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李莊

胡琰梅

摘要：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大陸只有短短十余年歷史，且因抗戰輾轉遷徙于四川南溪李莊。在李莊相對安寧的近六年間，雖生活艱難卻取得了不俗的學術成就。本文梳理了大量檔案史料和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力圖全面呈現中博籌備處在李莊所經歷的艱辛和取得的成就等，并分析其取得不俗成就的原因主要有先進的籌備理念、優秀的人才隊伍、濃厚的學術氛圍、合理的獎懲機制。

關鍵詞：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莊；生活艱難；業績輝煌

中央博物院（以下簡稱中博）籌備處建于1933年，歷經艱辛的抗戰歲月，1948年有一部分遷臺，1965年合并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留在大陸的部分1950年改名為南京博物院。前輩學者關于中博的籌備經過、西遷過程，有一些相關的論述[1]，而在四川李莊的相關文字較少，僅有個別人的口述回憶，且多偏重于所開展的業務工作與取得的學術成就[2]。對于當時的中博籌備處在李莊所處的具體環境、面臨的諸多困難，以及為何能取得相應學術成就，缺乏全面、可靠的梳理。本文以檔案史料為基礎，呈現中博籌備處在李莊的歷史，并試圖分析它在困境中取得輝煌成就的原因，以期對當今博物館的發展有所啟發。

一、生活艱難

抗戰時期，國民經濟困難，人民生活艱苦。中博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等機構來到李莊的1940年，正值大旱，豌豆麥子顆粒無收，榆樹葉都被吃光，水井里無水可用[3]。在天災人禍并發的困境中，中博籌備處是如何在李莊安頓下來，有序工作至抗戰勝利的呢？

（一）住房

抗戰時期的李莊，總面積不足100平方千米，卻要容納萬余名外來人口及相應的學術機構，住房無疑是個棘手的問題。同時遷往李莊的機構中，同濟大學率先與李莊當地人接洽，因而占據了李莊條件較好的一些宮觀廟宇。其他單位只好見縫插針，勉強找房子安頓下來。中博籌備處初到李莊時與營造學社合租距李莊一里左右的上壩張氏房屋。上壩張氏房屋規整的正廳正院為房東自留，所租者皆破舊不成格局，非修理不能遷入。辦公及員工生活所需家具設備，也需自行設法購置[4]。

1943年4月因籌備長期展覽需要，中博籌備處增租李莊鎮張家祠。張家祠是一座清道光年間修建的四合院，地基干燥，內部寬敞，四周完固，對中博籌備處來說算是改善了辦公條件。但承租之初與李莊中心小學產生許多糾紛，惹來不少麻煩。這從郭寶鈞代李濟寫給南溪縣政府、南溪縣第三區區署的公函就可見一斑。先是李莊中心小學不讓收回體育場、封閉過道，后經協調，張氏允廁所歸校方并另贈一地作為運動場，才得以筑墻封閉。不料，中心小學負責人仍在課堂公開謾罵，以幼童無知之名毀去祠堂新筑墻垣，并上報南溪縣政府稱其“動無場地，食無廁所，學?？钟虚]門之虞”。中博籌備處因典守職責所在，對筑墻封閉一事無可退讓。經多次交涉，并捐贈四百元平地費，事情才得以平息。[5]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經過修繕，中博籌備處于1943年6月1日正式遷入張家祠新址辦公。8月25日中央陸軍第七十六軍新五師十三團二營四連徑直開入張家祠駐扎，占用中博籌備處全部職員宿舍及部分辦公室。該連130余人，還在院內飼養雞鴨羊犬，嚴重影響中博籌備處的正常工作。中博籌備處遂與十三團劉團長交涉，并上報教育部。[6]此事何時得以妥善解決，詳情不得而知，但其最終結果應是部隊遷移，工作環境得以保證。

以上兩例表明，中博籌備處在李莊安頓，除了要適應戰時物質條件很差的大環境，還需要協調好與本地政府、軍隊、居民、其他機構等方面的關系。

（二）生活必需品

勉強有了安身之處，果腹之食、蔽體之衣又是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李莊突然涌入大量外來人口，物資供不應求，加上戰時特殊環境，物價飛漲，生計問題時刻困擾著本想一心搞學問的學者和他們的家眷。

