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體性存在到規范性存在

曾琰

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其承載的關于人類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決定了它本質上屬于一種規范性存在樣態。作為超越實體性存在的特殊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性存在樣態主要在于其內在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價值張力，這種價值張力在現實中表現為共同價值與價值存異、公共權威與個體自主、超越旨趣與適度穩定的合理關系。上述價值關系的處理也充分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實踐方案中，即中國傳統“和文化”價值引領下的共享發展格局、“承認的政治”下民族自主與“中國方案”的價值威信、戰略舉措下的區域化樣態與價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趨勢，以上方案推動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構建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不斷發展。

關鍵詞：習近平;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體性;規范性;價值依據

中圖分類號：D8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19）06-0159-10

一、問題提出及學術動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1]522。2017年2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同年12月，該決議內容寫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章。人類命運共同體自提出以來，就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關注并逐步深入推進，這一偉大理念是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發展實際、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它為人類未來發展描繪了藍圖，為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

為了深入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偉大命題，學術界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內涵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代中國的“外交方案”[2];也有學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應對當前全球性危機（如生態危機、發展正義、全球風險、恐怖主義等）的“治理手段”[3];還有學者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全新的世界秩序，是“中國傳統文化智慧的象征”[4]等。顯然，對于如何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學者們產生了工具性存在和價值性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二是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特征的研究。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形成了較大分歧，并出現了“四種代表性觀點”[5]，即差異性（層次和類別）、超越性（求同存異）、本土性（區別于西方的中國智慧）以及全球性（國際社會的集體主義）。三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研究。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也在“價值傳播”[6]“戰略部署”[7]“全球治理”[8]以及“文化涵養”[9]等方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而我們也不難發現學者們在處理“全球性”和“地方性”關系問題上產生了諸多爭論。事實上，上述研究以及論點的差異顯示出我們在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區。

必須指出的是，當前學術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是極具啟發性的，然而上述研究絕大部分都立足于共同體的理想形態，而較少從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自身加以反思，這就造成了人類共同體研究中的理論空白：如作為共同體的特殊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區別于其他共同體？我們如何規避共同體歷史發展中的實踐誤區？這涉及到我們討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性依據。另外，當學者們強調內涵于共同體之中的普遍性價值時，而與之相對的特殊性問題如何處理？共同體的價值是一維的嗎？這是指導我們現實實踐的又一理論問題。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如何體現其科學依據？諸如此類的問題正是本文或今后將要進行思考的主要內容。

二、實體化存在還是規范性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合理形態構建的前提性依據

自共同體概念產生以來，就產生了對該問題探討的兩種敘事路徑，一種是偏實體化的敘事方案，它注重共同體的自然屬性及特定價值的絕對化取向;在反思實體化敘事的內在局限基礎上，又逐漸流行了第二種以規范性來理解共同體的理論主張。從本質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承載著一種全新的人類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其規范性存在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規定性，這種對其本質的前提性判斷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依據。

（一）實體性存在：共同體構建的理論敘事及內在局限

實體是一切存在物的“本源”和“始基”。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實體通過追求“本體”而體現出一種“本體論承諾”，即相信事物的本質屬性與事物本身是直接同一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事物自身而勿需依賴他者，并以此來加強事物自身的獨特性、圓滿性和自足性。如洛克的“第一性質”理論、萊布尼茨的“單子自因”說等都屬于典型的實體性思維方式。將共同體理解為實體性存在，主要是側重于對共同體“是什么”的分析，在厘清概念的基礎上找出其現實生活中的具體所指，它以強調共同體絕對共同性并試圖構建一個邊界清晰的輪廓來呈現其邊界。作為一個描述群體的概念，共同體是指一個根據其成員所共享的某個或多個特征而定義的群體，亦或是基于某種實踐活動、居住地點的人類集體。實體化思維下的共同體理論敘事主要體現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以直觀的思維把握共同體，將共同體理解為現實生活中形式化的實存性群體?；诠餐幕顒?、相同的種族、同一個生活場所所形成的實存共同體，如“鄉村共同體”“家庭共同體”“教師共同體”“社區共同體”“亞裔美國人共同體”“高爾夫共同體”等，上述思維方式在描述性意義上指出共同體是某些享有共同性質的人所組織的或松散或緊密的集合體。所以，這個意義上的共同體是豐富多樣、外延寬泛的。

