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邊命運共同體的研究現況

□江一舟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起源

(一)從馬克思共同體理論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涤迳J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期以來通過實踐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宗旨，從而為由中國開始，并在全球推動實現馬克思“真實共同體”理論打開了道路[2]?！叭祟惷\共同體”是從全體人類利益相關和命運相連的立場出發，表達一種為了提高全人類相互促進的共同體觀點。這體現出共同體理念在當代社會符合潮流的特征，與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聯合具有理論與現實的相關性[3]。盧德友指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體現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在當代的時代精神，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大同天下”的觀念。通過深入理解馬克思所提出的“真實共同體”的過程中，應意識到當前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充分認識到當今時代世界歷史的正確走向，并建立共同的全人類價值思考[4]。學者牛先鋒認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虛幻共同體”的揚棄，當前中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在現今條件下對“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偉大目標的一次偉大嘗試[5]。

(二)從優秀中國傳統文化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孫聚友在其《儒家大同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文中寫道：“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對于人類美好社會的理想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現代中國對于當今世界進步發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間有著歷史的相聯，觀念的相通，更有著價值上的相融。這具體表現為，“天下為公”的觀念共識，同時存在于儒家思想和中國命運共同體理念之中。其中包括著“公平正義”的治理理念，蘊含著“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盵6]張豈之教授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尋求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一次實踐，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包括天人和諧的探索精神；以民為本的政治原則；仁者愛人的基本出發點；和而不同的會通精神；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標等[7]。郝園園從中國文化傳播和文化軟實力入手，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僅需要各國通力協作、同舟共濟，深相互間的合作與交流，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文化交流互鑒代替文化隔閡沖突。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造負責任的國家形象將有助于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8]。

(三)當代世界文明發展對中國的時代要求。眾多學者在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起源時，對于當前仍在世界范圍內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潘于旭在其《“地瓜理論”中的“塊莖”思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邏輯》一文中，用“塊莖”思想駁斥了西方傳統“樹狀”思維對人類思想發展的禁錮，“樹狀”思維是一種典型的圍繞著物質實體而形成的“中心-邊緣”二元對立關系，邊緣(樹冠)無論多遠，均為復制或模仿單一的中心——即樹根而形成。因此，在世界中的表象，即可理解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整個人類發展的“根”，而其他的一切社會活動均由最基本的資本經濟運作為根基，由此確立了資本主義對“世界中心”的實際性控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是基于“塊莖”思維所建構，“塊莖”相對于“樹—根”的最大區別在于它是一種扁平化、多樣性的存在。消除了“樹—根”思維必然出現的階級分化，“塊莖”之間“質”的交流是平等和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單向的和被支配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實際解決了中國復興后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簡單的取代傳統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根”這一世界中心，還是另辟蹊徑再構建一個全新的世界經濟社會體系[9]。

有學者認為：從歷史來看，無論羅馬統治時期，還是所謂的“Pax Britannica”，或是當今由美國提供的民主和平，并不是真正創造和平，而是通過權力占有支持下的核心壓迫邊緣的結構。陳玉剛指出，隨經濟發展在世界聯通化構建普遍有利于世界各國并共同分享的全球性治理體系已具備充分條件，世界格局正在從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中心的西方主導下的二元國際體系向各國共商共建的全球體系轉變。中國正是這一新體系的推動者和構筑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締造新型國際關系的崇高目標和價值關懷[10]。中國能夠在當前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人類的未來發展構想，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當前亞洲經濟在近300年的現代文明發展史上，第一次成為領跑者；外交部前副部長劉振明認為：隨冷戰結束，世界性的和平穩定局勢得到絕大多數國家認可；并且在21世紀的頭十年，大量的區域性合作機制，在中國及中國周邊展開，提供了前期實踐支持[11]。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內涵

(一)開放包容的新觀念。學者李愛敏在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本質、基本內涵與中國特色》一文中，詳細寫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是國際體系層次的“共同路徑”；“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擁有國際主義的工具和價值觀念理性；“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含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新型權力觀、堅守正義承擔責任的新型義利觀、相互包容相互借鑒的新型文明觀和“結伴不結盟”的新型交往觀[12]。新觀念的提出，是對當前服務于各國現實利益價值體系的一次沖擊，是否能夠得到世界的接納還需要中國通過自身的努力，發揮其應有的效果。

(二)人類共同價值。黃真認為，“共同價值”思想是我國立足于當前國際形勢和世界潮流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趨勢[13]。費孝通用“共意”的概念來闡釋“共同價值”，認為“共意”代表了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基于人們的價值觀而形成[14]。楊宏偉、劉棟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平等、互助、合作、共贏等理念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發展方向[15]。

