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語文學科遭遇算法時代

何放舟

[摘 要]2018年高考全國Ⅱ卷的作文題引發社會關注，許多媒體都向公眾解釋了它背后的“幸存者偏差”原理。人們對于這種統計原理所表現出的熱情源自于整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一種思想風尚的轉變。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人文學科各門類越來越趨于獨立和專業化，同時在傳統人文學科領域中也開始有更多的數理方法的介入。這些變化使得人們在認識領域中更加強調縝密的邏輯思維的重要性。這對語文學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盡管過去人們也常常強調邏輯思維對語文學習的重要性，但是它始終不是學科的主流，學科的主流向來都是情感性的和審美性的。在新的思想風尚之下，語文學科有必要審視和反思其學科定位。

[關鍵詞]?語文學科;算法;語言學;人文科學;數理化

[中圖分類號]H1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634（2019）02-0114-06

0 引言

2018年高考全國Ⅱ卷的作文題一出，即引發大量關注，它受到的好評之多是近年來少見的。不同于以往，還有許多媒體相繼刊文為這道考題做注解，闡明它背后的一條叫作“幸存者偏差”的原理。這種情形在人們關注高考作文的過程中也不多見。這一現象實質上是近年來知識界逐漸流行起來的一種風尚的反映。具體來說，就是對于更為專門化的、更依賴于實證和嚴謹的邏輯推論知識的推崇。這種風尚當然也反映在人們對于教育改革的期待之中。中小學語文教育向來是公眾關注的熱點，在新風尚影響下，人們自然會對一般以感悟和情感體驗為主導的語文學科有更多的反思。由于語言本身并不止于抒情和藝術創造，其更為基礎的功能還在于陳述事實、進行概念推理等方面，因此，對于加強和完善語言教育的這些相關方面的呼聲日漸增多。其實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小學語文學科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整個社會思想文化變遷的一個部分，存在著一條可以追溯的脈絡，本文的意圖就在于嘗試說明語文學科所依附的思想線索，指出當下新的思想風尚向它提出的問題與挑戰。

1 歷史的回顧

1.1 20世紀80年代的文科學風

筆者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談起，因為今天語文學科的許多風格直接繼承自那個年代。30多年前，伴隨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潮流，知識界興起了一股文化熱，那股熱潮的思想背景是一種對社會改革、文化革新和塑造個人新人格的綜觀式的視角。李澤厚先生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談到：80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樹立了以人性或人道主義為旗幟的新觀念[1]。李先生的話部分地揭示了80年代思想的綜合性特點。對大多數人來說，綜觀的視角意味著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論立場是含糊的，這造就了80年代特殊的文化——文學觀。對于在80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來說，有一種近似于文化就是文學，而文學是一切文科的精神內涵的思想傾向。1986年，劉小楓出版了一本書叫作《詩化哲學》，哲學家甘陽后來談到這本書時說：“從北大外哲所開始到編委會，實際上我現在想起來，可以稱作對現代性的詩意批判，基本上是一個非常詩歌性的東西。小楓這本書是比較可以反映很多人討論問題的這個域?！盵2]80年代的文化熱和文學熱是一體的，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文藝作品塑造人物、描寫社會，同哲學、心理學或是社會學探討人性，探討生活方式、倫理價值等主題基本上是一回事，人們關注文學的倫理價值要遠遠多于其藝術價值。80年代文化思維的核心載體是小說，這尤其表現在當時社會（當然主要還是城市）——從各類學校的師生到普通工礦企業的職工——對于名著有一種普遍的熱情。這種風尚也常常被看作是80年代式的理想主義。

這種思維方式同樣反映在中小學語文學科和高校中文系當中。人們一度認為語文和中文學業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文學，這種理解表現為能夠對文藝作品所塑造的形象、表達的情感和暗示的價值做出抽象的概述。一般而言，此類概述通常被看成兼有文學、社會和倫理的意義，人們在文學分析中所說的“理解人物”“概括主題”之類，基本上都屬于這個范疇。所有這些形成了一個強大傳統。

