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場馬拉松賽，堅持才能勝利

朱向前 蔣殊

蔣殊（以下簡稱蔣）：朱老師好，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落下帷幕不久，這是您第幾次擔任魯獎評委了？

朱向前（以下簡稱朱）：我除了第一屆和第三屆因《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參評并獲獎之外，這是第五次擔任評委了，而且在中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幾個體裁中轉了一圈。

蔣：魯獎是我國文學界的最高獎項之一，在文學界引起熱議又是意料之中的事，那就先說說這個獎吧。作為文學理論評論獎評委，您覺得這一次的獲獎作品與往屆有什么不同？或者說這一次評選更強調與注重作品的哪些方面？

朱：參評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的作品有近150部（篇），經過前4輪投票的結果是：《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王堯）、《文壇新觀察》（白燁）、《必須保衛歷史》（劉大先）、《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李云雷）、《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從1980年代到當下》（楊慶祥）、《蘇童：重構“南方”的意義》（張學昕）、《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陳思和）、《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白鹿原〉重讀》（郜元寶）、《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黃發有）、《八九十年代“出走記”——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和〈北去來辭〉雙論》（程光煒）等10部（篇）作品獲得提名;最終，經過第5輪投票，黃發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陳思和的《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王堯的《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白燁的《文壇新觀察》5部（篇）作品獲獎。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在文章開頭羅列了本屆魯獎文學理論評論的10個提名和5個獲獎作品篇目，是想提醒大家關注一個變化，即在這個篇目中，專著（包括文論集）與文章之比例，分別是4：6和2：3。也就是說，在歷屆魯獎文學理論評論提名和獲獎的作品中，單篇文章的數量第一次勝過了專著和文論集的數量。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在我看來，這就是本屆魯獎組織者和評選者的一種“亮劍”姿態，借此傳達出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應該以更大的力度表彰和鼓勵在文學一線的現場發聲，并以此和社科院與教育部諸方面的重學術規范、重研究系統的專題式、專著式、項目式的獎勵導向拉開距離，逐漸找準魯獎文學理論評論側重，及時和深度介入當代文學創作實踐的動態性、有效性和戰斗性。

蔣：許多人想象中，評獎過程嚴肅而神圣。不過過程一定沒那么順利，肯定還有爭執與爭議，面對這些如何處理，最終達成一致？

朱：達成共識的主要方法就是討論、辯論乃至爭論，每個人的角度、切入點、關注重心、知識背景迥然有異，在討論中它可能形成一種互補，相互啟示，剛開始各執一端，最終也慢慢會走到一起。當然，這種討論有會上的集體商榷，也有會下的個別交流，無論哪種方式，最后都要通過票決產生結果。

蔣：作為魯獎評委，一定不可避免要遇到來自方方面面的人情，這也是考驗責任、擔當與公平的時候，面對這種種壓力，怎樣應對？

朱：據我觀察，經過多屆評獎機制的不斷完善和評委素質的不斷提高，大家對所謂的人情和托請，都能守住自己的底線，即水平線以下的根本就不予考慮，濫竽充數的幾率沒有。倒是經常出現一種情況是外人不容易想到的。比如本屆進前十的陳思和與郜元寶，文章都是百里挑一，尤其郜元寶參評三篇論文都很強，為了不分散票數，大家還預先統一意見確定他的《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白鹿原〉重讀》，最后突出重圍，殺進前十，以為萬事大吉，沒想到新的問題又來了——他遭遇了陳思和！兩人都來自同一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而且還是一對師徒。怎么辦？文章再好也不可能一齊上，占到全國的五分之二吧？結果只能是在陳、郜之中二選一。這樣公平嗎？這時的參考元素可能主要不是文本了。但這也是一種必要的平衡考慮，不論是地域的、單位的，還是師生的，而且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并且接受的。就像《紅樓夢》里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也是評獎中的“人情”——人之常情。

蔣：感謝評委的辛苦與努力，為讀者與文壇推出這個階段最優秀的文學理論評論作品，也給作家們寫作與讀書提供了風向標。但好作品總是不一定都能如愿入選，每一屆應該都有遺憾。您心目中是不是也有未能入選的好評論？

朱：遺珠之憾當然有，甚至是難以避免的一種常態。就譬如我們剛才說的郜元寶，他此次以《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白鹿原〉重讀》《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古船〉重讀》《重讀張承志》三篇力作參評，給評委留下深刻印象。兩篇作品均為魯迅先生關于“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一說作注，雖然有點語出驚人，但也確實有所發現，不僅能自圓其說，還據此得出《白鹿原》的人物塑造除田小娥立體、豐滿、復雜之外，其他人物多少都有意念牽引或局囿人物之嫌的結論，對重估《白鹿原》的藝術價值提供了新的視角。不過，就我個人興味而言，更喜歡他的《重讀張承志》，他對張承志的評價可謂卓見迭出，特別能從文章中讀出一氣呵成的充沛飽滿的激情，和光昌流利的珠圓玉潤的文采，充分展現了郜元寶的江南才子風度。此文在我心目中，雖未獲獎，勝似獲獎。

