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抉擇：代際群體感知影響內群體痛苦耐受性

嚴磊 吳博文 楊林川 張艷紅 吳漾

摘 要 為探討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關系中的鏈式中介作用，在社會認同理論的視角下，采用代際群體感知量表、內群體痛苦耐受性量表、國家認同量表和群體利益優先性量表對535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1）代際群體感知、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國家認同與群體利益優先性兩兩之間顯著正相關;（2）國家認同是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變量;（3）群體利益優先性是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變量;（4）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研究結果進一步揭示了代際群體感知對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作用機制，為時間維度上的內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犧牲行為的關系提供了新的實證證據。

關鍵詞?代際群體感知;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社會認同

分類號?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1

1?問題提出

1.1代際群體感知

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上，習近平主席談論到全球環保問題時，尤其強調在考慮“我們”當代人的利益時，不能擯棄“祖先的遺產”和忽視子孫后代的發展（習近平， 2017）。顯然，這里的“我們”有兩個不同的含義：當代的人類，以及包括當代人類的“祖宗”和“子孫”的更廣泛的人類?？梢?，在不同的情境中，特別是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上，個體對于同一個內群體的感知存在差異。當前，在時間維度上對內群體感知的研究存在三種視角：過去感知視角發現群體歷史的社會表征會影響當前群體行為（Kus， Ward， & Liu， 2014; Liu & Hilton， 2005）;未來感知視角發現對群體未來的感知影響了當前的群體行為，如國家群體對未來的威脅的感知會引發群體焦慮（Wohl， Squires， & Caouette， 2012）;整合感知視角強調群體的歷史與文化的過去和現在的連續性會影響群體行為，如英國人對其群體連續性的感知增強了個體對國家的認同，并緩解了對群體威脅的感知（Jetten & Wohl， 2012）。在此基礎上，Kahn， Klar和Roccas（2017）認為應整合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視角，并提出代際群體感知（Intergenerational Group Perception）的概念：當個體認為內群體成員就是當代內群體成員時，個體將內群體視為代內（Intra-Generational）群體;當個體將自己的內群體成員擴展至過去和未來所有的內群體成員時，個體將內群體視為代際（Trans-Generational）群體。比如，同一個家庭中的兩個人都對家庭有歸屬感，但他們對家庭成員的范圍界定不同：一個認為家庭成員只包括當前的（“活著的”）成員（父親、 母親、 兒子、 女兒、 祖母、 表親等），即代內群體;另一個認為家庭成員還應該包括過去的祖先和未來的后代，即代際群體。

1.2?內群體痛苦耐受性

在群體感知研究領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是群體知覺對群體內或群際行為的影響。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都指出，個體對內群體的認同會增加其對群體的奉獻和犧牲行為（石晶， 郝振， 崔麗娟， 2012; Swann， Gómez， Seyle， Morales， & Huici， 2009; Tajfel & Turner， 1986; Van Vugt & Hart， 2004; Zdaniuk & Levine， 2001）。Van Vugt等人（2004）指出，當個體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較高時，會表現出群體忠誠的行為，如在離開群體可以獲得個體更大收益的情況下選擇留在群體。Swann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當個體極端地認同自己的內群體時，會發生認同融合的心理現象，促進極端的親群體行為。這種行為的主體是單獨的個體，獲益的對象是當代的“活著的”群體成員。而實際上，為了保護環境、進行可持續發展等符合群體長遠利益的目標，往往需要群體的當代成員為群體的未來發展忍受當前的痛苦。研究者將這種當代群體成員為內群體未來發展（包括維持群體生存，保護有形的資產，延續無形的文化等）忍受痛苦的意愿稱為內群體痛苦耐受性（Endurance of Ingroup Suffering）（Kahn et al.， 2017）。這種態度的目標是為了代際群體的整體利益，它衡量了群體中“活著的”當代人做出利益讓步的程度。

