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術翻譯研究述評:趨勢、成果與問題

李 暉

(上海體育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上海 200438)

翻譯是中國武術走向世界的橋梁,在推動武術國際化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1979—2012年出版發行超過2 000余種英譯武術書籍[1]。武術門派林立,翻譯主張各異,卻鮮見對武術翻譯研究的梳理和系統評述。在當前國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時代背景下,梳理武術翻譯研究狀況,為中國武術翻譯和武術“走出去”提供借鑒,對促進武術國際化推廣和跨文化交流,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認同度,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故此,筆者嘗試以武術翻譯研究中文文獻為研究對象,探討現有武術翻譯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1 研究方法與路徑

由于中國武術本土文化特色鮮明,武術翻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國內,國外鮮見相關研究。為系統全面地分析國內武術翻譯研究資料,筆者在CNKI設定時間范圍為1979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支持“中英文擴展”“模糊”查詢,進行“武術”“太極”“功夫”等的主題檢索,然后在各個結果中再以主題詞“譯”繼續檢索。

根據唯物主義思想,一切虛幻的觀念都是對現實的模仿。武俠小說的文學描述,譬如一指禪、鐵砂掌、法寶神功等,亦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武俠小說有2個基本要素:① 武術(武功);② 俠義精神。其中俠義精神的張揚依靠武術功底,可以說,武術是武俠小說的核心要素,而武俠小說是體現武術魅力的文學載體。所以武俠小說屬于武術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故本文同樣進行了“武俠”+“譯”的檢索。排除與武術無關的內容,如“金庸小說女性形象”“韋小寶語言”“粗俗話語”“稱謂語”“江湖綽號”及部分字幕翻譯研究等文獻。

為保證檢索數據收容的文獻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再次通過人工逐個篩選和分析,剔除無關文獻后,得到武術翻譯研究文獻194篇,包含輯刊、期刊、國際國內會議、碩博士學位論文等。利用CNKI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得到:期刊文獻123篇,是武術翻譯研究的主陣地,占63.1%;學位論文63篇,占32.3%,其中碩士論文62篇、博士論文1篇;另外還有2篇輯刊和6篇國際國內會議交流論文。為使研究更加集中、深入,筆者在上述194篇文獻基礎上,將研究范圍限定到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文獻,最終得到武術翻譯研究論文共計39篇,以此分析武術翻譯研究的趨勢、內容、成就和不足。

2 武術翻譯研究回顧與述評

2.1 研究趨勢(1) 從武術翻譯的目標語看,39篇武術翻譯研究文獻中,最早的1篇發表于1988年,其為探討馬來西亞文和印度尼西亞語的武俠譯本。另有1篇是2009年的中國武俠小說俄語翻譯文獻。其余37篇全部是武術英譯文獻。雖然早期有武術翻譯的多語種形式,但目前,目標語非英語的武術翻譯研究可謂稀缺。而且即使范圍擴大到194篇文獻,也只有1篇俄語、1篇泰語、2篇日語、2篇印度尼西亞語的武術翻譯文獻,武術英譯文獻仍然是占絕對優勢?？梢?英語作為一門世界通用語言,具有其他語言所無法超越的交際和傳播功能。長期以來,英語一直是中華武術對外推廣的主力語言工具。

早期,由于國際交通和交流限制,武術傳播范圍較窄,主要面向日韓和東南亞國家。日本學者松田隆智的《中國武術史略》《陳式太極》等著作對中國武術在日本的發揚起到了巨大作用。日韓和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武術翻譯,尤以武俠小說為重,金庸、梁羽生和古龍等作家的武俠小說的各語言譯本風起云涌,甚至在有些國家掀起了曠日持久的武俠熱。據楊啟光[2]統計,僅梁羽生、金庸、古龍3位作家的印度尼西亞譯本就有40余部。20世紀80年代末韓語版金庸武俠小說盛行,當時甚至有12家韓國出版社盜譯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2004 年華裔法籍翻譯家王健育的法譯本《射雕英雄傳》于巴黎出版[3]。日本讀者對中國傳統武俠作品的追捧,從金庸、古龍入選2000—2012年十大中譯日圖書作者排名中可見一斑。日本德間書店曾連續出版《鹿鼎記》《笑傲江湖》和《飛狐外傳》等金庸作品以饗日本武俠迷[4]。相比于這些非英語國家如火如荼的武術翻譯傳播活動,相關語言的武術翻譯研究較少。

