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靜悄悄的產權變革

胡德平

1978年之前，我國的經濟組織只有兩種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體所有制，個體工商戶簡直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出現了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在經濟欣欣向榮發展的大好形勢下，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一個重要的核心問題就是企業如何進行公司制的改革。

1993年底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隨后國務院相應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一條法律、一條法規引爆了我國多種所有制企業的改制行動。本文把私營企業、城鄉集體企業和發展壯大起來的個體工商業統稱為民營企業，首先對它們進行的公司改制談些看法。

一、民營企業的公司改制

改革開放后出土冒尖的私營企業對公司改制十分積極，大量的私營企業，紛紛轉而注冊為公司。更多的實為私有，名為集體的“戴紅帽子”的企業，也隨即更名。以后城鄉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基本上均更名為公司制的企業，這種更名幾乎囊括了全部符合注冊條件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為何要積極進行公司制的改革呢？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多種所有制企業并存的客觀反映。它需要企業做到“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以利于民營企業進一步提升和規范發展。以公司制企業代替私營企業有何實際意義呢？首先，在產權清晰的問題上，股份公司的產權屬于出資持股的股東所有，私企的產權屬于出資的自然人所有，兩者在產權歸屬上都十分清晰。不同之處在于公司制的企業注入了社會化的資本。在權責明確的問題上，公司以其資產對其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種制度不以成敗論英雄，還給失敗者繼續創業的機會。長遠來看，對社會和公司都有利。而私企對債務則要負無限責任，以至要求父債子還。在政企分開的問題上，公司和私企的業務都是獨立于政府的市場平等主體，政企分開對它們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天然之理。在科學管理上，公司要大大優于私企，私企常常囿于家族的限制難于有大的發展，但在某些特殊傳統產品的承繼上，私營企業和合伙制企業仍有其獨特之處。比如，目前的私募基金，出資人負有限責任，管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則負無限責任，私募基金同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公司在科學管理、市場經營上的進取心和戰略眼光則更為可取。以上四個問題也是廣大城鄉集體企業成員的自身要求，集體企業改制為公司制也是大勢所趨。

總之，私營企業和有限公司相比，在市場經濟中，社會化的公司更適合于自身和市場的發展變化;其體制大都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其公司治理也完全脫離了個人因素，股東的個人生存安危不至于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業務。

私營企業主除了認識到公司的更名注冊好處之外，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的顧慮，就是避免給自己戴上一頂私有企業、自由化的帽子。

二、民營企業改制為公司制企業的意義

其實，1988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論及私營企業權益的保障和監督管理上，就說到了可以注冊“有限責任公司”的問題，但條例只是把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私營企業的一種類別看待，因而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不大。

《公司法》和《公司登記條例》實施以后，1998年政府有關部門又制定了《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其中第九條規定，又把社會化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都劃在“私營企業”的類型之列，并附在“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份有限公司”兩條注冊欄目中。

應該講，政府有關部門在上世紀90年代末作此規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改革40年后的今天，在習主席去年11月1日講話之后，對自然人出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再進行一次學習和再認識，我認為也是與時俱進的需要。

先從世界經濟史來看，股份制的企業出現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均起源于英國，公認的有限公司之父是英國都鐸王朝的賢明國君亨利七世，這已是500多年前的歷史了。對有限責任公司的立法卻很晚，英國議會于1855年才審議通過了《有限責任法令》。由于現代有限責任公司規模不斷擴大，對社會化資本的渴望，人們又建立起股票的資本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才有可能成為公眾公司。生產的社會化對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私有企業進行了一場歷史的，自然的揚棄演化，并把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帶入現代西方社會。

當德國為有限責任公司立法的前一年——1891年，恩格斯及時捕捉到資本主義生產的新變化，敏銳提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建言，他說：“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保ㄗⅲ核兄攸c號都是恩格斯自己加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12月第1版第四卷P410）。

恩格斯對股份公司這種論述，同樣適應于我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我國由眾多自然人出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已不同于先前的家族式的私有企業了。公司的性質和其發揮的作用要看所在國的性質而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只要是非上市公司都是私有企業，是否我國的工商登記只援用了西方的經濟理念，而沒有注意馬克思的論述呢？至于說到我國上市的公眾公司，誰還能用私營企業的觀點來看待它嗎？