二是以客觀實在的自然前提強調共同體形成的必然條件，即共同體體現為某種自然的、實存性狀態。如從具體地域、特定生活模式、交往方式出發強調共同體重點是人們“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要相互熟悉、持續互動，并將“小范圍”和“特定的地理空間”作為理想共同體的必要條件。所以學者反復引用亞里士多德關于城邦共同體的論述，如理想共同體對于人數的限制。帕克也指出，community的特征在于“有按地域組織起來的人群;這些人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們所生息的那塊土地上;其中的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中”[10]。

三是強調共同體形成的絕對特殊性，即共同體產生的根據在于成員對其排他性內涵的認同。伊茲歐尼指出：“我們不知道是誰、哪種文化是自己的，應該效仿哪些英雄……除非我們與某個（或多個）共同體共同建立?！盵11]事實上，伊茲歐尼強調了個體與共同體關系的確立建立在個體對該特定共同體的認同基礎之上，而哈貝馬斯也強調“共同體不僅涉及成員該如何行動，它也為相關沖突的一致性解決方案提供了基礎”[12]。哈氏的這一言論無疑道出了內在于共同體之中的“特殊性”本質，而正是這種特殊性本質將共同體成員與“他者”區分開來，進而實現有效的價值共識。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們對于某種實體性的熱情折射出現代社會人們對于自由、自主、安全、歸屬、團結、倫理等理念的追求，以求得某種確定性、實在性的組織形式保障。然而，這種將共同體理解為實體性存在的思維無疑會困難重重。其一，無論是基于“自然的情感關系”“共同的地域空間”，還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礎”，上述實體性思維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共同體本質上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群體關系，對于共同體的構建就是重建一種和諧、美好的社會實體。事實上，我們不僅很難在現代社會中發現這種群體，也很難實現這種目標。其二，對自身特殊性的絕對化強調難以逃脫“共同體團結悖論”。實體性思維下的共同體為凸顯自身與其他群體的特殊性，勢必要與他者保持區分，通過劃定邊界來確定自身的核心理念，這種理念盡管為成員團結、認同提供了重要資源，然而對絕對特殊性的過分強調使得共同體與其他組織容易陷入對抗和競爭性關系中，顯然，這樣的共同體形態會在較大范圍內帶來群體生活的分裂。其三，共同體構建中因缺乏彈性思維而導致缺乏活力甚至僵死的結局。缺乏彈性思維意味著共同體建設中缺乏存在思維與生成理念、普遍價值與特殊文化、邊界意識與開放心態的價值彈性，這極易使共同體在自在性、排他性中將自身封閉起來，進而導致活力弱化、關系僵化、利益固化等問題，而最終可能導致共同體解散。

（二）規范性取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本質規定及基本要求

實體化取向下的共同體只是在描述性層面揭示了該群體的實體性樣態和自然屬性，它并沒有對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共同性質的彈性結構予以深刻把握，更沒有從規范性維度對共同體發展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柯亨在《共同體的符號結構》一書為我們理解共同體提供了全新視域，他提醒我們最好不要將共同體實體化，不能將共同體理解為建立在地方性、物質性、血緣性等自然屬性基礎上的實體性網絡，而要更多地關注共同體對于個體的生活意義所在。同時，安德森也強調了民族共同體如何“想象”而被構建起來，他啟示我們共同體構建要走出自然地理局限。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共同體構建中的自然條件的客觀屬性，而是要凸顯出共同體所承載的共同生存信念和價值取向。

共同體本質上屬于規范性存在，它體現為現實生活中的規范系統和交往秩序，它意味著人類生活的“善”，反映了人們對現實生活中規范性維度的理解，寄托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滕尼斯雖然較為苛刻地以共同地域即自然生活地域來論述共同體，然而當他將“社會”與“共同體”區分開來時，我們會發現其對共同體本質的強調，即共同體是人們共同價值取向和善的理念所維系的倫理和規范體系;而即便是當前西方學者普遍推崇的希臘城邦，這種共同體的本質依舊是城邦普遍認同的倫理風尚和政治美德?？梢哉f，我們今天談論、構建共同體，不是因為有傳統生活中的城邦樣本，更不是要構建一個形式化、實存化的群體，而是要在主體性邏輯和市場邏輯主宰下的現代社會中構建一種超越現代文化的全新價值規范系統和交往秩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那樣，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1]523，等等，習近平總書記所著重強調的恰恰更多是人類共同體的規范性意涵。

