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應當怎么看“消滅私有制”？

董德剛

《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消滅私有制”是有前提條件的：大前提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小前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因此，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但其中作為小前提的判斷存在較大誤差，恩格斯晚年對此作過自我批評，世界多國實踐也證明，即使在170年后的今天，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能容納生產力發展，短期內不可能滅亡。所以，我們不應當拘泥于《共產黨宣言》的結論，而應把握其深層思想即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根據我國生產力不發達、多層次、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在繼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堅定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方針。將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要消滅的，途徑有兩種，一是暴力剝奪，二是合作、融合，后者更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較優。但要注意，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滅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能急于求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宣告：“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边@個論斷的影響極其廣泛深入，給幾代中國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思想烙印，直至今日，還有很多人認為，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不消滅私有制那還叫什么共產黨、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現實是，我們在大力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其中包括私有制經濟，理論與實踐反差很大。這使許多人包括不少高級干部感到十分困惑，疑慮重重，底氣不足，搖擺不定。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大“罪狀”，它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走上資本主義“邪路”了。極個別學者和網絡寫手竟然高調宣揚要“消滅私有制”和“民營經濟應該離場”，以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這些，已經對我國的持續健康發展構成了很大干擾。這些認識是需要加以澄清的。鑒于這是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并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試對“消滅私有制”問題作些具體辨析。

“消滅私有制”是有前提條件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消滅私有制”，不是指剝奪“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而是特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豆伯a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薄肮伯a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焙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加明確地指出：“……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p>

這種特定含義的“消滅私有制”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否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條件、任何國家，都應當立即拿來實行的綱領和政策？顯然不是?！跋麥缢接兄啤笔怯袟l件亦即是有邏輯前提的。其直接前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喪失了歷史合理性，因此，應當加以消滅。

進一步說，資本主義私有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為什么就必須消滅它呢？其條件即邏輯前提是：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只有適合生產力狀況的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才能充分調動勞動者和所有者的積極性，更好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一切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任何人、任何政黨和集團都無法改變這一規律。這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科學真理。

可見，“消滅私有制”這一結論蘊涵著這樣一個邏輯學上的三段論：

大前提：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

小前提：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

結論：因此，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這里的大前提是普遍適用社會的發展一般規律，也是“消滅私有制”這個論斷所蘊含的深層思想，是我們應當著重把握和始終堅持的根本指南?，F在的主要問題是，這個三段論中的小前提是否成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否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它是否應當立即被推翻？這是需要運用事實和理論予以證明的。

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能容納生產力發展

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他們說：“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逼浜?，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中再次宣告：“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p>

可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結論沒有經受住歷史的實踐的檢驗。

1895年恩格斯在公開發表的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所寫的導言中說：“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1848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剛剛真正確立了大工業，并且使德國簡直就變成了一個頭等工業國——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倍鞲袼菇又€寫道：“甚至在那時（指1871年——引者注），即在本書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20年以后，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多么不可能?！边@些話，可以看作是恩格斯本人并且代表馬克思所作的自我批評，他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結論。實際上，即便在恩格斯撰寫這篇導言的1895年，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依然十分艱難，消滅私有制遠未成為現實。

放眼世界，直至一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所有發達國家都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的生產力總體上也都在發展，有些時候有些國家發展還很快。這表明，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尚有存在的合理性，短期內不可能滅亡。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992年初，鄧小平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边@也從反面表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會存在相當長的時間。

由上可見，《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消滅私有制”的判斷存在較大誤差。而且，《共產黨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實踐的黨綱”和“最近目的”即近期奮斗目標而寫作的，就此而言，“消滅私有制”的論斷比較激進并含有空想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處于“青春期”因而“生理和心理一度失衡”的上升時期的自由資本主義當作了衰老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當然，這不應苛求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出版的時候，馬克思未滿30歲，恩格斯不到28歲，他們雖然是兩個偉大的天才，但畢竟還很年輕，而且，他們先后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馬克思一家更是時常處于饑寒交迫的貧困狀態，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懷有滿腔怒火，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要求他們完全做到客觀、冷靜呢。

問題是，20世紀的不少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國家不作科學分析，機械地照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激情狀態下寫作的《共產黨宣言》的結論，采取了很多超越階段的激進的方針和政策，這就是后來者的責任了。

例如，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物質生產社會化程度極低，資本主義私有制尚很弱小，更未阻礙生產力發展，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卻教條式地照搬《共產黨宣言》的結論，斷然實行消滅私有制，并不適合當時中國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毛澤東在1954年6月14日《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辈荒茉爝@些東西，表明我國當時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工業的水平極低，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薄一波指出：“1955年，我國工業化剛剛起步，人均國民收入只129元，就提出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的問題?！保ǜ綆е赋?，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消滅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即剝削者的私有制，我們卻是把它和勞動者—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私有制“一鍋端”，甚至以后者為主要對象，這是一種扭曲）而據統計，195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僅142元。農民生活水平雖比解放初期有很大提高，但溫飽問題遠沒有得到解決。在生產力如此落后的基礎上，全面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沒有拘泥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消滅私有制”的具體結論，而是抓住了這個論斷背后的深層思想，即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從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不發達、多層次、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出發，改變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在繼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允許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調動了多方面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實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實踐證明，我們現在的路子走對了，符合社會發展一般規律，是真正堅持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繼續堅持這條道路。

