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記法探索正念與限制性飲食：身體意象的中介作用

鄭文倩 潘康 陳云云 宋國萍

摘?要?本文采用日記法探索了身體意象在正念與限制性飲食之間的中介作用。通過對65名女性限制性飲食者進行連續6天的問卷調查，探索了研究對象在個體間水平和個體內水平，狀態正念與特質正念對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結果：（1）相關分析顯示，特質正念與狀態正念、身體意象相互之間呈顯著正相關，三者均與限制性飲食之間呈顯著負相關。（2）回歸分析顯示，狀態正念與特質正念都顯著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3）多層分析結果顯示，在個體內水平，身體意象在狀態正念和限制性飲食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結果表明，女大學生中限制性飲食者的狀態正念水平越高，對身體評價更積極，對正常飲食的限制行為越少。

關鍵詞?限制性飲食;正念;身體意象

分類號?B84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4

1?問題提出

限制性飲食是指為了控制體重，通過抵制內部線索（饑餓或飽食狀態）和外部線索（熱量值、美味程度）而進行限制性進食的傾向 （Martins， Morgan， & Robertson， 2009），是個體從對體重體型的過分關注發展到神經性飲食障礙過程中最關鍵的適應不良行為 （孔繁昌，

張妍， 陳紅， 石明麗， Todd Jackson， 高笑， 2011）。與非限制性飲食者相比，限制性飲食者反而更容易過量進食 （Houben， Roefs， & Jansen， 2010），反復的節食和過量進食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誘發自卑、焦慮等負面情緒 （Hartley， Hill， Mcphie， & Skouteris， 2018），引發不良行為，甚至產生自殺傾向 （Mcgrath-Hanna， Greene， Tavernier， & Bult-Ito， 2012; Rotenberg et al.， 2005）。實驗證據表明，限制性飲食行為能夠預測飲食失調的強度 （Johnson & Wardle， 2005），是導致神經性貪食癥的危險因素 （Kelly， Bulik， & Mazzeo， 2011）。此外，研究者還發現，限制性飲食者的內感受能力遲鈍 （申可， 2016），在加工體重、形體和食物信息時存在注意偏向 （高笑，2010;孔繁昌， 2012;Hollitt， Kemps， Tiggemann， Smeets， & Mills， 2010）。綜合前人研究，影響限制性飲食者進食行為的因素可以分為三大類：（1）與限制性飲食者本身相關的心理因素，如對自身形體的態度、食物的認知偏向、情緒、動機、注意、限制飲食的目標、自我抑制能力等;（2）與食物相關的影響因素，如食物能量高低、美味程度等;（3）與進食環境相關的影響因素，如進食的地點、進食時是否有其他人在場、媒體中關于食物的宣傳等 （Contento， Zybert， & Williams， 2005）。其中，影響限制性飲食行為最根本的因素是限制性飲食者本身的心理因素 （孔繁昌等， 2011;王劭睿，陳紅，2019;周一舟，陳紅，高笑，2012），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限制性飲食者的認知態度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為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心理干預提供理論指導。

在臨床領域，研究者多使用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對進食障礙患者進行治療，但是單一形式的CBT在減少進食障礙患者行為沖動性上仍然不夠有效，當研究者加入正念認知療法（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MBT）后，患者的自我接納、自我同情水平提升了，有效提高了治療效果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 Proulx， 2007;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而限制性飲食是飲食失調發展的關鍵環節，因此正念認知療法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干預也很可能存在積極效果。

正念有狀態正念和特質正念兩種視角 （段文杰， 2014）。狀態正念是個體將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當下的一種意識狀態，在個體內部具有差異性，這種狀態可以通過冥想練習來培養或改變 （Baer， Smith， Hopkins， Krietemeyer， & Toney， 2006）。特質正念是個體長期以一種接納和清醒的態度置身于當下的體驗和所發生的事件之中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是個體本身具有的一種性格優點。研究也證明，正念水平高的人對壓力評價更積極，會使用更有效的壓力應對方式，焦慮感和神經質水平更低，更加樂觀，有更高的幸福感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