隨著中國日益崛起,成為亞洲經濟動力的重要引擎,中華文化作為亞洲傳統思想的源泉,再次引起世界的關注。2015年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涉及60多個國家、眾多民族,也自然涉及英語之外的更多語言。在“一帶一路”倡議日益開放擴大的格局下,推動更多目標語的武術翻譯,使中國武術超越語言藩籬、會通中外文化、提升中華文化魅力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2) 從39篇核心期刊文獻的發表時間看,武術翻譯研究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興盛于21世紀以來的10多年。2000年以后發表36篇,占92.3%,所以實際上,武術翻譯研究歷史是很短暫的。2001年,正值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之際,舉國大力宣傳中華武術,推動其加入奧運會,武術翻譯研究開始步入穩定增長的階段。雖然武術最終僅以“特色項目”的身份現身北京奧運會,卻掀起了武術翻譯研究的第1次高潮,使國內外對武術的關注度空前提高,有力推動了各武術項目的世界推廣,也為武術翻譯研究的長足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2011年起,為響應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號召,國內中文核心期刊武術翻譯研究的文獻刊發量也相對喜人:2011年6篇,2014年6篇,2015年5篇。2016年發文量銳減到0篇,2017年只有1篇。在大力弘揚民族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時代,這一現象的確引人矚目。為此,筆者訪談了一些從事武術翻譯研究和武術對外交流的學者,他們認為:從直譯意譯到歸化異化,到文化翻譯論,武術翻譯疑似走到了“盡頭”。在武術翻譯作品推陳出新,機器翻譯、語料庫技術日見成熟的條件下,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雖然有些年份武術翻譯研究發文量較低,甚或出現“真空”,但是1～2年的時間范圍只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短暫的時間節點,也許這段時間正醞釀著更大的進步。文化大繁榮、“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武術翻譯將大有可為,雖然這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前景仍然令人期待。

(3) 從核心期刊武術翻譯研究分布看,論文作者、作者機構、來源期刊、基金分布4個角度,可以幫助全方位、多層次地審視武術翻譯研究現狀。從39篇核心期刊論文的作者看,羅永洲(原名謝應喜)共發表4篇,約為發文總量的10%,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發表3篇論文的作者為李暉和周慶杰。而其他發文數量僅1篇的作者高達79.4%?？梢?雖然武術翻譯開始形成一支穩定的專業研究隊伍,但總體而言,研究人員分布呈離散狀態,缺乏學術積累專深、影響力大、發文量多的核心作者,表明中國武術翻譯研究尚處于初期階段。

合作科研、合作發表論文是學術研究的一種重要形式,有利于群策群力,實現知識結構的優化配置,提高科研成果的水平。通過對論文合著作者的分析,可以了解發文的核心作者群及作者的知識結構和互動關系,厘清本領域的研究動態和方向。從武術翻譯研究的作者合作網絡看,1988—2017年刊發核心期刊的論文,作者間連線較少,合作頻次少,所以武術翻譯研究合作不密切,論文作者合作態勢一般,也未形成合作群或學術研究團體。文獻查閱發現,39篇論文中,2人以上合著的論文雖然只有8篇,但跨機構合作的文獻有7篇,其中既跨學科(外語和體育)又跨機構的有4篇(如盧安、姜傳銀,李暉、于善安等),只有1篇是單一機構、單一學科的合作者?？梢?跨學科、跨機構的組合在武術翻譯研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ヂ摼W和信息技術為跨界合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未來2人及3人以上的跨界、跨學科的武術翻譯合作研究應發揮更大的主導作用。

