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產業空間“突圍”之路

王帆

首要是基于產業的溢出與合作，形成一種合理梯次配置的城市層級分工，因為區域間的“騰籠換鳥”，既要“騰得出去”，也要保證讓其他城市能真正“承接得住”。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一篇關于“華為搬離深圳”的文章，將深圳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文章稱，7月初華為將研發部門從深圳搬往東莞，“動用40輛8噸貨車”“車輛約1500輛”進行搬家，“有2700人從深圳到東莞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搬家的貨車上甚至裝有“華為搬遷專用車輛”標識。文章猜測：華為正在搬離深圳。

實際上，無論“華為搬離深圳”的命題是否最終成立，深圳都必須要面對一個突出的難題：作為一線城市中，不足2000平方公里、總面積最小的深圳，應該如何通過創新合作突破自身空間的界限？

一些改變正在悄然發生。2018年4月21日，在深圳東莞惠州（深莞惠）經濟圈（3+2）黨政主要領導第十一次聯席會議上，深莞惠三地提出在“臨深”區域共同打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深汕特別合作區工作方案被披露出最新的進展。此外，深圳正在編制的最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也提出，要在50公里范圍內配置深圳作為都市圈核心城市所應有的資源。

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深圳土地市場面臨著“僧多粥少”的窘境，土地資源緊張問題日益突出，產業和居住人口逐漸往周邊城市溢出。但如何真正形成打破行政區劃的“想象中的共同體”，仍然需要強大的改革魄力。

深莞惠試驗區

房地產領域常提及的“臨深”概念，正式進入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官方語境。

根據深莞惠經濟圈（3+2）黨政主要領導第十一次聯席會議傳遞出來的消息：為進一步促進深莞惠三地協同發展，助推珠三角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在深莞惠經濟圈（3+2）合作機制上，參照深汕特別合作區有關做法，推動在東莞、惠州鄰近深圳地區劃出一定區域，規劃建設跨行政邊界的功能協調、產業互補、成果共享的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

具體而言，試驗區內的地區生產總值、稅收存量歸當地所有，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協商基礎上按比例分成，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深圳、東莞、惠州三方將聯手積極探索創新合作機制、合作模式，明確試驗區選址、發展定位、空間布局、主導產業等因素。

無論是從官方規劃還是從民間往來情況來看，深圳、東莞、惠州三座城市早已形成密切關聯。2018年4月22日，在深圳召開的一場“城市共創大會”上，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王石表示，盡管深圳特區的行政管理范圍只有2000平方公里，但是在觀念、規劃、產城融合等方面應該超越2000平方公里的概念。

但跨區域、一體化發展往往面臨各自行政區劃體制的挑戰。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胡彩梅曾表示，不同城市的經濟活動已經連為一體，但經濟指標仍然按照行政區域來統計，導致反映問題并不準確或全面。

深莞惠此次提出的正是沿著這種方向的改革探索，先在劃定的小范圍內試點。其實，這一思路早在幾年前就曾開墾過“試驗田”。

2010年，深莞惠共建深圳龍崗坪地、惠州惠陽新圩、東莞清溪三地“坪新清”產業合作示范區，這一片區位于深圳市龍崗區坪地街道、東莞市清溪鎮和惠州市惠陽區新圩鎮間，是三市接壤處。當初的構想是為了突破行政、土地、稅收、財政、社會管理等制約，創新區域合作機制，為建設“深莞惠城際高新技術產業帶”探路。但發展過程一波三折，最終因為磨合不易、體制未能突破，這一合作在2年后歸于沉寂。

這使得一些觀察人士擔憂此次深莞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將會“重蹈覆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游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也認為，這種區域聯合的發展模式常常缺乏可持續性，常見的管理體制為“聯合管理”或“齊抓共管”，但實際執行起來有很多具體問題要破解。

理順合作機制

不只是“坪新清”產業合作示范區的嘗試，以及深莞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的設想，近年來深圳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推進三地一體化的進程。

與幾年前相比，區域一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從產業、交通到居住，深莞惠的融合越來越深。政府層面提出探索公共服務配套均等化、跨區域建人才房以及加強軌道交通連接，更像是客觀形勢的一種倒逼。這些探索同樣與機制、規則的制定緊密相關，包括建設運營成本的分擔、土地等相關獲利的分成等等。