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兩種途徑

凡是在歷史上產生的事物，都必然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消亡。資本主義私有制同樣不會萬世永存。那么，如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基本思路是暴力剝奪?！豆伯a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薄肮伯a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碧K聯基本按照這一思路，對資產階級以及富農采取了暴力剝奪的辦法，迅速建立了以國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中國上世紀50年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所調整，利用國家權力實行了“和平贖買”政策，走上了公私合營道路，后來在全國很快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這種以國有制為主體或主導的、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與計劃經濟體制相結合的結果，已經被實踐證明不夠成功。在很長時間里，蘇聯以及中國生產力發展欠佳，經濟效率和效益不高，處于日常生活用品長期匱乏的“短缺經濟”和“票證經濟”狀態，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與資本主義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顯著拉大。這也正是后來蘇聯解體、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根本原因。

另一種“消滅私有制”的途徑是合作、融合。從多國實踐看，資本主義私有制事實上處于不斷“蛻變”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主要是小業主式的私有制，如恩格斯所說：“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呢？那是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焙髞?，私人企業又擴展為股份公司、托拉斯等。這里，已經可以看到私人資本的聯合、合作。私人資本為什么要聯合、合作呢？根本原因是追求經濟利益。在機器大生產日益發展、生產不斷社會化的條件下，資本只有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才能提高效率和效益，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在私人資本逐漸聯合、合作的過程中，與私人所有不同的共有的因素也在增長。同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在逐漸提高，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部分剩余資產，為了保值增值，他們也要將其投入社會再生產?，F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企業的所有者已經不再是少數個人，而是公民大眾，企業主要資本由私人資本轉變為各種“基金”“社會化的資本”。這是私人資本和平合作、自然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有制的因素在逐步增長，相應地，私有制的比重在相對減少。從長期趨勢看，它也展示著私有制的消亡前景。

在這一過程中，公有制與私有制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的，而是交叉、混合、融合在一起。例如，就當代世界各種企業的主要實現形式——股份制來看，它兼容公有、私有、國有、民有等各種所有制成分，具有很大的“雜交”優勢：在股份制企業中，即便全部股權都歸個人所有，股東可以分紅，這是私有制的成分，但私人所有的資產卻為企業法人即集體所用，誰也不能拿走，并為社會提供商品、服務、稅收和就業，這又是公有的因素。就其內部機制而言，一方面，它保留了私有制中所有權的強約束即所有者對其資產關切度高的優點（私有制之所以能夠存在數千年，這大概是主要原因之一），又克服了私有制的經濟規模小、私人能力有限、彼此利益容易抵觸等缺陷。另一方面，它解決了蘇聯式公有制經濟中所有者虛化、資產無人關心和負責、損失浪費嚴重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等痼疾，但又保持了公有制集體協作、收益共享、規模經濟等長處。在這里，公有制與私有制不是“徹底決裂”、簡單地一個“吃掉”另一個、一個代替另一個的關系，而是一個彼此融合、揚長避短、辯證否定即揚棄的關系。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蛻變”過程中，國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過法治的途徑，既保護私人財產包括知識產權，又限制壟斷，鼓勵競爭，同時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利用稅收調整收入分配，使各種經濟成分包括私有制經濟在現代文明的框架內有序運行。相對于暴力剝奪的革命，這種國家宏觀調控方面的變化可以稱之為改良或改革。

實際上，這也是我們國家正在做的事情。當然，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在所有制方面是有重要區別的，主要的不同，就是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即使是在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占有較大比重的今天，如果不是僅僅計算企業中的經營性資產，而是考慮到我國的資源性資產（包括土地、礦產、河流、水源、海洋、空間資源等）幾乎全部屬于公有制經濟，它們的體量又無比巨大，那么，就會看到，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是絕不可能輕易動搖的。

以上“消滅私有制”的兩種途徑，究竟哪一種更好些？相對地說，暴力剝奪是政治外力強行介入經濟運行過程的行為，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國家強力改變經濟基礎，容易打亂經濟本身發展的內生性和連續性，造成社會震蕩，發生“唯意志論”的“拔苗助長”的錯誤。而合作、融合則是經濟主體自發自愿的行為，體現經濟必然性即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屬于經濟本身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社會震動也較小，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均較優，有利于更好地發展我國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正如多年來我們黨所一再強調的，我們應當從過去簡單化的“公私對立論”轉變到各種所有制成分“平等競爭、相互促進”論，實行公私兼容，勞資兩利，同等保護，共同發展。

簡言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要消滅的，它必將被更高級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所代替，但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注意它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要急于求成。

（責任編輯 李秀江）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