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起義及其影響—— 以納特?特納個人動機為視角

韓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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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納起義及其影響—— 以納特?特納個人動機為視角

韓春風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特納起義是南北戰爭前美國境內影響最大的一場奴隸抗爭事件。起義領導者納特·特納自幼在南部的農場勞動、學習，長期鉆研宗教教義。特納宣稱自己曾親見數次異象，經歷多次天啟神諭。1831年，特納發動南漢普頓的奴隸起義，沿途劫掠，迅速遭到鎮壓。特納同年被處決。其自白書是現存有關特納起義的唯一正式紀錄。特納起義震驚南方社會，加劇南北雙方的不信任感，南方各州相繼出臺了更為嚴厲的奴隸法案。

納特·特納；奴隸起義；自白書；動機

在南北戰爭爆發前，美國境內不時出現奴隸密謀或實際發動的大規模暴動，但皆未對奴隸制或白人政權構成威脅。根據現有的史料記載，美國歷史上奴隸暴動第一次發生在1663年的弗吉尼亞殖民地，最后一次發生在1856年得克薩斯州的科羅拉多縣。在此期間，共發生了117起奴隸密謀起義、實際暴動或類似事件，其中69%發生在南部地區，主要集中在弗吉尼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羅來納州[1]。根據瑪麗恩·基爾森（Marion D. Kilson）[2]的分析，從這些反抗活動的型態來看，可以歸納為有組織反抗（systematic revolts）、無組織反抗（unsystematic revolts）以及隨機型反抗（situational or opportunistic revolts）三種。有組織反抗事先經過精心的規劃和準備，起事地點大多以城市為主，其目的旨在推翻奴隸制，建立由非洲人裔統治的國家，1791年的普羅瑟暴動（Prosser’s Insurrection）以及1822年的維西暴動（Denmark Vesey Insurrection）均屬于此類型。農村和其他非都會地區經常發生無組織反抗，該反抗沒有經過長期規劃，其目標是為了與奴隸主斗爭，破壞他們的財產，本文所論述的特納起義正屬于此類。至于隨機型反抗，則是奴隸為逃離奴隸主的控制而發生的群起騷亂，背后沒有明確的計劃和組織，完全是隨機而動。特納起義向被視為南北戰爭前美國境內影響最大的一場奴隸反抗事件。

目前美國對這場起義的相關研究并不像其他黑人史議題那么多，卻呈現出多重風貌：有的是將特納起義置于美國奴隸斗爭史的宏觀框架下進行研究；有的從歷史故事或小說的角度來描寫特納起義始末，這些作品中，尤以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于1967年出版的小說《納特·特納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最廣為人知，隔年榮獲普利策獎[3]。與上述兩類著作相比，以特納起義為單獨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較少?！都{特·特納的奴隸起義》（Nat Turner’s Slave Rebellion）由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于1966年出版，是目前史學界關于特納起義較完整的單一論著，但該書較少分析特納（Nat Turner）的個人特質與引領起義的動機。

為了對特納起義有全面的理解，本文首先對特納的人生經歷做一說明，并參照特納被俘后，針對其聚眾起義始末所寫的自白書，對整個起義過程，以及特納在其中的角色與動機做具體分析，深入理解特納起義在當時弗吉尼亞州及南方地區所造成的影響。

一、特納的人生經歷

特納的出生地以及特納起義的地點在弗吉尼亞州的南漢普頓縣。該縣于1748至1749年間為了紀念英國南漢普頓伯爵三世即亨利·里奧謝思利（Henry Wriothesley）而成立。南漢普頓縣位于州府里士滿東南約70英里處，毗鄰北卡羅來納州，縣治為耶路撒冷（Jerusalem）。由于地處偏遠，地勢低洼，故南漢普頓縣的發展速度比弗吉尼亞州的其他地區慢。其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棉花、馬鈴薯、玉米和水稻是該縣栽培的主要農作物，南漢普頓縣的棉花、馬鈴薯和水稻產量均位居全州前列。地處偏遠的農業區，是1831年特納起義前南漢普頓縣的環境特色。

