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霸權、文化圈群與東方主義話語的全球傳播

媒介霸權、文化圈群與東方主義話語的全球傳播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龔為綱、羅教講，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 朱萌，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張賽 本文節選自《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5期

通過分析世界各國涉華輿情的媒介語調以及東方主義話語各維度在全球的分布特征，我們大體可以做出如下判斷：總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及其盟友體系，以及高度依附于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拉美和非洲大部分國家）所建構的中國媒介形象偏向消極負面，涉華輿情中的東方主義話語色彩濃厚；而伊斯蘭世界和蘇聯及中東歐國家等地區的中國媒介形象偏向積極正面，東方主義話語不太流行。東方主義話語在全球的分布并不是完全按照“核心—邊緣”結構分布，而是同時呈現出基于共同語言與歷史文化的“圈群結構”特征。

東方主義話語在全球的傳播機制東方主義話語在全球的分布既受“核心—邊緣”機制影響，也受文化圈群機制影響，“核心—邊緣”與文化圈群機制的互動關系在不同圈群有所區別，二者之間的關系模式及其塑造話語的邏輯。

核心—邊緣機制

新媒體時代媒介傳播秩序依然呈現出“核心—邊緣”結構特征，處于世界體系核心的國家接受了最多的超鏈接，這既體現了核心國家的媒介霸權，也體現了邊緣國家的依附。處于核心位置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在網絡中的優勢地位和信息控制能力，對邊緣國家的媒介信息生產進行影響和滲透，使得邊緣國家在媒介生產、議題設置等方面依然受西方主流媒體高度影響。

文化圈群機制

新媒體時代的全球媒介信息傳播秩序正在發生快速轉型，突出地表現為各大“文化圈群”內部信息密切流動機制的興起，表明媒介轉型與世界格局多極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流逐漸興盛，區域性文化圈群機制的活躍對于西方媒介霸權具有消減效應。

結合“核心—邊緣”以及“文化圈群”機制，能夠從大體上解釋相當一部分國家涉華輿情的傳播景觀，說明該分析框架具有一定解釋力。但由于塑造話語傳播景觀力量眾多，還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傳播景觀不能納入分析框架，這是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的議題。

人性是公共政策的廣義理性基礎—對理性假設的反思與擴展認識

貴州師范學院商學院 歐純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賈康 本文節選自《當代財經》2019年第9期

公共政策需要追求和具備理性。然而，以往一般理解的理性基礎，是指以精確數學計算得出的“理性經濟人”個體效用與公共約束的考量，這實際上應該算是狹義理性。把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模糊性一并合體還原為真實世界中豐富得多的人性，應當成為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和優化公共政策的廣義理性基礎。本文引出基于制度包容性、引導性并且把握其階段性的動態優化，給出創新基因、冒險偏好在經濟領域的試錯空間，尋求更為合意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認識。

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一切不尊重、不順應豐富人性的公共政策，在實踐中都會體現其偏狹隘和無法發揮積極作用的現實問題。對于當前有些不能很好落地的公共政策，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進行深入剖析，大體上都是因為不能很好地基于人性、尊重人性來匹配和依托包容性、引導性的制度安排，才導致政策執行難的問題。

如果公共政策的設計與構建能夠從基于人性和尊重人性的角度出發，充分注重相關制度創新與有效制度供給的關鍵意義，激勵引導個體在追逐私利或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時，一并實現公共利益目標，而且不失時機地在一定的發展基礎上更好地把物質激勵與道德教化、法治與德治充分結合起來，那么我們整個社會將更有可能形成和諧、共享、安定的良好社會狀態，貧富差距也將經由動態優化的再分配機制而有望得到抑制和縮小。

國際秩序之變與中國作為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賈慶國 本文節選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應該看到，讓中國提出一個現有國際秩序的新秩序方案，不太現實，也許也沒有必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是在融入這個秩序的過程中發展和壯大起來的?，F有國際秩序有其合理性和進步性，對于這個秩序，中國需要做的是改革和改良，而不是推翻和取而代之。中國面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在當前深刻的國際秩序變遷中，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必須從世界秩序的歷次變遷歷史中參悟有益的政治智慧，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與其他國家合作，引領全球治理新格局的發展。為此，中國首先需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在全球化時代，互通互聯是一種必然，只有開放才能獲取和平發展所需的資源和信息，只有在開放的競爭中才有所比較和不斷改進自己，也只有通過開放在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中才能形成共有觀念來指導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

其次，中國需要堅決捍衛自由貿易原則和多邊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以及各國人民善意的交往。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上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一些國家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特別是2018年以來，美國罔顧國際規則，違背世界貿易組織基本精神和原則，發起針對中國等國家的貿易戰，破壞了正常的國際貿易關系和經濟秩序，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很大沖擊。由貿易是世界經濟發展和各國合作共贏的必然要求，符合世界各國共同利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有責任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捍衛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再次，中國在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同時，需要妥善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作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中美之間出現對抗和戰爭雖然不是必然的，但仍然是可能的。這也就是說，兩國仍然面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艾利森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間的分歧常常被無端放大，無論是傳統的分歧如人權、對臺軍售和貿易問題，還是新問題，如海洋權益、政府采購、投資限制和網絡安全等問題，都有可能導致雙方關系緊張和沖突。有些不良政客們發現利用上述分歧謀取私利的做法格外有利可圖，從而大肆宣揚兩國沖突，加劇兩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也使得兩國民眾之間不信任增加，使兩國政府務實和理性處理兩國關系變得更加困難。在這個關節點上，中美兩國在處理彼此關系時都要有耐心，避免采取某些行動使中美關系走向全面對抗。同時，在中美關系比較緊張情況下，尤其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包括和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一些大國的合作，以及與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

最后，辦好自己的事，用改革的確定性面對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外部環境形成的壓力常常是自己無法掌控的，只能通過積極溝通、協商，有理、有利、有節地應對。在大變局之下，無論未來各種不確定性有多少，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在國內做好自己的事情，把外部的壓力轉化為改革和開放的動力。就目前而言，做好自己的事，就是要加快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和十九大報告中確定的各類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落實好了，中國就會不斷發展，不斷繁榮，不斷強大，就會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