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障礙的元認知問卷的編制、變式與應用

王曉玲 賈寧

摘?要?元認知問卷是以Wells為代表的研究者從認知主義的視角，基于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以及廣泛性焦慮認知模型，針對焦慮障礙編制的測量工具。該問卷具有較高的信效度，引起了廣泛的探討、應用和改編。本文詳細介紹了該問卷的理論依據、編制過程，以及簡化、拓展和應用工作。最后，本文對該問卷的相關研究做了總結與展望。

關鍵詞?元認知問卷;焦慮障礙;編制

分類號?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5

從認知和元認知兩種認知成分出發，Wells等人（1994，1995，1996）提出了情緒障礙的認知模型，并進一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元認知模型。在模型中，Wells以元認知信念為核心概念，編制了元認知問卷（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MCQ）及其簡化版和青少年版。目前，該問卷已經被十幾個國家的研究者修訂并廣泛應用。而各國研究者在修訂問卷的過程中，也擴展了該問卷的臨床應用范圍。元認知信念作為該模型的核心，既有對認知的信念，即加工處理過程的一般特征，如“我有一個好的記憶力”“我有很強的注意力”“我的擔憂是不可控制的”;也有對信念的評價，即特定想法的壞處和好處，如“擔憂幫助我解決問題”“我必須控制我糟糕的想法， 否則我會發瘋的”（Cartwright-Hatton， & Wells， 1997）。Sun， Zhu和So（2017）在研究中提到，元認知信念是多種心理障礙或者精神障礙的有效診斷因素。眾多研究證實元認知信念不僅與焦慮癥（Wells，2005）、情緒障礙（Papageorgiou & Wells，2003）等心理障礙存在顯著相關，還與精神?。∕orrison， French， & Wells， 2007; Sellers， Gawda， Wells， & Morrison， 2016）和癌癥（Cook， Salmon， Dunn， & Fisher， 2014）等疾病有顯著相關。

Wells等人基于情緒障礙的認知模型編制的元認知問卷確實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和廣泛應用價值。因此，本文將詳細介紹元認知問卷編制的理論基礎、因子確定，以及其變式和臨床應用。這將有助于國內研究者深入理解問卷的編制背景和應用領域，進而從元認知視角擴展臨床心理中情緒障礙的研究。

1?元認知問卷的理論基礎

1.1?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

Wells和Matthews于1994年提出了情緒障礙的元認知理論，即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S-REF模型）。在該模型的多水平認知框架中，包含了內部交互作用的三個水平：加工單元的自動驅動水平（a level of automatic driven processing units）、需要注意資源的主動控制加工水平（a level of attentionally demanding， voluntary processing）、存儲知識和自我信念水平（a level of stored knowledge or self-beliefs）。自我信念是該模型的重要成分，分為兩類：（1）陳述性信念，如“我是一個失敗者”或“我患有重病”;（2）程序性信念，指導著自我調節加工系統的運行，指導著注意的選擇、記憶的提取，指導著元認知加工過程以對刺激進行反應等。

Wells和Matthews（1994）詳細探討了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的加工機制：最初的刺激（身體狀態信息或者認知信息）通過觸發低水平加工單元產生了指令，由此啟動了自我調節功能。自我調節執行過程主要涉及到對行為的控制以及對當前狀態的評價。評價同時也會激活擔憂。當對于行為的控制與評價達到目標狀態，調節結束。自我調節執行系統中，自我信念、控制加工和自動加工三者進行交互作用。在交互作用中，自我調節執行功能發揮元認知功能，既可以通過調節注意捕獲來調節控制加工，也可以通過調節低水平加工單元的敏感性來調節自動加工。在控制加工方面，自我信念影響著計劃的選擇，也就是采取怎樣的計劃來控制行為。而在自動加工方面，自我調節執行功能除了影響當前注意的焦點，還影響個體對特定信息的敏感程度。例如健康焦慮患者會啟動對身體感覺的特定監測。