1800年10月2日，納特出生于南漢普頓縣一個奴隸主本杰明·特納（Benjamin Turner）的農場。當納特出生時，黑奴母親南茜（Nancy）曾試圖結束納特的生命，以避免其子續遭奴隸制的迫害。納特剛出生，額頭和胸部有明顯的疤痕，他的親友和其他黑奴都相信，這些身體特征代表了上帝賦予了他神圣使命。在四五歲的時候，納特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質。例如，南茜聽到納特向其他玩伴談論他出生前農場發生的事情，問納特為什么知道這些事情，是否從他處或別人聽來，納特只回答說自己早已知悉這些事，但不知道何以致此。此外，有一天，同農場的奴隸給納特一本書，納特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能夠準確拼出書中重要的名詞，這驚訝了眾人。納特的過人天賦很快被農場主本杰明發現，本杰明不僅讓納特學習更多的知識，而且還鼓勵他閱讀圣經。為幫助納特研習基督教的教義，本杰明經常帶他一起去教堂，并借機向教友炫耀奴隸的出色表現[4,p12-13]。

1810年，納特10歲時，本杰明去世，其子塞繆爾（Samuel）繼承父親的財產，成為納特的第二任主人。這時，納特的勞動生涯正式開始，整天在棉田里工作。在閑暇之余，納特仍專注于圣經的研讀，希望通過圣經能夠找出他和他的同伴成為奴隸的原因。1821年，納特因工作繁重從塞繆爾農場逃走，30天后返回。根據納特日后的陳述，在逃亡途中，他曾蒙圣靈指示，因自己對世間身負重任，須回到農場服侍塵世的主人。當塞繆爾于1822年去世時，納特和其他奴隸被南漢普頓縣的另一個農場主托馬斯·莫爾（Thomas Moore）買下。1828年莫爾去世后，他9歲的兒子帕特南（Putnam）成為納特的第四任主人。1830年，莫爾的遺孀與約瑟夫·特拉維斯（Joseph Travis）再婚，納特的所有權轉移至特拉維斯[4,p51]。

在莫爾農場工作期間，納特一再聲稱見到所謂的“異象”。例如，他有次曾看到黑靈和白靈在耶路撒冷西南方纏斗，鮮血直流。驚奇之余，納特耳邊響起“因為你幸運，所以能親見此異象，而你也必須承受因此經歷所帶來的生活順遂或磨難”的耳語。除此之外，納特表示某日在田間勞動時，曾親見玉米滲血，而樹葉亦出現某些象形文字、數字甚或人形等所謂“神跡”[5,p46]。

歷經種種“異象”和“神跡”之后，納特自認為已經被上帝賦予偉大而神圣的任務，因此更加專心于圣經的研讀。納特的事跡逐漸在奴隸群體中傳播開來，他的聲望越來越高，為了實現其理想，納特開始組織自己的宗教集會，講經布道。從1825年到1830年，在主人特拉維斯的允許下，納特開始利用星期日巡回于南漢普頓的非洲裔美國人教堂講道，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宣揚上帝如何以顯靈的方式引領人們重生。納特通過布道、宣傳其先知身份、在集會上舉行受洗儀式，吸引許多會眾參加他的宗教集會，并很快成為南漢普頓知名的宗教人士。1827年，納特甚至為一個名為埃塞爾德雷德·布蘭特利（Etheldred T. Brantley）的白人受洗[4,p39-40]。

通過傳教，納特得以周游南漢普頓縣各地。除了解南漢普頓的地形地貌外，他還對奴隸制和黑奴同胞遭受的境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独锸繚M詢問報》（Richmond Enquirer）質疑特納的傳教動機是為了宣揚教義。報紙批評特納在傳教過程中夸贊他過去的神奇經歷，并試圖用虛幻之說來迷惑大眾，以便確立他作為先知的地位，并積累個人聲望和支持度。1831年9月27日《里士滿詢問報》指出：“特納曾多次告訴其他奴隸，他將在某個時間公開舉行自我受洗儀式。特納宣稱那時會有異象出現，在儀式上，一只從天而降代表圣靈的鴿子將棲息在他的頭上?！盵6,p100]