作為一種規范性存在，共同體的實現必然要具備以下條件：其一，共同利益訴求構成了共同體的客觀性前提，這是共同體構建完成“想象”的根本保障。在想象的共同體框架中，共同利益是指個體之間的利益、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存在著共損公榮的關系，任何成員的收益和價值都會影響到其他成員及共同體整體的收益和價值實現，其利益關系成“正比”狀態。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共同利益與自由主義話語中的“相同利益”存在重大區分，相同利益是排他性、競爭性以及占有性的，成員之間的利益成反比關系。所以，只有廣大成員基于共同體利益而非相同利益，才能實現共同體“想象”的完成。其二，共同的價值意蘊是共同體規范性存在的根本內容。為了實現現實生活中的規范體系和交往秩序，共同體構建必然承載著人們共同的價值追求，這是共同體規范性存在的內在要義。從當前共同體形成的現實來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共同價值：一是共同體構建中的道德價值。自20世紀以來，社會學和政治學、哲學領域都在廣泛談論共同體理念，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對現代性社會中倫理道德淪喪的焦慮和隱憂，滕尼斯、桑德爾意義上的“共同體”就包含著深刻的道德意涵。在這個層面，共同體被看作是蘊含倫理道德和公共價值的社會秩序，也是道德問題治理的重要方法。二是共同體構建中的團結意蘊。在原子化、占有性個人主義的現代環境中，如何實現對社會的有機整合，如何在共同協商的進程中實現政治共識，這就需要社會團結，而解決社會團結問題也是共同體構建的重要價值目標。有學者在論述團結與共同體的關系中指出，“在政治光譜的每一面，我們都能看到對社會破裂的擔憂，以及對復興共同體的召喚”[13]。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國家之間的交往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523。三是共同體構建中的安全要義?，F代性危機四伏以及全球風險的蔓延，使人們徹底告別了傳統生活中毫無算計、沒有敵人的安全境況，這正是鮑曼筆下的每一個體都卷入的不安全境遇，“一個取消控制、靈活多變、充滿競爭和普遍存在的不確定的流動的、不可預料的世界”[14]，正是這個意義上，共同體是人們對現代性危機和風險的回應，體現了個體存在的安全性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會議的演講中提出，“當今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1]537。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世界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的動蕩之上……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1]542。很顯然，實現人類社會的“確定性”、確立正確“安全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指向。

海德格爾以“追求存在者而忘記存在本身”來批判實體性思維，目的是要揭示出存在之“是”“在”，體現在其“成為”的過程，這在根本上批判了以某種結果的東西來取代“存在”流變、生成的過程性的實體性思維?？梢哉f，共同體作為一種規范性的存在，它本質上就是以一種生成性思維來構建生活規范和交往秩序，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共同體的一種特殊樣態，它必然要符合這一規范性本質。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指人們在面對復雜的競爭、生活、環境等難題時而處于一種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需要的關系格局，這種生存格局就像強制性、必然性的命運一樣驅動人們

來構建一種面向全體人類的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它是一種融利益、價值、文化等為一體的交互性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念，帶領中華民族積極融入國際世界、敢于承擔國際職責并展現了大國風貌，這一偉大思想契合了新時代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實際，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遵循和銳意創新。

三、價值關系維系下的交往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規范性要義

作為一種規范性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必然要遵守具體的規范性要求，否則全人類就無法實現對這一共同體的想象。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遵循了其內在的規范性要求，從而保障了實現這一偉大構想的科學性、可能性。