從現有檔案看，作為生存必需的糧食，對于中博籌備處人員來說是沒有保障的：按年齡領取糧食，人口多的家庭很可能不夠；一度領到的是磧米（需再次碾壓才能食用），1943年6月以后才以九三折領取食米（中熟米）；還可能因糧庫存糧不足，遲發以致出現斷炊的危機[7]。為員工的口糧、平價布和生活補助費等生活問題，中博籌備處主任李濟三番五次給有關單位負責人寫信，措詞恭敬有加，可謂忍辱負重、殫精竭慮[8]。

（三）醫療

缺衣少食之外，病魔是對生命最大的威脅。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地處醫藥匱乏的偏遠小鎮，中博籌備處的前輩們是如何戰勝疾病，頑強地守護文物、潛心治學的？

1942年初春，李濟的大女兒鳳徵不幸身染傷寒，一病不起，因缺乏有效藥物，即便同濟大學醫學院數位留德教授共同努力，也無力回天，最終不治而亡[9]。在連失二女的打擊下，李濟曾一度感到無比哀傷，但最終在傅斯年等同人的鼓勵下，憑借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繼續在學術報國的道路上負重前行。

中博籌備處在李莊期間的醫療問題較依賴史語所等機構。1942年3月和6月，有關于史語所醫務室蕭文炳醫生到中博籌備處來接種疫苗的檔案[10]。1945年2月23日曾昭燏給李濟的信提到：“這幾日楊誨文太太鬧胃?。ú⑼孪x），前兩日痛得不得了，日夜呻吟不休，我們臨時把史小姐拉去診察，并服了李太太的可丁和其他的藥，才好一點。這兩日往同濟看，尚未大好，因此楊誨文請假。我覺得我們每次有人害病，便到史語所或營造學社去要藥或由李太太私人拿出藥來，實在不應當。這次在重慶望無論如何買點普通的藥回來，例如阿司匹靈、金雞納霜、可丁、三道年（打蟲藥）、碘酒以及sulphur drugs[硫磺藥物]等。庶幾有個急病的時候，也臨時有點辦法?！盵11]

史語所醫療方面的史料保存相對較多，如1941年7月29日董作賓寫信乞求傅斯年請其夫人俞大彩幫忙購買治療瘧疾的鹽水針，1945年4月5日董作賓寫信給傅斯年催瘧疾藥，等等。史語所石璋如回憶：“醫務所的陳設非常簡單。以前醫務所的蕭醫生，與同人、眷屬處得很好，病理講解也很清楚，護士小姐也很親切。后來蕭醫生離職，換成綽號‘開水先生’的張醫生，因為許多同人去看病，張都要說喝開水，久而久之醫務所就門可羅雀，他也被起了綽號”。由于缺醫少藥，又對中醫持有偏見，不少人被病魔奪去了生命[12]。與史語所關系密切的兄弟單位中博籌備處處境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四）治安

且不說學者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僅大批文物、圖書的安全責任就重如泰山。李莊民風淳樸，也難敵一些人因生計無著又不愿自食其力而走上歧途，因而搶劫事件也是存在的。在史語所、中博籌備處等機構遷往李莊之初，地方政府就派武裝部隊保衛古物圖書的安全[13]。

盡管有士兵保衛，搶劫、盜劫之事還是時有發生。有檔案記載，且李莊當時居民有記憶的主要是史語所合作社經理魏善臣被搶劫一案。1941年7月20日，魏善臣向傅斯年呈報了在木魚石行至尖嘴龍地方，遇匪搶去合作社7月份賬款的詳細經過。史語所分別向南溪縣政府和南溪縣第三區區署去函，請求緝捕劫匪并清查江濱一帶戶口以絕匪源[14]。關于此案的處理及后續影響，岱峻《發現李莊》一書亦有詳細篇幅介紹[15]，在此不贅述。中博籌備處雖未直接遭遇搶劫，但所處治安環境與史語所一致。