1.2?廣泛性焦慮認知模型

根據上述的認知模型，情緒障礙的自我調節主要由兩個方面誘發：第一是對外部事件或者是非認知的內部信息（如身體信息）的評價;第二，對于認知的評價。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第一種認知，但是Wells（1995）提出某些情緒障礙主要是與思維入侵和評價有關，最典型的是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廣泛性焦慮障礙簡稱廣泛性焦慮癥，是以持續的顯著緊張不安，伴有自主神經功能興奮和過分警覺為特征的一種慢性焦慮障礙，是一種最常見的焦慮障礙。廣泛性焦慮癥的產生是三種信念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三種信念分別是：（1）把擔憂（Worry）作為一種應對策略;（2）擔憂的消極方面;（3）嘗試控制擔憂（Wells，1995）?；加袕V泛性焦慮癥的個體元認知功能失調，當個體發展出元擔憂時（即對擔憂感到擔憂），擔憂就發展成為了問題性擔憂。Wells（1995）認為廣泛性焦慮的產生更多是受到元認知的影響，即對自我焦慮的評價以及自我思想的控制等。由此，他提出了廣泛性焦慮癥的認知模型，應用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來探討廣泛性焦慮癥的心理機制。該模型的詳細內容如下：第一，擔憂的積極信念方面。廣泛性焦慮癥患者將擔憂作為處理現實中或者理想中威脅的一種主要策略。這種策略可能是個體兒時受父母的影響，例如父母認為擔憂可以防止意外的發生，提高處理事情的謹慎程度。但是，多次以擔憂方式進行思考，導致這種思維活動高度自動化。個體意識到擔憂的消極作用后，就會努力嘗試控制擔憂，但是由于擔憂方式的思考已經自動化因而難以控制。因此，難以控制擔憂的結果又加重了擔憂的程度。第二，擔憂的消極信念方面?？刂茡鷳n的消極信念和其他功能失調信念相聯系，影響個體對自我心理狀態的評價（如“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弱點、心理疾病、心理變態”等），這些信念維持著元擔憂狀態以及與擔憂相關的情緒障礙。第三，思想抑制。被消極元認知信念激活的元認知策略是思想抑制。但是，多項研究顯示思想抑制反而會導致擔憂程度加深，也就是越想控制自己不去擔憂某事，反而更擔憂（Clark， Winton， & Thynn， 1993; Wegner， Schneider，?Carter， & White， 1987）。廣泛性焦慮癥患者認為焦慮的主要功能是避免負面思想的產生。實則不然，思想抑制的研究顯示，有意地進行思想抑制反而會增加思想抑制的頻率 （Clark， Ball， & Pape， 1991; Wegner， Schneider， Carter and White， 1987）。換句話說，越想著不要去想某事，反而想的次數更多。第四，意識層面。隨著元焦慮程度不斷加深，它會滲透到意識層面（元認知意識），從而進一步加深元焦慮，隨之陷進元焦慮的惡性循環。也就是說，個體意識到元焦慮，這導致個體在意識層面想要控制想法，這反而會導致更嚴重的元焦慮。第五，認知信念和元認知信念的層面。元認知信念涉及意識加工以及對信念的評價（ Flavell，1979），如：“焦慮幫助我解決問題”“我必須控制我糟糕的想法，否則我會發瘋的”，這些關于認知信念的看法使得個體卷入某種思維方式，并付諸努力嘗試控制自己的想法。元認知信念和某些特定認知信念都可能加重情緒問題，比如，“我記憶力差”這一信念可能會干擾、抑制和記憶相關的問題解決的嘗試。更進一步，在記憶方面自信心的下降可能會使個體形成特定的行為策略（如強迫性地自檢行為）。