特納的自我受洗儀式從未舉行，其所預言的異象自然也無從觀之。1828年5月12日，納特再次宣稱收到所謂異象：“當有聲音從天邊傳來，圣靈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告訴我邪惡巨蟒已蠢蠢欲動，上帝會被困其中。圣靈讓我勇敢地承擔起與巨蟒搏斗的責任?！奔{特相信，這是上帝的明確指示，再次告訴他承擔了神圣的使命，必須“站起來，用敵人的武器戰勝敵人”，并開創偉大事業[7]。

1831年8月22日，特納在弗吉尼亞州南安普頓縣發動起義，震撼了蓄奴諸州。奴隸積極響應，從四面八方趕來，然而國民警衛隊的鎮壓使起義很快失敗[8]。起義失敗后，特納經審訊被處決。

二、特納起義的經過

1831年2月，南漢普頓縣出現日食現象，引發當地居民的普遍不安。然而，對于特納來說，這次日食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神跡”的標志，更是上帝的明確指示，證明他已被上帝所揀選，必須起而反抗白人惡勢力，帶領所有的黑奴走向自由。與此同時，特納首次向四位忠貞的追隨者透露計劃并征詢其意見[4,p39-40]。8月“異象”又起，特納再次召集追隨者討論這個計劃，并告訴他們，當太陽黑子覆蓋太陽時，亦即非洲裔美國人勢力將占據地球的神諭[4,p55-65]。

8月22日凌晨，眾人見時機成熟，以特納的主人特爾維斯作為襲擊的第一個目標。在殺害了特拉維斯一家六口后，一行人開始劫掠其他農場及住戶，并殺害白人，期間未遇重大抵抗。特納等人決議向耶路撒冷繼續挺進，途經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的農場時，起義隊伍遭到白人第一次的武力反擊[7]。到22日晚上，特納起義的消息傳遍弗吉尼亞州南部的大多數地區。8月23日清晨，弗吉尼亞州州長約翰·弗洛伊德（John Floyd）接獲報告并亟思應急方案。與此同時，特納起義已經綿延20多英里，造成至少55名白人死亡，而參與起義的人數不斷增加。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弗洛伊德州長不待議會決議直接簽發行政命令，從州府里士滿派遣兩支鎮壓部隊，前往南漢普頓縣平亂。此外，?？?、樸次茅斯以及彼德斯堡當地的民兵就近馳援，由理查德·埃普斯（Richard Eppes）準將統一指揮的所有部隊人員總計達3千余名。憑借人數和武力的優勢，到8月28日，南漢普頓縣的奴隸起義已大致平定，約有48名參與起義的奴隸包括主要核心分子被俘。特納于10月30日在原主人特拉維斯住處附近，為民兵本杰明·菲普斯（Benjamin Phipps）所捕獲，被送往耶路撒冷進行審訊。特納在法庭上承認其領導了南漢普頓起義，詳述了起義的過程，但他沒有表示任何悔意，拒絕承認有罪。審判結束時，特納被冠以集體動亂的罪名判處死刑，11月11日被絞死，大約11到17名黑奴被以同樣的指控處死[9,p55]。

前后延續3個月的特納起義最終以特納及其追隨者被處決而告終，南漢普頓縣居民的生活也恢復平靜。但是特納起義的確切動機與原因仍然是一個謎，對于當地居民乃至其他南方人來說，都迫切需要澄清。雖然特納是奴隸，但其歷來的主人均待其不薄，所以特納才能迥異于其他黑奴，不僅具有閱讀識字的能力，而且星期日還可以在南漢普頓巡回傳教。對于那些見聞過特納的民眾來說，以特納的文化水平和聰明程度絕無可能不知道起義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因此，特納起義原因唯一合理的解釋，如1831年8月29日至9月27日期間《里士滿詢問報》以及其他主要報紙所指稱，特納是一個極端的狂熱分子，他長期利用自己刻意塑造的宗教形象偽裝其內心世界，轉移外界的注意力，所以特納起義是一個特例，也是一次意外事件，與現行的奴隸制沒有任何關系，特納應該對這次動亂負全部責任。