在國外的都市圈經驗中，通常會建立權威性高于各地方政府的區域協調機構，但在國內的行政體系中，在兩級政府間再增加新的協調機構相對困難。如果由合作方各自派出干部組成協調管理機構，通常又會出現干部對各自本級政府負責的情況。

而在諸多觀察人士看來，在跨區域共建合作中，由單個主體主導的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在2017年迎來管理體制變革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正是一改過去深圳、汕尾兩地共管的方式，才開啟了由深圳全面主導、汕尾積極配合的經濟發展新時代。

在2018年4月發布的《關于深圳市組織實施深汕特別合作區機制體制調整的工作方案》中，合作區成為深圳市的一個重要經濟功能區，深圳將按照“10+1”（深圳原有10個區+深汕特別合作區）模式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和資源支持。

根據方案，鵝埠鎮、小漠鎮、鲘門鎮、赤石鎮（含圓墩林場）按行政區劃有關規定和調整程序改設為街道，開展居民身份證、戶口本、門牌更換等工作。此外，合作區財稅納入深圳市區財政體制范圍，由深圳市全權管理；引進并開工一批重大產業項目，盡快形成產業集聚效應。

自2017年三季度起，深汕特別合作區的GDP開始納入深圳市統計體系。顯然，合作區由深圳來主導，推進產業發展的陣勢會大大加強，未來將進一步輻射到整個汕尾地區，順利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的管理模式問題，這個地方也就“活”起來了。

2018年4月9日，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在深汕特別合作區主持召開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現場辦公會上指出，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是一項重大改革創新，很多工作沒有先例可循。這對于拓展深圳市發展空間，帶動汕尾市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深莞惠的樣本價值

城市是空間的產物，空間的規模決定著城市的發展。在中國當前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城市群或都市圈已經成為一種發展的主流形態，未來的生產力布局和新經濟增長點都將圍繞城市群或都市圈進行。

從全國范圍來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依然在發揮著經濟引擎增長極的作用。6月1日，《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重磅出爐。與此同時，武漢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等中西部城市群也在快速崛起，已成為區域乃至全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展支撐。

實際上，區域一體化的本質，在于通過產業協作、互聯互通，消除行政區劃的分離，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形成以產業的價值鏈重構區域發展格局。從目前深莞惠一體化的推進進程來看，首要也是基于產業的溢出與合作，以形成一種合理梯次配置的城市層級分工。因為區域間的“騰籠換鳥”，既要“騰得出去”，也要保證讓其他城市能真正“承接得住”。

深圳是知名的創新科技之城，其高新技術企業不斷孵化、集聚，但一些企業在做大之后卻面臨著無地可用的窘境。土地資源的稀缺又進一步推動了房價、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深圳的諸多企業正處在一個擴張型外遷的階段。而毗鄰的東莞、惠州恰好成為這些企業擴張和外遷的最主要承接地，有數據顯示，2015年東莞引進的內資項目，34%源于深圳。但這不僅僅只是因為地理優勢，從產業基礎來看，東莞正由“世界工廠”轉向“創新基地”，惠州在石化和電子信息領域也有巨大優勢，這構成了合作共贏的基礎。

既然有產業的合作，也必然會發生人口的流動，在都市圈范圍內，交通、居住、生活等配套服務也要相應跟上。深圳的渴望是卸去懸在企業頭上的一把“高生產和生活成本刀”。

在新一輪的軌道線路規劃過程中，深圳主要領導多次到東莞、惠州進行調研，并考慮了多條地鐵線路與東莞、惠州銜接，以城際之間高速通行的交通，打通空間上的距離，實現交通一體化。到2022年，深圳的城市軌道運營里程將比現在增加一倍，達到580公里。深圳規劃國土委曾在2017年表示，為了完成保障房的建設目標，在深莞惠三地采用合作開發模式籌集建設人才住房，成為完善配套設施的一種重要渠道。

當前，深圳正在編制最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參與規劃的相關人士曾向媒體建議，很多深圳人居住在東莞、惠州，也有東莞、惠州兩地的人居住在與深圳交界地區，公共服務設施要按照適用標準去配置，這樣才能達到區域高度協同、共同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