2?元認知問卷原始版本

Wells等人（1994，1995，1996）從元認知的視角，首先提出了情緒障礙的自我調節執行功能模型（S-REF模型），并基于該模型，針對焦慮癥發展出了廣泛性焦慮癥的認知模型。兩個模型都強調了元認知特別是元認知信念與焦慮障礙的緊密聯系。以以上兩個理論模型為基礎，Wells（1997）從元認知視角針對情緒障礙特別是焦慮問題，編制了臨床心理領域的元認知問卷（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MCQ）。問卷的原始項目有兩個來源：一是25名研究生（11名女生）的半結構化訪談資料，另一個是用認知療法治療的焦慮門診病歷，涉及的病癥包括：廣泛性焦慮癥、強迫癥、疑病和恐慌癥等。訪談和病歷數據分析后產生9個元認知維度：（1）擔憂是一種積極或消極的人格特征;（2）擔憂是引發身心疾病的原因;（3）控制想法的能力;（4）是否需要控制想法;（5）迷信想法;（6）認知的自我意識;（7）擔憂作為預測災難或者處理問題的機制;（8）擔憂是問題解決的一種方式;（9）對認知的自信心?？梢钥闯?，歸類匯總出的最初的因子與以上兩個情緒障礙的認知模型中的重要成分有很大部分的重合，例如：擔憂（積極信念和消極信念）、認知評價、自我信念、控制思維等。隨后，Wells將匯總以上9個維度的94個項目形成了原始的元認知問卷。

然后，經過兩次主成分因素分析，元認知問卷從94個項目減少為65個項目，最終得到五因素模型。這五個因素是：（1）關于擔憂的積極信念（Positive Belief，PB）。此維度的項目涉及的信念：第一，擔憂能夠幫助解決問題，并避免不愉快的情形;第二，擔憂是一種愉快的、正常的、必要的人格特質;第三，某些個體會用擔憂作為處理和應對未來威脅的主要方式。（2）關于想法的不可控制、危險性的消極信念（Uncontrollability & Danger，UD）。此維度的項目涉及的信念：第一，必須控制自己的擔憂來保護自己;第二，擔憂會給身體和心理上造成危險;第三，擔憂是不可控的;（3）認知自信心（Cognitive Confidence，CC）。此維度的項目主要涉及對自我的認知技能和效率的評價，尤其是對記憶和注意功能的自我評價;（4）關于迷信、懲罰、責任的消極信念（Superstition，Punishment，Responsibility，SPR）。此維度的項目涉及的信念：第一，擁有這一想法會導致消極結果，避免這一想法出現的責任;第二，大部分的項目是迷信內容，暗示個體可能會因為（未）擁有這些想法被懲罰;這一信念和第二個因子所測量的消極想法的結果有相似之處，會引導個體陷入思想抑制和尋求幫助的焦慮之中; （5）認知的自我意識（Cognitive Self-Consciousness，CSC）。此維度的項目內容主要是個體專注于自己思維過程的程度。數據分析顯示，問卷具有較好的同質性信度、重測信度、同時效度和區分效度。臨床研究證實元認知問卷得分和焦慮、強迫思想之間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可以作為情緒障礙特別是焦慮障礙的診斷與治療方面效度較高的調查工具。

3?元認知問卷的簡化和拓展

3.1?元認知問卷簡化版（MCQ-30）

元認知問卷的原始版本（MCQ-65）雖然信效度較高，但是由于題目太多（共65道題），使用起來耗時費力。因此，Wells和Cartwright-Hatton（2004）修訂了元認知問卷簡化版。簡化版中保留了原版元認知問卷的五個因子，并從每個因素選出6個題目，從而得到了一個含有30個題目的簡化版（簡稱MCQ-30）。他們的研究證實，元認知問卷簡化版（MCQ-30）雖然精簡了題目，但是仍有較高的信效度，且在臨床應用上表現良好。隨后，MCQ-30得到廣泛的應用，被修訂為多個國家的版本， 如土耳其版（Yilmaz et al.，2010）、希臘版（Typaldou， Nidos， Roxanis，?Dokianaki， Vaidakis， & Papadimitriou，?2010）、韓國版（Cho， Jahng， & Chai，2012）、西班牙版（Ramoscejudo， Salguero， & Canovindel， 2013）、意大利版（Quattropani， Lenzo，?Mucciardi，?& Toffle， 2014）和中文版（范文超， 符仲芳， 徐慰， 朱雅雯， 余萌， 王建平， 2017）。

3.2?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MCQ-A）

Cartwright-Hatton等人（2004）研究了元認知問卷在青少年群體中的適用性。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Meta-Cognitions Questionnaire-Adolescent，簡稱MCQ-A）是由MCQ-30（Wells & Cartwright-Hatton，2004）發展而來。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和成年人版本的MCQ-30問卷在項目內容和分數方面具有極高的相似性。但是，為了適用于青少年，問卷使用的語言有輕微調整。例如，成年人版本的第二個項目是“我的焦慮對于我來說是危險的”，青少年版本第二個項目是“我的焦慮對我不好”。該問卷的每一個分量表均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和重測信度，和成年人版本的MCQ-30具有相同的五因素結構。他們的研究也證實，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的得分和焦慮、抑郁、強迫有高度相關，具有較好的臨床應用表現。