至于特納自己的解釋，則是將原因歸為宗教因素。在羈押期間，特納向律師托馬斯·格雷（Thomas R. Gray）口述了自己的生平、起事原因與經過。在整理了特納的自白以及與其對話內容后，格雷以《納特·特納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the Leader of the Late Insurrection in Southampton，Virginia）為名，于特納處決前一天公開出版發行[6]。這一自白書是現存有關特納起義的唯一正式記錄。其中特納的個人自白部分為14頁約6 200字。特納在自白書中沒有給出整場起義是否緣于反抗奴隸制或白人政權的解釋，但他明確表示，他領導的起義完全是基于天啟神諭。由于虔誠的宗教信仰，他才能夠解讀異象與神跡，并了解上帝是以上述方式揀選了他，被賦予挑戰白人勢力的神圣任務。經過與特納的多次交談，格雷律師與大多數人持類似觀點，認為特納的客觀環境不足以引發起義；特納起義與奴隸制無關，其原因與特納的性格有關。在《納特·特納的自白》一書開頭，格雷形容特納是一個“大強盜”和“憂郁的狂熱分子”。與特納交談后，格雷深感其“內心深沉、陰郁、不安，令人捉摸不定”。格雷認為特納長期以來對宗教的狂熱扭曲了其人格，進而做出超乎一般黑奴能力之事。和特納一樣，其追隨者亦邪惡、暴虐，為達殘暴目的而集體作亂[4,p123]。

特納起義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由于特納自身的瘋狂和人格扭曲引起的，還是真如特納所說，完全基于天啟神諭等宗教因素，至今史學家仍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整起事件并不全然是臨時起意的恣意殺人的狂暴行動。首先，整個起義隊伍在行進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組織紀律性。特納起義中并沒有出現常見的暴力犯罪，如火燒房屋、強暴婦女、虐待男性和大舉搶劫財產等。特納曾在自白書中說，大規模屠殺只是臨時策略，當參與行動的人數和武力達到一定規模時應該停止這種行為。一位目擊者還說，特納及其部眾在行動中沒有瘋狂殺戮，對婦孺也網開一面[6]。其次，整場起義事先經過策劃，并非無端攻擊所有白人。在起義過程中，特納領導的隊伍曾刻意避開貧困白人居住區。根據被捕奴隸事后的供述，他們遵照特納和其他領導者的命令這樣做，因為領導者認為這些可憐白人的困境與普通奴隸的境遇相差無幾，所以不需要與他們為敵[10]。

三、特納起義的影響

特納起義在南方各地均造成極大的震撼?在起義結束和特納被捕之后，白人普遍認為像特納這樣動機不良的危險分子仍然潛伏在各處并伺機行動，所以恐懼的氣氛在南方蔓延。1831年8月30日在《里士滿詢問報》發表的一段呼吁頗具煽動性，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這群暴徒，像森林里嗜血的惡狼或曾經肆意搶占白人領地的印第安人，無視性別和年齡，不放過任何老弱婦孺。暴動雖然停止，但是危機并沒有結束。南方各縣應加強警惕，小心防范。特納一案提醒我們，不應該再允許黑人成為傳教士或宗教領袖。相關法律應嚴格執行，避免悲劇再現[5,p67-69]。

此外，在寫給波士頓市長哈里森·奧蒂斯（Harrison Gray Otis）的信中，勞倫斯·劉易斯夫人再次表達對奴隸反叛的恐懼[11]；1831年9月3日，《里士滿編輯者報》（Richmond Compiler）也報道了黑奴四處暴動的傳言。

除了弗吉尼亞州，特納起義還激起了南方其他各州白人的集體恐懼，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奴隸騷亂。黑奴的未遂暴亂也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1831年9月初，威爾明頓的一起黑奴暴亂，燒殺劫掠，并直接進擊該州首府羅利，《尼爾斯周報》（Niles’ Weekly Register）24日有如下報道：