（一）普遍性與特殊性價值張力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性本質

馬克思曾經從人的自由實現角度闡述了“共同體”，他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294，“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15]119。馬克思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共同體”中，人的普遍的“類存在”與個體化的感性存在之間的矛盾才能得到徹底克服，而這種目標實現的根本方式是個體與共同體關系的統一。事實上，馬克思為我們審視共同體提供了關鍵視角，即“關系”。另一方面，馬克思思想中與人類共同體緊密相關的“類本質”觀念，也能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啟示。馬克思所追求的“類”本質是人與自然界、人與人的一體性關系，這種“類”思維不是堅守人的特殊性和區別性，而是在特殊性中又試圖超越特殊性來追求統一性的理念，“人與他人的社會化的一體性關系是以個人的獨立性為前提并以其個性的充分發展為條件的，因而這種一體性關系是包含著個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具體的普遍性或‘豐富的統一性”[16]?？梢哉J為，馬克思的“類”思維本質上也是一種“關系”性思維，正是在這種個體與共同體、個體特殊性與普遍的“類”存在等關系中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規范性存在，以此來構建整個人類社會的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

芒福德在論述城市共同體時也提出要注重城市文明彈性，即現代城市共同體構建要注意總體性邏輯與多樣化邏輯的統一，否則城市就會在單一邏輯的主宰下走向異化。就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當前學術界在不同層面對于其本質規定性進行了探討：陳曙光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形式上是不同民族、國家基于交互性實現的超國家政治共同體，這種交互性共同體超越了以往單子化、依附性關系，是與民族、國家獨立發展相適應的新型交往關系[17];趙汀陽、許紀霖等在價值觀層面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主義”思想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其中的核心理念是以“自我”與“他者”關系來實現對于“天下”的想象，人類命運共同體承載著一種非本質主義、建構主義的價值觀[18];許紀霖以“新世界主義”來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特定意涵，即將這種共同體理解為跨文化的規范構建，以不同地域和國度的“普遍主義”理念在對話中融合匯聚，但是又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19]。不難看出，在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這一問題上，學者都對共同體構建中的價值關系有強烈共識，即通過強調民族、國家與共同體、自我與他者、融合與特色等關系來凸顯其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價值張力。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交往秩序構建中的價值關系及現實確證

有學者認為，“共同體是一個矛盾統一性，組織和共同體成員作為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和矛盾張力構成共同體發展的動力”[20]。但在筆者看來，與其說共同體是一個矛盾體，倒不如說共同體自身蘊含著巨大的價值張力，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就是在維系這一價值張力的進程中彰顯其合理的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

1.共同價值與價值存異

共同性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關鍵，是全球人民實現共同體想象的客觀依據，它主要是指現代民族國家在空間、民族、文化、宗教、目標、利益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一致性。如：由于疾病、貧窮、恐怖主義、生態難題等危機已經通過全球化完成了“風險分配”，這種共同風險使全人類有著生存危機上的一致性;以全球命運共同體致力于突破資本邏輯、減少資本矛盾所誘發的風險，實現全球發展正義，這是利益上的一致性。習近平總書記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演講中明確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盵1]522顯然，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價值觀上的一致性，從邏輯上看，這種“共同性”越強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蘊越容易實現，追求共同性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的價值主張。然而，共同性并非遵從“同一性”邏輯，與求同相對的是存異，存異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和而不同”，由于自然環境、歷史發展以及社會條件的不同，它導致了現實生活中的群體之間必然具有差異性，所以，“存異”是必然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了這個世界姹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1]524。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同國家、組織、群體和個體會基于差異認知，理解、包容、尊重對方的差異性，這是尋求“共同性”的基本形式。歷史上，前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時期，由于消除共同體成員的特殊性而導致了共同體的瓦解?？梢哉f，共同性與存異性價值張力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秩序的重要內容。

2.公共權威與個體自主

作為一種特殊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意義發揮都需要其具備一種公共權威

本文所指的公共權威不僅包括類似聯合國這類超越政治國家的國家組織，它更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整套規范和運行，通過劃定邊界與權力清單來消除利益紛爭和行動分離。（也可以說是集體自主權），而“集體自主權是判斷共同體是否成功的標準”[21]，缺乏公共權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是松散的。從現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公共權威不僅是要形成共同規則和行為秩序，同時也是解決當前全球治理碎片化問題的關鍵。當前，全球治理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狀態，復雜的治理議題、相互博弈的權力主體以及反全球化勢力的回潮等都導致了全球治理出現碎片化，這些都需要形成一種公共權威來加以引導。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要依靠法治來形成全球治理的權威，“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1]529。與公共權威這一“秩序”性本質相對的是對“自主”“自由”的限制，也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活力來源于各成員需求和利益的協商、妥協、讓渡而最終實現一致性，共同體的公共權威源自于各自成員對自身排他性權利的讓渡。正如盧梭所言，“人生來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公共權威與個體自主”的張力本質上就屬于“自主”與“秩序”之間的合理關系。如在氣候治理中，要“尊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國內政策、能力建設、經濟結構方面的差異，不搞一刀切”[2]528。所以，現實實踐中，我們既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超國家機制建設對于共同體發展的必然性，但是依舊注重各成員國的自主性，即主權性，在尊重其他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情況下，加強對公共秩序的構建。