3.3?元認知問卷兒童版（MCQ-C）

Cartwright-Hatton等（2004）在研究中發現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的得分并未隨年齡增長而增長。事實上，年齡最小的青少年（13歲）已經表現出了元認知信念水平，這為研究兒童版元認知問卷的編制提供了現實依據。為了測評兒童和青少年的元認知監測水平、積極元擔憂、消極元擔憂和關于迷信、懲罰、責任的消極信念，Bacow等（2009）編制了元認知問卷兒童版（Meta-Cognitions Questionnaire-Children，簡稱MCQ-C）。

元認知問卷兒童版從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改編而來，并在以下方面進行了修改：（1）為了使元認知問卷兒童版適用的年齡范圍更廣（年齡范圍是7～17歲，包括兒童和青少年），該測量問卷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修改：第一，刪除了超出7歲兒童理解范圍的相關詞語和概念;第二，使模糊性的表達更具體清楚;第三，盡可能地用簡單短語替換多音節短語;第四，刪除了美國年輕人通常不會使用的拼寫和術語。（2）元認知問卷兒童版由四個量表組成（刪除了認知信心），來反映四個主要的元認知變量。四個子量表的名稱有所修改但內容大體不變。具體而言，“認知自我意識子量表（CSC）”修改為“認知監測子量表（Cognitive monitoring，CM）”，“焦慮的積極信念子量表（PB）”修改為“積極的元焦慮子量表（Positive meta-worry，PMW）”，而“不可控性和危險子量表（UD）”修改為“消極的元焦慮子量表（Negative meta-worry，NMW）”。迷信、懲罰、責任的消極信念子量表（SPR）的名稱保持不變，每個子量表上有八個項目，共32個項目。

元認知問卷兒童版選取了98名7～17歲的兒童，其中78名兒童是臨床樣本，20名兒童是正常樣本。之所以選取7歲作為一個年齡限制，是因為被試需要描述自己的想法，更好地預測自己的行為，以更加準確地進行測量 （Vasey，Crnic，& Carter，1994）。另外，兒童7歲進入具體運算階段，關于策略和任務的元認知知識已經開始出現（Piaget，1970）。有研究證明7、8歲的兒童有能力進行類似于成人的擔憂加工過程（Vasey & Daleiden，1994），這種擔憂的加工能力和兒童擁有的元認知知識是相關聯的，而這種元認知知識是不斷發展的 （Flavell， Green， & Flavell， 1995; Muris， Merckelbach， Meesters， & van denBrand， 2002）。選取17歲作為年齡的上限與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保持一致。盡量擴大年齡范圍是為了便于檢驗元認知加工隨年齡的變化（Cartwright-Hatton， Mather， Illingworth， Brocki， Harrington， & Wells， 2004）。

4?元認知問卷的臨床應用

4.1?元認知原版問卷的臨床應用

Frank，Martial和d'Acremont （2009）通過修訂得到了法國版元認知原版問卷（MCQ-65）。結果顯示，法國版元認知原版問卷（MCQ-65）具有很好的心理測量特質，五因素結構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度。并且此問卷能夠準確有效地測出臨床個體和焦慮有關的元認知水平，這種元認知水平與精神病理性疾?。ㄈ?，焦慮癥、抑郁癥、精神病、強迫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等）有緊密聯系，可以作為預測或者診斷這些精神疾病的重要參考線索。

法國版元認知原版問卷分數和幻覺傾向顯著相關，驗證了幻覺的理論模型。Morrison， Haddock 和 Tarrier （1995）認為幻覺很有可能和元認知信念有關。他們的研究發現，當侵入想法和元認知信念不匹配時，就出現了一種糟糕的喚醒狀態（即認知不一致），個體開始外歸因侵入想法，也就是幻覺的產生。這樣在患者的信念系統里元認知信念和侵入想法就保持一致了。例如，Morrison等人（1995）的觀點，某幻覺傾向個體認為“我應該控制所有的想法”，但經常遇到無法控制的想法，這就使這個人把這些想法歸因于外部，而不是他（她）自己。

