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現代轉型

曹峰

〔摘要〕理性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在當代中國的現實政治語境中，又是一個很少被提及和研究的概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國夢的藍圖已清晰描繪，這就要求中國的政治必須實現向現代轉型和過渡。為此，新時代要求我們在中國現實的基礎上，考慮現代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使兩者深度結合，鑄就適合新時代中國發展的理性政治系統。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其自然就是中國實現現代政治轉型歷史使命的承擔者。本文試從理性政治的概念分析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初步梳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驗和教訓，并從學理上探討當代中國應建構的“理性政治學”，為深刻理解新時代中國深化改革、未來政治發展方向以及中國共產黨執政穩固性等問題提供理論視角和思路借鑒。

〔關鍵詞〕新時代;理性政治;中國共產黨;執政轉型

〔中圖分類號〕D2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2-0075-11

一、理性政治的內涵、本質及外延

從常識意義上講，理性政治既是一個現代①概念，又是一個西方語境概念。所謂現代概念，也就是說，真正的理性政治發端或者理性全面進入政治領域，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事。因為相對于傳統社會，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均以專制政治或貴族政治為主，真正由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構成核心要素的理性政治在古代均無法構成主流。而所謂西方語境概念，則是說，理性政治更多地是屬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理念，具體是近代歐洲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在理性主義的絕對引領下，全面走上了現代民主、法治的政治發展道路，告別古典君主專制、寡頭制、貴族制和中世紀教權統治制。當然，這僅是理性政治的一種常識性理解，從各國現實政治的發展狀況來看，理性政治作為一種現代政治基本形式又包含十分復雜的內容和表現形態，這些情況我們不應該忽視、也不可能忽視。特別對于新時代的中國來說，理性政治的概念更應該在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基礎上去加以建構和發展，以真正適應于中國的現實政治，而不應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理性政治概念和形式。

筆者認為，新時代的中國理性政治概念的內涵及構成要素，至少應該包含四個方面：即正義性的邏輯前提、批判性的自覺意識、公民性的價值坐標、法治性的運行機制。首先，所謂正義性的邏輯前提，主要是指理性政治的基本邏輯是普遍的公平正義，在此，公平正義作為政治的一種普遍邏輯形式而使其具有合法性。其次，所謂批判性的自覺意識，是指理性政治本身具有自我革命、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調整和完善的自覺意識，在此，自覺意識作為一種自我省察的建設性功能出現，它既是對人類理性的適當運用又防止理性運用的極端化或歧誤①。再次，所謂公民性的價值坐標，是指理性政治應超越傳統的階級性斗爭思維，趨向于對社會各階層公民利益的普遍關切，防止由施政“制造敵人”的情況出現。最后，所謂法治性的運行機制，則主要指理性政治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則、要求來運行實施，執政者全面依法治國理政，防止“以黨代法”“人高于法”等施政模式出現。鑒于理性政治概念的復雜性緣故，本文將結合西方相關理論及中國實際情況兩個方面，試從幾組比較性的概念中進一步從外延的角度深入梳理“中國形態”理性政治概念的本質②和界限。