針對不同國家（巴勒斯坦、美國、瑞典、以色列）被試群體的研究結果都表明代際群體感知會促進內群體痛苦耐受性（Kahn et al.， 2017）。但現有的研究僅僅檢驗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二者的關系，缺乏跨文化一致性的證據。而東方文化價值觀上的長期導向和集體主義，自我概念上的依存型自我建構，都會促進代際群體感知及其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關系。研究者（Bearden， 2006; Hofstede， G.， Hofstede， G.J. & Minkov， 1991）基于對儒家價值觀提升華人工作動力的研究，提出長期導向維度：它是一種重視過去和未來，不計眼前得失，強調使用長遠眼光看待事物發展的價值觀，這種同時兼顧“歷史意識”和未來發展的時間觀念促使個體能夠為未來的利益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Bearden， 2006）?？梢?，東方文化情境中的個體傾向于在歷史和未來的時間軸上理解國民身份，并且國家群體也更有可能為了群體的長遠利益而選擇忍受當前的痛苦。同時，Hofstede等人（1991）認為東方文化是集體主義傾向，這種價值觀強調維護群體的利益，使用群體的意識來界定自我的意識，且十分重視個體對群體的忠誠和依賴。因而，相對于個體主義文化，在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在利益的抉擇中會優先考慮整體的利益。另一方面，東方人依存型自我的特點也決定了自我價值的評價和實現方式：個體通過與他人的相互關聯、承擔和實現個體的社會責任來評價自我價值（劉艷， 2011）。這也促進了個體通過考慮群體成員的利益，而獲得自我的價值和認同?？傊?，儒家思想中蘊含的長期導向的文化傳統，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以及東方人依存型自我建構的特點，都會強化代際群體感知及其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關系。因此，本研究假設：在中國文化情境下，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呈正相關。

1.3?國家認同與群體利益優先性的單獨中介作用

盡管代際群體感知概念的提出是以國家群體作為具體研究對象，然而它所指向的卻是在時間維度上內群體感知的一般現象，這就包括了諸多社會屬性較強的群體分類，如人類群體、民族群體、宗教群體、地域文化群體等。同時，群體認同也是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研究也發現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認同呈顯著的正相關，但是實驗中不同代際群體感知條件下的內群體認同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 （Kahn et al.， 2017）。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研究者并沒有針對性地測量所要研究的群體（比如是國家群體還是宗教群體），未使用有效的測量工具，降低了測量和研究的效度;其二是忽視了社會認同理論提出的核心觀點：群體認同對于群體行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群體忠誠（Van Vugt & Hart， 2004; Zdaniuk & Levine， 2001） 以及極端親群體行為（石晶， 郝振， 崔麗娟， 2012）的研究都發現，群體認同是個體層面的自我犧牲的重要前因變量。因此，本研究將群體具體化，將國家認同視為群體認同的一種具體類型，并假設：國家認同在代際群體感知影響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隨著研究的深入，群體利益優先性（Group Interest Priority）（Kahn et al.， 2017）也逐漸為研究者所關注，它是指相對于當代群體成員的利益，個體優先考慮整個群體（也包括過去和未來的所有群體成員）利益的程度。相關研究都發現了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部分中介作用（Kahn et al.， 2017）。而從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和自我概念的差異上看，基于長期導向、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Hofstede et al.， 1991），以及依存型的自我建構（劉艷， 2011），東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更有可能在利益抉擇中，優先考慮代際群體的利益。因此，本研究假設：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影響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過程中起中介作用。

1.4?社會認同理論的解釋：國家認同與群體利益優先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1986） 是群體和群際心理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通過對特定群體的認同而獲得的群體身份，是解釋所有社會心理與行為的基礎。個體通過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和社會認同獲得了群體身份，這個群體身份融入了個體的自我概念，并對個體具有情感和價值層面的意義（閆丁， 2016）。個體基于提高自尊、降低不確定性、滿足歸屬感和個性需求以及尋找存在的意義等多種動機，形成了對某個或多個群體的認同（趙志裕， 溫靜， 譚儉邦， 2006）。對某群體的認同帶來了內群體偏愛和外群體貶損的心理效應（張瑩瑞， 佐斌， 2006），也讓個體將自己視為群體內可以與其他成員進行“互換的”彼此相同的一員。

