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寫中國道路

《大國新路》 江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9-1

本書聚焦中國發展70年的重大節點、重要事件，回答了中國為什么選擇今天的道路、改革開放前后的關系、改革開放何以成功、有沒有一條不同于西方的中國道路、21世紀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等人們關心的重大問題，并根據歷史經驗分析了全球大變局的成因，解讀了新時代的歷史邏輯和依據，展望了中國下一個三十年偉大斗爭的前景。

寫歷史特別是現代史，是非常嚴肅也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并非歷史專業研究人員，之所以要寫這樣一本書，首先出于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我是學習西方經濟學出身，讀書時也曾信奉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迷信西方的發展道路。然而，隨著對黨史國史和基層實踐的了解，我逐步體會到，西方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這是我寫作這本書最早的動因。

這種體會最初來自對醫療改革的研究。

2004年起，我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我的導師李玲教授是中國最早倡導公益性醫改的專家，她為中國醫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付出，是我的榜樣和楷模。

我在最初學習西方經濟學時，也相信在醫療領域可以讓市場起主導作用。然而，對基層的調研扭轉了我的觀點。在一些實施全盤私有化醫改的地方調研時發現，我親眼看到破敗的農村衛生體系，看到醫院為盈利不擇手段，侵害患者利益。同時令我深受啟發的是，在調研中，我見到了全國各地的鄉村醫生，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1965年毛澤東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即“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由此帶來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普及。由此挖掘史料，我又了解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創造了人民健康大幅度躍升的世界奇跡，而這同西方經濟學認為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的結論是不同的。

以這些思考為起點，加上對國內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關于醫療衛生改革的思路，主張醫療衛生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走公益性的道路，不能搞全盤市場化、商業化的醫改。

形成這樣的觀點之后，我卻遇到了更大的難題。我發現，要糾正在醫療領域已經形成的對西方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的迷信非常困難。

一方面，雖然西方經濟學在對于消費、投資、價格、金融、貨幣等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上有許多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鑒。但是從根本上說，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這就決定了其只能在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約束下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例如，西方的衛生經濟學就沒有完整地解讀公立醫院的理論，美國的醫改只能在私有制的環境下做一些有限的微觀調整，而不可能像我國這樣，在黨的領導下對改革進行全盤的頂層設計。推而廣之，西方也不可能提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走向現代化的問題，因為西方并沒有經歷過類似的實踐。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許多經濟學者仍然是市場萬能主義的信奉者，這就對中國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困擾。我國醫療改革之所以遇到很多復雜情況，在理論上的混亂是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很多具體問題的分歧，背后的認識根源都離不開對歷史的總體認識。例如，一旦我們提出堅持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建議，就會有“專家”反駁道：“你們年輕人不懂歷史，當年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為人民公社吃不飽飯，而包產到戶之后，一放開，馬上就吃飽飯了?！边@種觀點十分普遍。為了驗證這種觀點，我就去研究新中國的農業史，結果發現“一放開搞活就吃飽飯了”的觀點失之片面。改革開放之后的糧食豐收，不僅得益于“分地”，也離不開改革開放前奠定的水利、土壤、化肥、良種等方面的基礎。因此，農業改革遠遠不是“一私就靈”，更不用說更加復雜的醫療改革了。

以對醫改的研究為基礎，我又把對中國道路的研究擴展到了其他領域。讀書期間，我曾經協助國務院參事、原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陳全訓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在調研中，我到過一些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國有企業，深切體會到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只有集中力量辦大事，迅速突破重工業和戰略性產業的短板，才能讓中國躍出貧困陷阱。這和我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也是不一樣的。在課堂上曾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違反了“比較優勢”，導致經濟發展效率低下?！氨容^優勢論”套用西方經濟學分析框架，但是卻脫離了中國的歷史環境。相應地，實行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生活資料配給制等特殊政策，在微觀激勵機制上有不足，但卻是為實現工業化必要的制度安排，有其自身的歷史邏輯，不能簡單地用改革開放之后的做法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也不能簡單地說成私有化、自由化的成功，最近的中美經貿摩擦、中興芯片之爭等事件，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同這樣的觀點了。

上述零散的觀點，逐步匯聚成系統的思考。我帶著問題閱讀了大量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件、文稿、回憶錄等，并強烈地感受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關于當代中國歷史的爭論，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下一步向何處去的重大政治和現實問題。如果用西方的標準來套，那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就是說不通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就是割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就是缺乏依據的。因此，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就必須正確地解讀歷史，這使我萌發寫一本中國道路方面的書籍的想法。

吸引我研究中國道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輿論界特別是網絡上的各種觀點爭論。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有的用前者否定后者，有的用后者否定前者;在十八大之前，有些錯誤觀點的流行，導致今天的人們也對未來缺乏信心……這些討論讓我感到，是中國道路還是西方道路，是創造中國學派還是迷信西方學派，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十分關鍵、十分緊迫的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增強人們的“四個自信”，首先要靠意識形態領域的治理整頓，同時也要用科學的觀點解讀中國道路，通過對歷史的闡述，讓人們心悅誠服地相信和堅持中國道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是經過幾百年才形成的，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搞了幾十年。毛澤東同志說過，將來要寫一本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相比那個時候，現在我們家底更厚了，經驗和教訓更多了，更有條件認識和探索中國道路。因此，系統地解讀中國道路，是時代向全中國知識界提出的問題。

雙周書情

《財富與貧困》

[美]喬治· 吉爾德 著

蔣宗強 譯

中信出版社

2019-5

作者從貧困的本源和財富的本質講起，從歷史和政策的角度，對美國政府的福利制度、就業制度、貨幣制度等做了系統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見解和建議。

《中國經濟的未來》

吳思、李大巍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5

10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結合自己的理論思想，分別從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供給側改革等角度，就全球和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分享了各自的洞見所得。

《豐臣秀吉與海盜大名》

[日]藤田達生 著

信譽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5

作者認為，戰國時代的落幕，標志著日本歷史上以豐臣秀吉等人為代表的陸地邏輯，戰勝了以海盜勢力為代表的海洋邏輯。然而，隨著日本的開國，海洋邏輯再次蘇醒并征服了陸地邏輯，近代日本也隨之再次踏上了通往海洋國家之路。

《大國稅事》

姚軒鴿 著

九州出版社

2019-5

本書從倫理視域對當下財稅體制改革得失進行獨特評判，提出了“系統性重構”財稅體制改革目標的構想及其實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