1.2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思想風尚的變遷

進入90年代，知識界展開了一場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討論，成為了時代的標志。這場討論發端于《上海文學》1993年發表了王曉明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1993年這個年份肯定是有意義的，經歷過上世紀后20年的人都會從中領悟到某種時代劃分的意義。正如許多文化界人士所指出的，關于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焦慮，首先來自于經濟大潮中價值觀念向金錢一方的偏轉。中國傳統的文化人一向都是政治和倫理理想的堅定維護者，又是社會主流話語的掌控者。當各種媒體為“效益”“大款”之類的概念所占據的時候，文人就有了一種被邊緣化的危機感。王朔曾調侃“人文精神的失落”這一話題：知識分子“自己不像過去那樣為社會所關注，那是關注他們的視線的失落，崇拜他們的目光的失落”[3，4]。但是，作為一種自我辯護，文化人的立場未曾改變，90年代知識界所關注的人文精神，實質上同80年代的文化理想主義一脈相承。楊慶祥說：“80年代借助90年代得以重建?！盵4]這真是一語中的！從對人文精神的討論以文學發端（王曉明文）、以文學參與者為主體這一點來看，也表明90年代知識界對80年代精神特質的繼承。

然而，90年代的學風仍在暗中發生著變化，原因卻在于另一個維度，那就是人文科學領域中的學科分治。90年代中期以后，職業研究者的學術活動日漸從所謂的“文化批評”當中獨立出來，轉而追求價值中立和學術規范化[5]。從學科角度來說，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科學領域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系統化的研究規范，并且表現出同國際學術接軌的強烈愿望。這些學科的研究把原來普通人心目中籠統地劃歸為文科、文學、哲學的內容做了細分。所謂學科分治，意味著學科的專門化和獨立的傾向，這是真正“溶解”或“稀釋”80年代思維方式的“溶劑”。那種在大學里把文科等同于中文系和歷史系的時代在90年代末悄然落幕。

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這種變化，對大學中文系和中學語文學科的影響卻非常有限。首先是因為，如前所述，單就文學批評領域而言，80年代和90年代一脈相承，故而中學語文倒是很容易把“人文精神”的概念融入自身。其次，大學中文系在學科分治中的角色，是努力構建自身的專業獨立性，從而維護文學解釋的學科價值;避免諸如心理學式的解讀、社會學式的解讀等傾向。這種努力在90年代表現為對“文學性”的討論和對“純文學”概念的熱衷[6]。就中學語文教育而言，由于幾乎所有的語文教師都是中文系的畢業生，它很自然地受到中文系思維方式的轄制。同時，中學的學科分類法也沒有給文科的學科分治留下什么空間。因此，中學語文教學對閱讀和寫作材料的基本處理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80年代的思維模式（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點是，上海語文教材配套的教學參考中錄入的參考文獻大部分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文學評論文章）。當然，中小學教育的保守性通常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力圖把中國文化中相對比較穩定的部分傳遞給涉世未深的孩子，在這方面潮流前沿往往具有不穩定性，甚至有些觀點的價值立場還有待明辨，中小學教育一般來說不應該承擔這樣的風險。