（五）交通

岷江與金沙江交匯的宜賓，是長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從宜賓經李莊去瀘州、重慶，可直抵南京、上海。素有“萬里長江第一古鎮”之稱的李莊，位于長江上游南岸，上宜賓、下南溪兩頭都是25千米，是長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驛站[16]。

1940年秋昆明危急，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所等幾家單位選擇李莊作為安身之地，交通無疑是個重要考量因素。盡管有便捷的交通，但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還是免不了出現意外事故。

中博籌備處人員少，且主要領導人同時是史語所員工，所以抗戰期間一直是跟著史語所走。史語所在從昆明到李莊的搬遷過程中就發生了一件讓人揪心的事。

1940年11月12日，民生航運公司駁船裝載史語所140箱公物，從瀘州轉運宜賓時，不幸失衡傾覆，書箱滑落長江，經過一番緊張的打撈，才全部救起。先期到達李莊的董作賓聞訊驚恐交加，在重慶的傅斯年氣急敗壞。兩人信函往來，頻頻交流沉船整件事的情況和對策[17]。中博籌備處的古物圖書是與史語所一起打包運輸的，有七箱被水打濕，所幸損失不嚴重。此事在王振鐸給李濟的兩封電報里也有所反映[18]。

（六）辦公經費

中博籌備處自1937年“七七事變”后，經常開支每月由8000元銳減至1200元。無奈只好簡化機構，裁汰職員。1939年開始，預算部分恢復，內部組織也得以略加充實，如增加研究部、會計室，籌備圖書室等。但這種經費的恢復也是有限的，如1942年的經費6萬元，平均每月為5000元[19]。慶幸的是，杯水車薪的經費都用在刀刃上，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還舉辦了不少向公眾開放的展覽。

二、業績輝煌

（一）野外調查與發掘[20]

1.川康民族調查

中博籌備處馬長壽等人于1936年冬成立川康民族考察團，1942年1月考察工作結束，歷時五年多。每到一地調查，先辨族別，確定區域，測量體質，記錄語音，溯編歷史，敘述環境，進而綜合分析各族的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經濟情況、人口因素、物質文化等。四次調查將川康民族的大體輪廓基本弄清楚，搜集了12箱標本，并撰成約百萬字的調查報告——《四川大涼山羅夷研究報告》。

2.彭山考古發掘

1941年6月14日以吳金鼎為首的川康古跡考察團開始發掘四川彭山崖墓，全部工作在1942年12月9日結束。清理崖墓77座、磚室墓2座、土坑墓7座，出土陶俑等數百件，其中有陶佛座1件價值尤高。

3.西北考古調查

中博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組西北史地考查團，于1942年4月開始在甘肅境內作初步考查，1945年12月結束。主要工作有：敦煌壁畫佛像整理、敦煌寫本與古籍收集；漢代遺跡調查、漢簡收集；洮河流域史前遺存調查與發掘；雍水、渭水流域調查；漢代烽燧遺跡調查、瓜州舊城調查，考察玉門關、陽關遺跡，發掘戈壁墓葬群，甘肅史前文化遺址調查，發現張掖、武威一帶史前及唐代重要遺跡。

4.麗江麼些經典調查與采集

李霖燦主持的麗江麼些文化調查工作自1941年7月1日開始，半年草成《象形文字初步工作報告》。1942年，以麼些民俗調查為主。1943年，注重麼些民俗標本采集及經典內容之探討，運回標本6箱。1944年，《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在李莊出版，為“中博?？曳N之二”。1945年，《麼些拼音文字字典》出版，為“中博?？曳N之三”。

5.四川手工業調查與采集

1941年8月由譚旦冏負責，開始對四川南部及西部舊手工業進行調查。調查方法有填表、紀錄、繪圖、攝影及收集實物、仿制模型等。所調查手工業以制鹽為主，涉及竹簧、草紙、砂鍋制作、燒石灰、打銅、打鐵、滑石采集、制傘、釀酒、糖業、夏布、造紙、織錦、造鼓、制鹽、刺繡、制銀、制弓箭等諸多門類。征集實物標本1200余件，整理調查報告幾十萬字，留下大量繪圖和攝影資料，寫成《中華民間工藝圖說》。

