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四”文學中的故鄉書寫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210097）

故鄉是每個生命的起點，是人與世界建立聯系的最初空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都以其作為坐標原點，王德威認同故鄉對于作家的重要意義：“‘故鄉’不僅只是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義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的啟動媒介?！标U明了故鄉是具有時間與空間雙重維度的一種指稱。知識分子從離鄉的一刻起就開始了漂泊，陌生的城市體驗使他們渴望回鄉，于是故鄉就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個基本原型和意象。

十九世紀末以降，中國開始由封閉、半封閉的鄉村傳統型社會向城鎮的現代型社會進行轉型，社會裂變使得“五四”文學開辟了現代中國故鄉主題書寫的獨特精神品質與文化內涵，魯迅、郭沫若、廢名、周作人等人以各異的姿態豐富了“五四”時期的故鄉書寫，顯示出故鄉主題的強大生命力。由鄉村到城市，由東方到西方，由大陸到臺灣，作家們身處故鄉與異鄉之間，觸摸著動蕩年代的脈動，在鄉愁中書寫個體的獨特感悟與集體的共同記憶，這不僅是空間上的遷移，更是心靈上的探求，當故土無法重回，心靈歸依何處是歸程所有游子要共同面臨的問題。

一、批判：立足當下的冷峻審視

“五四”文學對故鄉的體察有兩種路徑：一是魯迅式的，在這個回憶性的空間里，時間并不是停滯的，他們沒有沉溺于對過去的回憶，而是旨在對當下的揭示，揭露故鄉與在地、過去與現在、現實與想象之間的斷裂。魯迅在《故鄉》中描繪了閏土在月下刺瓜的奇異場景，但是這樣靈動的閏土只存在于那段停滯的時空中，“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倍斞富貞浌枢l并不只是因為漂泊在外時懷念故土能紓解自己的思鄉之情，從魯迅對閏土的反差處理可以看到，閏土在封建意識深入骨髓的侵蝕下喪失了自我本性，“我”在失望中離開故鄉，回到現實，魯迅的立足點仍是當下，一方面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懷有濃烈的眷戀之情，另一方面以審視與批判的姿態揭露鄉土的藏污納垢。自魯迅《故鄉》后，深受魯迅影響的鄉土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臺靜農、彭家煌都有這樣的鄉愁體驗，他們在創作中也展露出對故鄉不得不舍的矛盾心態，以回憶故鄉為背景展開對現代化的思考和探究。許杰在《醉人的湖風》中書寫現代知識分子在都市漂泊的典型孤獨體驗：“躑躅著在異地的冷巷中，人世的淡漠，漂泊的凄涼，已是強醉著聞酒味而即滿腔辛酸了?！?，“生活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金錢成為連接關系的唯一標識”。然而他又深知故鄉的陳腐潰敗，述及故鄉時也必須痛下批判。許杰的《慘霧》、彭家煌的《慫恿》揭示出宗法制度中的對人的命運地捉弄、對人的自由地扼殺；蹇先艾的《水葬》、臺靜農的《紅燈》、王魯彥《菊英的出嫁》立足于揭露愚陋的民風民俗和精神愚暗的民眾；魯迅的《狂人日記》、許欽文《父親的花園》揭穿“吃”人者就在封建家庭中的血淋淋的現實。在想象與現實的斷裂時，作家們于漂泊在外的失落與孤獨中覺醒，以戰斗者的姿態迎接社會革命的到來。

二、想象：回避現實的詩性鄉土

另一種風格以廢名為代表，體現為對故鄉詩意性的想象，以欣賞與投入的姿態參與到“五四”作家對故鄉的建構中去。周作人以“平淡樸訥”評價廢名的小說，其實這也是周作人、廢名以及深受其影響的沈從文、汪曾祺一脈相承的文風。周作人在《故鄉的野菜》中寫道：“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只因釣于斯游于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這一段話隱現了作者特殊的人格，沖淡平和不僅恰當地概括了他的文風，也最能形容他面對故鄉的心境。