元分析結果表明，正念對個人健康具有廣泛的好處（Grossman， Niemann， Schmidt， & Walach， 2004）。根據具身理論（Theory of Embodiment）（Niedenthal， Barsalou， Winkielman， Krauth-Gruber， & Ric， 2005），身體感受對個體行為和心理有重要的影響。飲食失調者長期忽視內部生理信號，內感受能力弱，對內部生理信號不敏感，逐漸形成不良的飲食行為傾向。而狀態正念有助于個體更好地覺察、接納自己當下的身體感受，自然響應生理信號，從而建立積極的身體感受，緩減神經性厭食等飲食失調癥狀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因此提出假設1a：狀態正念可以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此外，特質正念水平高的個體沖動性進食較少，并傾向于選擇健康的零食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限制進食行為也較少（趙亞男，劉素貞，2017），因此本文推斷特質正念高的個體飲食習慣較好，據此提出假設1b：特質正念可以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

身體意象是指個體對自己身體的評價和情緒體驗，會隨著時間和情景發生改變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屬于自我概念的一種。正念是以一種接納的態度關注當下體驗的狀態，而且特質正念水平高的個體更容易接納自己此時此刻的經歷 （Shapiro， Carlson， Astin， & Freedman， 2006）。前人研究發現，特質正念可以預測積極的自我概念，如特質正念與自尊、自我效能、自我控制、核心自我評價等都有密切關系 （Greason & Cashwell， 2009;Kong， Wang & Zhao， 2014），本文推斷特質正念水平高的個體對自身會有積極的身體意象，據此提出假設2a：特質正念正向預測身體意象。缺乏正念狀態的人存在習慣性的消極自我評價，他們往往不能接納自己，導致他們無法將注意力集中于當下應該做的事情 （Verplanken， Friborg， Wang， Trafimow， & Woolf， 2007），因此，本文推斷狀態正念水平高的個體更容易接納自我，對自身身體意象更積極，且已有研究證實，正念與積極的身體意象顯著正相關 （Dijkstra & Barelds， 2011; Lavender， Gratz， & Anderson， 2012）。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b：狀態正念可以正向預測身體意象。

消極的身體意象（Body Image）是導致限制性飲食行為的一個關鍵因素 （Gerner & Wilson， 2005）。根據計劃行為理論，個體對具體行為的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到的行為控制感都會決定個體的行動意向 （Ajzen， 1991）。從限制性飲食行為的態度來看，對自身形體不滿意的個體更強調形體的重要性和維持體重的價值，對限制飲食行為持有積極態度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從個體的主觀規范角度來看，家庭成員對個體外貌的嘲笑、母親的瘦身行為、大眾媒體的宣傳等都會引起個體產生體像困擾 （梁瑞，王葵，陳楚僑，2017），因此持有負面身體意象的個體受到社會環境因素影響更易感知到控制飲食這一主觀規范。從個體的行為控制感來看，個體對飲食進行限制并不需要他人配合，實施難度小，所以會感知到較強的控制感，如Moore證實，對于自己形體不滿意的個體，更容易嘗試通過限制性進食、自我誘導的嘔吐、使用瀉藥等來控制體重 （Moore， 1988）。因此，本文推斷，消極的身體意象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下，更容易產生限制性飲食行為。此外，Kelly等人發現積極的身體意象有助于減少飲食失調 （Kelly & Stephen， 2016），本文推斷積極的身體意象也可能減少限制性飲食行為。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3：身體意象可以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

本文旨在探討女大學生正念、身體意象、限制性飲食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推斷身體意象在正念和限制性飲食中起中介作用（假設4），為改善女大學生的限制性飲食行為提供理論支持。

