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上訪與鄉村善治的運作邏輯

韓夢娟 王英杰

摘 要：本文從博弈論的角度對農民上訪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揭示鄉村治理中權力運作的基本邏輯和實踐過程，進而為鄉村善治提供一種啟發性思考。主要圍繞農民上訪博弈過程所涉及的五個方面：博弈主體、博弈場域、博弈目標、博弈行動、博弈結果等進行反思，揭示農民上訪的行為邏輯及其變化，以期實現農民、鄉村政府、國家的“正和博弈”。

關鍵詞：鄉村善治;博弈論;倫理性期待;正和博弈

中圖分類號：D669?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2096-5729（2019）03-0077-07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也是鄉村善治的基本目標。鄉村善治是鄉村治理的一種良好狀態，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農民共同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合作式管理，是兩者之間的最佳狀態。而中國的鄉土社會經過了革命、改造、改革和轉型四次重大的歷史變遷之后，已經進入了后鄉土中國[1]。這就意味著傳統鄉土社會的“鄉土本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使得當前的鄉村治理面臨著更大挑戰。而農民上訪問題就是其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它不僅涉及了農村基層多個權力主體之間的博弈，而且還關乎著鄉村善治的實現。同時，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鄉村善治的實現就是要平衡各個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推動鄉村治理中各個權力主體從“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進而實現鄉村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合作與共贏。

博弈論[2]主要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在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人們如何進行決策以及實現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而農民上訪本身就包含了上訪者與被上訪群體之間的爭斗，每個行動者為了應對對方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本身就體現了博弈論的方法和思路。因此，運用博弈論作為分析農民上訪問題的一個新視角，不僅可以對上訪過程中各個博弈主體的策略選擇以及其中蘊含的邏輯進行揭示，而且可以窺見各個博弈主體的權力關系及其運作邏輯。從博弈論的理想模型出發，農民上訪中的合作性博弈是最優的戰略組合：即農民上訪中的各個參與者都從自己利益的角度出發，選擇自己的行動策略，使得最后的行動結果對雙方都有利。然而，實踐中卻出現了非合作性博弈的結果，即最后的結果對雙方都沒有利，這不僅帶來了鄉村治理的新挑戰，而且直接關乎著鄉村善治目標的實現。因此，本文從博弈論的角度來探討農民上訪的問題，即分析在后鄉土社會中，農民上訪行為是如何產生的，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改變，其中策略的表達是什么以及如何踐行，并試圖通過對農民上訪問題的博弈分析為鄉村善治提供一種啟發性思考。

一、博弈主體的策略表達

為了保持各級人民政府同人民的密切聯系，保護信訪人合法權益，維護信訪秩序，國務院于1995年專門出臺了《信訪條例》，并于2005年進行了修訂。它不僅保障了農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同時也使得農民之間的基層矛盾上升到國家層面，使得農民、鄉鎮基層干部與國家互動成為可能。一方面，國家對于農民上訪問題提供了政策和法律的依據;另一方面，也賦予了農民“敢于發聲”到“申訴權利”的合法性。整體來說，在整個博弈模型中，農民上訪問題所涉及的主體主要有三個：國家、上訪農民以及鄉鎮及基層干部。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博弈行動的選擇有所不同，這里主要從風險收益的選擇來分析。

（一）上訪農民與鄉鎮及基層干部的權力博弈

上訪農民在與鄉鎮及基層干部的博弈中一般選擇的策略有不上訪、上訪、越級及重復上訪和息訪，在這幾種策略中，上訪農民在與基層干部博弈時分別面對著不同的風險和收益。其中，農民出現問題不上訪時，如果基層干部選擇妥協讓步，農民的收益最大，風險最低;如果基層干部不妥協，農民面對的是低收益低風險。農民選擇上訪時，基層干部妥協讓步，農民是高風險高收益;若基層干部不妥協，農民面對的是高風險低收益。如果是越級及重復上訪和基層干部妥協讓步的組合，農民則面臨高風險高收益;反之，如若基層干部不妥協，農民面對的是高風險低收益。如果是息訪和基層干部妥協讓步的組合，農民則面臨的是低風險高收益;若基層干部不妥協，農民則面對低風險低收益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①農民遇見問題無論上不上訪，只要基層干部妥協讓步，不管風險如何，收益都是高收益。②只要基層干部不妥協讓步，農民無論怎么做，面對的收益都是最低。所以，農民在解決不了問題時會采用各種方式方法和基層干部進行博弈，使之妥協讓步，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農民視角下的交互博弈具體如表1所示。