此外,分析與解讀發文機構發現,上海體育學院是武術翻譯研究論文的主要來源機構,其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能力強、發表數量最大(8篇,約占19.5%)。外交學院,解放軍軍事體育進修學院和河南理工大學文獻產出量均為2篇,另外,還有部分研究人員來自武漢體育學院、西北師范大學、安徽農業大學等高校?？梢?武術翻譯研究的中堅力量來自國內高等院校。目前,武術翻譯研究最為活躍的載體是體育、翻譯和外語類期刊,其中《中國科技翻譯》刊文量最高(4篇,占10.3%),其次是《中國體育科技》《西安體育學院學報》《中國翻譯》《上海體育學院學報》《外語與外語教學》等。這些期刊推動了武術翻譯研究論文質量的提高,使武術翻譯研究初現“百花齊放”的態勢。根據2017年第7版中文核心期刊目錄,全國體育、翻譯和外語類核心期刊接近50家,另外還有100多家社科綜合類期刊,卻只有寥寥數家期刊關注到了武術翻譯研究,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基金支持是衡量研究主題社會關注度的一個重要指標?；鸱植挤治霭l現,武術翻譯研究的支持資金很有限。武術翻譯研究受到各類基金支持的研究成果共4篇,占發文總數的10.2%,其中2篇受助于國家留學基金委,1篇受助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1篇受助于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雖然傳播武術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呼聲不斷,但不得不承認,武術翻譯研究的基金來源單薄。實力雄厚的基金支持是高質量論文產出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加強各級基金支持,尤其是河南、山東、河北等武術特色地區。

2.2 研究成果關鍵詞是高度概括作者觀點的主題詞,是論文的精髓。共現頻次高的關鍵詞是某一研究領域的熱點和焦點。對檢索到的39篇武術翻譯研究文獻,進行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發現,大多數文獻仍停留在“中國武術”“武術文化”“英譯研究”“術語翻譯”“太極拳”“金庸武俠小說”等,重復探討“異化”“歸化”“音譯”“文化”“武俠”等話題。武術翻譯研究的切入點看似互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劃分到武術專項翻譯、武術文學翻譯和武術翻譯策略研究3個大類中。當然有些文獻的探討和爭論難免有跨兩類之嫌,但是為了研究之便,本文分類進行討論。

2.2.1 武術專項翻譯研究 武術專項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拳術、器械、對練、氣功等幾大類。武術專項的翻譯研究,最早始于牛躍輝的《氣功術語英文釋義淺談》[5],該文選取了幾個常用氣功術語如“氣”“性靈感應”“幻覺”“禪定”和“冥想”等,通過個例分析,指出氣功術語的翻譯應準確地把握內涵,避免誤譯。楊梅[6]根據中國健身氣功對外宣傳冊英文翻譯中所出現的問題,指出健身氣功對外宣傳冊的翻譯應考慮目標讀者的特點和翻譯的目的,對翻譯內容和策略加以選擇,才能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武術專項翻譯研究偏重于太極拳項目,39篇文獻中,7篇與太極拳相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開始加入到太極拳翻譯的行列中,太極拳翻譯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7]。張婕等[8]考證了“海底針”“攬雀尾”“懶扎衣”等太極拳勢名(即動作名稱、招式名稱等)的翻譯錯誤,并就勢名符號的內涵及所表達的動作意象,提出了商榷意見,強調太極拳文化信息傳播的準確性和完整性。舒偉[9]和周慶杰[10]對楊式太極拳動作名稱的翻譯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象形動作類、格物動作類太極拳動作名稱翻譯時要對原語的“文化意義、概念意義和功能意義”進行有效的轉換,漢語拼音加注釋的翻譯方法可以為譯語受眾建構有效的認知圖式,彌補拳理在譯語文化的缺省。太極劍是“建立在太極拳運動技術基礎上的一種具體而特殊的運動形式”[11],融合了太極和劍術的運動特點。周慶杰[12]認為太極劍現代動作名稱易于理解但缺乏文化意趣,而傳統動作名稱雖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卻難以理解,所以他主張將2種動作名稱及其翻譯一并給出并輔以相應的圖照,以達到傳播太極劍文化和方便教學的目的。

