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汪道涵同志二三事

陳鵬生

汪道涵同志是一位經國濟世、業績彪炳的政治家，是一位學養深厚、儒雅謙和的文化人。1993年4月間，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是汪老運用中華文化展示巨大親和力的典范。這是一次破解40多年堅冰的會談。當時汪老和辜老各自從一個邊門同時走進會議室，走到長條會議桌兩邊，彼此相視而笑，同時舉起右手緊緊地相握。于是出席會議采訪的兩百多位采訪記者同聲高喊：“再一次握手！”汪老環視一下記者們，微笑地向大家致意。這時真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兩人都坐下來時，如何開始對話呢，汪老會前已對辜老的經歷、性格和愛好作了詳細的了解，知道辜老是一位曾拜孟小冬為師的余派老生名票，而自己也是對京劇情有獨鐘的梅派乾旦名票，于是一開始就從京劇談起，談到兩岸文化同宗同源，然后自然地轉向兩岸關系的主題上來。汪老就是這樣運用京劇情緣，使這種傳統文化成為兩岸聯結的紐帶，打開了會談的話匣，促使會談取得理想的結果。

時隔5年，在1998年10月，久違祖國50多年的辜老率團訪問上海，與汪老再度會晤。汪老又專為辜老在蘭心大戲院舉辦了一場京昆晚會。年過八旬的辜老激動得親自上臺亮嗓，唱了《洪洋洞》和《魚腸劍》，當唱到“為國家那何曾半日閑度”和“一事無成兩鬢斑，嘆光陰一去不復返”時，辜老唱得特別深情，展示了老人滿腔的家國情懷，引來臺下長時間熱烈掌聲。辜老這次訪滬，還參觀了城隍廟的豫園，寫下了“但知春意發，誰識歲寒心”的墨寶。其期盼祖國統一的殷殷之心，令人感佩。淡江大學一位資深的教授對我說，汪老運用京劇情緣真是絕妙好手。傳統文化在他手里變成強大的政治推力，妙哉！偉哉！

還記得1994年秋，我隨汪老及其夫人孫教授一起應日本經濟界一批著名人士的聯合邀請赴日訪問，日本素聞汪老對儒家文化有研究，就由幾位前任首相竹下登等人為首組織了一場歡迎會。專請汪老談談儒家文化交流方面的問題。當時我國駐日大使館事先知道參加大會的可能有些是臺灣方面的人士，在兩岸關系較為緊張的時候，可能會提出一些敏感的問題，要有所準備。汪老聽了胸有成竹，泰然以對。果然，會中有些臺灣媒體就兩岸關系提問大陸準備如何應對。汪老聽了，微笑地說，兩岸本一家，兩岸關系之道，唯和與合，我們只要目標一致，就可以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藝術地處理好兩岸的關系。臺灣媒體又進一步逼問，大陸有什么具體對策？汪老笑了一笑，說，今天會議的主題是談中華文化，你們大概也是奔著對中華文化的共識而來的吧，我倒想聽聽你們對中華文化有何看法。臺媒聽了，一時語塞。我們站在邊上的人，這時都感到汪老的應對，真是高超和淡定。

“大味若淡，大音稀聲”是汪老的人生寫照。他十分關注臺灣民眾的民心所向，講和諧，重包容，時時以解開臺灣人民的“歷史心結”，紓解臺灣人民的“歷史悲劇”的胸襟去對待臺灣同胞復雜的心態。有一次，一位學者寫了一篇對臺的文章，送請汪老審閱。汪老看后，只是將文章中的“戰略”改為“方略”。他說，兩岸同胞是兄弟，說話何必那么“大氣”。我們要充分理解臺灣同胞的心情，這就要從細節處做起。明月不沉，哲人不朽，斯人已去，言猶在耳。我們都應把汪老的話，牢牢記在心間。

汪老是一位嗜書如命的人，他愛書，知書，又懂書。他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和他一生勤讀書有密切的關系。我們每次見面，他總是先問，最近看了什么書，有什么心得。有時候，我把我們編寫的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的書送去，他都是高興地說，送書最好，送書最好，書交是神交，也是心靈之交。他公務纏身，但只要一有空，他就會親自到附近的書店去選書、讀書，以至附近書店的職工都認得他，還會把新書的信息送給他。即使是出國訪問，他也是見縫插針，找機會到書店泡一泡。我們一起訪日時，只要挑半天時間讓大家自由活動，他就整個半天都泡在書店里，最后買回兩大箱的書。汪老直到重病住院的時候，他還在病床上忍著病痛閱讀由北京大學翻譯的《古今數學思想》和《西方文化中的數學》，這一類的書是連專家看起來都有點費勁的專業呀。汪老一生愛書，藏書無數，其歷年藏書多達十多萬冊。所以汪老說，將來應該把這些書捐獻出去，成立個圖書閱覽室，供大家閱讀。

汪老是把讀書和做人聯系在一起的。他知道我是從事中國法律史教學和研究的，就多次教導我，歷史是人類經驗和智慧的寶庫，治史很重要，但一定要有“自得之學”，既不要標新立異，也不要人云亦云，這是一種治史的器識和治史的胸襟。汪老的教導，也內在地反映其讀書的高尚精神境界。

哲人其萎，風颯木蕭。汪老關心國家社稷的情懷，視通萬里的眼界，舒卷風云的器度，鑄就了他作為一位睿智文化人的精神風范?！把阅罹?，溫其如玉”（《詩經·小戎》），這種風范，值得我們一生追尋。

（作者為原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資深法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