還有段崇軒60余萬字的專著《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前十都沒進，我就覺得太可惜了！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認為段的著作是目前中國最好的一本當代短篇小說史。而且可以說他為此花費了大半輩子功夫——20世紀80年代寫了10年短篇小說，90年代編了10年短篇小說，進入本世紀，研究了10年短篇小說，到2013年才完成這樣一本大書。在普遍浮躁的學術環境中，他的寫作本身就是一個壯舉。功夫也是真正下到了家，有史有論，有感悟、有經驗、有歸納、有提煉，分析到位，論述分明，邏輯嚴謹，文字樸實而又靈動，具有一般史論著作不具備的可讀性。出版后還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資助。而且，段先生去年66歲了，本屆評不上可能就此與魯獎終生別過了……我反復陳辭也沒能說服大家，部分評委還是覺得他的方法過于傳統，新意無多……也不無道理吧。結果出來了，我表示尊重，但真是為段先生深感惋惜。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與段崇軒素未謀面，只認文章。

說到這里，我還想起一本沒有提名的好玩的書——畢飛宇的《小說課》。這是作者在大學講座稿的一個結集，已陸續在《鐘山》刊出，好評甚多。此次參評，也引起了部分評委尤其是我個人的較大興趣。雖然全書風格恰如開篇題目所示：看蒼山綿延，聽波濤洶涌，有點夸大其辭、闡釋過度的電視演講風，但是作者的錦心繡口——深厚的學術修養，強大的邏輯推演能力，以己推人，將心比心的對名家名作的敬畏、熱愛之忱，特別是以自己豐富的創作經驗為基礎作出這般體貼、知音式的細讀與解讀，是使其聚人氣、結人緣的根本原因。它與傳統的評論套路也許并不十分吻合，但若以此帶動影響一種新型的作家式評論，豈不是文壇幸事？

蔣：四年一屆，競爭激烈。作家們要獲得魯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作家很優秀，有的作品很優秀，卻可能一生無緣魯獎。作為評委，對這樣的作家與作品，您想說點什么？

朱：我覺得情況不像你說的那么悲觀，至少在評論界，我看那些優秀的評論家獲獎是早晚的事。除了上面說的段崇軒年齡偏大，其他的如郜元寶、程光煒、張學昕，特別是80后的李云雷、楊慶祥，也包括這次沒有提名的張清華、謝有順等等，都在評委的視野中，更是在廣大作家和讀者的心中。評論界就那么一些人，文章好壞、眼光如何、學問深淺，都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其實，這些東西比獲獎還重要，這是要靠大量的文章和批評實踐去積累的，而獲獎不過是通過這么一種形式來認可而已。這個認可當然也需要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就是要等到那個對的時機，在那個對的時間段里拿出對的作品，一旦對上了，想不獲獎都難。當然，如果你曾經寫得很多、很好，但曇花一現，再沒有了，或者水平下滑了，那就不好說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寫作不僅比作坐冷板凳，還是一場馬拉松賽跑，堅持才能勝利。評論如此，其他體裁也大體差不多吧。

蔣：您擔任文學理論評論獎評委，同時又是我國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對中國的文學評論創作應該很有發言權。能簡單對今天的文學評論做個評價嗎？以及對評論家們創作的建議。

朱：屈指算來，魯獎已評至第七屆，20多年來的文學理論評論獎也頒出去好幾十個了。但要說對理論評論的總體評價，我卻是不大滿意。理由如下：

首先，近40年來，我們引進西方百年的各種文藝理論，少數人消化得還好，多數人消化不良。結果是導致了中國當下文學批評的另一種“失語”——即我們始終沒有建構起自己的文藝理論批評體系甚至是批評話語，用的是外國人的理論方法、觀點，甚至帶有濃厚翻譯色彩的歐式句子。其次，西方文藝理論是一種高度自洽的理論，強調的是與創作保持距離，追求一種自圓自洽的自足性，它不用去指導創作，而是把理論本身變成一種創作，這是西方理論的一個特色。所以，西方文藝理論與他們的文學創作都很隔，與中國的文學創作更有百里之遙了。我們又怎么能拿他們的理論來指導、評論甚至規訓我們的創作呢？東西方之間巨大的國情之別、文化傳統之別，使得我們的文學理論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好西方文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最后，在尚未建構起中國文論體系和話語的前提下，對講述中國故事的當代文學的闡釋與引導就明顯乏力。那么，能否先努力把評論寫得生動、犀利、好看、可讀？比如20世紀三四十年代，李健吾風格卓絕而銳利明快的評論就頗受歡迎，并且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再如魯迅所作評論雖然不多，但正如茅盾所說，讓人讀了“就像吃了辣椒一樣的痛快”。因此，深入文學現場，加強一線觀察，及時寫出一批有分量、有見解的，能與作家“打個平手”甚至高于作家的作家論、作品論就不失為一途。