（二）上訪農民與國家的權力博弈

上訪農民在與國家的博弈中一般的策略有：沒有上訪前解決了問題而選擇不上訪、上訪、越級重復上訪以及上訪過程中問題得到解決后的息訪。在上述幾種博弈策略中，農民在面對國家不同的態度時同樣面臨著不同的風險和收益。其中不上訪和息訪，在國家選擇依法查處、懲罰相關人員，維護國家權威，為人民撐腰時，農民面對的風險最低，收益最高;國家不重視、不支持時，農民面對的風險是低風險低收益。上訪、越級上訪和重復上訪，在國家出面為農民解決問題時，訪民面對的是高風險高收益;國家不重視、不支持時，訪民則面對高風險低收益的局面?？梢?，農民在與國家互動博弈時，只要爭取國家支持，無論風險高低，收益都是最大的。農民與國家的博弈互動風險收益關系如表2所示。

（三）鄉鎮及基層干部與國家的權力博弈

在應對訪民時，基層政府不僅面對著訪民的壓力，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國家的壓力?；鶎诱谔幚砩显L問題時同國家的互動也存在著博弈互動。一般選擇的策略有三種：積極配合合作、采取抵制行為和中間態度。在這幾種策略中，基層干部在面對國家不同的態度時，面臨著不同的風險和收益。其中，基層干部積極合作，配合國家處理上訪，配合調查、配合處理，則基層干部面對的是低風險低收益;若國家維護基層穩定、從中調和化解矛盾，則基層干部低風險高收益。如果持抵制或中間態度，再加上國家支持上訪，并及時調查、及時處理時，基層干部面對的是高風險低收益;若國家維護基層穩定、從中調和化解矛盾，則基層干部面對的是高風險高收益的局面?；鶎痈刹颗c國家博弈的具體風險收益關系如下表3。

二、博弈場域的分化

在國內學者關于農民上訪問題的研究中，吳毅最先借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從場域而非結構的角度分析認為，農民利益表達之所以難以健康和體制化地成長，直接導因于鄉村現實生活中各種既存的“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的阻隔[3]。而趙曉峰則從國家轉型與國家和農民關系的角度進一步分析農民上訪的場域問題。他認為，農民上訪的場域可以具體分為三個層級，分別是村莊層級、鄉域或縣域層級和國家場域-北京。其中，村莊和鄉鎮作為農民上訪的第一和第二層級涉及較多的是村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互動，既涉及了農民最初上訪的原因和目的，又包含了官民之間策略博弈，這里更多體現了一種治理的思路。而在第三層級中，他看到了農民上訪區別于第一和第二層級的維權性特征，認為這一場域內農民上訪更多的是試圖通過黨中央來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4]

而本文則更多的是從農民上訪實踐的場域角度，將農民上訪博弈的實踐場域分為兩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地方場域，包括村、鄉鎮和縣以及市、省;第二層級是國家場域，即北京。其中農民上訪的第一層級主要涉及了農民上訪最初的利益訴求，這里不僅原因多樣，且與地方政府的互動性因素很強，但他們的行動表達較多地體現為“抗爭性”;在第二場域，更多地體現為農民在上訪過程中的“求援性”。