第一，理性政治是相對于“浪漫政治”③而言的概念。浪漫主義本身首先是近代歐洲的一個文學流派，后來在西方慢慢被借用到政治學領域，形成了所謂政治浪漫主義流派。當然，其本身是一個相當復雜甚至含混的概念，但從西方思想史的實際發展歷程來說，浪漫主義主要是針對啟蒙運動所推崇的理性主宰而生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浪漫主義構成了政治理性主義的對立面。從目前學界基本達成的共識來看，政治浪漫主義主要具有以下這些特點：對政治改革目標抱有烏托邦式的狂熱崇高理想;對政治現實改革路徑則表現出暴風驟雨式的激進態度，缺乏對當下社會現實、政治生態等問題的深度的理性分析、實證考察、比較論證等過程;對政治改革的現實后果并不關心也不屑于測評，同時對政治作為一種公共事務的特性也并不十分了解，而僅把政治主要當做一種個體或階級“詩意審美”的體驗過程。本文所指的“浪漫政治”，主要也是具有以上所述政治浪漫主義的一般特點。與此相對，理性政治則相信一個基本原理：通過理性進行細致的分析、考證，從而做出全面、科學的“穩妥”決策和行為，才是政治應有的功能和政治改革應持有的基本立場?；蛘哒绶▏枷爰依酌伞ぐ⒙∷裕骸吧鐣l展是自發的：它們需要被理性地重構”〔1〕，理性政治深信這一點。也就是說，理性政治的要義主要在于，社會的向前發展、社會的進步，來源于人類理性的設計，而不是浪漫式的激進政治改革以及不顧后果的狂熱政治運動。當然，從本質上講，理性政治的理性，最終的落腳點只能是政治主體的個體理性選擇，但是這里又暗含了此一個體理性與彼一個體理性的重合或至少是可通約性這個前提。其中的原因，正如英國學者基思·道丁所言“理性選擇理論，是個體主義的，因為它假定是行動者在作出行為;但與此同時，這些行動者又是被結構特征、他們的社會角色所指引的”〔2〕。也就是說，由于各個政治主體（個體）被社會的現實、結構以及自身的角色所“包圍”，只要他們認真觀察和分析，他們之間的理性抉擇就很大程度上是重合或具有通約性的，理性政治的“共同抉擇”也主要基于這一前提而成為可能。

第二，理性政治是相對于“人治政治”而言的概念。所謂“人治政治”，主要就是指執政者或領導人完全不按照基本的邏輯、法律法規來行使權力，而是肆意妄為、以個體主觀意志作為行政、用權的基本依據。人治政治的最大特點就是：目無法紀、權力濫用、專斷獨裁。相對于理性政治的強烈“界限意識”和“界限約束”，人治政治則缺乏基本的“界限”，具有明顯的非理性傾向。對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政治方面，非理性化傾向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治，是個人意志和個人權力凌駕于一切法律、倫理、組織和制度之上：決策權高度集于一人之手，沒有任何制約;人治導致人們普遍尋求權力的庇護、政治依附直至人身依附;人治政治有強烈的隨意性、偶然性和神秘性，權力運行黑箱化?！薄?〕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任何約束和界限的“人治政治”必然地就會走向專制和獨裁。顯然，這也是人性本身帶有的一種弱點，這就是常言道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之人性根基。對此，近代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薄?〕而相對于“人治政治”的權力泛濫、人大于法、專制獨裁等本性，理性政治則強調權力使用的合法性、合程序性以及執政主體行政的民主性、平等性、依法性等。也就是說，理性政治的主體雖然是人，但人受制于外在的程序、法規，人只能在程序、法規之下，而不能凌駕于其之上，更不可能以個人意志來代替程序和法規。需要注意的是，相對于“人治政治”的主觀性、偶然性等，理性政治帶有“自省性”、普遍性的特征。所謂自省性，就是其洞穿了人性可能的弱點，對其架起了不可跨越的“防火墻”（法律法規）;所謂普遍性，就是其是眾理性主體民主協調、商議的共識性結果，拒絕單個人主觀意志的臆斷。尤其是前者，它是理性政治中執政主體應該具備的最為核心最為關鍵的基本人性洞見，缺乏這種人性洞見，理性政治就失去了其自我革新、自我凈化的發展基礎。