鑒于正念的兩種視角中對其定義有顯著的差異，而目前大多數研究只涉及特質正念，極少研究涉及到狀態正念，但狀態正念可以揭示意識狀態的波動變化對行為的影響程度。因此，為了全面分析正念對飲食行為的影響，本文同時考慮了兩種水平的正念，探索狀態正念在個體間和個體內水平對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以及特質正念在個體間水平對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一是檢驗特質正念和狀態正念對限制性飲食的影響程度，二是檢驗身體意象是否在不同水平的正念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2?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取樣的方法，根據BMI值、DEBQ問卷（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完成情況篩選出某大學65個女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這些女大學生均是體重在正常范圍內且對日常飲食有限制的限制性飲食者，研究對象的年齡是19.32±1.93歲。

2.2?研究工具

2.2.1?荷蘭人飲食行為問卷（DEBQ）

荷蘭人飲食行為問卷（DEBQ： 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由Van Strien等人編制，王寶英修訂 （王寶英， 2012;Van Strien， Frijters， Bergers， & Defares， 1986），本文選用了其中的限制性飲食分量表來篩選限制性飲食者，它包含10個題目（例如：“當你在減肥時，你會多頻繁地嘗試在晚上不吃東西？”），采用5點計分，1表示“從不”，5表示“總是”。量表分為各題目總分的平均值，分值越高說明限制性飲食行為傾向越高。限制性飲食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

2.2.2?正念注意覺知量表（MAAS）

正念注意覺知特質量表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由陳思佚等人修訂（陳思佚，崔紅，周仁來，賈艷艷，2012）。MAAS量表是單維度結構，包括15個題目（例如“我可能經歷了某些情緒，但過一段時間后我才意識到它?！保?，6點評分，1代表“總是”，6 代表“從不”，分數越高代表正念特質水平越高。本研究中，MAAS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是0.86。

正念注意覺知狀態量表（MAAS_S）是單維度結構，由5道題目構成（例如：“我發現我今天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當時發生的事情上?！保?，6點評分，1代表“總是”，6 代表“從不”，分數越高代表正念狀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MAAS_S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是0.90。

2.2.3?身體意象狀態量表（BISS）

身體意象狀態量表（Body Image States Scale， BISS）由Cash等人編制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由王霽等人修訂。BISS量表是單維度結構，包含6個題目（例如“現在這一刻我對自己的身體外貌感覺”），采用9點評分，1代表“非常不滿意”，9代表“非常滿意”，分數越高代表對自己的身體意象滿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BISS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是0.89。

2.2.4?限制性飲食量表

限制性飲食量表源自進食態度量表（Eating Attitude Test， EAT）（王冰瑩，陳健芷，劉勇，劉杰，郭婷，2015）和進食障礙問卷（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EDE-Q）（Luce & Crowther， 1999），共包括6個題目（例如“今天我在肚子餓的時候還是不吃東西”），采用4點評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問卷分數越高，對正常飲食的限制性行為越多。在本研究中，限制性飲食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是0.89。

2.3?施測程序

首先，隨機向某大學女生發放DEBQ問卷，回收415份有效問卷，用DEBQ選取限制性飲食分量表均分大于等于3分的被試114名，這些被試被定義為限制性飲食者 （王寶英， 2012）;其次，通過被試自我報告的體重和身高，計算出被試的BMI（M=20.34， SD=3.05）值，剔除了超重的2個被試（BMI值大于23.00，BMI=體重（千克）/身高（米）2）; 然后，使用正念特質量表測量被試的特質正念水平;最后，為有效測量個體內水平的狀態正念對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影響的動態變化，本文基于日記法，測量被試連續6天的狀態正念、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完成數據的收集。

在114人中，有47個人的數據不符合標準（日記完成率不足50%的被試數據），有57%的被試完成了6天的問卷，剔除了超重的2個被試，最終樣本包含65名女大學生的339份問卷（37名被試完整填寫6天的問卷，6名被試填寫了5天問卷，21名被試填寫了4天問卷，1名被試填寫了3天問卷）。

2.4?統計處理

應用SPSS 22.0統計軟件對個體間的變量（特質正念、狀態正念均值、身體意象均值、限制性飲食均值）做Pearson相關分析;運用Mplus 5.21版本做個體內的相關分析，并驗證個體間和個體內女大學生中限制性飲食者正念、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的多層中介模型（張銀普，駱南峰，石偉，2016）。

