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藝術教育的新模式：安德魯·布華頓教授訪談

張羽潔

安德魯·布華頓教授是英國普利茅斯藝術學院（大學）的院長和首席執行官.普利茅斯創意藝術學校（中小學）的創始人。他同時也是英國文化學習聯盟顧問團成員，以及英國工藝理事會教育咨詢小組的成員。他是一位詩人，著有六十多篇關于當代藝術和教育的期刊論文、畫冊文章，以及書籍。本刊特約記者張羽潔就普利茅斯藝術學院正在探索的新型藝術教育體系和方法，對其進行了采訪。張羽潔：您創建普利茅斯創意藝術學校初衷是什么？

安德魯·布華頓：2010年，我被任命為普利茅斯藝術學院（Plymouth College of Art）的院長，該學院是一所于1856年成立的獨立藝術學院。2010年，國家教育政策越來越將創造性學習，特別是藝術和設計等創造性學科邊緣化。

作為新校長，我的工作是對我所在的機構提出挑戰。對于這一糟糕的現狀，我們該怎么辦？一些十六歲的預科班學生來到我們學院，告訴我預科班與大學很不一樣。在預科班只是教他們如何通過考試，但在大學里他們可以自己思考。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力的一課，我向學院的領導班子提出挑戰，要求他們對此做一些切實可行的事情。我們該怎么辦}我們應該采取什么行動？我的同事們說，“我們應該抗議”。我說，“不，抗議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既有高等教育又有繼續教育，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凡的學習連續體，和我們一起工作的最年輕的藝術家年僅四歲，他們每周六上午來學院。所以，我說，“如果我們想有所作為，我們應該辦學校，因為和我們一起工作的最年輕的藝術家只有四歲?！?/p>

一開始，我的同事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說：“為什么不可能？看看我們所做的，我們有管理一所大學的經驗，我們可以從其他人那里獲得更多的創辦學校經驗，我們的文化之一就是通過‘做來‘學。我們可以用藝術院校的教學方法來創建一所中小學校，在這所學校里，所有科目的學習方法可以都通過‘做來實現。我們也可以在最貧困的地區建立一所學校，一個失業率高、健康問題多、酗酒、吸毒、虐待、賣淫的地區。我們將證明創造性的學習可以改變年輕人和社區的生活?！边@就是我們的想法。所以，我們申請了政府資助來創建一所這樣的學校，有各種各樣的創新學習方法。2012年，我們成功地通過政府的“免費學?！庇媱潾@得了資金。2013年9月，我們開辦了學校。這就是它的起源。

我們在創辦這所學校時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創造性的教學創新，另一個是社會影響、個人生活和社區的變革潛力。因為學習和生活沒有區別，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但如果你所做的只是為了通過考試而去上學，那就是把學習和生活分開了。所以，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抱怨和爭論，因為政府不會傾聽。我們應該做一些能證明創造性的學習的價值所在。

張羽潔：您在普利茅斯藝術學院創建的新型教育體系是什么？它背后蘊含了什么教育理念？安德魯·布華頓：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強調學習是連續的，這意味著創造一個從三歲到碩士、博士研究工作階段的連續的、漸進式創造性學習與實踐。我們的教育連續體的第一部分在普利茅斯創意藝術學校，我們有幼兒組（三到四歲），我們有四歲到十六歲的正規教育。然后，我們學院在Palace Court校區有十六歲至十九歲的大學預科班，在Tavistock Place校區有高等教育。在我們的教育連續體中，有一種混齡組合的文化正在逐步興起。例如，作為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泰特交換計劃的聯合創始人，我們每年都會帶一群學生去泰特現代美術館學習一周。最小的學生只有五歲，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五歲。他們一起學習，互相激勵，互相質疑。這與現有的按年齡組對學習進行分類的教育體系完全不同。

我把政策制定者的這種態度描述為教育的供給側版本。因為主要的需求方是個體學習者，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學習。因此，我們的理念是對每個學生說“你是你自己的個人研究項目的負責人”，這意味著他們的學習是一種個人的、開放的探究。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我們經常被問到“正確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你想在年輕人心中形成一種內在的探究感，你必須問的問題不是“什么是正確的答案”，而是“什么是正確的問題”。

我們希望英國政府會關注我們的學校，即我們希望鼓勵所有學校都這樣，但這將需要在英國進行重大的文化變革。實際上，我們正在討論如何創造新的社會價值。我們都知道價值是如何被提取的，因為金融業希望從中提取價值，而現代生活中很多價值與貨幣化有關。我們的教育體系也因此已經變得非常具有交易性，但年輕人不希望接受交易性教育，他們希望接受轉型性教育。

張羽潔：在這一新的教學體系下，貴校采用何種教學方法？

安德魯·布華頓：在我們學校，學生將會學習如科學、文學、語言、地理、歷史等其他學校的所有課程，但學習方法是不同的。我們提倡的學習方法是基于項目的，通過探究，通過創造性的方式來學習。學生們不只是坐在教室里死記硬背，他們通過做東西來學習。

我對我們的學生說，無論年齡多大，只有一條規則，即不要尋求他人的批準。在你決定要做什么之前，不要等著看別人在做什么。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種環境或地方開始做你想做的事，這是屬于你的激情，你必須為自己創造。它是不可復制的。如果你只是復制，它會失去創造所包含的能量。創造事物的能量是獨一無二的。創造某物的能量與復制某物的能量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們沒有復制任何其他東西，我們是在創造。這是我們學院、學校，以及學院和學校中每個人的處事原則。正如法國立體派畫家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在他的筆記本中所寫的：“你不能模仿你想要創造的東西?！睕]有什么好害怕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你的學習視野在哪里？而不是邊界線在哪里。