1.3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文科和語文學科

90年代后期人文學科自治的形勢已經非常明朗，知識分子大都從身份焦慮中走了出來[5]，文學則放棄了早年那種雄心勃勃地將自己視為全面的社會認識、文化批評和倫理關懷的載體的傾向，更樂于把自己構建成為一門獨立的關于文本藝術和文本審美的學科。盡管人們大都沒有放棄“文學即人學”這一基本理念，但是就人文諸學科而言，又有哪一門不是“人學”呢？所以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自我限制帶有保護和捍衛自身的研究領域、抵制被“溶解”的意義，“純文學”這個概念強烈地顯示了這種內在的訴求。這一方向在最近20年始終沒有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還來自于互聯網的強勢崛起。網絡媒介使得知識傳播的速度大幅提升，成本大幅降低，視窗成為了一扇真正可以讓普通人看世界的窗。這樣，多元的世界和人生一覽無遺，知識界無法再把持文化傳播的方向。80年代的理想主義其實是一種“一元論”，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恢復這種“一元論”思維就更無可能了。另一方面，網絡媒體的開放性也催生了一批網絡作家。這些網絡寫手的作品內容紛繁蕪雜，水準參差不齊，對個別作者的評價也往往存有爭議。但是令許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文學并未如先前有些人擔憂的那樣在功利化的氛圍中日趨衰落，反而以另一種形式繁榮起來。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中小學語文學科的地位顯得多少有一點尷尬，因為它仍然保持著其原有的綜合性特點。事實上，它不僅與中學物理、數學一類理科不同，而且與歷史、政治也有差異。由于并不與高校的學科設置對應（參見第3部分），嚴格來說它就不能算是哪個學科的基礎部分，也不能算作專業文學評論的簡化。剛從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如果從事語文教師的行業，就會發現在大學課程中學習的內容，很難直接與中學課程進行對接。因為文學批評的方式是思辨的、多樣化的和不穩定的。它同中學階段要求的確定性不相容。特別是中學教育依賴于標準化考試作為評判機制，對于這樣的考試來說，總是要有一個相對一致的評分標準。80年代模式的大一統文科思維，事實上有利于在一張語文試卷中為涉及到的問題建立統一的衡量尺度（無論這種尺度有多么含糊）。除了教學內容同考試的匹配之外，很難回答如下問題：語文課程究竟是如何為受教育者提供未來生活的知識或思維基礎的？這同語文學科自身缺乏現代學科特質有關，它因而很難從比如語言學和文學批評這樣的學科的發展中直接獲益。問題最為深刻的一面還在于，社會思想的變遷也是人們世界圖景的改變，這種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語言（概念化體系）來包裝的。就這一點而言，語文課程的反應是遲鈍、拘謹和猶豫的，它很少嘗試處理當下媒體中的信息，不主動幫助青少年解決網絡閱讀的問題，毋寧說語文在真正面對當下的語文現象時顯得缺乏信心。這同語文課程學科在基礎的方法論方面的薄弱也不無關系。

2 算法時代的作文題

20世紀以來的數輪技術革命，促使社會分工進一步加深，人文學科的分治本質上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學科分治也是人文科學走向成熟的必然結果，因為不同的學科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關注的問題有差異，更多的還在于探討問題所依賴的方法不同。人類和人類社會是高度復雜的對象，人們往往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側面去觀察它。同一個問題由于研究者所依據的理論框架不同，選擇的參數不同，會形成較大的差異。學科的獨立使得一種特定的研究脈絡更清晰、問題更集中，數據得以共享和持續接受查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倚重于更為精細和嚴格的專業知識，這一點在理工科和人文學科中是一樣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這次一道具有心理學和邏輯學背景的高考作文題會引來如此之多的關注和好評。人們不希望看到年輕人對社會的認識僅僅停留于某種情感體驗，或者是滿足于一種寬泛的概念包裝。對這種寬泛的社會認識的批評在對90年代的“人文精神”的批評中就已經出現，一位研究者寫道：“由于文化問題所具有的這種寬泛性，因而它往往缺乏某種必要的學科性的‘規范?！盵4]

