

在溫州“鐵三角”地位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浙江經濟沉甸甸的變局，三十多載風雨兼程，有超越、也有止步；有驚嘆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從輝煌到迷茫，從跌宕起伏到穩中求進。如今，越來越多人說溫州“鐵三角”的地位在削弱。事實究竟如何？

遭遇“失意的十年”

縱觀改革開放四十載，溫州曾一度輝煌，也曾一度迷茫。

2004年是溫州經濟的分化點，從這一年起，溫州經濟增速從領跑全省一路下行，年均增速跌至全省末位，溫州模式逐漸式微。

1978—2004年，溫州GDP增速14.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6個百分點，位居浙江省首位，創造了省內最膾炙人口的增長奇跡。然而，2004—2012年溫州GDP增速10.5%，落后全省同期水平1個百分點，居全省末位。GDP、規上工業增加值、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多項增幅指標均“墊底”，溫州在全省的地位遇到了諸多挑戰。

長期低層次的路徑依賴，導致溫州深陷“粗放增長缺資源，集約增長缺激勵”困局，產業轉型滯后、創新增長弱化、企業空心化嚴重、社會發展弱化等問題日益凸顯，建立在血緣、親緣、族緣和地緣基礎上的領先地位仿佛不再，呈現出“三大失意”。

第一是制造失意。低端低成本勞動力和傳統技術結構導致要素結構仍以低層次勞動為主體，溫州制造業綜合技術水平僅為全省的60%。溫州本地經濟的粗放增長遭遇建設用地的嚴重制約，然而在全國仍普遍粗放增長狀況下，溫州企業難以在本地實施具有較高水平的集約經營。企業紛紛出走，本地經濟趨于“空心化”。近10年來，本地工業企業和外遷企業對外累計投資額已超過1000億元。實體經濟不景氣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第二是創新失意。創新乏力是溫州多重結構性固化凝滯的本質原因。溫州每萬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是浙江的66.6%，全國的73.9%。高達45.5%比重的外來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8.1%，比全省高3個多百分點。人才匱乏使得創新成為無源之水，多數中小企業長期深陷轉型中的迷茫。治理結構高度凝滯，在全球經理人當道時代，溫州的小老板們仍親力親為，企業治理結構的現代化水平長期較低。產業結構高度凝滯，長期低工資支撐的企業快速發展，嚴重扼制了當地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信息經濟、金融服務、科技研發等生產性服務業難以較快發展。

第三是精神失意?！皽刂菥瘛敝饾u背離市場經濟體系和現代治理模式，近年已成為制約溫州經濟社會轉型的重大短板。有人慨嘆，過去的溫州“清貧而堅定”，如今的溫州“富庶而茫然”。許多溫州企業不愿持續做大做強，長期沉迷于傳統產業，規模普遍偏小，平均壽命只有4年，淘汰率極高。

2004年之后的10年，是溫州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是溫州“鐵三角”地位岌岌可危之時，也是希望開啟之春。從2013年起，溫州經濟回歸穩定，逐漸向上。

再續輝煌底氣何在

2013—2017年，溫州GDP年均增長7.9%，高出浙江平均水平0.1個百分點，位次前移至全省第5位。從2013年起，溫州經濟開始觸底回升，2016年溫州市GDP總量達到5045.4億元，首次突破五千億大關，繼續名列浙江第三，與紹興的差距從2012年的30億元擴大至2017年的345億元，鞏固了溫州在浙江的“鐵三角”地位。

工業企業經營狀況向好，構成筑牢溫州“鐵三角”地位的重要基礎。2012年，溫州規上工業利潤增速一度跌至-9.4%，而2013-2017年溫州工業企業利潤保持較好水平的增長，年均增長5.2%，雖不如前30年的美好時光，但盈利能力不斷提升，進入可持續發展階段。

同時，溫州企業資產負債率從2012年的59.6%收縮至49.9%。在較好的利潤增長和相對較低的資產負債率支撐下，企業預期有所改變，補庫存周期或已開啟。溫州工業增加值增長回升顯現，2017比上年增長7.9%，比2015年回升1.6個百分點。