2.2.2 武術文學翻譯研究 無論是俠義、功夫、武打電影還是武俠小說,都屬于武術文學作品。武術文學翻譯包括武俠小說譯介、武俠和功夫電影的譯制等。39篇核心期刊武術翻譯研究文獻中,與武術文學相關的研究高達10篇。

武俠小說是以身懷武功絕技的俠客義士為主人公,描寫他們俠膽義肝、懲惡揚善行為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中國武術千年演繹的文學明珠,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不可或缺的篇章。武術文學翻譯研究始于日韓、東南亞和俄羅斯等地武俠小說的翻譯和傳播。武俠小說所刻畫的奇特而充滿幻想的“江湖”世界令讀者著迷,其獨特的文學魅力影響了很多國家。以印度尼西亞為例,武俠小說譯介大體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和50、60年代2次高潮,造就了以許平和為代表的印度尼西亞文武俠小說——精神與故事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但語言與表達印度尼西亞化,印度尼西亞文武俠小說又給印度尼西亞通俗文學與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13]?？梢哉f,武俠小說點燃了武術翻譯研究的星星之火,是帶動中華武術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強勁引擎。

金庸武俠“形式獨特、情節曲折、描寫細膩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俠義的藝術魅力”[14],各語種譯本風靡全球,是中國武俠小說的典范。10篇武術文學翻譯研究論文,有7篇探討金庸武俠小說。國內金庸武俠小說翻譯研究大多關注翻譯策略的探討,如將原文隱含信息在譯文中的“明晰化”策略[15],文學和文化翻譯手段并用的策略[3],歸化與異化策略[16-17]等?；羀18]在分析《書劍恩仇錄》晏格文(Graham Enshaw)譯本的基礎上,指出譯者個人和所處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決定了不同的翻譯策略。肖開容[19]則強調,譯者必須搭建武俠文化的知識系統,讀者才能“以較小的認知負擔,獲得接近于原文讀者的閱讀體驗”。與國內研究趨勢有所不同,李泉[14]指出英語國家對金庸小說的譯介研究大多探討“作家作品的身份建構與性別問題”,而不是翻譯策略問題。

武俠和中國功夫電影是武俠小說的舞臺形式,凸顯中國武術功夫及其獨有的打斗形式。中國武術為世界所熟知,武俠和功夫電影功不可沒。檢索結果顯示:武俠和功夫電影雖然研究甚眾,卻大多聚焦于臺詞、字幕、俚語、主題曲和文化方面的翻譯討論,如“沈王爺”“神龍大俠”以及孔雀、烏龜、熊貓的文化內涵等,而未能涉及武術翻譯的核心問題。武俠和功夫電影,如果抽取了功夫、打斗類武術描寫,與武術的關聯性也將化為烏有,所以基本被排除在本文之外。趙為[20]通過對俄羅斯電視臺翻譯并播出的影片《七劍下天山》(梁羽生著)、《倚天屠龍記》(金庸著)的譯例分析,提煉出等值法、等同替代法、形象傳達法、改造法、音譯法等翻譯策略,并強調了武俠小說外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弘揚中華文化的意義。