(三)國際主義是需要世界各國共同遵守的原則和理念。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用一種新的思維從國際的大視角考慮全球戰略問題。陶文昭認為，在新的時代，國家之間需要采取合作共贏的思維，而不能搞互相對立，才能有所發展[16]。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當今世界，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隨著商品、資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動，無論近鄰還是遠交，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冷戰思維、陣營對抗已不符合時代要求”[17]。倡導世界各國持守國際思維，從國際的大視角看待國家間的關系，處理國際事務。石云霞認為，當前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真正的共同體”思想的一脈相承和創新發展。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符合人們對理想社會和美好生活的愿景[18]。邵發軍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維護人類社會整體利益與消解國際社會矛盾，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共同體理論，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豐富和發展[19]。

三、中國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初步探索

(一)構建中國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中國周邊地區是中國地緣政治、安全、經濟利益最為密切地區，是“一帶一路”建設時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依托。要建立中國與周邊各國在政策、道路、貿易以及人民之間的緊密聯系,推進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需要強化加深現有經濟合作，塑造雙邊共同價值意識，推動新型區域合作機制建設，最終建立共同的安全基石[20]。

中國與周邊關系發生變化必然會影響到當前的權力結構，從歷史來看，中國與周邊的關系直接反映了中國的發展形勢，好則興，壞則亡。隨著中國的重新復蘇，中國已成為周邊各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資和發展市場，這無疑為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雙贏創造了條件。張蘊嶺提出中國與周邊國家共生的發展史與歐洲一體化過程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中國作為絕對的大國必然要主動為周邊各國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以保持天然的地緣優勢不影響雙方的信任關系[21]。

(二)構建中國周邊命運共同體的不同路徑探索。中國與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已經步入新階段，雙方對世界和平穩定的國際局勢和共同發展的國家戰略以達成初步共識，但仍然需要通過新的文化交往，提高東盟各國對中國的信任，減輕“中國威脅論”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同時，通過構建新型安全機制，體現出中國用平等協商、溝通交流方式解決問題的態度[22]。

盧光盛指出“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周邊中國在進行湄瀾合作時，要保持“利益-責任-規范”三者的統一。雙方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動力和保障在于能夠拓寬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及其深度，這一“共同利益”甚至應包括湄瀾流域各國共建“安全保障”，尤其當湄瀾流域國家長期慣用“大國平衡戰略”時，中國應發揮其經濟引導、市場廣闊的優勢，加深和夯實中國與湄瀾各國的經濟合作利益。這也要求中國作為域內大國要有大國擔當和大國責任，通過提供穩定的國際公共服務，讓湄瀾國家搭上中國的“便車”[23]。

在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上，最早在199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在《美國在亞洲：正在出現的太平洋共同體》文中指出“太平洋共同體”的建設，這包含老布什政府所主張的“經濟一體化、民主化和地區安全機制”時其冷戰后“世界新秩序”的重要組成。不過隨著克林頓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主要重心集中于朝鮮問題以及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反恐”戰略，東亞共同體的建設并未有實質性進展。2002年日本小泉首相提出新的“東亞共同體”戰略，包含“10+1”(日本與東盟10國)，“10+3”(中、日、韓與東盟10國)到最終“10+6”(中、日、韓、澳、新與東盟10國)。其中前兩層機制已經得到有效的構建和運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地區國家對華經濟依賴程度逐漸加深，雙方聯動效應顯著，還很難說形成了“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傳統共同體構建已不能適應復雜的亞太局勢，陸克文總理的“亞太共同體”構想被認為是以大國為主，注重大國協調，引發東盟國家的消極反應。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因對美國態度搖擺引發后者抵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增信釋疑在亞太“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將是一項長期工作[24]。

中國與日、韓擁有相近的文化，相近的生活習慣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巨大優勢，理應如同德法兩國一樣，能夠放下歷史包袱構建地區性共同體。但這種研究角度弱化了美國作為世界性的霸權國家在地區合作上的影響，德法能夠和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國在歐洲統一建立的北約組織，成功化解了歐洲內部的安全問題。而中日韓之間，卻在近50年的時間里，受美國構筑其冷戰“反共產主義”同盟的影響在共有價值方面長期處于對抗狀態。直到今天，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依舊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田凱指出，在亞太新共同體建設過程中，中日之間關于領導地位的競爭也成為矛盾的焦點。東亞各方在經濟貿易等方面對構建“東亞共同體”有著極為迫切的需求，但政治上的復雜性，需要各國領導人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求同存異以實現東亞地區合作的突破[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