廢名深受周作人影響，沒有對疾風驟雨式的社會革命投注太多熱情，在《竹林的故事》《桃園》《棗》等作品中創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夢想世界，清新淡然的黃梅故鄉是脫胎于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一個“夢”，廢名大多人生時光都在北平度過，但他卻鐘情于對故鄉的烏托邦想象，力圖建構一個幾乎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詩意空間。廢名也有對城市陌生世界的書寫，他的第二個短篇《長日》講述了一個來北京求學的青年王澈生險些落入都市的欲望陷阱中，最終通過讀書和自省經受住了都市誘惑，可以看出廢名試圖拒絕現代的城市社會的努力，同時他淡化了鄉村社會中的矛盾沖突，通過眾多樸素的鄉村意義符號，實現了他的烏托邦建構。他們的鄉土經驗與單純的審美情調相聯系，顯示出與魯迅等鄉土作家截然不同的詩性筆致。

這些小說一方面折射出對故土的思念，另一方面隱含著回到故土的企盼，無論是旨歸于現實或是沉溺于想象，任何一種故鄉書寫都是“五四”作家在社會轉型時代的選擇，是在現代意識下的價值選擇。

三、追尋：自我放逐的生命意識

在故鄉書寫中“游子還鄉”是個值得關注的主題，對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返鄉還含有“尋根”的意義，但在返鄉之后卻存在一個認同的悖論：游子們為了治愈鄉愁、停止漂泊回到故鄉，但是故鄉已經不再是記憶中溫暖的心靈棲息地，還鄉愿景的幻滅更加深了他們的飄零感，還鄉之后的繼續漂泊才是發展自我的方式。魯迅以“離去—歸來—再離去”的形式識微見遠地寫出了所在地與故鄉的雙重認同危機，回歸發現的是陌生的鄉土，再度放逐的是失去歸屬的自己?，F代故鄉書寫揚棄了傳統的大團圓模式，游子不再執著于還鄉，對故鄉所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批判、對傳統社會的審視、對中西文明的反思成為作品主要表現的內涵。對生命意義的求解過程貫穿于鄉愁主題敘事作品的始終，使得鄉愁書寫沒有停留于留戀愁緒的單義呈現，而顯出了精神性的維度。對生命價值的再認、對心靈皈依的尋覓顯示出中國現代社會轉型后后的故鄉主題文學的獨特貢獻。

“五四”時期的文化裂變為作家展現其生命形態提供了契機，他們無法認同原有社會規范里的思想體系，試圖疏離群體去尋找新的價值取向，對抗規范、自我放逐成為“五四”青年的普遍心態。蔣光慈作為“東亞革命的歌者”（《新夢》自序），為革命飄零一生，因此即使顛沛流離他仍舊謳歌這漂泊的生活，“飄零流浪的我呀！祝你飄零流浪，祝你狂吟”（《過年》），是“命運注定了我要嘗遍這亂世的憂愁”（《寫給母親》）；王魯彥回憶自己第一次遠離故鄉時的心理是激動的，“我的血在飛騰著，我的心是平靜的，平靜中滿含著歡樂。我堅定地相信我將有一個光明的偉大的未來”（《旅人的心》）。在魯迅那里，不僅僅有“破家立國”的主動“出走”，他創造的“過客”形象還是一個富有存在主義哲學性質的生命體。魯迅深受尼采影響，尼采提出要解放生命本能，把價值觀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所謂“超人”就是指向超越自身的存在，“過客”不知道自己是誰，既不知道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到哪兒去，明知前面是墳還要往前走，明知前方是苦難也要奔赴苦難，“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边@聲音來自一股神秘力量的召喚。這聲音都是虛幻的，與其說它來自神秘，不如說來自他們的內心?！斑^客”繼續前行具有一種使命感，一種對時代運命的責任，正如魯迅所說，創作總根于愛，在體驗“惡”的同時懷有愛人之心，這是能夠突破自我界限的“犧牲之愛”與“無我之愛”，黑格爾在辯證法形成過程中指出對生命的愛才是真正的愛，“生命就是這樣一種以愛為中介不斷外化，又不斷回歸的過程”，“過客”沒有耽于安穩，他的前行顯示出一個人道主義者的愛人之心與一位偉大先驅者對歷史使命的承擔。

自我放逐是“五四”知識分子主動采取的文化姿態，是他們對命運的主動選擇，困境激發了他們生存的自覺，這種自覺又引導作家們超越對故鄉的繾綣懷戀走向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使得鄉愁擁有了更加厚重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