威爾明頓市一片混亂，白人男子武裝起來自衛，半數婦孺已經逃離城市。威爾明頓市及其鄰近地區已宣布戒嚴，一些參與暴亂的奴隸被逮捕。根據可靠估計，有17個家庭在暴亂中受害。商家雖恢復營業，但城內居民仍持續武裝戒備。首府羅利自由黑人被強行驅逐，聯邦部隊已駐扎在紐伯恩（Newbern），以防止騷亂再起。經法庭審理后，大約12至15名參與暴亂的黑奴被判處死刑[6,p89]。

這一事件證明白人的恐懼并非毫無根據。至1831年底，在南卡羅來納、佐治亞、亞拉巴馬、田納西、路易斯安那、馬里蘭和特拉華等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恐慌與騷亂，黑奴因涉嫌騷亂而被逮捕。

在奴隸伺機作亂傳言不斷的情況下，經過多次討論，繼續維持奴隸制成為大多數弗吉尼亞州議員的共識，為了防止奴隸起義，議會從1832年3月至7月間陸續通過了更嚴格的奴隸法案[12]。法案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禁止非洲裔美國人單獨或與白人共同集會；第二，禁止非洲裔美國人從事傳教或其他任何宗教儀式及活動；第三，允許白人帶領其奴隸參加宗教儀式，但是任何宗教活動都必須由州政府認可的白人牧師主導；第四，嚴禁非洲裔美國人攜帶武器，非洲裔美國人蓄意攻擊白人致死將被判處死刑；第五，嚴禁非洲裔美國人銷售或購買酒類商品，從非洲裔美國人購買商品的白人也將受到懲罰；第六，禁止在其他地區具有自由身份的非洲裔美國人移居弗吉尼亞州。除了弗吉尼亞州，在1831年8月特納起義結束后，其他南方各州也通過了更嚴格的奴隸法案來限制非洲裔美國人的人身自由。對于鄰近北方的上南方各州都有不同規定，如特拉華州禁止自由非洲裔美國人遷往該州，而本州島的非洲裔美國人則禁止擁有武器、集會和傳教。馬里蘭州除禁止非洲裔美國人自由移民外，還將對違規滯留者處以每周50美元的罰款。此外，該州的非洲裔美國人嚴禁攜帶武器和買賣食品、煙草和酒類等。與弗吉尼亞州不同，馬里蘭州州議會決定加快自由非洲裔美國人遷徙至利比里亞的行動，州議會成立專門委員會，總共籌集約22萬美元來支持這項計劃。北卡羅萊納州禁止非洲裔美國人傳教、擁有房產甚至與白人同行，在1835年新修訂的州憲法中，選舉權明確限于白人[13]。

黑奴人口較集中的地區即下南方各州也有類似立法。如佐治亞州在1831年12月通過，禁止從其他地方輸入黑奴進行買賣，任何在州內販賣廢奴刊物《解放者》以及散布、傳播有害于南方社會言論者，將被處以5 000美元的罰款。1832年亞拉巴馬州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第一，除立法禁止自由非洲裔美國人在該州居住外，還限制非洲裔美國人接受教育，包括學習閱讀、寫作等能力；第二，非洲裔美國人集會的人數限制在5人之內，非洲裔美國人在進入教堂或舉行宗教儀式之前須由白人引導。而密西西比州要求16至50歲的自由非洲裔美國人在90天內離開該州；禁止非洲裔美國人從事商業和傳教，違者將被判處39下鞭刑。同樣，路易斯安那州限制從外地輸入黑奴進行買賣，自由非洲裔美國人散布、傳播任何有害于南方社會經濟制度的思想或言論將被判處3至21年監禁，而白人教授非洲裔美國人閱讀或寫作將被判處1至12個月的監禁[8,p77-80]。