第三，理性政治是相對于“江湖政治”而言的概念。這里所說的“江湖政治”，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真實寫照相匹配。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所謂的“江湖”說法，在“江湖”中，門派林立、各自為政，其中“山頭主義”、宗派主義這些社會、文化傳統就與此相關。具體地說，本文提出的“江湖政治”，除了不接受當權領導、不接受法律約束這些常見的理解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政治的“抱團派”，在政治上形成幫派和團伙，以小團體的利益為中心，越過制度、法律等以謀取小團體的最大利益為鏈接紐帶和根本目的，對利益集團外的其他人利益、權利置之不理，甚至不擇手段打擊不同利益或政見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不排除“江湖政治”利益團體中的某些人具有真性情的“俠義”氣概和情懷，但即便這樣，從根本上講，他們也是小范圍內的“俠義”，而不可能具有對社會大多數人的“俠義”胸懷和精神。因此，“江湖政治”就必然會造成對社會、對團體外其他多數人的漠視甚至無視，而這恰恰又是健康政治生態的死敵。對此，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曾作出過嚴厲批判：“最應當反對的是漠不關心，而不是無政府狀態或專制，因為漠不關心可以幾乎分毫不差地創造無政府狀態和專制?！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江湖政治”的小團體利益中心主義內含的漠不關心本性構成了無政府狀態和專制獨裁的重要源頭，這在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中也得到了明證。相對于“江湖政治”，理性政治則強調社會整體或至少是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理性政治追求的價值目標是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同時，這也是理性政治在現代社會得到多數人認同、具有合法性的基礎。這其中的道理，正如丹尼爾·貝爾借用M.S.李普塞特對制度合法性所做的論述一樣，“社會群體鑒別一個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據，是看它的價值取向如何和它們的相吻合”?！?〕顯然，和“江湖政治”的團派利益相比，只有理性政治的多數人利益之價值取向能夠照顧社會各階層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因此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保障基礎。

第四，理性政治是相對于“群氓政治”而言的概念。所謂的“群氓政治”，主要是指基于一種“群氓”心理狀態的政治行為。所謂“群氓”就是聚集起來的表現為同質均一心理意識的人類群體，這個群體拒絕理性而復雜的思考、分析，對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建議或信念，只簡單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誤。一般來說，“群氓”缺乏獨立自主的思考、缺乏主見、隨波逐流，在生活中又極易為某些感性的情感、情緒所左右。在政治行為中，往往表現為“集體無意識”的亢奮甚至癲狂狀態。也就是說，“群氓政治”往往拒絕思考、拒斥教導，在“集體無意識”的共同心理狀態下進行極端的政治行為或運動。顯然，在“群氓政治”里，人們極易為各類流言蜚語、政治謠言所誤導，做出極端偏執的行為。因為，按照正常的邏輯，“一個人，如果他習慣于用理性來思考，具有相當強的批判能力，那么，他也不會輕易接受流言蜚語的”?！?〕

但是，恰恰在“群氓政治”狀態中，人們在強大自負、集體無意識、不負責任的亢奮高昂中完全喪失掉個體本來具備的獨立理性。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政治謠言的產生和傳播與一個社會政治開明的程度也密切相關?！薄?〕因此，“群氓政治”的產生，往往也和社會推崇極端的“精英政治”有一定的關聯，在這種極端的“精英政治”中，普通民眾的意見和訴求往往得不到正確的表達，同時，上層由于普遍輕視下層民眾也沒有將高層的聲音及時、全面地往下傳播和擴散。在這里，還有一點需要澄清，那就是表面上“群氓政治”和前面提及的“浪漫政治”極度相似和雷同，但它們之間實際上具有明顯的區別：前者更多地出現在社會的底層或各類弱勢群體之中，主體是普通民眾居多;而后者則更多地出現在社會的上層即執政者或執政主體之中，擔綱者主要是領袖、政治精英居多。如此一來，“群氓政治”主要表現在普通民眾身上，因此，與此相對的理性政治就是普通民眾理性地參與政治生活、政治活動，以平和穩重、獨立自主、不偏不執、不卑不亢的心態介入政治，不為某些極端口號、信念、情緒等所左右，更不參與某些“集體無意識”的政治運動。當然，對于普通民眾來說，要達到既關注政治又不狂熱這樣一種理性政治狀態，其需要得到正確的引導，最好是執政者盡量照顧和滿足他們的某些合理利益訴求。因為，這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A·達爾所言：“當人們認為同可以期望從其他活動中得到的報酬相比，從政治介入中得到的報酬價值較低時，他們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薄?〕因此，從引導普通民眾理性參與政治的角度來看，理性政治同樣是執政者合理均衡利益的高層協調行為和狀態。

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教訓

對理性政治的概念做出比較性的梳理之后，本文接下來與此為基本參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來的歷史教訓試作出一些總結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呈現本文討論的理性政治對于中國尤其是新時代中國來說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個核心問題。

