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正義論與環境民生論及其價值

王雨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哲學院,湖北 武漢430062)

“環境正義”問題是由于以生態中心論為基礎的“深綠”思潮和以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思潮理論的抽象性無法真正解決生態危機,而在美國最先提出,并迅速向世界擴散,成為生態文明理論中反復探討和爭論的話題?！碍h境民生”探討的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價值歸宿和目的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生態文明理論中具有密切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特質是堅持“環境正義”的價值訴求,并以“環境民生論”為其生態文明思想的價值歸宿。探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及其相互關系,對于把握其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1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生成的國際語境

生態文明思潮緣起于20 世紀60年代,并隨著生態危機全球化發展趨勢和生態科學、系統科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而不斷深化,最終形成了以生態中心論為基礎的“深綠”思潮和以人類中心論為基礎的“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他們在生態危機根源和解決途徑問題上的具體理論雖然存在著爭論和分歧,但其共同點是脫離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維度,僅僅從抽象的生態價值觀的角度探討生態危機問題,這就決定了他們在價值立場上都是為資本推卸解決生態危機的責任和義務,從而或者是維護中產階級的既得利益,或者是力圖實現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發展而服從和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這一目的的。而從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看,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并伴隨著資本的全球化使生態危機的發展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資本是當代生態危機的主要制造者,理所當然要為當代生態治理承擔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但是“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卻從維護資本的利益出發,讓所有人來承擔當代生態治理的責任,不僅有違公平正義的原則,而且也決定了他們的理論脫離實際而無法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問題,既為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提供了現實基礎,也凸顯了在當代生態治理中“環境正義”原則的重要性。

“環境正義”是1982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興起的環境正義運動所提出的標識環境與種族、低收入人群之間關系的概念,這一概念是在環境正義運動興起后提出的。環境正義運動的起因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將有毒工業垃圾全部傾倒和掩埋到該州的主要居住非洲裔美國人和低收入白人的瓦倫縣,引發該縣民眾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并第一次將種族、貧困與環境污染聯系起來,環境正義運動由此展開。1991年在華盛頓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導高峰會”,大會確立了環境正義的17 條原則。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頒布了“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收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命令,規定所有聯邦政府都應當把維護“環境正義”列為主要任務。如果說美國的環境正義運動主要關注的是環境污染與有色人種之間的關系的話,環境運動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窮人環保主義”運動,其標志是1994年印度生態主義者R·古哈發表的《激進的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和荒野保護：來自第三世界的評論》一文。該文把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為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過度消費、世界持續不斷的戰爭和軍事化。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不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主要在于如何實現平等以及經濟和政治資源的重新分配,使窮人獲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而是偏執于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抽象爭論,沒有把握住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的實質,只會導致在處理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加劇社會不公正,環境正義運動的核心與實質是如何實現環境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即如何處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的生態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它又可分為國內環境正義與國外環境正義、代內環境正義與代際環境正義。所謂“代內環境正義”又可以分為“國內環境正義”和“國際環境正義”兩種形式?！皣鴥拳h境正義”主要是處理民族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的生態資源平等分配的問題；“國際環境正義”主要是處理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生態資源的平等分配問題,這就必然包括如何處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生態資源的分配問題、全球環境治理過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責任與義務問題、如何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與環境權問題等。所謂“代際環境正義”主要是如何處理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生態資源的分配問題,它客觀上要求當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應當考慮后代人的利益與需要,保證后代人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自然資源。環境正義問題的提出克服了“深綠”和“淺綠”思潮抽象地分析和看待生態問題上的缺陷,對于我們把握當代生態危機的實質與如何展開全球生態治理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生態文明理論必然存在著一個價值立場和價值歸宿的問題。對此,不同類型的生態文明理論提出了不同的理論主張。具體說：“深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立足于維護中產階級的既得利益,排斥技術創新、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將生態文明建設歸結為保護人類尚未涉足的“荒野”。在他們那里,“自然”被理解為“一種未被污染的、未被人類之手接觸過的、遠離都市的東西……是與由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人們對都市生活的厭倦以及渴望回歸想象中的鄉間田園生活的情感相聯系在一起的”[1]35。其理論表達的是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而不去關注窮人的生存問題,他們由此反對哪怕是人們為了生存而展開的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實踐活動,不懂得一旦人們無法滿足基本需要,只有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謀取生存?！吧罹G”思潮這一價值立場使他們強調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必須因全球環境危機受到譴責,由此導致了西方激進的環境運動,并造成了環保運動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嚴重誤解和對立,其結果是資本利用激進環保運動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打著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口號,使他們為了利潤而破壞生態的行為得以繼續； “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借口捍衛“人類整體”利益保護生態環境,但其本質是為了維系資本再生產所必需的自然條件,其價值立場和價值歸宿是維護資本的利益；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則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批判,從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強調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建立合理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共產主義社會,生態危機才能得到根本解決；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指導,以環境正義為價值訴求,闡明了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和價值歸宿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形成了他的“環境民生論”。