（一）地方場域：博弈的主戰場

農民上訪第一層級的場域最為豐富。這是因為農民本身來自基層，很多上訪的原動力也是來自基層的最基本的問題，比如農民之間的鄰里民事糾紛，久久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調解，最后為了討要說法或公理而上訪，又或者自身的生活與生產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而去上訪，還有涉及自身權益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但在上訪過程中，農民并不僅僅停留在被動的層面，而是學會利用各種各樣的對自身有利的話語來為自己的上訪尋找正當的理由，造勢、借勢和用勢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以達到自身的利益訴求。而作為很了解基層的地方政府，也會運用各種缺乏法律和文化正當性的非正式的手段來對待訪民。這就客觀上給人一種“叢林法則”的印象，而在這種邏輯下，往往是擁有話語權和地方權力的地方政府更具有優勢。因此，在這種官民互動邏輯下，上訪民眾很容易會對基層政府產生怨恨、隔閡和不滿，進而采取越級上訪。雖然大多數的越級上訪已經不再是為了最初的利益訴求而去上訴，但在初級階段所引發的農民情感沖突已經成為他們持續上訪的主要動力。相應地，農民的上訪就體現了“抗爭性政治”的特點，即最終一切都以對立和抗爭來決定雙方博弈的結果。

（二）國家場域：博弈的次戰場

第二層級是國家場域，在這一場域主要表現形式為“求援性政治”的特征。這是由于在第一場域地方政府沒有滿足上訪民眾的利益訴求，訪民為實現自己的利益進而進一步往中央上訪。據于建嶸（2007）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在560名進京上訪的農民中有80%的群眾去國家層面上訪不是為了自己原本的利益訴求，而是為了向國家討要說法，向國家訴苦。很顯然，在基層人民群眾和地方政府的互動博弈中，訪民在抗爭性的上訪中心理上受到了傷害，越級上訪求援就成了訪民必然的選擇。而此時訪民的方式也出現了變化，不再用同地方政府抗爭的方式去尋求國家的支持，而是以被救助者的身份或心態去上訪，希望由此國家會對地方政府施壓進而滿足自身利益訴求或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引起國家重視，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重視，進而滿足自己的利益訴求。

從上面兩個場域中可以看出，第一場域內訪民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博弈中，地方政府靈活運用“叢林法則”等非正式治理的手段來維護地方的社會安定和穩定，因而也決定了人民群眾較多采用抗爭性的手段來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在第二場域內，由于上訪民眾在第一場域內沒有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或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壓，抱著被欺負的心態去國家場域進行求援，以期國家對地方政府施壓進而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這也反映了農民對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遠遠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因此，在第一層級中，地方政府更應該采取合法合理的正式的手段來改善訪民和政府的關系，而不是一味為了穩定，而采用不合適的治理方式，進而引發農民對地方政府的錯位印象，引發他們的對抗性策略。

三、博弈爭奪的目標

（一）現實利益的爭奪

博弈模型中爭奪的目標實質上是對農民上訪行為何以發生的解釋?？傮w來說，從眾多農民上訪的行為實踐中，可以看出農民上訪的核心目標是根源于農村基層治理中存在的現實性問題，這既包括一些管理體制的問題，又包括管理者自身的主觀性問題。具體來看，這些現實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點：第一，農村的兩委組織相對松散，流于形式，使得基層的組織依靠失去了應有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調解農村基層矛盾問題的作用;第二，農村長期的歷史遺留問題。整體來看，農村的基層管理具有“皇權不下縣”的特點，缺乏必要的監督。特別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民管理更為松散，基層干部更重視抓經濟、抓計生，忽視了農民精神層面的建設。這就使得部分的農村基層管理中有很多的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農村的集體財務問題非常突出，這是導致農民與村干部之間矛盾激化，也是農民上訪的重要原因;第三，部分農村基層管理者本身存在一些官僚作風，不能及時、認真、嚴肅地對待農民以及他們所反映的問題，甚至有一些干部素質比較差，為政不廉，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引發農民的強烈不滿;第四，農民政治意識和素質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上訪的比例。隨著國家法治教育的普及，為農民的“正當性言說”提供了一個合法化的途徑，這也是農民維護自身權益的有力武器。但部分農民在上訪過程中，太過于注重“自我”，而少一些“擔當”，甚至出現所謂的“上訪專業戶”，來利用體制謀取利益的問題;第五，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挑動其他農民集體上訪來謀取個人私利。