6.自然標本采集

中博籌備處自然館動物標本采集工作，早在1937年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商訂有合作辦法，因抗戰未及進行。1942年開始川康一帶鳥類哺乳動物標本采集。所獲標本主要有：魚類788件、兩棲類149件、爬蟲類66件、鳥類455件、獸類40件、昆蟲4170件。

7.建筑史料編纂

1940年6月中博籌備處曾委托中國營造學社，調查西南諸省建筑與附屬藝術。調查整理川康滇三省漢闕、漢崖墓及民居、會館、牌坊、橋梁、水閘130余處。繪成實測圖40余幅，照片500余張，各附文字說明。1942年兩單位聯合組織建筑史料編纂委員會。主要工作為：收集整理古建筑的彩色圖、照片、拓本、圖表，制作建筑模型等[21]。

8.琴臺王建墓整理

1943年3月至9月的琴臺王建墓整理工作由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員會主持，中博籌備處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予以人員及技術協助。王建墓被盜嚴重，仍有較高學術價值：一、墓本身的建筑構造是建筑史研究的良好材料；二、發現了玉璽、玉冊、銀缽與玉帶等有文字的器物，具有歷史、天文、度量衡等多方面研究價值；三、發現了銅器、銀器、壁畫、雕塑等藝術品。

（二）室內工作[22]

1.文物登記

中博籌備處1941年擬定文物整理方案，著手編目工作。

1942年為教育部購贈的一批長沙古物進行登記，將百余件陶、銅、鐵、石、玉、漆、木器等器物進行編號、建藏品登記卡。

1943年將頌齋銅器32件、善齋銅器80余件進行藏品登記和整理保存。同時還整理其他各代銅器、石刻、磚文、陶器紋飾、瓦當等拓片500多張，苗族服飾彩畫10余幅，大理史前遺址測量圖等10余幅，及從倫敦科學博物館所構機械圖等20幅。

1944年登記物品有何敘甫舊藏銅器、陶器、玉器、甲骨等1280余件，善齋舊藏銅器銅鏡等130余件，雜件古物100余件，國子監舊藏銅器10件。元顯？墓志及蓋各1件，河北鉅鹿所出宋代桌椅各1件，展覽圖表照片等60余張，古物拓片420余張。周公廟林碑及嵩山三闕拓片等340余張，王建墓玉哀冊拓片1套，以及麼些文經典1230余本，麼些人之宗教畫及用具等約200件，麗江民俗照片40余張，麗江、大理兩地碑刻拓片20余張，共計3800余件。

1945年登記物品有：繪圖藏品260余件，歷史博物館舊藏甲骨瓷器等百余件，黃文弼西北采集古物700余件，安特生采集石器340件，云南大理古物140余件，貴州夷苗衣飾樂器等近400件，川康民族標本500余件，自制各種拓片及圖等60余張，共計2500余件。

除有一百箱尚存樂山倉庫，西北史地考察團在西北所采古物尚存蘭州，及彭山古物尚在整理外，其余中博籌備處人文館所收藏文物均已登記完畢，登記卡片總數約7000張。

2.學術研究

（1）李濟對殷墟陶器的研究

抗戰期間，李濟帶領團隊對殷墟陶器進行了分類整理研究[23]。在昆明時，李濟的團隊完成了陶器作法、形制與紋飾的說明，作了吸水率和硬度測量等陶質物理實驗，將標本繪圖、拍照等。遷到李莊后，李濟著手編制殷墟出土陶器匯總，即陶器序數的編制。李濟按照陶器不同部位的形態劃分序號，將殷墟出土的1500余件完整或可復原的陶器都納入了一個系統，系統內每一式每一型都有一個固定的名稱，并且有匹配的圖樣表現其輪廓、結構與紋飾。共計16幅圖錄，按照序數排列了殷墟陶器群的各式各樣的全貌，編成《殷墟陶器圖錄》[24]。這份陶器匯總是李濟團隊陶器研究最為重要的成果，集中代表了李濟陶器分類和類型學研究的思想。