特納起義一方面直接強化了南方對奴隸的控制，以及刺激南方擁奴思想和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特納起義也升高北方反奴人士對于南方奴隸制度的攻訐，激化了南、北區域長久以來在黑奴問題上的對立。北方著名反奴人士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1831年9月3日特納起義剛被弭平時即表示：“我不能評論起義的正當性，但我不會批評起義的奴隸。由于他們長期遭受不公正制度的迫害，他們有權為被剝奪的權利進行激烈的斗爭?！盵14,p150]雖然加里森沒有贊揚特納起義，也不支持暴力，但他視特納為革命英雄，強調北方任何反奴隸制或廢奴言論都不能煽動南方奴隸的集體斗爭，起義的真正根源在于南方的奴隸制。此外，特納起義結束后，北方更有報紙以大幅刊登廣告的方式，公開募集資金、武器及人員，欲協助南方黑奴起事。根據《尼爾斯周報》的評論，特納起義加深了南方對北方的不信任感，面對來自北方日益高漲的反奴、廢奴壓力，南方人相信北方人很快就會進逼南方，與黑奴一起推翻南方的社會制度[14,p149]。

四、結論

奴隸起義的觸發原因眾多且復雜。長期以來，為了確保南方奴隸制的穩定，南方社會從經濟、司法、軍事乃至心理等層面對奴隸的人身自由權進行限制、剝奪，從而達到群體弱化的目的。久而久之，制度內的奴隸經常與現有體制發生沖突。如再遇到諸如經濟動蕩或農作物歉收等不利因素，實際的動亂將隨之而來。

盡管特納起義向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奴隸起義，但整體而論，它只是奴隸為擺脫奴隸制桎梏長期斗爭的一小階段。特納起義并非全然是臨時起意的恣意殺人的狂暴行動，這在自白書中得到了驗證。特納起義與過去所有的奴隸起義的結局相同，絲毫不能動搖由白人所建構的社會體系與政治制度。究其原因，這些反抗因為規模小、行動組織雜亂無章以及缺乏武力等，所以白人可輕易以人數與武力優勢鎮壓。

特納起義對當時美國社會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起義結束后，南方各州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以加強對各州黑奴的控制。直到南北戰爭爆發前，盡管南方仍然有零星的黑奴騷亂，但類似特納起義規模和傷亡的黑奴暴動已不復見。與此同時，北方廢奴主義者的聲浪從未停止，甚至日趨強烈。雙方在黑奴問題上的分歧和堅持進一步加深了區域對抗，并一直持續到南北戰爭爆發。對于當時的南方白人來說，特納的名字是“黑色恐怖”和“暴力復仇者”的代名詞，特納及其追隨者的行為是一場集體暴力和動亂，特納起義只是突發事件，不能被視為黑奴反對整個奴隸制的斗爭。然就奴隸和廢奴主義者而言，特納起義的動機被詮釋為以少數人之力挺身對抗奴隸制度，特納無疑是英雄。

[1] Richard Maxwell 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320-323.

[2] Marion D. Kilson, Towards freedom: An analysis of slave revol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hylon, 1964, 25(2): 175-187.

[3] 曾傳芳.文化身份認同之訴求——解讀斯泰倫《納特·特納的自白》[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 30(1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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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詹姆斯·柯比·馬丁,蘭迪·羅伯茨,史蒂文·明茨,等.范道豐,柏克,曹大鵬,等,譯.美國史(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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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arrison Gray Otis, Federalist, 1765-1848(Vol. II)[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3:259-260.

[12] Joyce Tang, Enslaved African Rebellions in Virginia[J].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1997, 27(5): 598-614.

[13] John W. Cromwell, The aftermath of Nat Turner's insurrection[J].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920, 5(2): 208-234.

[14] Kenneth S. Greenberg et al, Nat Turner, A Slave Rebellion in History and Memor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49-150.

Nat Turner’s Rebellion and its Influ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 Turner’s Motivation

HAN Chun-feng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Nat Turner’s rebellion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slave revol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Nate Turner, the leader of the rebellion, studied religious doctrine for a long time while working on a farm in the south. Turner declared that he had met several visions and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apocalyptic oracles. In 1831, Nat Turner launched a slave revolt in Southampton, looting along the way. But the rebellion was quickly suppressed and Turner was executed the same year. Nat Turner’s rebellion shocked southern society and exacerbated mistrus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Southern states enacted more stringent slave laws.

Nat Turner; slave revolt; confession; motivation

K712.42

A

1009-9115(2019)01-0074-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16

2018-10-13

2018-11-09

韓春風（1992-），男，河南周口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世界近現代史。

（責任編輯、校對：劉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