3?結果

3.1?描述性統計結果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組內相關系數。在表的對角線下半部分是每日水平的相關系數（n=339）;對角線的上半部分是個體在六天內的平均水平間的相關系數（n=65）。

從表1中可以得到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ICC、以及相關系數。在個體間層次：特質正念與狀態正念（r=0.51， p<0.01 ）、身體意象（r=0.25， p<0.05 ）呈顯著正相關;狀態正念與身體意象（r=0.41， p<0.01 ）呈顯著正相關;限制性飲食與特質正念（r=-0.28， p<0.05）、狀態正念（r=-0.38， p<0.01 ）、身體意象（r=-0.43， p<0.01 ）呈顯著負相關。在個體內層次：狀態正念與每日身體意象（r=0.20 ， p<0.01）呈顯著正相關;每日限制性飲食與狀態正念（r=-0.42， p<0.01 ）、每日身體意象（r=-0.30， p<0.01 ）呈顯著負相關。正念的ICC值是0.64，說明64%的變異是來自于個體間的特質正念，36%的變異是來自于個體內的狀態正念，因此說明正念可以被定義為狀態和特質兩種結構，使用多層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也是合理的。

3.2?回歸分析結果

表2展示了狀態正念、特質正念與限制性飲食的多層分析結果，可以得出：在個體間和個體內水平，狀態正念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p<0.001）;在個體間水平，特質正念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

3.3?多層中介分析結果

表3展示了狀態正念和特質正念通過身體意象來影響限制性飲食的多層中介模型。當狀態正念作為預測變量時，在個體間層次，狀態正念、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三者之間的路徑系數均不顯著（p>0.05）;在個體內層次，狀態正念對身體意象的路徑系數aw顯著（p<0.001），身體意象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路徑系數bw顯著（p<0.001），狀態正念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路徑系數cw不顯著（p>0.05）（見圖1）。

當特質正念作為預測變量時，在個體間層次，特質正念、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的三者之間的路徑系數均不顯著 （p>0.05），模型見圖2。

結果表明：狀態正念在個體內水平上可以通過身體意象顯著預測限制性飲食，身體意象在狀態正念和限制性飲食的關系中扮演著完全中介作用。

4?討論

本研究通過日記法，檢驗了狀態正念和特質正念對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以及身體意象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研究構建了多層回歸分析模型，結果顯示，在個體間層次，狀態正念與特質正念都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在個體內層次，狀態正念可以顯著負向預測限制性飲食行為。此外，本文分別構建了以狀態正念和特質正念作為自變量，身體意象為中介變量，限制性飲食作為因變量的跨層次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和間接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只有在個體內水平，每日身體意象在每日狀態正念對每日限制性飲食行為的影響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狀態正念模型的個體間水平和特質正念模型的個體間水平，沒有中介效應。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特質正念與狀態正念、身體意象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兩種正念和身體意象均與限制性飲食行為顯著負相關，這與Breines、Kelly和Wolever （Breines， Toole， Tu， & Chen， 2014; Kelly & Stephen， 2016; Wolever & Best， 2009）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與Ouwens等人 （2015）的研究結果有不一致之處，該研究發現特質正念與情緒性進食和外部進食負相關，但與限制性進食正相關。這可能是由于該研究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不一樣，Ouwens的研究對象是病態肥胖的個體，本研究的被試群體是體重在正常范圍的限制性飲食者，雖然同樣是出于控制和降低體重的目的對飲食進行限制，但超重人群是對超出身體所需的暴飲暴食進行限制，而BMI處于正常水平的限制性飲食者則是對身體所需的日常飲食進行限制。正念可以提高內感受器對饑餓或飽足感受的敏感性，因此對于肥胖人群來說，正念會減少其過度進食行為，而對于體重處于正常范圍的限制性飲食者來說，正念可以減少其對日常飲食的限制行為?？傮w來說，狀態正念和特質正念都可以預測健康的飲食行為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此外，組內相關系數的計算結果發現，正念、身體意象和限制飲食行為大約三分之一的差異是源自個體內水平，說明了本研究采用日記法的必要性。