3.超越旨趣與適度穩定

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顯著的超越性旨趣，這種超越性表現為它以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和“類”思維的理論為指導，致力于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推動人類美好生活的實現，構建具有世界意義新的交往秩序和文明方案，它超越特定地理區間、超越不同民族國家、超越特定政黨理念、超越特殊價值形態，而使之具有全球性、人類性和天下性，即尋求最大化一致的均衡狀態（表現為全球均衡）。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尋求超越性的同時，也必須注重另一個價值維度，即穩定性。在共同體穩定性維度上，沃爾澤強調了共同體的適度封閉性，只有通過適度封閉性才能制止成員們放任自流，以此實現共同體的穩定，可以看出，共同體建設中的適度限定也是決定共同體穩定與否的重要內容。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必然要處理好全球主義的共同體與區域性共同體之間的張力，即處理好全球均衡（全球意義上的共同體）與次均衡（區域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比如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雖然我們致力于全人類，但是我們也強調漸進發展，先在某一區域先行試點，比如加強建設上合組織、中非合作、亞投行、金磚銀行等，以此來逐漸走向世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率先把建立伙伴關系確定為國家間交往的指導原則，同9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中國將進一步聯結遍布全球的‘朋友圈”[1]546。

四、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于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順應世界格局和時代發展的需要，審時度勢、身體力行的關于人類生存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價值主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也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1]442。作為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在中華民族誕生的關于全球治理方案和人類交往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全球發展的未來走向，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責任;這一偉大理念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指向了世界經濟的偉大復蘇;它不僅是中國首次以發展中國家身份重建世界交往秩序的“中國方案”，也推動了全球化和新的世界文明的開啟?？v觀習近平關于治國理政的系統化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方案存在廣泛的理論支撐和現實資源，上述方案預示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構建必將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不斷發展壯大。

（一）中國傳統“和文化”價值引領下的共享發展格局

如何在追求共同價值的過程中保證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特殊價值和文化追求，即處理好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是中國政府提出并部署的國家理念，然而這一理念旨趣卻源自中國傳統“和文化”價值規制下“求同存異”的價值理念，它在承載中國特色發展理念的同時，體現了全球發展正義的價值目標：“天下情懷”的價值皈依、“達則兼濟天下”的共享理念、“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公共情懷、“四海之類皆兄弟”的平等團結愿望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深深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22]。具體而言，中國傳統“和”文化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和實生物”來追求人類社會的統一性以及世界秩序的“和衷共濟”。以“和”文化支撐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將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相輔相成、矛盾對立統一作為出發點，面對國際矛盾沖突時主張剛柔相濟、外柔內行的辯證思維，以此來實現全世界的和平、和諧與和順，在這個層面的“和”文化引導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世界意義。二是以“和而不同”來創造文化多元、價值包容的世界文明?，F實生活中萬事萬物是有差別的、多樣的，甚至是矛盾對立的，這就需要在追求共同性的過程中尊重差異，包容他者。

從現實來看，“和”文化引導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人類社會在共生共在、相互依存、相互信賴的對立統一中存在，并按照“從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這一邏輯循環來構建世界發展格局，這就是和實生物、和而不同的辯證統一過程。當前，“發展”對于任何民族國家而言都是首位的，處于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代中國也需要通過發展來增強自身的實力并實現自己與他者的比較優勢，然而，按照“和實生物”的規律，中國的發展只能在與他者的共生關系中實現。這與中國大力推進“共享發展”理念相一致，其他國家與中國在發展問題上實現某種對稱性，在通過與其他國家分享利益的邏輯起點上彰顯共同利益。當前，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的發展倡議，“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點方向，聚焦重點地區、重點國家、重點項目、抓住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不僅造福中國人民，更造福沿線各國人民”[1]504。在這種共享發展中，其他國家都會主動尋求發展空間并實現一種新的均衡，這種發展均衡又會進一步推動中國發展的步伐?？梢哉f，“和文化”雖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但是它所追求的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人類秩序。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的那樣，“多極世界需要多邊的治理方式，今天的中國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這個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現了中國特色與世界意義的統一。