（二）“氣”的生產與再生產

農民上訪問題出現的另一因素是農民自身權利意識，特別是公共權利意識的覺醒。即上訪的原因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對現實性利益的追求，進而出現一些“非實體”化的特征。經驗表明，很多農民的上訪行為變得似乎和政府之間并沒有直接的相關關系，或者并非是政府爭利而引起的。不少研究上訪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在農民上訪過程中，有一部分農民是“維權是虛，出氣為實”。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就是生活性政治的視角，研究者認為，我們已經進入“微政治”時代，每個平凡的個體都成了“政治人”[5]，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公共權利意識的覺醒。

有關農民上訪的生活政治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應星。他在博士論文《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就從“氣”的角度來解釋農民政治行為孕育的邏輯。他曾經對“氣”與抗爭政治之間的關聯展開了深入研究。較多關注了個體之“氣”，并在一些具體的上訪事件過程中闡釋了“氣”的形成和演化邏輯。他認為，農民上訪的目的不是維權，而只是為了“出氣”。這種針對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是他們上訪的主要動力之源。[6]但有關“氣”的研究，田先紅在《階層政治與農民上訪的邏輯——基于浙北C鎮的案例研究》中更是提出了所謂的“階層之氣”，即底層農民在反抗上層精英過程中透露出來的各種怨恨情緒。這種“階層之氣”是針對農村社會的政治分化而言的，它是基于農村基層社會分化的事實基礎上而形成的，是階層之間的博弈和沖突的結果。而且，他在文章中還認為，農民上訪中的“個體之氣”可能根源于“階層之氣”，而“階層之氣”則通過“個體之氣”得以呈現。[7]

“個體之氣”與“階層之氣”之間的轉化決定了農民上訪行為的演化?！皞€體之氣”轉化為“階層之氣”，就是實現上訪行為的再生產，而“階層之氣”轉化為“個體之氣”，則有可能淡化農民的上訪行為。因為農民的“個體之氣”往往是針對一個特定的具體事件或問題，但一旦上升為“階層之氣”，這就是一種針對當權階層或是上層精英的一種抽象之“氣”，這種抽象化的、結構化的“氣”實質就是底層民眾在特定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形成的被剝奪、被壓迫、被強求感，它表達了底層農民在整個農村社會結構的利益分配秩序中的不滿、怨恨、無奈和失望的一種狀態。所以，越是上訪到最后，村民反映的問題越多，但本身的訴求越不清晰。訴求越不清晰，就越是無法解決，越是無法解決，就越是要上訪。如此，底層村民的上訪行為便陷入了“惡性循環”，即實現了上訪行為的不斷再生產的過程。在無止境的上訪過程中，訪民之“氣”，尤其是針對上層精英的“氣”得以不斷滋長和擴散。因此，地方政府要正確看待和分析農民的上訪訴求，盡量阻斷“個體之氣”向“階層之氣”的轉化，避免上訪行為的再生產。

（三）道義倫理的期待

一些學者認為，農民上訪博弈的焦點其實應該從中國傳統的農民土壤中來尋找，即關注農民上訪的社會文化的基礎。比如，吳長青就提出了“倫理”（吳長青，2010）的概念，[8]為我們理解中國語境下的農民上訪問題找到了一個新視角。其實，農民上訪中博弈的焦點已經向文化維度轉變，他們更多的上訪訴求是要表達對于未來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的一些看法。