（2）曾昭燏著成《博物館》

1943年7月，曾昭燏與李濟合著的我國現代第一本博物館學專著《博物館》一書由重慶正中書局出版。曾昭燏在英國留學期間，曾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為期十個月的考古實習，后又去慕尼黑博物院參加兩個月的藏品整理和展覽設計工作。這本書是曾昭燏回國后在兩份實習報告的基礎上重新整理而成的，署名增加李濟。全書共十章，約四萬余字，通過對歐美博物館的深入考察，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博物館的組織、管理、建筑設備及收藏、陳列、研究、教育等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作了系統、扼要的說明[25]。

在敘述博物館沿革時，作者敏銳地指出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之處有二：一、中國歷史悠久，文獻豐富，而科學不發達，故歷代收藏專重古物，對于科學物品、自然歷史標本素加忽視；二、歐洲各國于18世紀時已確定博物館應為大眾而設，我國則直至清末，一切收藏只供少數人玩賞。

而在談到博物館的功用時，作者首次提出了博物館具有保存有價值之物品、輔助研究工作、實施實物教育和精神教育的四大功能。這是有關博物館收藏、研究、教育三大職能的最早論述，代表了當時博物館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在書中專設“戰時工作”一章，介紹歐洲國家之先例，提出我國博物館戰時應進行以下工作：“然何妨仿諸先進國之成例，凡已有館址及建筑者，盡量輔助教育事業。此外收集關于抗戰之各種材料，及關于航空、后方生產一類之照片、圖畫、物品等，在城市及鄉村舉辦短期展覽與流動展覽，亦非甚難之事。欲求抗戰勝利，建國成功，須人人在其崗位上加倍努力，從事博物館工作者，不可不勉也?！?/p>

（3）王振鐸的漢代車制研究與靜磁學研究

王振鐸繼續開展漢代車制研究，整理漢畫像中有關輦車的資料，考證周禮考工記的車制，制表、繪圖、修正論文等。1952年年終完成論文《漢代車制研究》，整理修繕車制模型完畢。

1944年，王振鐸開始進行指南針發明史（中國古代“靜磁學”）研究，于1945年完成論文《中國古代有關靜磁學上之發現及發明》。此外王振鐸還完成有關磁性的古代發明器物復原設計七種：淮南子天文訓之地盤模型、東漢時通行之司南模型、北宋時四種指南針裝置模型、明代航海羅經盤、明代堪輿水羅經、清初航海旱羅經、清俞正燮發明之航海方羅盤。

3.編輯與出版

中博籌備處于1941年成立編輯委員會，李濟、郭寶鈞、曾昭燏、王振鐸、譚旦囧五人任委員。先后編輯印成：《籌備概況》《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麼些象形文字字典》。

4.展覽

中博籌備處在李莊張家祠舉辦的展覽有：

（1）1943年10月，遠古石器展覽及古代銅器展覽。

（2）1944年3月，舉辦貴州夷苗衣飾展覽[26]。

（3）1944年5月，舉辦漢代十三種車制展覽。

（4）1944年8月，舉辦中國歷代建筑圖像展覽[27]。

（5）1944年10月，舉辦云南麗江麼些族文化展覽。

（6）1945年3月，舉辦中國歷代銅鏡展覽。

中博籌備處在李莊期間，于別處舉辦的展覽有：

（1）1942年12月參加重慶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銅器10件，漆器6件[28]。

（2）1943年11月在重慶與社教擴大運動周同時舉辦“遠古石器”及“銅器”展覽。石器部分由李濟負責，銅器部分為郭寶鈞負責，展出銅器536件、石器841件[29]。

（3）1945年11月參與孟買國際文化展覽會，提供歷代藝術文物照片14張。各圖片由照片、拓片、墨畫、彩畫等組成，每張上附中英文說明，敘述其所代表時代的文化，或其特殊藝術價值。