收入和消費增長雙雙加快，構成筑牢溫州“鐵三角”地位的基本支撐。得益于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高速發展，溫州民間資本搭著商業生產迅速擴張的順風車，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和財富增長。經測算，2013-2017年溫州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比GDP增長快0.3個百分點，比人均GDP增長更快一些。2013至2017年，溫州社會消費持續兩位數實際增長。2017年溫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60.9%，居全省首位，高出浙江平均14個百分點。由此進一步導致服務業增長加快，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回到內需主導和消費主導上來，構成經濟向好基本支撐。

重點領域改革全面深化，構成筑牢溫州“鐵三角”地位的動力。盡管目前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但溫州仍在許多方面先行先試、敢于創新。溫州依然是中國改革舞臺上令人矚目的焦點之一。

截至目前，溫州共獲得25個國家級示范試點、23個省級改革試點。尤其在土地整治、確權賦能、公共投資、金融創新、社會治理等重點領域取得了突破，其中投融資體制機制創新頗有成效，2016年，溫州民間投資增長5.3%，高于浙江平均水平3.2個百分點，位居全省第三，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領域分別有25個項目列入國家發改委PPP項目庫、27個項目列入浙江省發改委PPP項目庫。

溫州再發力

無論是倒逼機制下的被動應對，還是創新創業下的積極應對，隨著資本積累、主體提升及環境改變，溫州在集約發展、消費升級、創新增長等領域形成了較為明顯的機遇，未來亟需優化本身經濟行為，深化區域性改革，繼續走在發展前列、勇立時代潮頭，扮演好溫州在“鐵三角”中的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整體緊運行下，溫州長期的企業生產經營與財富累積模式帶來集約內涵機遇。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勞動力總量、土地資源等要素供給收緊，依賴大量土地、資本投入增長難以維系。而溫州有長期集聚集約發展的傳統，土地集約利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畝均增加值等指標均在全省前列。溫州產業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第三產業持續增長較快，2017年與2011年相比，第三產業比重上升12.6個百分點，達到58%，居全省第2。在新的發展時期，溫州必將率先推進市場化改革，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約內涵發展的巨大轉變。

消費經濟主導下，溫州工業產品結構和民間財富優勢帶來市場優勢。一方面，溫州輕工產業發達契合中低需求相對增長這一狀況。當前主要是藍領短缺，農民工尤甚，城鎮勞動力大多就業于白領崗位，藍領薪酬增長遠快于白領，物美價廉的溫州制造仍有較大市場。2016年溫州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5.2萬元和2.6萬元，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雄厚的民間資本為溫州消費向個性品質化過渡提供了重要機遇和潛在可能。

隨著知識型企業家的興起與成長，溫州有望加快實現創新增長的市場化。

一是草根到精英的轉變將大量涌現。出身草根的溫州企業家們以及越來越多的溫商“創二代”，在歷經市場錘煉中，逐漸從浮躁回歸平和，從盲目擴張走向穩健經營，在低調探索中悄然轉型。

二是職業經理人的脫穎而出。一批龍頭企業更為重視職業經理人的引進和培育，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根本上擺脫“家族制”、“家長式”管理。

三是引入高素質人才和企業來溫州投資創業。充分利用長三角經濟帶和海西經濟區交匯的人才和資本優勢，持續完善浙南科技城、樂清經濟開發區、溫州空港新區等產業平臺基礎設施配套，在產權保護、稅費減免、行業準入等方面予以優先，外來經營者日益融入溫州主流社會。

溫州模式未來仍需在“大溫州”的格局中加快經濟社會的轉型，實現由“簡單勞動”向“資本技術”要素結構轉型；從“低效分散”向“高效集聚”的人口產業結構轉型；由“個體滿足”向“回報共享”的社會價值轉型，更好地演繹“鐵三角”中的堅固角色。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