武術文學作品的翻譯一直存在著歸化與異化之爭。肖開容[19]指出,“歸化與異化的策略選擇,說到底是語言層面的文化偏向問題”,偏向源語言文化的異化翻譯可能會“造成閱讀中的文化信息負載過重”,而偏向目標語言文化的歸化翻譯則可能會“讓目標讀者無法領略到原文獨特的文化魅力”。陳剛[16]堅持“歸化”翻譯是更為有效的溝通交流策略。他分析了《鹿鼎記》閔福德譯本對專有名詞的翻譯,指出閔福德譯本之所以受到西方讀者的青睞,“歸化”翻譯策略功不可沒。吳玉光[17]在分析金庸小說英譯本基礎上,提出武俠小說在譯介之初,應以歸化翻譯策略為主,增強可讀性和趣味性,在讀者了解中國武俠文化之后,再過渡到以異化翻譯策略為主,“目前,金庸武俠小說的英譯應是歸化翻譯為主,異化翻譯為輔”。吳叢明等[21]以《鹿鼎記》為例,分析了譯者對獨特文化意象所采取的“雜合”化的表達方式,指出譯者在不破壞目標語用戶理解的前提下,盡可能將原語文化移植過去的“雜合”翻譯策略是譯文中普遍存在的現象。羅永洲[3]指出:“從金庸作品現有的英譯本看,歸化和異化的取舍并非取決于譯者的國籍,而是基于譯者對于文化交融的程度和用戶的現實接受能力的判斷?！?/p>

2.2.3 武術翻譯策略研究 (1) 異化歸化視角。異化與歸化本質上就是向源語還是向譯語靠攏的翻譯傾向。武術翻譯研究長期存在著異化與歸化之爭。1993年李長林在《中國翻譯》發表《中國武術術語漢譯英淺談》[22],提出翻譯武術詞語要把握住“以我為主”的原則,其實就是現在翻譯理論的異化處理。郎朗[23]也贊成異化翻譯,認為歸化翻譯試圖以譯語文化取代武術文化價值觀,嚴重侵害民族武術的生存和發展;而異化翻譯有利于把武術文化以其準確真實的面貌推向世界,從而更好地促進世界多元體育文化的交融與創新,異化翻譯是武術譯者應具有的社會責任和意識[24]。佘丹等[25]、李鳳芝等[26-27]則從武術民族文化特點和傳播現狀出發,通過分析實例指出異化和歸化翻譯在實踐中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所以對武術術語純粹采用異化或歸化翻譯都有失偏頗,而要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折衷方法。

(2) 交際翻譯視角。交際翻譯論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追求原文和譯文讀者盡量類似的反應效果。為了幫助目的語讀者排除交際上的障礙,譯者可根據目的語的語言、文化和語用方式調整文體甚或修正原文[28]。謝應喜[29]認為,武術翻譯要先確定譯本的交際目的,然后選擇不拘泥于原文的“工具性翻譯”策略或再現武術蘊涵文化信息的“文獻性”翻譯策略。謝應喜[30]還主張文本目的為翻譯過程的第一準則,武術翻譯要根據拳名、拳勢、拳理3種不同的文本,采用動態標準——拳名,音譯(加注);拳勢,直譯(加描述);拳理則視情況采取直譯、釋義、歸化或加注等策略。張林[31]根據交際翻譯論提出的武功名稱翻譯主張,很有實踐意義,他將武術分為現實世界的實戰武功和文藝作品的武功。前者的武功名稱“應采用拼音附加技術解釋的方式翻譯,以實現中國武術的國際標準化”;而后者的武功名稱,最好“采用拼音加意譯的方式翻譯,以輸出中國的武術文化”。

(3) 文化視角。其實,不論是歸化異化論,還是交際翻譯論,深刻而豐富的文化內涵一直是武術翻譯繞不開的話題[32]。李本一[33]指出影響中國武術語言英譯的是武術文化內涵、武術文化價值與功能、武術文化認同、武術文化創新等文化因素。張振華等[34]也強調武術英譯不是淺層次、簡單的2種語言文字的轉換,而是跨漢英2種文化的語言交流活動,所以武術術語英譯的目的為:① 傳達術語的指示意義;② 移植術語的文化意義。多元文化背景下,把翻譯視為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是理解武術翻譯目的和實質的關鍵,也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李特夫[35]甚至將武術術語翻譯直接定位為文化翻譯,他分析了武術音譯、音譯意譯結合、借詞和插圖等文化傳播作用,強調武術翻譯中要注意保留民族文化形象。