三、取得成就的原因

中博籌備處在李莊近六年的時間，正值國難當頭，生活異常艱苦，卻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僅妥善保管、整理文物以續中華文脈，以古物陳列服務于公眾，還在學術上有諸多開創之功，如對西南各民族調查與研究、對西北長城一帶考古發掘、川康手工藝調查與研究等等。個中原因，有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霖燦在他的《“中央博物院”的悲劇——記博物院事業中一項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中概括了中博籌備處從成立到最后消失的整個過程中取得不凡成就的原因：偉大的學術抱負、濃厚的研究精神、良好的讀書風氣、協調的合作熱忱、作育人才之用心[30]。索予民認為中博籌備處在李莊取得成就主要憑借兩方面因素：主管領導有學術報國之理想，以身作則，鼓勵同人向學；與其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擁有眾多一流人才[31]。李霖燦之子李在中則認為主要可歸納為三項因素：在研究工作上落實科學的求真精神；在知識學問上鼓勵同人參與互動；在業務發展上重視國際視野[32]。

筆者以為中博籌備處在抗戰烽火中能取得驕人成績，主要憑借以下幾個因素：

（一）先進的籌備理念

最早提議籌建中博的蔡元培認為，學校教育有局限性，發展社會教育勢在必行，而博物館是重要的社會教育機構，是進行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宋伯胤曾經撰文概括過蔡元培的博物館觀，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第一，“教育并不專在學?！?，博物館、圖書館、研究所、展覽會、動物園、植物園等都是“教育”機關。第二，博物館的教育作用重在科學與美育。第三，從社會實際和時代特點出發，研究博物館類型。蔡元培對博物館進行過細致的分類，認為可分為科學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美術博物館、植物園與動物園、大學博物館七類，并說明不同類型博物館所起到的不同教育作用。第四，博物館要免費開放，要辦巡回展覽，展品要“流通”。第五，展覽的文字說明要有見解，重在啟發[33]。

正是基于對博物館社會教育價值的認識，蔡元培一面在著述、演講中論述博物館的價值，強調建設博物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聲望與地位，努力把博物館納入中國文化教育系統，積極促成各類博物館的建立，支持博物館事業的發展。[34]1933年，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倡議創建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明確建院宗旨為“為提供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以適當之陳列展覽，圖智識之增進”。中博建院宗旨將科學研究放在第一位，與諸多以典藏古代文物精華為己任的博物館大不相同，加上其定位是綜合性博物館而非某一專題性博物館，所涉領域廣泛，因而為學術界所做出的貢獻也不可同日而語。

（二）優秀的人才隊伍

中博籌備之初，就定位為國家級綜合性博物館，其主事者為傅斯年、李濟這類赫赫有名的學者。第一屆理事蔡元培、王世杰、翁文灝、丁文江、顧孟余、朱家驊、傅斯年、李濟、黎照寰、秉志、李書華、羅家倫、胡適等人都是學界名流。后來根據業務需求又延攬了郭寶鈞、吳金鼎、王介忱、曾昭燏、夏鼐、馬長壽、李霖燦、譚旦冏、龐薰琹、趙青芳、尹煥章等各類優秀人才。此外，還與中央研究院等機構緊密合作，具備多方面一流人才。

（三）濃厚的學術氛圍

在沒有電燈的夜晚，中博籌備處職員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除了聊八卦，更多的是討論學術問題。在領導和專家的帶動下，年青的職員也逐步成長起來。李濟在編寫《石器淺說》這本小冊子時，讓全院各研究員都閱讀并提修改意見。大家也都直言不諱，紙上寫滿了各種見解，夏鼐寫得最多，也最得李濟賞識[35]。中博籌備處濃厚的學術氛圍由此可見一斑。

吳金鼎1942年9月在牧馬山進行田野考古期間寫給李濟的信也為此留下了生動的注腳：“今春鼎在蓉參觀華大及四川博物館時，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內愿見中博所有藏品在全國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漢代考古學上得有一知半解。自發現牧馬山墓葬后，此志益堅。近與鄉珊兄仔細計議，擬于短期內多開幾墓，冀天從人愿，在江水大退前獲有特殊重要發現?！庇终f：“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機會，盡力代博物院搜集標本，并增長個人學識，為公為私，茍得如愿以償，更將倍于往日矣！”[36]

