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非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應對策略研究
——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視角

（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210037）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日益增多的網絡事件已成為當下最為常見的社會景觀。大學生是最有活力的社會群體之一，是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未來擔當。在很多網絡事件中，都有大學生積極參與的身影。大學生理性參與網絡事件，對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在“后真相時代”，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網絡事件中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非理性”傾向，引發了諸多不良社會反響。本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視角，嘗試破解此問題當具有相當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大學生“非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宏觀背景

近代文明的進步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人類信奉“理性”和追求“理性”的必然結果。但“理性”并非萬能的，當下社會中因人對“理性”的過度崇拜，失去了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1進而導致自然環境惡化、生態系統失衡等各種現代性問題。

在當下網絡事件中，按照“理性”原則要求，每個人都應客觀、公正、全面、自由地發表意見，使真理或真相在理性的溝通和交流中浮現出來，但很多網民幾乎和“網絡暴民”等同。的確，我們進入了一個后真相時代，即進入了一個情感和信仰比事實更能影響受眾的時代。有些媒介從業人員為獲取更多受眾支持和廣告投放，2開始喪失作為社會公器的理性主義立場，生產帶有煽情、歧視、羞辱、誤導等內容的媒介產品，填充受眾空虛的精神世界。不少受眾對事實和真相越來越缺乏耐心，情愿躲在愚昧之“黑洞”中自得其樂，也不愿接受來自精英的啟蒙，甚至還會對精英充滿反感、抵觸和敵意。需要注意的是，對“理性”的重視，并不意味著對“情感”的否定，“理性”的對立面不是“情感”，而是“非理性”。仔細觀察后真相時代發生的各類網絡事件，經過“理性”過濾的情感，往往會產生正能量，而未經“理性”過濾的非理性情感，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壞作用。3

大學生是特殊的群體存在。人數眾多、相對單純、充滿激情、有正義感，對社會事件保持高敏感，有時間、有精力，也愿意參與其中，但社會經驗幾乎空白，對表達自由的理解又相對粗淺，容易為利益集團所利用。當下，各類網絡事件層出不窮，情感動員往往又被特定主體所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往往被夾裹在其中，而在后真相時代，這種現象會越來越明顯。

二、大學生“非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社會誘因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利益調整劇烈、社會矛盾時有發生。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由社會結構不平衡導致的，民眾對此有所感知，此為結構緊張。

網絡事件是結構緊張狀態的重要表現形式。我國的社會利益訴求機制近年來有所完善，但仍然滿足不了民眾強烈的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需要，以致他們往往選擇成本比較低廉的網絡媒體進行訴求，4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網絡媒體形成了依賴，當下出現的各類網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關。當然有些網絡事件僅是網絡娛樂和狂歡事件，與此關系不大。今天的大學生并非生活在“象牙塔”之中，他們未來的命運和社會變遷緊密相連，同時他們又來自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父輩所感受到的結構緊張會在他們身上傳遞，因此他們會對網絡事件保持極度敏感，在特定情況下也會參與其中。這是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的社會誘因。

另外，最值得關注的是，當下我們還處于消費主義社會之中，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用制造的欲望代替了真實的需求，5這在無形中也會加劇這種結構緊張。

三、大學生“非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極化機制

享譽全球的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曾對網絡媒體寄予厚望，認為它最接近他所理解的公共領域，并能踐行他所界定的溝通理性。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多數情況下，網絡媒體并不能踐行和實現溝通理性，而是“眾聲喧嘩”，成為網絡暴民和極端主義思潮的天堂。美國著名學者凱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據此提出網絡群體極化的論斷，即認為“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在當下中國的網絡空間，這種網絡極化現象屢見不鮮。

對集群行為中個體的“非理性”傾向，較早論述的是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但網絡空間中情感共鳴和情緒傳染的條件和勒龐所指的現實集群行為條件并不相同，而“匿名性”帶來的“責任歸零”以及群體壓力導致的“個體沉默”則是相同的。具體言之，就是：其一，網民對客體的情感壓力，由于“匿名性”的存在，會提高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的“非理性”程度；其二，面對占上風的極端觀點，群體壓力會導致個體出于安全考慮而選擇沉默，7而這會造成網絡表達在“非理性”的泥潭越陷越深。這是網絡極化現象得以形成的內在機制。