2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正義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性質,這就意味著生態問題和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只能到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中去找尋,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正義,使人們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態危機,并伴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使生態危機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習近平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強調建立公正公平的制度,合理協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之間在生態資源上的合理分配對于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其生態文明思想具有獨特的環境正義的價值訴求。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基于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不可持續性、不協調性和面臨的國內外的挑戰提出的,主張我們應當摒棄傳統的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踐行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在他看來,改革開放雖然使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既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也是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羨慕我們的地方。但是也必須看到,“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的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比如,各類環境污染呈高發態勢,成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這樣的狀況,必須下大力氣扭轉”[2]209。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轉換發展方式,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加強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與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或者拘泥于單純德治主義的生態治理論,或者拘泥于單純技術主義的生態治理論不同,習近平主張“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論。在他看來,生態治理必然要經歷一個對人的實踐行為從外在強制到內在自覺的發展過程。對人的實踐行為的外在強制依靠的是最嚴密的生態法律、生態制度,人的實踐行為的內在自覺依靠的是生態道德價值觀和生態文化的塑造,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使人的實踐行為符合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的要求。正是在論述如何通過生態法律法規建設展開生態治理和生態修復的問題時,習近平提出了他的“環境正義論”。具體體現在：

第一,習近平強調,由于生態危機的本質在于人與人之間的生態利益矛盾的危機,這就決定了只有建立公平正義的環境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保證生態資源的保護落到實處?！氨Ｗo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盵3]99建立公平公正的環境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合理協調人與人之間在生態資源占有、使用和分配上的矛盾利益關系,實現環境正義,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危機。

第二,建立健全的保護生態的法律法規,厘清自然資源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責、權、利關系,切實做到對生態資源的公平分配、使用和有效管理。在習近平看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到位,所有權人權益不落實”[4]85,這就決定了建立健全的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制實現自然資源分配和使用的環境正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制度,使環境受損人的利益得到合理保障。所謂生態補償制度就是“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來解決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末端產業對于源頭產業的利益補償”[5]194,實現環境正義,并最終形成一個社會良性循環、各方面各得其所的機制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局面。

第四,習近平還強調了實現代際環境正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習近平批評了那種為追求一時的經濟增長而濫用自然資源的行為,指出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的政績評價體系,并特別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應當建立體現“生態價值、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強化制度約束作用”[3]100。習近平進一步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為了滿足當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也是為后代人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百Y源開發利用既要支撐當代人過上幸福生活,也要為子孫后代留下生存根基?！盵2]396這要求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要堅持代內環境正義,而且要堅持代際環境正義。

第五,習近平把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運用于全球環境治理,提出了國際環境正義的思想。如何展開當代全球環境治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生態治理中的責任和義務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和爭論。習近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提出了以環境正義為價值訴求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是主張各國和地區“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如果抱著功利主義思維,希望多占點便宜、少承擔點責任,最終將是損人不利己。巴黎大會應該擯棄‘零和博弈’狹隘思維,推動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多一點共享、多一點擔當,實現互惠共贏”[2]529,我們應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展開全球環境治理。之所以各民族國家都應承擔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是因為我們只有地球這個唯一家園,各民族國家都是地球這一共同體中的一員,都應擔負起保護地球這一共同體的共同責任和義務；之所以各民族國家又要遵循“有差別”的責任原則,這一方面是各民族在造成當代生態危機的責任問題上是各有不同的。當代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和資本全球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當代生態危機負有最大的責任；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階段存在差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金和技術比較雄厚,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貧困的問題,這就意味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責任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環境治理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把全球環境治理與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世界的普遍發展和繁榮。習近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的中國方案,充分體現了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