當然對于文科來說，無論是規范性還是嚴密性，同理工科仍存在一定的差別，但總體而言，這種差別有縮小的趨勢。其中對邏輯性的要求是共同的。近年來，在基礎教育體系中更多地滲入邏輯教育或是直接開設邏輯課程的呼聲不斷高漲，有學者直接批評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人缺乏數理所需的基本邏輯素養[7，8]。傳統上，文理科的主要區別在于其對數學基礎的依賴不同，但是隨著計算機科學、大數據科學、人工智能和腦科學的不斷推進，統計方法、數學模型等手段都對傳統的文科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像心理學、社會學這樣的學科已經高度依賴數學和統計，計量文體學、計量歷史學一類的研究也都在不斷發展。筆者去年參加了全國認知語言學研討會，在會議論文目錄中，可以找到許多關于算法的文章。按照傳統，語言學應算作典型的文科，但如今看來這種分類已經顯得有點過時了。在人們一度認為是人類創造力的最后保留地——藝術領域，大家對人工智能寫詩、作畫也抱有極大的熱忱，它們絕不僅僅是供人取樂的噱頭，其背后支撐的也是數學模型和算法。正因如此，人們把當今的時代稱為“算法時代”。至于那些仍然以思辨為主的學科領域，比如圍繞著哲學的一些領域（美學、倫理學等），往往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倚重于學科的歷史。正如之前已經談到，這些學科通過遵循歷史的脈絡來獲得概念的穩定性和論題的一致性，從而避免人們將本學科的討論視作為隨意的發揮。這就決定了參與這些學科的人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學習和進行專門的訓練，那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愛好者能夠憑借閱讀小說或是通俗的社科普及本來參與的了。

今年全國Ⅱ卷的作文題，讓許多人了解到了“幸存者偏差”理論，這是一則跨統計學和心理學的學說，它在更基礎的層面上又涉及到樣本選擇、性質賦值、條件蘊含等等諸多統計學和邏輯學思想，這些都可以將之籠統地稱為“算法”。唯其如此，這道題才踩中了時代的節拍，引發了社會的共鳴。問題是，中學階段的文科教育教學同社會的理智風尚之間仍有差距，其中的主要原因本文第一章已經提到。這道高考作文題當然不僅是出給了解幸存者偏差這一思想背景的考生的（我估計真正知道這一理論的高中學生應該不多），它的意圖是在一個比較寬泛的語境中引導年輕人建立全面考慮問題的思維習慣。盡管如此，它還是引人思考：中學語文學科究竟應該如何在新的理智氛圍中構建自身的問題。語文學科的邊界在哪里？哪些具體問題是應該或不應該由它來處理的？就此而言，對語文學科來說還應特別注意其自身的諸組分與各個相應的分支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之間的關系，這不僅能使得執教者明確其所傳授的內容背后的理論基礎，也可以避免學科自身在“人文精神”的大旗下變成什么都講，又什么都泛泛而論的一門課程。

3 新的時代風尚和語文學科

去年，筆者聆聽了一場某市當年高考語文卷說明會。會上一位教授做了大致如下的表述：高考語文命題，要能夠幫助那些傳統上被認為是語文好的學生，讓他們不至于在考試中被埋沒。這個說法當然是很含糊的，因為目前并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說明“語文好”應該被解析為哪些層面，這種能力又是如何獲得的。在此筆者并不想對高考命題本身做什么探討，因為高考其實涉及許多學科領域本身以外的考量。但筆者認為這位教授的發言顯然還是站在了80、90年代式的文科的立場上看待語文，“語文好”聽起來特別富于那個時代的浪漫氣息。由此，筆者想到有一些問題亟待明確。

3.1 語文是不是一門統一的學科？

高校學科設置中有中文，而中小學有語文，此二者并不重合。我國目前存在著兩套學科分類標準，一套依據教育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另一套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前者是高校學科設置的依據，后者主要為出版和文獻行業采用。但無論在哪一標準中，語文都沒有出現在學科分類目錄之中（無論是一級學科還是二級學科）。如果圖書單列的話，則應按主要內容分別歸入文學或語言學。