大學生雖然受過良好的教育，理性能力較之其他群體較強，但他們參與到網絡事件之中，難免會受到網絡極化機制的影響，更何況大學生本身也是有情感的，保持理性對他們而言是極具難度的。在這個意義上講，網絡極化機制是大學生“非理性”參與網絡事件的媒介機制。

四、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策略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核，它生動反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當下引領大學生社會生活實踐的精神綱領。因此，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引導大學生“理性”參與網絡事件。具體言之，大致包括如下若干方面：

其一，建立網絡參與表達的價值觀評判標準。網絡事件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生活的常態，使用網絡新媒體已成為大學生的生活習慣，在這個意義上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不可避免。因此，以種種方式限制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也很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特定主體應根據網絡事件的內容主題，幫助大學生建立網絡參與的價值觀評判標準，即涉及到國家層面的網絡事件，看是否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觀一致，涉及到社會層面的，看是否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觀一致，涉及到公民個人的，看是否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觀一致。以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變成為指導大學生網絡參與的具體規范，這樣才能讓他們參與遠離“非理性”網絡參與，并在此基礎上發揮正能量。

其二，提高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水平。雖然，當下在校大學生均是和網絡媒體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媒體使用能力超過他們的父輩，但對于網絡極化機制、網絡情感暴力、網絡人肉搜索涉及的隱私安全等問題，還未形成足夠清晰和強大的識別判斷能力，加之他們社會經驗不足，對網絡社會的復雜性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等原因，使他們在網絡參與中并不能保持足夠的理性。因此，特定主體有必要整合政府、學校和社會資源，加強網絡媒介素養教育，通過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舉措，提高大學生抵御網絡極化機制的影響，增強在網絡事件中向廣大網民傳播正能量的本領。

其三，培育和組建大學生網絡輿論領袖聯盟。在大學生群體中，也有一些能夠傳播正能量，或者說理性能力較強的代表，他們是自覺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參與網絡事件的典范。他們不僅溝通能力強，而且又是從大學生群體中走出來的，對大學生影響巨大。但他們的數量相對有限?；诖?，特定主體應著眼于培養一大批這樣的大學生網絡輿論領袖，讓他們活躍在網絡空間的各個領域，并借助于各類網絡事件，深入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且盡最大可能組建大學生網絡輿論領袖聯盟，促進他們發揮集體作用。只要擁有這樣一批大學生網絡輿論領袖，引導其他大學生理性參與網絡事件就有了保障。

其四，提高大學生自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影響力。網絡空間有自己獨特的傳播規律和運行法則，大學生所創辦和運行的自媒體有不少在青年群體中深受歡迎，有的還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有鑒于此，充分利用大學生創辦和運行的自媒體，不僅能較好的引導大學生群體，而且對網絡事件的產生也會起到抑制作用。因此，特定主體必須掌握大學生自媒體主管主辦等基本情況，利用線下組織機構和現代科層機制實現對線上大學生自媒體的管控，以此才能有效引導大學生在網絡事件中發揮正面作用。

總之，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呈現“非理性”傾向，是宏觀、中觀和微觀因素混雜作用的結果，特定主體應充分認識產生原因的復雜性，而解決的思路關鍵在于大學生群體本身，為此特定主體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建立網絡參與表達的價值標準、提高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水平以及培育大學生網絡輿論領袖等，以此才能提升大學生參與網絡事件的理性程度。

注釋：

1.王全權.《中國植物文化的生態美學價值探微》，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2.參見朱霜：《商業廣告情感后果的批判性分析》，《新聞知識》，2018年第6期.

3.參見朱霜：《國內情感傳播研究的范式演進》，《今傳媒》，2018第3期.

4.參見陳丹丹，馬晨晨：《環境公共事件中大眾建構話語權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以“湖北仙桃垃圾焚燒發電事件”為例》，《新聞知識》，2018年第8期.

5.參見陳相雨、蔡雅雯：《廣告輿論的生成批判》，《廣告大觀（理論版） 》，2018年第5期.

6.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上海：上海出版集團，2003年，第47頁.

7.參見蔡雅雯：《網絡空間中負面題材報道的正向情感效果分析》，《東南傳播》，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