（四）合理的獎懲機制

要想激發員工自律、自覺的工作態度和積極的工作熱情，就必須有合理的獎懲機制，有功則賞，有過則罰。筆者在檔案中梳理出處分裘善元、提議獎勵楊敬文兩條相關內容。

1.處分裘善元

李濟曾因忙于其他事務，委托裘善元代行籌備處主任之責。1940年因書記史久頤攜款潛逃，查出裘善元浮報費用一事。檔案中沒有找到對史久頤的處理結果，裘善元則沒有逃脫浮報費用之責，但中博籌備處也將裘試圖彌補史久頤盜走款項及盡心保護古物運輸等功勞一并呈報，才使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最終做出了降一級改敘的處分結果[37]。

2.提議獎勵楊敬文

1942年12月，科室負責人徐重鑫呈報籌備處主任李濟，所屬事務員楊敬文工作努力，不畏繁難，成績頗優，擬報請教育部會計處，補充佐理員月支薪一百元，以資激勵[38]。不過沒有找到中博籌備處給教育部的正式呈文。

以上兩例，足見中博籌備處注重對員工工作表現的考核，并適當予以獎懲。如此，則容易達到以儆效尤、見賢思齊的效果，在整個組織內形成認真負責、積極進取的工作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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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32-500-115、0032-500-117、0032-5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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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M].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60：92-98、124-189.此處有關中博籌備處在李莊的成就主要參考譚旦冏此書概括而成，并結合檔案，增添書中遺漏項目。

[21]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32-700-0098，1943年8月中博籌備處撥款三萬元補助中國營造學社為本處繪制建筑模型圖。經筆者與建筑藝術史學者殷力欣初步整理，南京博物院現仍存李莊時期營造學社繪制的古代建筑模型曬藍圖32種223張。

[22]此處除另有注釋的項目外，室內工作的主要成就均根據譚旦冏著《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一書內容概括提煉（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60年，195-197頁）。

[23]李濟自1934年至1947年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兩個職位，他的殷墟陶器研究主要陣地在史語所，但也有中博籌備處人員參與，如李濟的學生吳金鼎就是得力助手之一。

[24]李濟.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序[A].李濟文集·卷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55.

[25]曾昭燏.博物館[A].曾昭燏文集·博物館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41。

[26]1944年3月22日曾昭燏說在李莊致李濟信中提到“上星期日（十九日）為德育日展覽‘貴州夷苗衣飾’，來參觀者千人左右，大半為同濟師生，頗有好評。下星期日擬繼續展覽?！保暇┎┪镌?曾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8.）

[27]1944年5月11日曾昭燏說在李莊致李濟函中提到“此次所展覽者，計圖108張，其中有34張為博物院之工作，說明上皆已注明……此稿今日即擬寫好發出，陳列室昨日已動工安木板，尚未完畢?！保暇┎┪镌?曾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9.）

[28]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31-200-005，附中博籌備處參展古物清冊。1942年2月25日曾昭燏在李莊致李濟函（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3.）中提及籌備此次在渝展覽的情形，并詢問展覽場地詳情。

[29]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32-200-004為中博籌備處寫給民生輪船公司公函，囑托民生公司用輪船將參展的九箱古物從重慶運回李莊。

[30]李霖燦.“中央博物院”的悲劇——記博物院事業中一項理想的真精神[A].轉引自[加]李在中.朵云封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1-10.

[31]索予明口述、馮明珠代筆.烽火漫天拼學術——記李莊時期的中博[J].（臺北）故宮文物月刊，2006（2）（總275期）.

[32][加]李在中.朵云封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155-164.

[33]宋伯胤.《蔡元培的博物館觀》[A].南京博物院編.宋伯胤文集·博物館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03-311.

[34]李霄.現當代中國博物館演進之軌跡——以南京博物院為例[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10-11.

[35]此事在李霖燦和索予民二位先生的文章里均有提到。

[36]岳南.南渡北歸（南渡）[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344-345.

[37]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29-600-138、0029-600-141.

[38]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檔案，0031-60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