目前中小學的語文學科很難說是單純的文學教育或是語言教育，只能說是二者在某種意義上的混合。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因為語文課程還涉及（盡管相對較少）比如歷史、社會、心理、邏輯、哲學、倫理等內容。語文學科無疑是綜合的，只要一個對象是通過語言來呈現的，它就可以成為語文課程講授的內容。就此而言，從當代學術體系來看，語文學科應該更偏向于現代意義上的語言學（見下一小節）。然而一般人對于語文學科的直觀體驗卻是它與文學更為親近。這恰是80年代一元論的遺產。語文學科的這種狀態使得現代的學科規范很難真正滲入到中小學的日常教學之中，為之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也使它無法同學術研究的前沿保持一定的互動（這種互動既能幫助教師吸納一部分已取得學術界公認的研究成果，也能夠幫助高中生在進入大學之后迅速地進入學術角色）。語文在人們眼中常常是這樣一種形象：誰都能談上幾句，又沒有誰能真正說清。其背后的深層原因與此密切相關。

3.2 語文學科應該嚴肅地面對語言學的發展

語文教育親近文學疏離語言學，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18年5月，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知名語言學家李宇明在的一次演講中說：“國家儲藏的語言知識和語言學知識太少。語言學的學科專業訓練嚴格說是始于碩士階段，而很多學科的人才培養中學就開始了。在外國語言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學相關專業的本科培養階段，多數學生有志于文學，對語言學感興趣者很少?！盵9]這一現狀同語言研究表現出的情感和價值中立性很有關系，它顯然同人文學科中的理想主義相沖突。但是這只能說是對語言學的一種誤解，與國內語言學理論發展相對滯后有關。

眾所周知，語言是人類認識的重要基礎，但是中國傳統的認識范疇始終滿足于把語言視為僅僅是指陳性的。這種傳統根深蒂固，使得許多人自幼就建立起了一種認識模式，它認為：相對于實在而言，語言是次要。這從“有名無實”“文以載道”一類語匯中也可以看出。然而，隨著語言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語言的創造性力量，以及它作為思想和文化組分的深刻影響。同時，由于語言與人類思維的直接相關性，今天的神經科學、認知科學都有專門同語言學的接合域。語言學還通過文體學這樣的分支把傳統的文學研究納入了自身的范疇。近年來，認知科學也深入到了審美領域，試圖就一些人類審美現象給出其腦科學的解釋。語言學的這些發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的邊界更為模糊起來。

然而，正如李宇明教授所言，社會整體對語言的關注和認識是非常不足的，而中小學語文課程對語言的關注顯然也是不足的，此二者基本上互為因果關系。語文教師往往有這么一種含糊的印象，文學較之語言是更為高級的東西（80年代的傳統），語言本身只是“基礎”，而對于絕大部分學生而言，一旦離開了高中，他們極有可能從此再無機會系統地認識語言了。

3.3 語文學科必須面對一些傳統分支的數理化

這一點前文已多處涉及。文體特征是可以通過統計學的方法來測量的，語言風格是可以被算法分析的，更不用說邏輯這一早就和數理緊密結合的學科了。至于有人擔心過度的數理化會剝奪對文學作品的鮮活審美感受，并把冰冷的數字視為對人類主體性的威脅。就此，筆者提請大家不要忘記，語文考試所依賴的客觀分析法（盡管事實上它們未必客觀），早已因為剝奪了審美的個性而屢遭詬病。此類批評不過是強調了文學性的獲得主要應該依靠感悟。這是真的嗎？2017年11月一篇發表在美國《新科學》（New Science）上的文章，展示了計量文體學能有多么強大，它在分辨文章風格方面可能已經超過了人類。文章提到，亞利桑那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陳炘鈞提出了“筆紋”的概念，它好比語言的指紋，“是我們寫作風格中的細微差異，包括詞匯、句長和段落鋪陳等的不同”;而一款名叫JStylo程序只要采集6 500字的樣本，就能將一段文字和它已經研究過的一批作者做對比甄別，結果能達到80%～85%的準確率[10]。不得不說，新的技術手段對于傳統的風格分析法具有潛在的壓力。此外，在語言學的其它一些方面，數學建模的方法早已得到廣泛應用，目前在語義、語法和篇章的分析方面數理方法已深度介入，這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筆者個人最近在網絡平臺“知乎”上有這么一次交往，有人提問：“有很多短句子拆詞，如何正確拆出專有名詞？”就此筆者給出了一些看法：英語書寫的專有名詞是有形式標記的——大寫。但是在漢語或是一般語言的口語中識別專名的確是比較困難的。因為英語中專名會有意義缺失的特性，比如American，它不具備一般詞匯的意義，用克里普克的話說就是：僅僅指稱，沒有意義。但是遇到一些由一般語匯組合成的專名就很難辨認，比如The United Nation，盡管the是一個標記，但是第一次聽到的話其實不易辨認。漢語中組合詞很多，比如人名、地名，許多都是由一般語匯或語素組合而成的。比如“河南”，在“村西有河，河南有田，河北有林”中“河南”就不是專有的。所以有的時候機器翻譯會出問題，這往往和專名有關，如“我要上海上去”譯為I want Shanghai to go up，其實目前幾家在線翻譯都會譯為I want to go to Shanghai，他們的算法里面包含詞頻的要素。算法目前還很難解決這個問題，它本質上是個語義學問題。筆者帶學生讀古漢語的時候最難的就是分辨專名，這個必須依靠背景知識，也就是百科知識。如果要深入算法問題的話，筆者覺得這可能最終需要算法分層和語料庫的結合。