4.2?元認知問卷簡化版的臨床應用

Martín等（2014）將西班牙版本的元認知問卷簡化版（MCQ-30）在臨床和非臨床樣本中施測，擴大MCQ-30的應用范圍。被試對象是316名患有心理障礙（焦慮癥、抑郁癥、飲食障礙）的臨床樣本和169名非臨床樣本。數據分析顯示，臨床樣本在所有分數上得分較非臨床樣本高。Cook等（2014）采用MCQ-30和醫院焦慮-抑郁量表對原發性乳腺癌或前列腺癌患者兩次施測，分別是在疾病治療前和一年后。結果顯示，MCQ-30可以有效應用于癌癥群體，測查其焦慮程度的變化。Mutlu等人（2018）使用土耳其版本的MCQ-30對癌癥患者和非癌癥患者進行施測，結果顯示癌癥患者具有較高水平的元認知信念，而元認知信念水平和抑郁、焦慮等心理障礙顯著相關。研究發現元認知信念水平是心理障礙的首要預測因素，癌癥早期或者化療的患者極需要心理幫助與支持。

4.3?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的臨床應用

Wolters等（2012）檢驗了荷蘭版本的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在患有強迫癥的臨床樣本和非臨床樣本中的元認知水平，研究發現患有強迫癥的臨床樣本在元認知信念上得分顯著高于非臨床樣本。 Stevanovic等（2016）修訂了塞爾維亞版本的元認知問卷兒童版，并在患有焦慮癥、抑郁癥、焦慮-抑郁混合癥、強迫癥、品行障礙、注意力缺陷障礙和抽搐障礙的兒童和青少年臨床樣本和非臨床樣本中施測。研究發現，患有內化癥狀（如抑郁癥、焦慮癥、焦慮-抑郁混合癥、強迫癥等）的臨床被試在元認知問卷兒童版測試中得分高于外化癥狀（如品行障礙、注意力缺陷障礙等）的臨床被試。這一研究結果和先前研究的結果一致，即元認知信念越強，情緒障礙程度越嚴重（Bacow， Pincus， Ehrenreich，?& Brody， 2009）。

但是，塞爾維亞版本的元認知問卷兒童版只是把患有內化癥狀的被試和外化癥狀的被試區分開，不能區分患有特定內化癥狀的被試。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內化癥狀擁有很多共性和潛在的生物學基礎 （Garber & Weersing， 2010; Ionescu， Niciu， Mathews， Richards， & Zarate， 2013），或者可能是隨著內化癥狀問題程度逐漸加深，元認知信念水平程度在加深 （Leung & Wong， 1998; Pereira， Barros， & Mendona， 2012），或者是因為臨床水平的元認知和情緒癥狀之間存在一些中介和調節變量。

元認知問卷的不同版本經過不同國別（文化）修訂，其對部分心理障礙（如，焦慮癥、抑郁癥、強迫癥）具有較高的預測診斷性。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元認知問卷大都是在歐洲地區國家得到修訂，得到了較高的信效度。在具體國家（文化）應用時，元認知問卷的預測效度顯示了一定的差異，如元認知原版問卷（MCQ-65）可以預測患者的幻覺傾向，塞爾維亞版本的元認知問卷兒童版不能區分內化癥狀。

5?總結與展望

5.1?元認知問卷的研發

元認知問卷（MCQ-65）經過簡化、拓展得到的問卷信效度較好。但元認知問卷的簡化版、拓展版均是基于最新發展的版本，這在問卷簡化過程中，難免出現適用性問題。如，元認知問卷兒童版沒有得出五量表維度（刪除了認知信心），可能是因為元認知問卷兒童版是在元認知問卷青少年版問卷的基礎上修訂的，不是基于元認知問卷原始版本（MCQ-65）。由此建議元認知問卷（MCQ）的修訂基于元認知問卷原始版本（MCQ-65）。