總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環境正義論,全方位地表達了對環境正義的看法。

3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民生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習近平對此強調：“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盵4]4這就決定了是否能讓人民獲得發展的成果,是否能讓人民群眾滿意成為評價發展得失的價值標準,這就決定了評價生態文明建設成功與否的標準只能是人民群眾是否滿意。因此,習近平強調環境問題既是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到是否改善了民生的政治問題,并提出了“環境民生論”的命題。

習近平之所以強調中國的發展應當從粗放型發展方式轉向生態文明的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一是因為粗放型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二是基于如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他看來,黨的執政要務就是通過發展來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當前,生態環境問題是人民群眾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岸嗄昕焖侔l展積累的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十分突出,老百姓意見大,怨言多,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不僅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而且對人民群眾健康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民生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好?！盵2]392尤其是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日益增長,亟須我們通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來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生態產品?；谝陨显?習近平要求各級領導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順應民意,要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必須摒棄那種圖一時經濟增長而破壞生態環境的做法,切實轉換發展方式,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谝陨险J識,習近平提出了以“生態生產力”觀為基礎的“環境民生論”。

習近平反對把生態文明建設與追求經濟增長對立起來的觀點,強調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不過他所說的發展不是靠要素投入粗放型發展方式形成的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是有質量和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在他看來,那種把發展僅僅理解為“數量增減、簡單重復,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我們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2]234。要實現這種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認識到生態資源的有限性和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性,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樹立“生態生產觀”。在他看來,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并進一步提出了“兩山理論”來闡明什么是生態生產力觀以及為什么要樹立生態生產力觀。習近平把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形象地比喻為“兩座山”,指出二者既存在矛盾,又能夠實現辯證統一?！拔覀冏非笕伺c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要‘兩座山’：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這‘兩座山’之間是有矛盾的,但是又是可以辯證統一的?！盵6]186對于他們之間的關系,我國現代化實踐和認識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是用青山綠水去換金山銀山,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環境的承受能力；第二階段是意識到生態資源的有限性和制約性,開始既要金山銀山,又要保住綠水青山；第三階段則是認識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統一。而要真正實現這種辯證統一,在追求發展和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把生態保護置于優先地位,必須“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我們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富強、中國美麗”[2]209-210。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最終價值歸宿是通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人民群眾不斷增加獲得感和幸福感。而當前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問題怨言大、反映突出,這不僅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和解決環境問題對于提升民生和增加人民群眾幸福感的重要性,而且也決定了生態治理應當首先解決人民群眾最關注的環境問題。對于前者,習近平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內容,是金錢不能代替的?！盵3]4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必須以對人民群眾和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下力氣把生態污染治理好,把生態文明建設好,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對于后者,習近平一方面指出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和良好生態產品的需要越來越強烈,從提升民生和讓人民群眾滿意的角度看,我們必須轉變生產方式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同時也強調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生態環境問題,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也是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要“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治理”[4],滿足人民群眾對清新的空氣、干凈的水、宜居的環境的追求和需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與提升人民群眾的民生有機結合起來。

總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關系民生福祉的高度來看待生態環境問題,具有深切的民生關懷。

4 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與環境民生論的理論特質與價值

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強調通過生態制度建設合理協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與不同人群在生態資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關系,超越了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拘泥于生態價值觀抽象談論生態危機根源和解決途徑的缺陷,不僅使生態治理能夠落實到現實實踐中,而且捍衛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習近平的環境民生論揭示了生態治理的目的和歸宿是提升民生和滿足人民群眾的福祉,也要求我們的發展目的和歸宿應當定位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手段和目的相輔相成的關系,“環境正義論”決定了我們展開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手段和途徑；“環境民生論”強調的是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和價值歸宿。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不僅體現了其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而且對于實現發展中國家捍衛自身的發展權與環境權,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4.1 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充分體現了其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

