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態—經濟”協調度測算方法與應用研究

楊 越

（南京市第十三中學，南京 210008）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陸地生態系統以每年1-4Pg（1Pg=1015g）的速率吸收碳，補償了因使用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碳排放總量的10%～60%[1]。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和最大的碳儲存庫，森林碳儲量約占全球植被碳儲量的60%～86%[2～3]。森林生態系統在吸收大氣中的CO2，改變區域小氣候，減緩大氣增溫效應方面所具有的顯著作用已成社會共識。造林和再造林，增加森林碳匯，被認為是緩解全球氣候變化的最經濟、最有效的措施，被納入到旨在減少全球大氣CO2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中，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

除固碳釋氧外，森林生態系統還具有保持水土、涵養水源、凈化空氣、美化環境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多種服務功能[4]。目前，就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效益評估方法而言，以多指標評價體系衡量為主[5～7]，通過市場價值法、碳稅率法、造林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進行生態效益的貨幣化轉換[8～11]。這種核算體系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森林的綜合效益，但核算指標往往選取不一，評價結果的可靠性也通常取決于指標體系構成及評價方法的科學性，并且較少考慮森林生態效益與社會經濟系統之間的關聯與交互影響。相對而言，森林固碳釋氧的碳匯功能對生態系統的貢獻最為顯著[12]。因此，基于區域森林碳匯能力和產業發展（排放）的二維視角，構建森林“生態—經濟”的協調度指數，對于科學測度不同區域的森林生態效益，明確森林生態系統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具有積極意義。

一、方法與數據

人類活動尤其是經濟系統發展導致的碳排放量的增加，被認為是影響氣候變化的最主要因素?？紤]到森林碳匯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以及數據的可比性和獲取的便捷性，本文通過比較區域同一年份的森林碳匯（Forest Carbon Sinks，FCS）及工業產值（Industrial Output Value，IOV）的占比情況，來考察各地區森林資源對本區域經濟發展的生態貢獻以及森林碳匯的外部經濟性。相應的森林“生態—經濟”協調度（“ecological-economic”coordination degree，EECD）指數如下：

式中，EECDit為所核算區域內第i個地區在第t年的森林“生態—經濟”協調度指數（i=1，2，3，…，n；t一般應與我國森林資源連續清查的年份相對應）；FCSit為第i個地區在第t年的森林碳匯量；IOVit為第i個地區在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其中，區域森林碳匯量數據基于國家發改委《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中確定的省級森林和其他木質生物質碳匯核算的范圍、內容與方法[13]計算而得；各地區的工業總產值數據來自于地方統計年鑒。隨著各地區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不斷完善，可以進一步考慮以地區工業碳排放總量替代式（1）中的工業總產值。

就各國或地區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戰略舉措而言，一是直接通過優化能源結構、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實現溫室氣體減排；二是間接基于森林生態系統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而實現減排。而恢復和保護森林，增加森林碳匯有著典型的外部經濟性[14]。式（1）中的指數EECD越高，說明其森林碳匯效益對抵消或補償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的貢獻越大。一般而言，當EECDi＞1時，說明i地區的森林生態效益具有顯著的外部經濟性。

由于第九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數據尚未公布，因此本文以江蘇省第八次（2010年）森林資源連續清查和森林資源二類調查數據為例，結合其對應年份的工業總產值數據，核算出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森林碳匯及森林EECD指數（見下頁表）。

案例區域基礎數據統計

二、結果與討論

由上表可以看出，蘇北5市的森林EECD指數在案例年份普遍較大，其中宿遷高達13.03，淮安、連云港和徐州也分別達到6.15、3.98和3.97；蘇中的南通、揚州和泰州3市分別為0.35、0.87和0.58；而蘇南5市的森林EECD指數均在0.40以下，其中，蘇州作為工業產值排名全省首位的地級市，其森林EECD指數全省最低，僅為0.08?？梢?，江蘇省各地級市當前的森林碳匯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呈現反向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江蘇是我國經濟大省，但生態環境較為脆弱。2014年，江蘇的地方生產總值達到6.51萬億元，占全國的比重達到10.2%，但江蘇的森林覆蓋率在歷次森林資源連續清查中均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見下圖），經濟發展中的生態與環境壓力較大。為此，在保證區域經濟有序、健康發展的過程中，持續推進綠色江蘇建設，增加森林蓄積量、提高林木覆蓋率和碳匯能力，仍然是“十三五”及更長時期內江蘇林業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選擇。

江蘇省歷次森林資源蓄積與覆蓋率圖

三、結論與建議

森林碳匯效益，是森林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服務功能之一。本文所構建的森林EECD指數，為明確森林生態系統對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貢獻程度提供了一種更為簡明的判別方法，統計結果可以為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和森林碳匯交易等提供重要的基礎信息。但該指數并非強調要減少地區的經濟發展總量，而是關注各地區在增加工業經濟總量的同時，是否保證森林碳匯能力的同步或更大增長，以實現地區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共贏。

就江蘇省這一案例區域來看，其森林EECD指數存在著空間異質性。蘇北地區的森林EECD指數明顯高于蘇南和蘇中地區，表現出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的森林碳匯能力較高，對區域生態環境貢獻較大，而經濟發達地區的森林EECD指數相對較小的現象。如何縮小或彌補森林生態效益的區域貢獻差異，事關地區之間的經濟和生態公平。

眾所周知，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增加森林蓄積量和增加碳匯，到2030年中國森林蓄積量要比2005年增加45億m3成為《巴黎協定》框架下我國既定的四個目標之一。為此，進一步培育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市場化途徑，完善生態補償基金和生態稅制度，建立健全碳匯交易機制，將有助于激勵相關主體的森林碳匯行為，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實現生態環境及其相關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這些都需要各級政府進行科學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實踐層面，承擔減排責任的企業或地區等行為主體需要對生態環境效益予以切實重視并采取有效行動。例如，蘇南等經濟發達而環境脆弱的地區應大力推動森林碳匯項目，約束和激勵企業的減排減碳行為，并基于公平的市場化手段向生態服務保護者和提供者給予公平的效益補償；蘇北等生態環境優越而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則應注意避免成為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傳統產業及其相應污染轉移的承接區，務必杜絕以犧牲環境和生態效益為前提的發展方式，努力實現“生態—經濟”效益的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