很多經驗資料表明，中國農村社會已經出現了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呈現出非均衡的狀態。而且這種非均衡的狀態不僅表現在農村的經濟社會資源，包括農民的生活消費、人際交往等，而且還體現在政治權力資源上。同時，這兩種類型的資源又相互交織，使得農村社會面臨著很大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富人治村，上層精英的結合問題非常突出，這就使得農村社會出現了所謂的精英壟斷，越來越多的農民被排斥在農村的政治、經濟圈之外，這也使得基層之間的區隔越來越明顯。同時，農村社會傳統的社會規范被消解，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被中斷，這就不斷加劇了農民與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因此，農民只能通過上訪的手段來對抗現有的農村基本結構和秩序，試圖能夠打破現有的被隔離化的狀態，重構階層之間的利益分配秩序，重構農村秩序，建構農村公平化、正當化的管理秩序，更好地服務農村社會。這其中就體現了農民對農村這一熟人社會的道義期待的問題。

四、博弈行動的選擇

農民上訪中博弈策略的表達主要應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上訪農民的策略表達，一個是鄉鎮及基層干部的應對選擇。

（一）上訪農民的權利策略表達：問題化的策略，擴大影響力

在上訪博弈的過程中，雙方都是理性人。因而，為了獲取最高的收益，上訪農民往往會設法運用多種手段和策略來踐行自己的表達。整體上來說，上訪農民會首先通過提升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即通過學法、用法以尋求上訪時的話語權力;其次，采取問題化的策略，擴大影響力。具體又分為兩點：

1.“吵鬧”的問題化策略。這一階段，上訪農民主要是用寄發聯名信，爭取“同盟軍”，實施集體上訪。通過有節制的“吵”和“鬧”的方式，發出一些影響社會秩序的信號，引起外界的注意。同時，還要爭取把他們自身的權利和利益訴求轉變成涉及社會穩定和官員政績的“政治問題”，從而增加上訪的砝碼，震懾鄉鎮及基層干部。

2.“糅合”的手段泛化上訪的問題。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指出，中國的農村就是一個熟人社會[9]。它的特點就是人與人之間有著一種私人關系，人與人是通過這種私人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關系網。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村其實就是一個“小圈子”社會。在這個“小圈子”社會中，它主要強調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辦事大多憑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關系越親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員用來實現其實際利益目標，責、權、利的界線較為模糊，他人的權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務中則容易發生論資排輩、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等問題，因此，農民上訪時往往會將自身所反映的現實問題和鄉鎮及基層干部之前的問題糅合在一起，千方百計地抓他們的“小辮子”，以提高自身上訪成功的砝碼。

（二）鄉鎮及基層干部的權力策略應對：選擇性的策略，分化力量

針對農民有手段的上訪策略，鄉鎮及基層干部也有自身策略選擇的空間。主要采取對上和對下的雙重風險控制，采用靈活多變的應對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步驟。

1.理性分析上訪個體或群體特征，分化上訪群體。整體來說，對于鄉鎮及基層干部而言，農民上訪的群體主要有三部分構成人員：組織者、積極分子和普通的參與者。而對于同一上訪目的來說，三者之間具體的上訪訴求是有所差別的。一般來說，普通參與者的訴求是為了維護“集體利益”，這也是他們能夠被動員加入上訪群體中的一個明確而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所以一旦這種“集體利益”的訴求被部分或全部滿足，普通參與者的上訪熱情就會減退。而積極分子，特別是組織者，他們的訴求要更加復雜，除了“集體利益”之外，還有自己的“私利”。因此，他們是上訪過程中最為堅決的，也是最難解決的，也最有可能采取比較極端的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需求。

2.“勸”與“拉”的非正式手段。鄉鎮及基層干部一旦確定了農民上訪中的利害關系，就開始采取一些初級的策略來應對農民的上訪問題。陳孝連和劉新玲在《農民集體上訪中權利、利益與權力的博弈》中就認為，鄉鎮及基層干部主要運用的是“勸”和“拉”的手段。這兩種手段是最初階段所采取的策略，也往往體現了鄉鎮及基層干部的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用的過程[10]。