武術翻譯的目的是弘揚中國武術文化,羅永洲[36]指出譯者的文化使命是通過“直譯、變通、復譯等手段”使得中國武術“在國際化的進程中不斷彰顯其民族特色”,“在對話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主宰”。周慶杰[37]比較分析了“太極拳”各版本的翻譯,指出在中西方文化對話與交流的狀態下,“漢語拼音譯介加海外認知度較高的威妥瑪拼音進行后綴是目前譯介‘太極拳’一詞較為適宜的方法”,這是一個保留中國武術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譯例典范。

(4) 其他視角。有些武術翻譯策略研究就某個特定角度,以微知著,做出了有益的探討。如盧安[38]探討了中國武學典籍名稱英譯中存在的一名多譯、音譯濫用、誤譯等問題,指出譯名力求準確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讀者的接受度。李暉[39-40]則從雙語?？圃~典學角度出發,探討了武術術語的翻譯,指出當前的雙語武術詞典存在“象形武術詞誤譯、缺少同義和喻義標注、漢語錯別字導致誤譯”等問題,認為“漢語詞條、漢語拼音、英語譯文、英語注釋和插圖五位一體的解碼結合”可以彌補消極型詞典簡單對譯的不足,“最大程度地降低武術語言和文化信息的虧損”。

盡管武術美學意境幽遠,藝術神韻魅人,但對武術翻譯美學的研究并不多見。所幸,李暉[41]對美學視角下的武術翻譯進行了嘗試。她在分析武術動作名稱命名方式基礎上,指出“審美化動作名稱不但描述武術動作本質,還指明了武術動作之后的美學效果與意向”,所以對其翻譯要“遵循審美再現的原則,包括形似神似相統一原則、直譯意譯相統一原則和文化補償原則,以兼顧中西文化差異和武術動作名稱的本質與審美信息”。美學視角下的武術動作名稱翻譯,可以彰顯武術之美,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武術文本內容廣博,不僅有武術動作,更有武術哲理、武術諺語和歌訣,但是大部分領域的美學翻譯研究仍是空白。

此外,傳播學視角也是近些年武術翻譯研究的熱點。中西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隔閡是武術國際化傳播的一大藩籬[42]。武術翻譯作為一種社會傳播活動,不是獨立進行的,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環境[43]。肖開容[19]、李本一[33]和盧安等[44]探討了文化傳播視角下中國武術走出去的策略和路徑。盧安等[44]犀利地指出當前武術界存在的3種錯誤的語言觀(語言無用觀、翻譯無能觀、漢語獨大觀),給武術國際傳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立足于文化傳播視角,李本一[33]總結了中國武術語言英譯的影響因素,包括武術文化內涵豐厚、武術文化價值缺失、武術文化認同度低、缺少創新等,并闡明了中國武術語言英譯的原則——忠實原文、語境交融、切合風格。

綜上所述,不管是武術專項翻譯研究,還是武術文學翻譯研究,亦或是交際論、目的論、文化移植等翻譯策略研究,大都意識到了武術翻譯的特殊性及在譯語中傳達武術文化內涵的重要性,各自對于武術術語和武術文化空白詞的翻譯提出的音譯、音譯加注、音譯意譯結合、輔助插圖說明等主張,對于推動武術走出國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3 武術翻譯研究存在的問題與思考

3.1 研究成果相對薄弱始于20世紀中葉的武術翻譯其實尚處于起步階段,相應的武術翻譯研究歷史短暫,實踐投入不夠深入廣泛,理論沉淀也不夠深厚,有些觀點難免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時代局限性,翻譯實例重復率高,翻譯主張大同小異,創新性不足。就整個武術翻譯研究體系看,現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淺層次武術翻譯策略與技巧的討論,尚未涉及武術翻譯的本質、武術翻譯史、武術譯者身份和風格研究等方面,缺乏語言學、修辭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視域下的武術翻譯批評。