總之，我對當下活躍的批評家特別是青年批評家們持有審慎的樂觀。他們普遍起點高，學養深，富有才情。他們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的是：第一，敢于亮劍，不管對文藝思潮現象也罷，對作家作品也罷，要旗幟鮮明地說出真話，有好說好，有壞說壞;第二，要更有耐心和定力地對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的重要新人新作進行深度跟蹤關注，及時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家論、作品論，讓作家服氣，讀者受益，社會認可;第三，與此同時，在文學邊緣化、評論小眾化的資本時代，應拿出“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努力完成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轉換和古典文論的現代化轉換。

由此說到西方文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我想舉一個例子。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大家孫紹振先生已年過八旬，在同代教授或文學理論評論家中堪稱學貫中西的鳳毛麟角。他的基本看法是西方文論解釋不了、更解決不了中國的文學問題。所以，21世紀以來他花費了相當多的心力，“中體西用”，在傳統文論和評點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論的有益方法，來對唐詩、宋詞、四大名著進行文本細讀和文本還原，已出版了若干部“孫氏解讀文本”，廣受大、中學生歡迎，在海峽兩岸教育界都引起了高度重視與熱捧熱議，但在文學界的受關注度還遠遠不夠。我認為“孫氏解讀”對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具有針對性和示范性。這一點，我希望引起青年批評家們的關注，多向老一輩理論批評家學習，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完成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轉換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轉換，為建構具有時代特色、民族風格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話語體系做出自己的貢獻。真正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體系和話語，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同頻共振的當代文學提供廣博深厚的理論支撐與引導。

蔣：魯獎是文學界的大獎，每屆不僅評出好作品，同時推出好作家，許多作家因一次獲獎而成名。您認為，作家們獲獎之后，應該注意哪些，或者說應該如何處理好這個大的轉折？

朱：這還是涉及一個名和利的問題。雖然今天遠不是一朝獲獎天下皆知的文學黃金時代，但在圈子里還是認可魯獎的，魯獎得主的出鏡率，特別是被約稿率肯定要高出不少。這就帶來了一個時間的科學分配問題。簡單說，你是從此一門心思應付約稿、講座、采風等各種邀請，還是保持定力，在密切關注歷史潮流，感應時代脈動的同時，仍然維系學習力不減，保證閱讀好兩本書——一本是生活的大書，一本是經典的大書。如果科學把握了這三者的平衡關系，那你就可能越走越好，越走越遠。

蔣：擔任本屆魯獎評委，除了您自身的創作實力，還因為平時積累了大量的閱讀，也因為一直在不斷閱讀。請問您一年的閱讀量是多少？您是如何界定閱讀范圍的？

朱：坦率地說，我們這一行的閱讀是被動性閱讀，強制性閱讀，也就是說，經常讀的書是自己并不怎么愿意讀的書。原因很簡單，工作需要，評論需要，評獎需要。記得好像是林語堂說過，要讀就讀50年以前的書。因為那個靠譜，至少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歲月檢驗。而我們今天讀的書，常常是新鮮出爐的，剛剛才五天！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評論家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告誡別人讀經典，自己也許常常讀垃圾。這也是一個悖論。

蔣：如此大的閱讀量，您如何安排時間？

朱：閱讀量說不清楚。方法是有時間就讀，但很多書是粗讀。

蔣：再回歸到您自身的創作吧，您是一名非常優秀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還發表過大量的詩歌、散文與小說。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寫于哪一年？是什么題材？是什么時候基于什么原因走上創作這條路的？

朱：我本來是個創作男，1974年9月初在《福建日報》發表了一首散文詩。10年時間，從詩歌、散文到小說，一直是一個作家夢的追夢者，有兩次與夢想擦肩而過——1982年第10期《小說選刊》轉載的短篇小說《一個女兵的來信》（與我愛人張聚寧合作），1987年第4期《小說選刊》轉載的短篇小說《地牯的屋·樹·河》，都進入了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的最后一輪，只要有一篇得了獎，我可能就不會搞評論了。走上評論這條羊腸小道，純粹是在軍藝文學系被莫言同學天才式的才華碾壓或者碰撞出來的，一直走到今天。這也是一種宿命吧。

蔣：最后想問一下，您最近在看什么作品，有沒有特別向讀者推薦的？

朱：近來，我一直在主編一套大書《中國軍旅文學經典文庫》，從建軍至今將近百年，各種文學體裁無所不包，全書共80卷，約3500萬字，徐懷中先生出任名譽主編，我只有認真執行。另外，我自己主編了《中國軍旅文學史（1949—2019）》，也近100萬字，都是向建國70周年的重點獻禮書。還真無暇他顧，閑書讀得不多。要推薦就推薦這套大書的壓卷之作吧——長篇小說《牽風記》，徐懷中老爺子去年以90耄耋之年“盡最大努力完成的最精彩一擊”。要說理由只有兩個字：奇書。這真是一本奇書。究竟有多奇，誰看誰知道。

蔣：感謝推薦，很期待！

責任編輯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