從研究者年代來看，元認知問卷自1997年編制以來，在不同年代得到簡化、拓展。根據心理學研究所遵守的發展性原則，元認知問卷的拓展演變應匹配人們同時代的元認知特點，增強MCQ問卷的實用性，擴展元認知信念的應用范圍。例如，Dai，Bailey和Deng （2018）針對現代人們的健康焦慮，用MCQ-30作為校標測驗檢驗了中國版本健康焦慮元認知問卷（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tacognitions about Health Questionnaire，CMCQ-HA）的效度。

從問卷研發調查樣本來看，元認知問卷的非臨床樣本均取自于大學生或青少年，大學生由于社會閱歷、知識經驗等原因，可能會對元認知問卷的生態效度產生影響。因此，非臨床的調查樣本應該更具有廣泛性，這樣才能擴大元認知問卷的適用性和代表性。

5.2?元認知問卷的文化適用性

元認知問卷在中西方多個國家得到修訂，雖然各國存在著文化（種族）、語言等差異，但是各國的修訂版都和原始版本的元認知問卷具有較好的模型擬合度，證明了元認知問卷的元認知信念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盡管如此，元認知問卷在不同國家應用時，還是應考慮不同文化給個體元認知信念造成的差異。例如，土耳其版本的元認知問卷簡化版（MCQ-30）（Yilmaz et al.， 2010）總分及其子量表的平均值往往高于英國版本的元認知問卷簡化版（MCQ-30）（Wells & Cartwright-Hatton，2004），這種差異可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因此，后續的研究可以在元認知問卷的文化適用性方面開展研究，特別是考慮到不同文化中元認知信念這一核心的心理特質的差異。元認知問卷的文化差異的研究不僅能夠為該問卷的適用性提供佐證，更重要的是檢驗焦慮障礙等情緒障礙的元認知理論的適用性，以及文化中元認知信念的差異。

5.3?元認知問卷的廣泛應用

元認知問卷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和聚斂效度，并證實在臨床和非臨床樣本中區分度較高，能提供可靠有效的診斷依據，并對實施干預給予指導。元認知問卷分數和焦慮、抑郁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元認知模型在最初形成時，是針對廣泛性焦慮癥編制的（Wells，1997），隨后證實也適用于抑郁癥（ Papageorgiou & Wells，2003）。后來的研究者還證實了元認知問卷簡化版在非臨床樣本也具有較好的信效度（Cook，?Salmon，?Dunn， & Fisher，?2014; Fisher， Cook， & Noble， 2016; Spada， Mohiyeddini， & Wells，?2008; Wells & Cartwright-Hatton，?2004）。臨床應用研究還將元認知問卷用于精神病、具有患精神病風險和強迫癥（Grtte et al.，2016）等領域。例如，Bright等（2018）用元認知問卷簡化版在患精神病或者具有患精神病風險的被試中施測，結果顯示：具有患精神病風險的青少年群體在消極信念（UD）、認知自信（CC）、迷信、懲罰、責任的消極信念（SPR）三個量表得分比控制組明顯要高。因此，評估元認知信念有助于對具有患精神病風險患者的治療干預和結果評估。朱志先和高艷紅（2018）對強迫癥患者的元認知、強迫癥狀與生活質量的關系做了初步分析，發現強迫癥患者的元認知總分、強迫癥狀均與生活質量呈顯著負相關，強迫癥患者的不可控和危險性的消極信念（UD）、認知自信（CC）與生活質量呈顯著負相關。因此，有必要對強迫癥患者的不可控和危險性的消極信念（UD）、認知自信（CC）的元認知信念進行干預?？梢?，元認知問卷的測量結果對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礙的治療有指導作用。隨后的研究應該將元認知問卷的臨床應用擴展到更多精神疾病甚至身心疾病群體中，檢驗元認知信念對于這些疾病的診斷和干預的貢獻程度。

總之，自從Cartwright-Hatton 和 Wells （1997） 針對焦慮障礙，利用元認知理論編制出元認知問卷以來，該問卷就得到了廣泛地應用，并開發出多國版本和變式。通過系統介紹該問卷的理論依據、編制過程、變式及應用，能夠深入了解元認知理論在情緒障礙和身心疾病方面的應用，也由此啟發后續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和亟待擴展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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