多層結構方程模型闡明，身體意象在狀態正念影響限制性飲食過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對于某一個體來說，當天狀態正念水平高，對自己的身體意象更滿意時，就會傾向于減少對當天正常飲食的限制。一方面，當加入身體意象的影響后，狀態正念無法直接影響限制性飲食，這與前人研究結果不一致，Jordan （2014）發現狀態正念可以直接影響飲食行為，可能的原因是該實驗的被試為普通大學生，而本研究的被試為限制性飲食者。狀態正念包含對細微差別的注意和覺察 （Langer & Moldoveanu， 2000），對于普通大學生，這種正念狀態有助于區分出健康食物和高糖高熱量食物，因此可以直接改變飲食選擇及飲食行為。但限制性飲食者除了注意偏向外，還對食物線索存在記憶偏向 （孔繁昌等， 2011）和非適應性的自動化思維，因此根據認知行為療法，改變限制性飲食者消極的自動化思維和不合理信念，才有可能改變不良的飲食行為。所以注意狀態的改變不足以直接減少限制性飲食者的行為，還必須有認知情緒的改變。另一方面，對狀態正念中介模型間接效應的分析證明，在個體內水平，每日身體意象在正念狀態與每日限制性飲食行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這支持了前人的理論假設，正念可以通過改善限制性飲食者認知情緒過程減少不良的飲食行為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狀態正念高的個體，消極的習慣化反應少，往往對自己的評價更高 （Kong， Wang， & Zhao， 2014），對自己的身材傾向于更加滿意，這說明狀態正念有助于對自我的積極關注，更少地將注意力過分專注于身材的不足，進一步抑制限制性飲食者不規律的飲食行為。從實踐層面來看，這一結論還可以為狀態正念干預限制性飲食提供理論支撐。相比穩定的特質正念，狀態正念更容易通過正念冥想等正念訓練獲得，狀態正念下，個體對自身采取接納的態度，這有利于激發個體積極的身體意象，而避免對日常飲食的限制行為。狀態正念與特質正念呈顯著正相關 （Ute， Hugo， Alina， & Jonas， 2013），狀態正念的培養也利于培養正念的人格特質，對飲食失調產生穩定的積極效應。

本文只驗證了個體內水平狀態正念可以通過每日身體意象影響每日限制性飲食行為，但是個體間水平的狀態正念作為自變量的中介模型未被驗證。這一結果與Kelly等人的結果一致，Kelly發現女性自我同情水平狀態高時，會更欣賞自己的身材，減少飲食限制。而只有當控制自尊水平時，狀態自我同情在個體間水平的模型（平均水平的自我同情通過平均水平的身體意象影響平均水平的飲食行為）才成立（Kelly & Stephen， 2016）。由于正念與自我同情、自尊等顯著正相關（Kelly & Stephen， 2016; Rasmussen & Pidgeon，2011），本文推斷個體間水平的狀態正念也可能受到相對穩定的自尊等人格特質的作用來影響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沒有將自尊作為控制變量可能是本文狀態正念個體間模型不成立的原因。此外，個體間水平的特質正念作為自變量的中介模型也未被驗證?？赡艿脑蚴巧眢w意向與限制性飲食行為屬于容易波動的情境變量：身體意象是指個體對自己身體的評價和情緒體驗，會隨著時間和情景發生改變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限制性飲食行為也易受到社會情境因素影響發生變化 （Contento， Zybert， & Williams， 2005）。而特質正念是個體長期以接納的態度置身于當下體驗的一種人格特質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本文推斷相對穩定的特質正念不易被身體意象、限制性飲食行為這類情境變量所影響，而容易被與本身關系更密切的其他情境性變量（如狀態正念）所影響（趙亞男，劉素貞，2017），即特質正念通過狀態正念間接改變身體意象和限制性飲食行為，這可能是特質正念的個體間模型不成立的原因。

5?結論

女大學生中限制性飲食者的狀態正念水平越高，對身體評價更積極，對正常飲食的限制行為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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