在后來的交流中，筆者了解到這個提問者從事IT行業，所提的問題是在工作中遇到的。這個例子中出現的這些問題是不是應該（至少部分）由語文來面對呢？

3.4 語文學科中一些問題的探討應該考慮到相關學科的研究

比如對小說人物的解讀，在一些閱讀問答題中常常出現陳說人物性格的題目。人物性格難道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嗎？再比如在解釋作家是如何受到他所在的文化風氣影響的時候，似乎是在談論歷史學或是社會學問題。在語文學科中，人們往往只是運用了這些知識，至于這些知識本身的可靠性，它們與文本闡釋之間的關系及其所依據的理論，是不是都足夠清晰了，則基本不關注。正如這次高考作文題，它的背后可以是一則統計原理，像這樣已經成為一門學科經典的原理，往往代表著對一類問題最為清晰和簡潔的認識，如果它出現在語文的視域內，應該考慮將之融入，而不是置之不理。這并不是說“幸存者偏差”就應該是語文學科教授的內容，問題的關鍵恰在于人們應該如何處理相關學科的研究同語文課程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的產生，系因為語言與思維本質上是一體的，人們也早已意識到語文課程承擔著提升受教育者思維品質的責任。如果只看同語文最切近的學科，也會發現，關于語法知識和邏輯知識是否應該進入語文課程的爭論一直以來都在困擾著課程設計者們。但其實并非所有人都意識到這些學科并不只是那些直觀的形式化規則的總和，而是代表著一整套的思維體系。如果只是把這些學科的內容看作是知識性的，那么必然會產生是不是需要學這些知識的問題。但如果把這些學科看成本質上是思維性的，那么問題就會以一個不同的面貌呈現出來。此番人們對于高考作文題的關注，當然也是對思維品質的關注，然而只有通過特定的學科范疇和學說，思維才得以澄清?？鐚W科問題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并不只是借用不同學科的研究結果來作為推論的起點或論據，而是需要在明確自身學科核心內容和方法的前提下，去發現別的學科在內容和方法上同自身的關聯?？v觀多年來人們對語文課程體系的探討，在這個方向上的研究和討論其實非常有限，正如前文零星提到的，語文學科自身的邊界從來都是含糊的，故而它也就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談論學科之間的相互借鑒?；A教育從業者和研究者，在跨學科意識、跨學科能力和跨學科的知識積累方面還應該做出更多努力。

當然，以上這些問題之間其實都有著緊密的關聯，其中最基礎的問題仍是語文學科的統一性問題。近年來，對語文學科核心價值的探討成為一個熱點，從根本上說，這就是一個關于學科的統一內核的問題。本文所要表明的一點就是，這一探討其實離達成最后的結論還有很遠的距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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