首先，“浪漫政治”的歷史教訓?？梢哉f，從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實際歷史進程來看，“浪漫政治”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傷害最大、影響最深遠。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均屬于“浪漫政治”的典型。它們都是由主要領導者在未對國家現實情況作出全面、科學、理性評估的前提下，以對某個崇高的政治目標狂熱信奉、烏托邦式迷戀，而錯誤發動的大規模、暴風驟雨式的激進政治運動。中國共產黨執政曾出現的這些“浪漫政治”之教訓，如果以理性分析、詳細考察、科學論證、全面考量作為其前提，則是可能避免的。

其次，“人治政治”的歷史教訓。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人治政治”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眾所周知，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古老國度，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長期以封建帝制作為基本的治國立邦政制?？陀^上講，這是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封建帝制的歷史慣性長期影響著我國很多執政者、人民大眾的思維。很自然，封建帝制傳統導致的中國政治民主、法治意識淡薄甚至直接忽略現象，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人之常情”進而變得“理所當然”。對此，鄧小平同志有明確認識：“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薄?0〕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某些時期因為特殊原因導致的“人治政治”現象并不少見，同時影響也極其惡劣。像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治政治”就十分嚴重，領袖的個人崇拜、獨斷專制等現象由此也大量衍生，更為嚴重的是，在那個時期的極端“人治政治”中，政治上的“造神運動”（集所有權力于一身）更是走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中國就變成了美國學者喬·薩托利所言的“任何把權力集于一身的國家，都潛在地是個能夠運用絕對權力的國家?！薄?1〕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人治政治”并沒有帶來嚴重的政治腐敗問題。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以來，由“人治政治”之“絕對權力”帶來的政治腐敗問題則令人觸目驚心，其對國家、民族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惡劣影響已無須贅言，因身處當今時代的廣大人民大眾無不能夠深刻感受和體會。同時，當今“人治政治”的領導獨大、專斷蠻橫、目無法紀給其下屬及普通民眾帶來的各種人身和精神傷害也極大，這些問題也經常見諸報端和媒體。最后，當代中國的“人治政治”還表現在某些領導的“一言堂”、“拍腦袋工程”等主觀決策上，其不單傷害了普通干部和民眾的情感，還造成了各種國家經濟的損失?？傊?，“人治政治”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上教訓深刻，其流毒至今未完全清除。