（二）“承認的政治”下民族自主與“中國方案”的價值威信

實現全球治理的有序化，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貢獻中國力量、彰顯中國智慧、實現中國價值，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指向。在這一進程中，必然帶來國際新秩序和新文明構建，如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中國方案的價值威信與絕不走“霸權主義”道路的關系，這體現在當前中國政府的現實承諾中。本質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超越民族國家的關系性、交互性的共同體。從當前國際關系格局來看，各民族國家依然是主宰并影響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要素，所以，處理好各民族國家與共同體的關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始終在維系“自主與秩序”的張力上來處理各民族國家與共同體的關系問題：從“承認的政治”到構建國際政黨關系，在保證民族自主前提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俺姓J的政治”是旨在打破國家交往中以物質、經濟、權力主宰的“中心—邊緣”的交往秩序，扭轉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依附性、缺乏自主性的境地。在這個層面上，中國共產黨始終主張“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堅持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1]443的原則來處理國家關系以及國際政黨關系;另外，在承認政治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更是以“使命型”政黨的自覺性來重構世界范圍內全新的政黨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23]。在推動全人類實現美好生活的偉大征程上，中國共產黨倡導以相互尊重、相互借鑒、互相承認來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為人類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力量。此外，以公共正義推動全球治理，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威信。全球治理是以各民族國家為主體，以非政府組織和個體等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多元合作的過程，它本質上是以治理規則、標準、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全球權威秩序的生成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其直接目標是要打破某些西方國家對國際治理格局的操控，真正實現全球正義，“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需要加強協調、完善治理，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著力解決公平公正問題”[1]54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會促進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并逐步形成全球共享、世界共贏、全球正義的全新世界格局，而這種新的世界格局會逐步消除“霸權主義”，進而形成反映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秩序。從這個層面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承載的全球秩序，必然會凸顯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價值威信，因為中國所倡導的治理原則、交往秩序、利益格局和價值主張將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認同，這也是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應然狀態。

（三）戰略舉措下的區域化樣態與價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趨勢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它是中國發展戰略目標、外交策略、價值傳播和利益實現的重要方式。所以，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面對不同國家體現出不同的實踐方案，這種多層次、多類型的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彰顯了戰略舉措下區域化樣態與價值超越下全球化趨勢的統一。從現實來看，由于區域、文化、利益、價值觀以及歷史方面的原因，造成國家之間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差異很大，這就決定了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國不可能與每一個國家的關系都具有一致性，我們也不能要求其他國家在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時都是等同的，正如前述所分析的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相對穩定性和保守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種特性要求我們不能好高騖遠，總是以“無限超越”“無限共同”的理念來指導現實實踐，而是在穩定性的基礎上逐漸向超越性目標靠近。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亞洲國家為重點方向，率先實現亞洲互聯互通?！粠б宦吩从趤喼?，依托亞洲，造福亞洲，關注亞洲國家互聯互通，努力擴大亞洲國家共同利益”[1]497。而根據區域不同、利益不同，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曾經提出過雙邊國家共同體、地區共同體以及人類共同體等，如中越共同體、中韓共同體、中巴（巴基斯坦）共同體、中巴（巴西）共同體等;而面對更廣地域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亞洲共同體、中國東盟共同體、中非共同體等;同時，在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具體方案上，我國也提出了不同方案，如中國和非洲“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和越南是“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等?？梢哉f，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堅持穩定性的前提下，以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為出發點，進而擴展至其他國家。由于自身的價值張力，人類命運共同體必定會呈現出長期性、艱巨性，正如任何一種和諧、安定的交往秩序的構建都離不開團結、妥協、對話、爭論等過程一樣，作為一種必然的歷史趨勢，人類命運共同體承載的理想價值秩序必然超越地域限制而屹立于整個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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