行文至此，不能不表達一些遺憾。我國的農村改革核心內容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農業生產方面的改革，在中央五個一號文件和原本是第六個一號文件中都說到了作為農村金融機構的信用社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的農村信用社本是農民自己籌資入股的合作經濟，它在改革時代，是最適于發展成股份制的公司組織。我的一位企業家朋友建議：農業的龍頭公司應是農信社的戰略投資人，其他的工商業公司應是農信社的財務投資人，積極入股富裕起來的農民自然應是農信社的當然股東。繁榮發展起來的廣大農村信用社，將是防止高利貸盤剝和黑惡勢力的有效屏障。

目前世界已進入大數據、AI經濟的時代了，新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人力資本高于貨幣資本，有的股份公司已變為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了，也就是說工業化時代的現代公司制度也開始受到了挑戰。同時，新的經濟時代又造成財富向極少數人過分集中的弊病。我國對民營企業的公司改制的認識和力度還應大大加速，否則難以應付新的改革和挑戰。

三、國有企業的終極財產權

我國需要國有企業，絕對需要國有企業在人民的公共產品和國家的安全服務方面做出努力，甚至在一些自然壟斷的行業、平臺上，也應允許國企發揮主渠道的基礎作用。還有一個歷史原因，1949年10月1日后，我國才開始步入工業化的進程，沒有像歐美那樣有相當技術、規模、資本實力的民族工商業，所以工業化的基礎領域必然先由國有企業承擔起來。計劃經濟時期，全國以舉國之力打下的工業基礎，國有企業在其中發揮了奠基之功，厥功甚偉，功不可沒。同時，人們對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也是有不少期待和要求的，尤其在民生經濟的問題上，全民的獲得感是非常低的。數億農民長期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工人群眾的生活又是處于一種低工資、低福利的狀態，長時期的工資凍結。

人們對改革一個重要期望，就是需要回答全民所有制企業變為國有獨資公司和國有控股公司以后，如何體現全民所有制的全民性質？有人說，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全民性質純屬空想，現在可以不談了。又有人說，全民只包括城市人口，農民不在其內。我認為，我國的改革，從來未廢除過“全民所有制”的法令，不讓人談也屬武斷。國家愈富有、愈強大，人民這種要求就愈強烈，這不是群眾的要求太高了，而是歷史的必然。

公司制為民營企業打開了一條生存、發展和不斷前行的道路，這有幾百年公司發展史作為實例依照。但國有企業想要走上公司之路，這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則是一個沒有先例可援的新問題。西方國家也有國有公司，但絕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公司，他們的國有公司的終極所有權就是政府，因為政府是出資人。我國國有獨資公司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問題，應體現為國有公司和全民之間的一種信托關系，全民應是最終受益人。這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倫理上是完全講得通的。因此，我認為國家的獨資公司和控股公司盡管在法律上已獲得了公司的法人財產權，但在終極財產權的問題上，仍應為全民所有，也就是說它的企業所有權性質必然是全民性質。

政府對這個問題是有考慮的，政府過去也有規定，國企上市，要拿10%的股份投入社保。我認為，這不是新的“一平二調”，也不是全民做為股東的分紅，全民是不能說話的，全民是無法做股東的。這應是全民作為國企利潤受益人的一次福利分配。國家在此問題上，想到了國企的全民所有制問題，這非常好，但還不完全、不徹底。

四、結 語

今年伊始，《中國民商》雜志都有關于我國私營經濟文章的刊載，如經濟學家董輔礽、厲以寧、王玨等人。他們都從改革、實踐的角度，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出現，同時又對私有企業不斷被揚棄的歷史過程做了科學分析?！吨袊裆獭返谒钠诳橇擞诠膺h同志的一篇奇文——《“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的誤譯》（原標題為《很大的題目，很短的文章》），以上恩格斯那段引文，就是于老在此文中引用的。我很榮幸，這是我為“中國民（私）營研究會”成立，向于老約的稿。這篇奇文寫于1993年，沒有任何功利之心讓他動筆，于老文中寫道：“在寫這篇東西時，我是下決心不聯系中國的市場經濟和中國的私營經濟。我是考慮它們的理論基礎問題”（《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工作手冊》P19）學風多么善也，文風何其美也。

總之，廣大民營企業無此產權制度的變更，民營經濟要在國民經濟總量中，分別占到“五六七八九”的位置也是不可能的。把此功勞都歸為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也是不恰當的。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在占有權、經營權等權利問題上進步很大，同時也帶來一些新問題，有待在新時代中繼續解決。同時，改革產生的多種經濟成分，也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有了更新的認識，即是恩格斯1891年作的科學診斷，今天也要大大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告訴我們，破除思想藩籬，高揚思想解放的旗幟，永遠是改革開放的第一要務。

2019年4月11日

（責任編輯 莊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