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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話語的形成、特點和反制

2019-11-21 04:48沈樂
時代人物 2019年14期
關鍵詞:威脅論新一輪實力

沈樂

中國當前面臨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2017年底美國推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拉開了全球范圍內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帷幕。通過西方媒體的反復炒作論證和全球話語霸權,中國的外部環境也變得越加復雜。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推出,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西式話語霸權。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話語的形成

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冷戰”中取得了勝利。美國知名國際關系學者約瑟夫·奈為解釋美國在美蘇爭霸中沒有通過戰爭就取得勝利的原因,創造了“軟實力”理論。認為一個國家通過“軟實力”來“吸引”和“說服”別國達成該國的目標,區別于傳統理論中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等“硬實力”。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來自于文化、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等方面。

2017~E11月16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發表文童,以《銳實力的含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為題,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日益崛起的國際影響力已經不能再用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來描述,因為中俄兩國的國際影響力與約瑟夫·奈關于軟實力定義中的‘吸引力甚至說服無關”,而是著重于“分散注意力和操縱”。2017年12月5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再次發表了一份156頁的報告,以《銳實力:日益增長的權威影響力》為題,從文化交流、學術與教育、媒體廣告投放等多種角度進一步闡釋了“銳實力”,矛頭再次指向中俄。報告認為中俄兩國不斷加大對于媒體投入,在全球推動文化交流、組織學術和教育活動,其目的是“刺穿,滲透或打入了目標國家的信息和政治環境”,通過“扭曲信息”來影響目標國受眾。

雖然在學術上,“銳實力”還不能稱為一種理論,但其定義標志著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話語體系開始萌芽,一經拋出就獲得了西方戰略界的關注,并引發西方媒體熱議。2017年12月16日。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以《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為標題將“銳實力”一詞貼上封面,援引“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提出當崛起的大國挑戰現有秩序時,往往會導致戰爭,而即使中國“無意擴張領土,許多人依然中國試圖征服外國的思想”。2018年1月,“軟實力”的發明人約瑟夫·奈在《外交》雜志上撰文,認為“軟實力”屬于西方,而“銳實力”則是中國和俄羅斯的標簽,“西方不必對‘銳實力做出過度反應”,而應該從提升自身“軟實力”角度尋找應對中俄的挑戰的方案。

2017年底,美國政府發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緊接著又發布《國防報告》,將中國和俄羅斯稱作競爭對手(rivals),標志著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正式拉開帷幕。通過西方媒體的熱炒,發端于美國戰略界和政界的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在“銳實力”話語核心的裹挾下,擴散到了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2018年2月,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與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發布題為《威權主義的前進:應對中國在歐洲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報告,鼓吹歐洲版的“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正在通過在歐洲的投資,向外國的決策者、媒體等個人或機構滲透。2019年日本《防衛白皮書》用大量篇幅關注中國軍力,認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對日本構成了主要的“安全威脅”。

“銳實力”的話語體系形成,體現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恐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際格局的中西方實力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通過構建國際合作,促進經濟、文化往來,實現了快速發展并且通過主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提升了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尋求與自己經濟實力對等的國際責任對他們主導下的國際秩序造成挑戰,又苦于國內經濟增長乏力,不愿通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方式來重塑平衡。因此,“銳實力”話語體系橫空出世,以西式“自由主義”為大旋,目的是為了在全球范圍內為遏制中國發展制造輿論攻勢。目前,美國等西方媒體掌握著全球90%以上的新聞信息資源,近70%的海外受眾是通過美國等西方媒體了解中國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放任這種話語體系不斷發展演化,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勢必會更加困難,正常的國際經貿、文化交流活動也會難以開展。有針對性的對抗破解這種話語體系,需要分析思考“銳實力”的話語特點。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話語特點

歷史上,每一輪“中國威脅論”話語都圍繞著“中西二元對立、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框架展開。在西方媒體多年傳播渲染的鞏固下,這種話語體系逐漸形成了一種看待中國崛起的“標準話語范式”。具體來看,這些話語呈現以下的特點:

話語主體更加發散。此前“中國威脅論”的潮流中,主要炒作主體為美國和日本。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出現,發酵和擴散,話題制造者還包括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希臘等西方國家和拉美、中東歐等地區的“脆弱民主政體”。一時間,“中國文化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在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場”。

話語攻擊對象更加具體。與以往“中國威脅論”往往停留在國家形象的層面不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攻擊對象更加具體,在攻擊對象上也開展了全方位的狙擊。比如圍繞“一帶一路”倡議開展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交流項目在西方輿論場中卻變成了中國在當地開展的“非常規手段”,而中美貿易也成為了奪走美國人工作的“罪魁禍首”。

“話語”擔憂迅速催生出實際反制措施,給中國面臨的國際局面制造麻煩和困難。與前幾輪“中國威脅論”中對中國的指責大多停留在話語層面不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各類話語變體,以及在其相關領域內催生了反制中國的具體措施。比如美國用國家安全作為理由,把正常經營的中國科技企業列入黑名單,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紛紛跟進。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話語應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币獖Z回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輿論主動權,需要從多個方面多方考慮,立體規劃。筆者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重點從構建話語體系的角度來分析如何應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第一,以批判的方式看待西方的話語霸權。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銳實力”話語核心,實際上是西方一種文化上的“東方主義”。而東方主義最具影響力的批評家莫過于愛德華·薩義德。他引入法國哲學家??隆霸捳Z即權力”的視角審視了西方的伊斯蘭研究并指出,西方文化中對亞洲和中東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借口,“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認識東方,他們大都跳不出這種論述的框框”。這就告訴我們,話語權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長期不斷的關注西方各類話語的變化和特征,并采取相應的話語對策。

第二,從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中吸取營養,尋找構建新話語體系的原材料。鼓吹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常見話語范式是“民主—威權”二元論,似乎只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久治安。而張維迎教授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特別是涉及到所謂政權合法性的敘述?!敝袊怨糯_始就有“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講究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而理解了這一點,對于提升西方國家的治理水平非常有幫助。

第三,話語模式方面,跳出“攻擊-辯解”的防守模式,以“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對沖西方輿論中的“他塑”?!叭祟惷\共同體”的建構在承認現有問題的基礎之上開拓了“穿越現實與理想的張力空間”,用其“提煉出融通中外、追求人類共同價值的話語框架,‘捧殺、‘罵殺的‘污名將不攻自破”。

第四,話語策略方面,在表明中國態度,講述中國邏輯時,也可更多的以退為進,從美方利益的角度來破解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外交界知名學者馬凱碩近期在美國雜志《哈珀斯》上發表觀點,認為美國應該考慮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這不僅“有助于平衡中國的影響力”還有可能幫助美國實現“有關其自身利益的戰略”。美國的企業,如通用、卡特彼勒和貝克特爾等公司都可以從“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經貿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中獲得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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