張羽潔：如果和魯道夫·斯坦納學?；蛎膳_梭利教育方法相比，您剛才提到的新的教學模式與之有什么相似之處嗎？

安德魯·布華頓：我們與魯道夫·斯坦納的教學沒有意識形態上的雷同性。蒙臺梭利把創造力作為學習的基本要素，但我們與蒙臺梭利也不同。這在英國是新的。我們所做的吸引了歐洲、中國、韓國等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關注。無論我們走到哪里，人們都會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產生真正的興趣。我們正在創造它，但它仍然在“創造中”，這是一個過程，還不確定。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永遠不會是確定的，它應該是一個創造過程。

張羽潔：您是如何找到適合這一新教學方法的教師的？有多少父母能夠接受這個新方法送孩子去你們學校上學？學?，F在有多少學生？

安德魯·布華頓：我們沒有找老師，而是老師找到了我們。學校吸引了想要這種創造性機會的教師。他們對現存學校的問題深有體會。正如當你出去買書的時候，是你找到了書，還是書找到了你？這很有意思。我想是書找到了我們。一本你不知曉但卻想讀的書會找到你。

學校得以發展，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在學校還未建成之前，甚至在我們還未獲得學校建設的場地，沒有班主任，沒有獲得政府的正式資助之前，我對家長們說：“我不能帶你去看學校，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校址。我不能向您介紹班主任，因為我們還沒有班主任。我們還沒有與政府簽訂資助協議。是的，這是您為孩子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請讓這所學校成為您的首選。這將是非同尋常的。下次我們見面時，我會向你們介紹我們的新班主任。下次我們見面時，我會告訴你這所學校將在哪里，因為我們已經領先于這樣一所學校的發展曲線。相信我。這是一種信仰。你應該信任我的原因是在這個房間里沒有人不想為他們的孩子創造比他們自己獲得的更好的東西。在目前的情況下，您可以參與到這一新事物的創造中?！?/p>

對于當時在房間里的父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想法。在我告訴他們新學校在哪里之前，有四十位家長已經為他們的孩子報名了這所學校。他們的說法很有趣：“我們對這所學校是一個新事物這一事實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這所學校是適合我們孩子的。它確實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

我們的想法源于2011年，并于2012年2月向政府提出申請。2012年5月，我們前往倫敦威斯敏斯特與政府官員就該項目進行了面談。2012年7月底，政府說你很成功，我們會給資助你來創建學校。2012年9月，我們任命了項目經理。2013年9月，學校建成，速度很快。學校開學時有一百二十名四至六歲的小學生。然后在第二年，這個數字變為了三百名學生。到了第三年，共有四百八十名在校學生?，F在學校有九百六十名三至十歲的學生，明年學校將面臨滿員，總計一千零五十名學生。我們還有大約四百五十名十六至十九歲的藝術和設計預科生，以及一千三百五十名學士和碩士生。分別在三個不同的校區里學習。

張羽潔：您能看到學生們的成果和變化嗎？

安德魯·布華頓：我們通過家長的反饋得知我們的工作進展。父母們告訴我們，他們的孩子自從上了我們學校后發生了改變。他們說：“我兒子不一樣了，他更快樂了，他期待著上學，他想在課程結束后留在學校，當他回家時，他想讓我們知道他在學校做了什么?！贝送?，我們不斷地監控孩子們所取得的進步和成果，所以我們知道學校里每個學生確切的狀況。

明年我們將會獲得GCSE的考試成績統計，GCSE是所有十六歲學生都需要參加的考試，然后我們會知道這所學校在正規教育方面的表現。但我們拒絕遵守政府的一些控制措施，因為政府似乎只承認數學、科學、語言和歷史或地理這五門學科的成績，而這些學科都不是藝術。這太窄了。這不是課程，而是操控機制。無論文化政策的目標或是政府給我們什么壓力，我們都將確保我們學校的每個孩子都遵循他們自己的學習軌跡，通過向他們提出挑戰的方式，使他們成為最好的自己。

張羽潔：是否有可能把普利茅斯學校的教學方法復制到其他地區，例如上海？

安德魯·布華頓：不是復制，而是重新創建。如果我們在上海創建了一所學校，它不可能是和普利茅斯一樣的學校。它將采用與普利茅斯一樣的教學原則和內核，為上海創造一些什么。這兩所學校將擁有相同的DNA，作為生命的基本生物組成部分。

不同之處在于普利茅斯和上海所面臨問題的不同：普利茅斯需要什么？普利茅斯的生活現實是什么？普利茅斯的特色是什么？普利茅斯的野心有多大？對于上海來說，問題是一樣的，把普利茅斯這個詞去掉，換成上海這個詞。他們可能是相似的問題，但在上海卻會有著不同的答案。你可以想象在三十年的時間里，普利茅斯和上海的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彼此認識，他們以同樣的創造性學習原則投入到各自的學習和工作中，彼此拜訪，相互交流，共同創造事物。這將是一個跨越幾代人的項目。我認為我們這代人有可能為下一代創造比我們所獲得的更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