再次，“江湖政治”的歷史教訓。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江湖政治”的傷害和影響也極壞，教訓深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黨內出現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就是“江湖政治”最大的典型。還有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重拳反腐態勢下，慢慢浮出水面并受到法律制裁的所謂“石油幫”、“秘書幫”、“西山會”等等，均屬于當代中國“江湖政治”的典型代表?！八娜藥汀睘榱藢崿F極小圈子（甚至是個別人）的狂妄政治圖謀和病態權力欲望，幫派內相互勾結、逆行倒施，企圖篡奪人民政權，差點葬送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動搖黨的領導，給黨、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難以估量。相比于“四人幫”主要在政治領域造成的影響，當代中國的“江湖政治”的惡劣影響就更為復雜、涉及面更廣?！笆蛶汀?、“秘書幫”、“西山會”等這些政治幫派，一是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作為黨和國家、地方政府或重要機構的領導人，以小團體利益為根本目的的這些幫派成員，不顧自己身份角色、無視執政為民初衷，大搞買官賣官、貪贓枉法、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等做派，嚴重破壞了黨和政府干部的形象，由此也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二是造成了國家經濟的重大損失。就目前已經公布的情況和數據來看，這些幫派的成員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的貪污款，并且是成集團、成群性地腐敗貪污，幾乎人人“重手”，同時還對某些行業進行了壟斷經營，私吞非法利潤等，這一切對國家經濟均構成了嚴重損害。三是還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生態。我們看到，買官賣官、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等這些幫派行為，既打亂了正常的干部選拔和晉升機制，也阻礙了某些優秀干部的成長和發展。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行為還帶壞了一批干部，一些本可挽救但迫于“幫派”壓力或誘惑而“被動”入涉的年輕干部?？梢?，其嚴重擾亂了黨和政府的政治生活，對正常的政治生態構成了嚴重損害?？v觀歷史與當下，“江湖政治”的惡劣性影響昭著，對于黨的執政來說，教訓十分深刻。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江湖政治”并非欠缺“理性”，可以說，“江湖政治”的幫派均是“深謀遠慮”的陰謀家，“理性十足”，機關算盡。但問題是他們的理性走偏了，并將理性局限在狹隘的個人利益、個人得失這些“計算理性”上面，而忘卻了理性的博大、深厚之價值意蘊，后者則考慮大局、他人和國家民族利益，這才是理性用在政治上的正當追求。對此，正如哈耶克所言：“無庸置疑，理性乃是人類所擁有的最為珍貴的稟賦。我們的論辯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萬能，而且那種認為理性能夠成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發展的信念，卻可能摧毀理性?！薄?2〕顯然，“江湖政治”中的狹隘理性爆棚導致自我毀滅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群氓政治”的歷史教訓。如前面所述，“群氓政治”主要表現在普通的民眾、尤其是社會的中下層之中。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群氓政治”的教訓也十分慘重。如“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打著“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運動”、2014年在香港發生的非法“占中”事件，等等，均是“群氓政治”的丑陋表演和盲目狂熱所致?！凹t衛兵”打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狂熱政治口號，瘋狂地進行大規模的極端破壞運動、顛倒黑白、是非不分，對國家行政體系、社會秩序、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千千萬萬人的無辜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香港的“占中事件”，則主要是某些國外別有企圖的政治組織試圖分裂中國、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極端行為，一些大學生、普通市民同樣被某些妖魔化的政治口號所蠱惑，無視正常的基本法律法規、無視普通市民的基本利益等，進行非法集會、鬧事?！罢贾小笔录乐赜绊懥讼愀鄣牧己眯蜗?，破壞了社會正常秩序，嚴重影響了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等等，其惡劣影響目前還在發酵和繼續。我們看到，“群氓政治”在中國的發生，尤其表現出了參與者（青年學生居多）盲目自負、盲從、缺乏主見和獨立思考、隨波逐流等“集體無意識”之畸形心理狀態。而這些“盲動”的“集體無意識”力量之破壞力又都是規模性、幾何級的，每次動亂帶來的負面影響均時間久遠、波及多個方面。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先后不定期地出現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群氓政治”，一定程度上講還和民眾的思維方式、傾向有關，這正如有美國學者指出的那樣：“思維習慣、堅持民主的傾向不是與生俱來的。民主政治不是靠自身來運轉的機器，它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們用意識來維護和完善它?！薄?3〕因此，從執政安全、穩定性角度來看，“群氓政治”帶來的教訓不單是各類損失，還應包括民眾尤其是青年的教育和引導問題。

三、理性政治：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現代轉型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政治必然是今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大方向和歸宿。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對于公平、正義、平等、民主、法治等理性政治的訴求日益明顯，理性政治因此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理選擇。也可以說，在新時代背景下，在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夢引領下，理性政治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現代轉型，實現從傳統向現代順利過渡的合理選擇。