與法律、中醫、詩詞等領域的翻譯研究相比,武術翻譯研究在量和質上都有相當大的差距。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代表的中醫翻譯研究亦興起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CNKI檢索的中文核心期刊論文看,中醫翻譯研究文獻172篇,其中有14篇發表在翻譯專業期刊《中國翻譯》上,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究其因,不僅有中醫從業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利的學術環境。據筆者了解,國內中醫藥期刊相當重視中醫翻譯,有的中醫藥類核心期刊,如《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甚至開辟了“中醫英譯”的固定欄目,幾乎每期都有中醫翻譯研究的文獻,使中醫翻譯研究日漸深入、系統。

武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蘊含著中國哲學、美學、中醫和兵法等知識,所以武術翻譯不只是淺層次的語言文字轉換,更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武術翻譯的本質是中國文化翻譯。將武術翻譯研究置于西方翻譯理論框架內,探討相關翻譯策略,是否有削足適履之嫌呢？立足中國本土翻譯理論,比如中國傳統美學、嚴復的“信達雅”、錢鐘書的“化境說”等,探討武術翻譯研究的得失,未嘗不是拓展武術翻譯研究思路、豐富武術研究成果的有效之道。

3.2 研究領域褊狹39篇武術翻譯研究文獻中,武俠類10篇(占25.6%),太極類7篇(占18%),研究領域明顯太過集中。武術門派繁多,內家(太極、形意、八卦)、外家(少林、南拳北腿)等眾多領域雖然已有譯作問世,相關研究沒能及時跟上。比如1936年出版的劉金生著作《擒拿法》一書,2007年由安得烈·季莫費耶維奇(Andrew Timofeevich) 翻譯出版,在全球最大的網上書城“亞馬遜”幾近五星好評,中國擒拿術“四兩撥千斤”制服對方的技戰術令國外讀者著迷?？墒浅霭娼咏?0年,并未引起武術翻譯研究界的關注。再如健身氣功,通過調息靜心等手段實現強身健體、祛病延年的目的,是中國傳統的身心鍛煉方法。在全球老年化逐漸加重、亞健康人群日益增多的今天,氣功的譯介極具現實意義。在網上書城“亞馬遜”搜索“qigong”,確實可見近些年英語或雙語版氣功圖書的出版數目激增,不包括研究性著作,運動健身門類下共計45本。氣功翻譯研究文獻目前只有2篇,而且還囿于對“氣”“心神”“陰陽”等幾個術語和氣功對外宣傳冊翻譯的研究。

總之,當前的武術翻譯研究多半集中在局部的、具體的、不能廣而推之的問題上,綜合性的宏觀研究明顯不足,有大片的空白無人涉足。從歷史經驗看,國際研討會、國際翻譯論壇可以有效地推動中國武術傳播、拓展武術翻譯研究的空間。如金庸作品,之所以被全部譯介,“不僅依賴影視文化作品,更得益于多國學者參與的金庸武俠小說國內外研討會的推動和傳播”[45]。如果國際武術聯合會在組織召開國際武術邀請賽和世界錦標賽的同時,能就某些武術項目開設翻譯切磋和交流研討會,應該能吸引更多專家和學者的加入,以推動武術翻譯研究。

3.3 語料選擇不夠廣泛武術翻譯的語料包括武術典籍外譯作品,外語版本的武術期刊、報紙、廣告宣傳、視頻音頻教學等語言材料。長期以來,武術譯介一直是以英語為主,但即使是英譯武術研究的語料選擇也不夠廣泛。研究發現,當前的武術英譯研究語料偏重國內作品,大多立足于國內讀者視角,對國外的譯著、轉譯作品、期刊(如Black Belt《黑帶》)、網站宣傳(如美國搏擊網站、楊式太極https://ymaa.com/)、視頻音頻教學等缺乏關注,而且沒有區別教和學、國內和國外的目標受眾,缺乏國際視野。