從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1986）來看，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強調的是“活著的”群體成員的犧牲行為，因此只有回到“群體身份”才能理解“活著的群體成員”為群體的犧牲行為。根據社會認同整合模型（van Veelen， Otten， Cadinu， & Hansen， 2016），較高的代際群體感知擴大了國家成員的范圍，凸顯了國民刻板原型，加強了自我刻板，因此會促進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增強，促進了個體將自己視為代際群體的一員。而在面臨個體與內群體的社會困境時，內群體認同會促使個體選擇犧牲自己的利益（劉長江， 郝芳， 2014）。當所有的“活著的”群體成員都完成了個體與內群體的利益選擇時，當代群體成員就把內群體利益的焦點由當代群體轉移至代際群體，因而國家認同會增強群體利益優先性，從而提高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水平。因此，在代際群體感知對其他變量（群體利益優先性、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影響中，國家認同應處于基礎性的位置，應該首先檢驗代際群體感知對認同的影響，其次考察認同對群體利益優先性的影響，這樣才能夠說明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刻畫的是國家成員的群體行為。因此本研究假設：國家認同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影響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過程中起鏈式中介作用。理論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方便抽樣從湖北省某高校選取620名全日制在校一年級大學生為被試，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最終得到有效問卷535份，有效率91.45%。被試年齡為17～23歲，其中，男生228人（42.62%），女生307人（57.38%）。樣本的平均年齡為19.03 ± 1.03 歲。

2.2?研究工具

2.2.1?代際群體感知量表

采用Kahn等（2017）編制的代際群體感知量表，測量個體將國家群體感知為代際群體的程度。該量表共有5個項目（如：“我認為國家群體包括曾經存在過的所有代群體成員們，也包括將來會出現的所有代群體成員們”），采用七點計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分數為各題評分總和除以題項數。對翻譯后的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擬合指標較好（χ2/df=4.54，RMSEA=0.07，NFI=0.92，GFI=0.95，CFI=0.94）;在本研究中，代際群體感知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0。

2.2.2?國家認同量表

采用于海濤等（2016）編制的中國國家認同量表，該量表共16個項目，包括兩個維度：文化認同（例如：“中國的歷史對我來說很重要”）和公民認同（例如：“我信賴中國的保障制度”）;采用五點評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分數為各題評分總和除以題項數。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信度良好，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90。

2.2.3?群體利益優先性量表

采用Kahn等（2017）編制的群體利益優先性量表，該量表共5個項目，測量個體優先考慮代際群體利益的程度（例如：“我的國家群體比它的成員們更重要”），采用七點評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分數為各題評分總和除以題項數。對翻譯后的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擬合指標較好（χ2/df=5.13，RMSEA=0.07，NFI=0.90，GFI=0.92，CFI=0.92）;在本研究中，群體利益優先性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77。

2.2.4?內群體痛苦耐受性量表

采用Kahn等（2017）編制的內群體痛苦耐受性量表，共3個項目，測量個體忍受代內群體痛苦的意愿（例如：“作為一個群體，我們現在越是愿意吃苦，在遙遠的將來我們的國家群體就會越好”），采用七點評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分數為各題評分總和除以題項數。在本研究中，內群體痛苦耐受性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68。

2.3?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熊紅星， 張璟， 葉寶娟， 鄭雪， 孫配貞， 2012; 周浩， 龍立榮， 2004），共提取了7個公因子，且第一個主成分解釋的變異為30.31%（沒有超過40%的變異解釋量），可見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結果與分析

3.1?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代際群體感知、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和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兩兩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如表1所示）。

3.2?模型驗證分析

使用Hayes（2013）編制的SPSS宏，在控制性別、年齡的條件下，分析國家認同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影響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中的中介作用?；貧w分析表明（如表2所示）：代際群體感知對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直接預測效應不顯著（β=0.01，p>0.05），但總體上顯著正向預測內群體痛苦耐受性（β=0.20，p<0.001）;代際群體感知直接正向預測國家認同（β=0.35，p<0.001）和群體利益優先性（β=0.08，p<0.05）;國家認同直接正向預測群體利益優先性（β=0.53，p<0.001），國家認同和群體利益優先性分別正向預測內群體痛苦耐受性（β=0.15，p<0.001;β=0.48，p<0.001）。這表明國家認同和群體利益優先性的中介作用顯著，且代際群體感知必須通過這兩個中介變量對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產生影響。

進一步對中介效應進行直接檢驗的結果表明（如表3和圖2所示）：國家認同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p<0.05），此外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存在?？傊薪樾禐?0.18，占總效應的90.00%。這其中有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應：通過代際群體感知→國家認同→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產生的間接效應1，國家認同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間接效應值為0.05，占總效應的25.00%，95%的置信區間為[0.02， 0.10];通過代際群體感知→群體利益優先性→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產生的間接效應2，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間接效應值為0.04，占總效應的20.00%，95%的置信區間為[0.01， 0.08];通過代際群體感知→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產生的間接效應3，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值為0.09，占總效應的45.00%，95%的置信區間為[0.06， 0.12]。它們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值，表明三個間接效應均達到顯著水平。