第一，理性政治是中國共產黨領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穩步發展的戰略需要。我們知道，經過近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一些列輝煌成就，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起點上，中國也隨時面臨著各種問題和挑戰，這給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新的課題和任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總結分析的那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就告誡全黨，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顯然，一些列重大挑戰、風險、阻力、矛盾等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向前發展必須邁過的歷史峽谷。當前及今后幾十年我國市場經濟面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西方滲透與顛覆危險、新形勢下激發社會主義內部活力必須進行的各項改革面臨的重重阻力、新時代我國內部與外部面臨的各種激烈矛盾，等等，均亟待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航人的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時勢、分析問題并及時解決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依靠成熟的政治理性來作為指導，有針對性地制定目標并穩步實施方案。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理性政治的指引下，從長遠和現實的雙重角度出發，著手解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向前發展面臨的系列難題。首先，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戰略目標是理性政治考量的結果。對比歷史上“浪漫政治”對理想追求的狂熱癲狂、盲目樂觀、激進推進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遠大戰略目標的追求明顯是經過審慎考量、詳細分析、穩步推進這些理性步驟來展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夢”遠景目標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還進行了“兩個一百年”和“兩個十五年”歷史目標的劃分，既設定了“第一個百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先期”目標，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對“第二個百年”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行了“兩個十五年”的詳細規劃，這更是理性預期的集中體現。其次，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理性政治運行的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審時度勢，確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具體方案，很顯然，這是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向前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如果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階段性總體目標的話，其他三個全面則是基本的保障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方面面，是對這些方面工作的一次全面檢查、反思和斧正，是理性政治對黨和國家事業進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自覺意識;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則是打造平穩、和諧的國內政治生態和社會秩序，國家和執政黨自我革命與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徑和措施。這是執政黨理性主政、行政的重要表現，這些方略更是理性在政治上阻擊“人治政治”“江湖政治”的集中體現，也是踐行理性政治的正義性邏輯前提與法治性運行機制的必然之選。這兩大方略既是理性分析國內社會、政治現實的決策，更是對執政黨自身生命力保持規律的理性決斷。從目前國內和國際大氣候、大形勢來看，我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領導下有條不紊、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向前發展。由此，我們欣喜地看到，也有理由深刻相信，理性政治對于中國、對于中華民族長遠發展來說的極端重要性。這正如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所言“人類歷史的推動力內在于理性的存在中，通過理性，人創造了人自己的世界?！薄?5〕那樣，我國未來的國家、民族的歷史、世界創造，同樣內在于作為唯一合法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理性之中?？傊?，理性政治是中國共產黨領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穩步向前的戰略需要，目前這些戰略也正在實施和推進，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也正向理性政治的現代轉型過渡。

第二，理性政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提升執政能力的戰略訴求。從執政黨由革命向執政的轉型規律來看，執政黨自身要保持執政地位的長久穩固、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這其中，跳出執政的“格瓦拉困境”①則是必須經歷的考驗。而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形勢來看，理性政治則是一個基本的保證。顯然，相對于“打江山”時代的“革命黨”角色、改革開放40年快速發展過程中的“探索黨”角色來說，新時代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則主要扮演在“守江山”基礎上的集“發展黨”與“建成黨”于一身的角色。當然，“守江山”的任務涉及到方方面面：執政的歷史機遇、群眾基礎、自身建設、執政能力、領導藝術，等等。但是，這其中，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地位最為重要，因為一個執政黨如果首先內部腐化、潰敗了，那么再好的歷史機遇、執政能力、領導藝術也將無濟于事，由此，其執政的內部主體基礎必然也就坍塌，進而政權受到顛覆、人民群眾更受到政局動蕩必然帶來的大量無辜傷害，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均得到了無數次的事實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唯一合法執政黨的崇高政治地位，這是歷史、人民的必然選擇。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各方面事業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內部也陸續出現了一些不良的苗頭：某些領導在小范圍內大搞“特權政治”、目無黨紀法紀，一些干部甚至高層干部貪污腐敗、腐朽墮落，一些干部私下組建小利益同盟和集團、蠶食民脂民膏，等等。無疑，這些不良苗頭的出現，對于一個執政黨尤其作為唯一合法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自身來說，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最大的威脅就是腐敗?！薄?6〕如果執政黨黨內腐敗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任其發展的話，其執政能力自然下降，將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可怕后果。而這些危及執政黨執政基礎和地位的種種不良苗頭之所以出現，究其原因，正是理性政治的自我批判功能減退、法治運行規則無法徹底貫徹，“人治政治”、“江湖政治”抬頭與蔓延等直接導致。所幸的是，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尤其是重要領導人均清醒地看到這些“非理性”政治的危害性，并盡最大的努力堅決與之進行長久的“斗爭”。這些斗爭主要集中體現在運用理性政治的利劍——法治來遏制它們的“發展”和泛濫。我們看到，從“文革”結束開始，鄧小平同志就親自領導重建社會主義法治的戰略工作，到江澤民時代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方略，再到現在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完善戰略體系，無一不閃耀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堅持理性執政、堅持理性政治的智慧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驚人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依法嚴厲打擊黨內腐敗，實行對官員腐敗“零容忍”的“高壓”態勢，并且“老虎”“蒼蠅”一起打，這是執政黨“刮骨療毒”、自我革命、自我凈化、高度自省的崇高體現，是理性精神融入執政黨骨髓的有力證據。各類“人治政治”的毒瘤分子、“江湖政治”的幫派和團伙，紛紛落入黨紀國法的“天網”之中。這是執政黨自身進行理性政治建設的重大跨越和轉型，更是理性政治在提升自身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基礎的重要勝利。此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當務之急。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薄?7〕顯然，“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即是本文所述理性政治的重要內涵和題中之義。而這個治理目標的實現，則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因此，某種程度上講，理性政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提升執政能力戰略訴求，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在著手實施的治國理政尤其是治黨方略也正穩步走在理性政治的道路上。