武俠社網站(Wuxia Society:http://wuxiasociety.com/translations/)是個人創建的中國武俠小說翻譯網站,全球范圍內招募中英譯者,網上發布譯作,并根據論壇讀者反饋,及時更新,對于改善武俠譯本,提高翻譯質量,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籍華人楊俊敏(Yang Jwing-Ming) 從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成立俱樂部,潛心教授中國武術,出版有太極拳、形意拳、少林劍等譯作,著述豐厚,廣受英語讀者推崇。西方學者如路易斯·史溫(Louis Swaim)、安格斯·克拉克(Angus Clark)、保羅·英(Paul Eng)等也有介紹中國武術的著作,學界卻尚未對這些語料予以關注和重視。因此武術翻譯研究的語料有待豐富,國內國外、虛擬實體、文字聲像等武術翻譯語料都大有文獻可做,武術翻譯研究視野的廣度和深度同樣是影響武術國際化的重要因素。

3.4 研究方法單一文獻資料調研是當前武術翻譯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些研究同時采用了對比分析方法,如周慶杰[37]對“太極拳”一詞的譯介研究?？傮w而言,當前的武術翻譯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大多屬于零星、碎片狀的心得或體會,缺乏以足量數據為支撐的定量研究,主觀性強。而且從某一角度對武術翻譯提出的翻譯策略、標準和觀點,雖然都是頗有意義的探索,但翻譯各自為政,眾說紛紜,終難成科學體系。

計算機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語料庫(corpus)和計算機輔助翻譯(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簡稱CAT)技術日益完善。Laviosa[46]指出,計算機技術與語料庫語言學相結合,構建了“一種連貫的、全面而豐富的研究范式”,這一范式為各類翻譯活動注入了新的血液。在翻譯語料日益豐厚,人工核算難以周全的情況下,語料庫方法更為客觀準確,但是目前這一研究在武術譯介方面相對缺失。定量研究是語料庫翻譯學研究的優勢所在,語料庫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對比不同文本類型,揭示翻譯規律和譯者風格、翻譯目的和審美標準等因素。對武術翻譯進行定量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設武術翻譯語料庫,因此,要推動武術翻譯活動蓬勃發展,必須盡快建設武術翻譯語料庫,將定量研究引入武術翻譯學研究領域,從而實現武術翻譯研究定性與定量的有機結合。

3.5 譯語研究不夠多元化“中國武俠小說至少曾被譯成泰文、緬文、日文、韓文、印尼文、俄文、法文、以色列文和意大利文”[47],但各語種譯本的研究都不多見。在越南,金庸小說是譯介最多的外文小說,金庸小說所傳播的儒、釋、道文化,對越南文學、文化、學術等領域有著深刻的影響[48],但相關譯介研究很少見到。日本、韓國是中國近鄰,受中國武術影響最甚?？帐值?、相撲、跆拳道 、合氣道等大都借鑒、吸收了中國武術的成分,后注入本國文化元素改造而成,與中國武術有著很密切的聯系。如20世紀初在中國習武多年的宗道臣在少林拳法基礎上,經過分化、改造、完善,形成了日本少林拳法獨立的技術體系和理論框架。但中國武術各項目在日本和韓國的翻譯研究甚為寂寥,致使大量的武術譯本湮滅不傳。

近現代史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語言,尤其是英語,一直是中華武術對外傳播的主流語言,所以,武術翻譯研究的內容分析傾向于以英譯作品為主。武術翻譯在其他國家不乏經典之作,這些優秀作品對這些國家民族文化和語言特性的影響,值得了解和研究,以便為我國推廣文化軟實力提供經驗和借鑒。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武術將走向世界各個角落。隨著武術各語種譯本的問世,相關研究應該盡快提上日程。

4 結束語

中國武術翻譯研究恰30年,成果可喜但任重而道遠。深入、有洞見的武術翻譯研究勢必成為中國武術翻譯的科學導向,改變武術翻譯薄弱的局面,推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反之忽略對武術翻譯的研究,或重視程度不足,必將喪失武術傳播的話語權,從而導致武術文化成為他者文化。因此,筆者希望國內外學者和有識之士能積極參與并推動武術翻譯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互動交流,深化并拓寬武術翻譯研究的視野,讓中國武術魅力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