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要講邏輯素養更要講人文精神

龍霞飛

2018年8月21日，騰訊歷史頻道“短史記”中發表了其頻道主編、歷史研究者諶旭彬先生的《語文教材里的“四大論證方法”邏輯混亂，是有害的》一文。文章主要剖析了中學語文教材中最為常見的“舉例論證、道理論證、對比論證、比喻論證”四大論證方法存在的邏輯缺失問題。諶先生引用了中學語文教材中的典型案例對上述四種論證方法進行了分析評點，其主要結論是“中學語文教材中四大論證方法本身并不是一個有邏輯的東西，有些甚至是與邏輯背道而馳的”，進而認為“這些所謂的‘論證方法，遮蔽了真正的邏輯教育”，對語文教育中的邏輯缺失問題提出了批評。文章論點明確、論據較為充足，對我們審視、反思中學語文中的邏輯教育問題有一定啟發意義，但也不可否認，文章引證論據以及作者對語文教學旨歸認識偏差難以得到筆者茍同，值得深入討論和商榷。

一、諶旭彬對“語文教材中的論證方法”問題的批評

諶旭彬先生在他的《語文教材里的“四大論證方法”邏輯混亂，是有害的》一文中依次對“舉例論證”“道理論證”“對比論證”“比喻論證”等四種常用論證方法進行一一點評，每個點評都列舉了一定的案例作為論據，基本做到了論點明確，論據充足。在評點“舉例論證”時，他列舉了語文教科書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文的一段話：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中，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p>

眾所周知，在這段話里，孟子列舉了六個出身苦難而終成大人物——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他由此得出“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結論。諶先生認為“這種舉例論證無疑是錯誤的”。其理由是：孟子舉出一萬個出身底層飽嘗苦難的成功者，他人亦可舉出一萬個出身顯赫未逢苦難的成功者。對多數人而言，苦難只是純粹的苦難，顯赫的家世卻意味著更好的教育、更寬闊的眼界、更多的機會。從苦難里爬出來的人、還深陷在苦難里的人，不愿自己曾經嘗過、或正在品嘗的苦難時光毫無意義，說一些“感謝苦難的磨練”一類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孟子這般，拿著六個例子，就來推銷“天降大任給你之前必先讓你吃苦”這樣的雞湯，就很不負責任了。多數時候，“天將降大任”之前，先降下來的，或是好體制，或是好爸爸。進而明確指出，“這些所謂的論證方法，遮蔽了真正的邏輯教育”。[1]除此之外，諶旭彬還就“道理論證”“對比論證”和“比喻論證”三種論證方法進行了批評。他在對于“道理論證”批評時，他認為“訴諸權威”是一種相當常見的謬誤——因為權威是有范圍的，“訴諸權威”有合乎范圍和不合乎范圍之別。不宜隨意引用權威話語，要有所節制。這些觀點應該說都具有較大合理性，在此不再加以闡述。但筆者認為，諶旭彬就“舉例論證”問題提出的某些觀點是值得討論和商榷的。

二、語文教學視域下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邏輯與人文辯思

從上文可知，諶旭彬先生認為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文的邏輯是有問題的，是錯誤的。其理由大致有二：第一、舉例不充分。孟子只選取了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歷史名人的艱難經歷，由此得出“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結論，他認為這些案例是非常不充分的，僅有六位歷史人物經歷根本支撐不了“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根本結論。第二、觀點是片面的。其理由是孟子只舉了經歷苦難后成功的代表人物，但有些人沒有經歷苦難也能獲得成功的。進而認為孟子由此就說“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是不正確的，因為苦難經歷與獲得成功之間沒有必然關系。

客觀地說，單從邏輯論證上來講，諶旭彬先生的邏輯似乎非常嚴密。按照諶先生的邏輯，孟子要證明苦難是成功的前提條件，那他必須把所有通過苦難而成功的所有人都列舉出來，只要有一個不是通過艱苦奮斗而獲得成功的人存在，那這種例證就是不合理的，那就說明苦難與成功是沒有關系的，那就不能得出“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結論。但是，筆者認為諶先生的這種邏輯存在詭辯嫌疑。第一，要求孟子要把所有證明苦難與成功存在必然關系的正例列舉出來，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是沒有必要的。第二，要證明苦難與成功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誰也證明不了。而諶先生正因如此而認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文的舉例論證邏輯是完成錯誤的，并且批評該篇課文不僅不能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反而會破壞中小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不應該列入中學語文教材。

但諶先生的觀點也不能不讓我們產生疑惑。是否因其“邏輯問題”就徹底否定其語文教學價值？這是一個值得探討和商榷的問題。顯然，這讓我們不得不去繼續思考如下兩個問題：第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教學目標是什么？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得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篇課文教學目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通過各種閱讀方式積累文言詞匯，提高文言文閱讀能力;2.熟讀成誦，增強文言語感;3.理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懂得要正確面對逆境。前面兩個教學目標旨在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知識和應用技能，第三個主要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第二、它是憑什么入選中學語文教材的？論證邏輯還是人文精神？對此問題，我們可以從教學目標第三點得到明確答案，“理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懂得要正確面對逆境”事實上就是對人文精神培養做出了明確要求。由此可見，該文的重點應該并不是諶旭彬先生所強調的邏輯性，而是其獨特的人文精神。至于孟子是如何論證的，論證的邏輯是否嚴密，應該說不是本文教學的重點，其所富有的人文精神才是其入選語文教材的重要理由和依據。

三、對重視語文教學人文精神培養必然性問題的探討

從上述可知，其實筆者并非反對諶旭彬先生所強調的邏輯思維培養，只是認為我們切不可因為追求邏輯的完美而忽視對學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但因確保語文課文的邏輯性而否定其人文性是有欠科學的，并且不符合我國語文課程教學要求。因此，筆者認為重視語文教學人文精神培養具有很強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