第三，理性政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繼續堅守黨性、保持執政優勢的基本保障。從根本上講，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黨性）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其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事實來看，這種黨性也是其順利取得政權并保持執政優勢的最根本原因和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各類利益訴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執政的基本價值原則，更以改善民生作為執政的基本價值追求。很顯然，這是踐行理性政治之公民性價值坐標與防止“群氓政治”爆發的最重要方略。因為，從客觀上講，絕大多數普通民眾最為關心的是“地上的面包”（各種可見的利益等），而非“天上的面包”（各種政治理論、遠大理想等），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常識性”問題。因此，作為執政者（黨），必須要最大程度地獲取普通民眾的擁護，才可能保持執政優勢并穩固執政地位，否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辯證法”就很可能在任何一個執政者身上上演。當年國民黨從“在朝”走向“在野”就是最好的例證，蘇聯共產黨失去政權最終導致亡黨亡國其中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這種民眾的擁護，就是政權“合法性”的最大保障和體現，對此，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言：“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薄?8〕其中的道理，也正是如此：要喚起民眾對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須表現出對民眾合理的、普遍的各種利益訴求的關心，并努力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同時，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盡量減少當代“群氓政治”動亂、悲劇事件的發生，穩定政局、穩定人民群眾正常的工作生活等。環顧當今國際環境，近年來，一些中小國家屢次發生各種大規模的動亂事件，導致大量悲劇的產生，甚至出現政權的顛覆等等，均與當局不重視甚至無視普通民眾的基本利益訴求有很大的關聯。相比之下，所幸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偶爾出現小范圍的“群氓政治”群體性事件，但均沒有擴散成災且很快得到平息，很大程度上講就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高度關注和重視普通民眾的基本利益訴求、并想方設法最大程度地滿足民眾各類合理訴求之功?？梢钥吹?，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共十五大以來，我國先后出臺的農業稅減免、全民醫保、義務教育免費、養老保險并軌改革等“共享”政策，以及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等等，無一不是關注普通民眾基本利益訴求的政策和戰略。當然，這些政策在實施或滿足民眾的訴求方面仍存在一些的不足，但這已是在國家經濟條件許可的條件下最大限度的改善和提高。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以“五大”新發展理念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指引，其中“五大”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共享”兩個理念均與改善民生、提高全體民眾的生活品質直接關聯。這是中國共產黨理性決策的結果，更是中國共產黨將政治理性中的“價值成分”（而非“工具成分”）發揮到最大的結果。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盡量滿足普通民眾的基本利益訴求外，中國共產黨還注意到了普通民眾參政意識、權利保障意識等明顯提高這些特點，在民主、開明政治方面邁出了“新步伐”。近年來，政府信息向社會公開、各類官民論壇的建立、領導邀請網民共商發展大計、各類聽證會的召開、信訪制度法制化改革，等等，無一不是滿足普通民眾參政議政、權利保障等訴求的理性政治“新氣象”。因此，理性政治尤其是其公民性價值坐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主體的黨性與保持群眾基礎的執政優勢的一個基本保障，從過去和當前實施的一些列措施來看，中國共產黨也正通過強化與踐行理性政治的價值坐標來繼續堅守黨性、保持自身的執政優勢。