4?討論

4.1?代際群體感知促進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跨文化意義

個體的思維和決策是更看重眼前的利益，還是更重視未來收益，是將自己視為“活著的”當代國家成員，還是“永恒的國家群體”的一員，不僅影響個體的生存發展，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影響著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例如，近代中國革命人士的群體犧牲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視自己為“永恒中國群體”的一員，而愿意犧牲他們那代人的眼前利益，為國家的未來而努力。面對東西方文化都存在的這一社會心理現象，Kahn等人（2017）首次提出了代際群體感知這一概念描述在時間維度上對內群體感知的差異，并指出代際群體感知會促進“活著的”當代人形成看重群體未來收益的態度。而從文化價值觀差異來看（Bearden， 2006; Hofstede et al.， 1991），東方文化情境下的長期導向價值觀會增強代際群體感知及其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關系。一方面，長期導向會促使個體從歷史和未來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群體身份，同時，它還會促進個體更加看重長遠的利益，愿意為了未來的目標而努力。本研究以中國大學生為被試，得到了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呈正相關的結果，驗證了以往研究者的結論，初步提供了二者關系跨文化一致性的證據。

這說明盡管從文化差異的視角分析，長期導向會影響二者的關系，但是并沒有在不同的文化中呈現出“有”和“無”的相反情況。這可能是由于代際群體感知及其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關系是影響群體生存的重要心理機制。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承認二者關系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下，討論長期導向是否具有“增強”二者關系的作用。

4.2?國家認同在鏈式中介效應中的關鍵作用

研究發現，代際群體感知→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產生的間接效應最大，其中國家認同是關鍵的中介變量。國家群體身份作為一種“生而有之”的社會性群體身份（嚴磊， 佐斌， 張艷紅， 吳漾， 楊林川， 2018; Ellemers， 2012），是個體在該國家長期生活的社會化結果。當個體利益與國家群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個體并不總是會“以大局為重”。研究者使用社會困境來描述這種情境下由個體理性而導致的集體非理性行為（劉長江， 郝芳， 2014）。這種矛盾不僅發生在個體與群體之間，還會發生在群體和群體之間，比如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就意味著要犧牲當代人眼前的經濟利益。這里“活著的”群體成員的利益就與未來的群體成員的利益發生了沖突，也就是Kahn等人（2017）所說的代內群體和代際群體的沖突。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提出社會認同是解決問題的核心和關鍵。從微觀的個體動機視角來看，如果個體意識到自己的群體身份，就會產生與其他個體成員共命運、同目標的意識，因而會傾向于群體的目標和利益（劉長江， 郝芳， 2014）。這種個體-群體社會困境的解決方案同樣可以適用在群體層面：代際群體感知凸顯了國家群體的文化和歷史，個體更多地使用國家的群體原型來規范自己的言行舉行，因而會增加國家認同。認同的提高促進個體從代際群體利益的角度進行具體情境的抉擇，當每個個體通過增強國家認同，直接解決了個體-群體的社會困境時，也就同時解決了代內群體-代際群體的社會困境?？梢?，本研究更加深入地解釋了代際群體感知對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作用機制，明確了國家認同在二者關系中的關鍵作用。

4.3?研究啟示與研究不足

綜上，本研究啟示我們在考察代際群體感知的影響時，應當首先考察認同的變化，重視認同的基礎性作用，以便更清晰地闡明代際群體感知與結果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在實踐方面，本研究啟示我們要重視干預代際群體感知，引導當代群體成員做出符合群體長遠利益的“抉擇”。同時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屬于橫斷研究，嚴格意義上并不能證明因果關系（劉國芳， 程亞華， 辛自強， 2018），后續研究可采用實驗法操縱代際群體感知。其次，本研究只探討了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機制，未能對相關的調節變量展開研究，如個體的價值觀（潘哲， 郭永玉， 徐步霄， 楊沈龍， 2017）與社會階層（胡小勇， 李靜， 蘆學璋， 郭永玉， 2014）等。最后，內群體痛苦耐受性的測量量表信效度尚有提升空間，后續研究可修訂該量表或引入情境測量的方法。

5?研究結論

（1）代際群體感知、內群體痛苦耐受性、國家認同與群體利益優先性兩兩之間顯著正相關;

（2）國家認同是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變量;

（3）群體利益優先性是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的中介變量;

（4）國家認同、群體利益優先性在代際群體感知與內群體痛苦耐受性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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