“環境正義”與“環境民生”是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所缺乏的維度。從環境正義的維度看,核心是要處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在生態資源上的利益矛盾,而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在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時,卻都是僅僅拘泥于抽象的生態價值觀維度,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生態價值觀的危機,在生態治理上糾纏于是“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還是踐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抽象爭論,把生態問題不恰當地歸結為一個價值觀問題,而不去考察人類與自然界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下實際的物質與能量的交換。對此,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一書中批評包括生態綠色思潮的缺陷在于“忽視了社會思想與自然—物理環境之間的聯系,因此,切斷了社會理論對人類和自然關系反應的真正聯系”[7]22。這種把歷史觀和自然觀分離開來的做法既不符合辯證思維,也導致了把生態問題唯心主義地歸結為價值問題,無法真實地揭示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關系。上述缺陷也決定了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不可能立足于環境正義的價值立場去探討生態問題,其結果是把主要由資本造成的生態危機的責任要求所有人承擔,其理論不僅無法真實地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無法找到解決生態危機的現實途徑,而且在生態治理問題上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之所以缺乏環境正義的維度,又是與他們的價值立場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不是生產使用價值,而是生產交換價值,即服從和服務于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其結果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雖然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財富的極大增長,但其結果是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人的異化。西方“深綠”和“淺綠”思潮的生態文明理論雖然正確地看到了人類生態價值觀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但是他們或者服從于中產階級維護既得利益的價值立場,或者維護資本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益這一價值立場,必然使他們的生態文明理論缺乏“民生”的維度。而堅持環境正義和環境民生的維度恰恰正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歸宿,上述理論特質是由其理論基礎所決定的。具體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始終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由人與人關系的性質所決定,這就意味著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與解決途徑不能脫離對人與人關系的分析和解決。而生態危機的實質正在于人與人之間在生態資源利益矛盾上的危機,只有解決這一矛盾利益關系,才能真正把握生態危機的本質,找到解決生態危機的現實途徑。人與人之間在生態資源利益關系上的危機本質上就是生態資源占有、使用和分配的不正義,這就決定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必然內在地包含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同時,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在組成部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歸宿就是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也正是習近平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4]4的根本原因。由此習近平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和建立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思想,也使得他的生態文明思想內在地包含民生的維度。

4.2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對于捍衛中國的發展權和環境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所謂“發展權”,主要是指各國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的權利。所謂“環境權”則是既肯定了各國所具有的自主利用本國生態資源的權利,同時又強調各國對保護全球生態環境所應承擔與其能力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由資本主導和支配的,資本從追求利潤這一目的出發,利用不公平的國際貿易規則,不僅剝削和壓榨發展中國家的生態資源,而且通過聯合發展的形式,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并侵害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權。更為嚴重的是,資本還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橫加指責,把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說成是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以此干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侵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要解決上述問題,既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捍衛自身發展的自主性的基礎上追求發展,也要力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民主化,在擺脫資本支配的前提下加入全球化。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就是要求立足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價值理念,摒棄單邊主義和贏者通吃的舊思維,在尊重各民族國家的主權的基礎上,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通過展開對話和交流,以環境正義的價值原則來處理民族國家之間的生態利益關系。習近平的“環境民生論”則要求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發達國家應當尊重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訴求,從而把全球環境治理和全球繁榮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4.3 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與“環境民生論”又與“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的發展觀相一致,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價值理念

習近平的發展思想是在反思西方發展理論與實踐、中國發展的現實中提出和形成的。西方發展理論興起于“二戰”以后,是美國理論家為了把新型獨立的民族國家納入資本主義體系最先提出的,先后經歷了現代化理論、以人為中心的整體發展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等幾個階段。習近平在肯定西方發展理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也指出其缺陷在于或者只注意發展進程中社會系統各因素的相互關系,忽略了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的辯證關系；或者脫離現實抽象地談論可持續發展,而無法使這一理論真正落到實處的缺陷,并沒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發展、如何發展、如何評價發展等發展的基本理論問題。習近平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強調發展依然是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只不過這種發展不再是西方發展理論所說的單純經濟總量的增加,也不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發展,其發展方式也不是依靠單純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發展。在習近平看來,真正的發展首先應當具有正確的發展理念,因為“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2]197。同時,要真正實現發展還必須考慮發展的環境。正是基于對上述問題的反思,習近平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分別解決了發展的動力問題、發展的平衡性問題、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國內發展與國際發展的關系問題、發展的價值歸宿問題。習近平的“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與上述“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的發展觀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具體說：“環境正義論”主要解決的是人們之間生態資源占有、使用和分配的公平問題,是生態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關系到我們能否堅持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環境民生論”關系到發展的主體和歸宿問題。對此,習近平明確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在他看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這一宗旨體現在發展問題上具體展現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214。這一發展思想決定了我國的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立足于人民的需要和福祉,必須貫徹“環境民生論”的價值取向?？梢哉f,只有堅持“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的辯證統一,才能使我國的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綜上,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環境正義論”和“環境民生論”是統一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生態文明領域中的表現和表征,集中彰顯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內在地超越了西方“深綠”和“淺綠”的生態文明理論,是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