第四，理性政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合理選擇。眾所周知，對于人類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經向世人給出了最具說服力的論證。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給予了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薄?9〕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低到高、由落后到先進的一個“進步性”推進過程，體現在社會政治方面，就是人類（個體）由“受制于人”到“受制于物”最后到“自由個性”的遞進歷程。對此，馬克思在《1857—58年經濟學手稿》（即倫敦手稿）中曾做過專門的著名論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薄?0〕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人類社會的政治形態首先是自然的，后來私有制出現之后，變成了人統治人（人的依賴關系）的階級社會，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制社會均屬于此;此后，隨著物質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普遍的物質交換、全面的社會關系及多方面需求的膨脹等，導致了“物的依賴性”，但這也衍生了人對超越物質依賴性的沖動和需求（即向往和追求自主獨立性）;最后，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人的能力全面發展的基礎上，人類走向完全的自主獨立性（即“自由個性”），至此，人類社會政治形態也會也邁進了最高階段。顯然，雖然馬克思描述的第二階段（即“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主要針對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但對于新時代中國的社會也具有很強的啟發作用。因為，雖然目前我國是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按照我國實際的發展狀況，我國仍屬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用鄧小平同志的話來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薄?1〕這里的“不夠格”，主要就是指社會生產力水平仍未達到使人民完全“自由個性”的地步。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仍類似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物質雖未極大豐富，但“人的獨立性”意識和追求已經萌芽甚至充分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權益意識、民主意識、公平正義意識、平等自由意識等“人的獨立性”意識開啟愈發強烈，這些也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新時代我國社會政治由此也必然進入了“利益和權利協調”的“理性”階段。任何執政現代執政黨如果要穩住人心、獲取民心都必須正視和解決這個核心問題，同時，真正的現代化、現代執政黨或政府的權力也只能由此發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任何國家權力無不以民眾的權力（權利）讓渡與公眾認可作為前提的?！薄?2〕顯然，這就是現代社會和政治的“契約”基本原則和精神，也是現代執政黨處理與民眾關系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由此對照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涉及現代公民基本權利訴求的民主、平等、自由、公平、正義、法治、人權等理念正日益深入共產黨治國理政理念的核心，特別是近年來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煉、強調與推廣，對于新的發展理念的凝煉、強調與實施，更是對這些現代基本權利理念的直接回應與踐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告別傳統革命黨思維（重斗爭），走向現代執政黨的重要體現，這也是踐行現代理性政治之正義性邏輯、公民性價值、法治性規則等內容的明證。因此理性政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合理選擇，目前也在努力踐行這種選擇。

綜上所述，理性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形式，也是社會政治發展的必然歸宿。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理性政治完全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及今后長遠的執政需要和訴求。從中國共產黨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的改革、及中國社會政治的現實情況來看，向理性政治過渡，實現執政的現代轉型勢在必然。

〔參考文獻〕

〔1〕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16.

〔2〕基思·道丁.權力分析中的理性選擇路徑〔A〕.載凱特·納什、阿蘭·斯科特布萊克維爾政治社會學指南〔C〕.李雪，吳玉鑫，趙蔚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0.

〔3〕閔春發，汪業周.走向理性政治：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訴求〔J〕.江海學刊，2008，（3）.

〔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54.

〔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894.

〔6〕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 .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232.

〔7〕邵道生.現代化的精神陷阱——嬗變中的國民心態〔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146.

〔8〕柳伍氏.當代中國的非理性政治參與剖析〔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

〔9〕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32.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1〕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閻克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216-217.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80.

〔13〕Margaret· Stimmann· Branson：The Role of Civic Education〔M〕.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1998.P12.

〔14〕〔16〕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24.

〔15〕弗洛姆.為自己的人〔M〕.孫依依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56.

〔17〕習近平，等.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18〕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39.

〔19〕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 .人民日報，2018-05-05.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22〕卓澤淵.法治國家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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