一般來說，“勸”是鄉鎮及基層干部采用得比較多的策略之一，也往往更有鄉土社會的人情特點。它是根源于農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因此，那些可以和上訪群體中的組織者或是積極分子有一些人情關系的干部會首先采用這種策略。他們也往往比較擅長運用這種熟人社會中的“關系”來實施“勸”的策略。而“拉”更具有一種“交換”的意思。這種策略往往是鄉鎮及基層干部根據特殊的問題或是比較具體的事件采取的一種暫時性的讓步，承諾要滿足和實現部分的上訪訴求，以達到暫時不上訪或是不上訪的目的。

3.“順”與“壓”的“胡蘿卜加大棒”策略?！绊槨迸c“壓”的策略更多的是在前期的策略不起作用時，鄉鎮及基層干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這種手段往往具有“爭取大多數，打擊極少數”的意思，它是建立在前期分析的基礎上?！绊槨?，一般來說，鄉鎮及基層干部對于大多數的普通上訪群體，會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要求，以爭取大多數?！皦骸?，是對“少數人”采取的一種強硬手段，這就往往需要鄉鎮及基層干部運用一些權力之外的手段，來壓制上訪者的行為。

五、博弈結果的反思

農民上訪的結果有多種多樣的形式，甚至出現了“上訪與治訪循環”的困境。這種困境本身就是一種新形勢下的“囚徒困境”，它是多方博弈的結果，是由個體理性所導致的一種集體非理性。這樣的上訪結果無論是對于上訪者還是被上訪者來說，都是一個“高風險、低收益”的結果，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突破這種困境。首先，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應摒棄機會主義的傾向，實現治權向治理轉變，真正讀懂農民上訪的“行動”邏輯，而農民也應當放棄“搭便車”的行為，學會正確合理地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當然，農民上訪博弈中呈現出來的根本性問題即農民上訪行為的邏輯起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既不是單純的“權利訴求——抗爭政治”（李連江和歐博文;于建嶸，2013），也不僅僅是斯科特等人的“道義倫理——底層政治”，而是更多體現在農民自身對于自我家園建設的一種倫理性期待。他們試圖通過上訪行為來重構農村的利益分配格局，為農村基層治理蹚出一條正當之路，為的是要維護其家園的“山清水秀”。

為此，我們需要明晰農民上訪過程中的差別化需求，從“維護農民道義”的角度出發，消解農民上訪中的權力差異，實現信息的公開，消除農民上訪博弈過程中的不利因素，準確把握農民上訪過程中的真實性、正當性需求，從而正確地引導農民上訪的法治化、制度化途徑，進而從根本上避免上訪行為的“再生產”，實現鄉村治理中各個權力主體關系的均衡，推動鄉村治理中的各個權力主體從“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早日實現鄉村善治的奮斗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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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趙曉峰.農民上訪訴求的三層分析[J].長白學刊，2014 （2）：6.

[5] 王麗萍.微政治：我們身邊的政治文化演變[N].學習時 報，2011-09-26（06）.

[6] 應星.“氣”與中國鄉土本色的社會行動——一項基于 民間諺語與傳統戲曲的社會學探索[J].社會學研究， 2010（5）：29.

[7] 田先紅.階層政治與農民上訪的邏輯——基于浙北C 鎮的案例研究[J].政治學研究，2015（6）：17.

[8] 吳長青.從“策略”到“倫理” 對“依法抗爭”的批評性討 論[J].社會，2010（2）：3.

[9]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1948：1.

[10] 陳孝連，劉新玲.農民集體上訪中權利、利益與權力的 博弈[J].臺灣農業探索，2008（4）：67.

Farmers Petitioning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HAN Meng-juan1，WANG Ying-jie2

（1.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Party School of the Committee of C.P.C

[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2.School of Marxism，Party School of

the Committee of C.P.C [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rmers petitioning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and then it reveals the basic logic and practice process of power oper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So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n inspiring thinking for the rural good governance.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farmers petitioning game：game subject，game field，game goal，game action，game result. It reveals the changes of the petitioning farmers behavior and logi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sitive game” between the peasants，the rural government，and the state.

Key Words：rural good governance;the game theory;ethical expectation;positive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