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對話：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彭富春教授“國學五書”讀書會綜述

付克新

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來說，優秀傳統文化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和寶貴精神財富。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關鍵維度之一。2019年5月15日，武漢大學文科青年教師學社第八場跨學科讀書會在哲學學院成功舉行。本場讀書會的主題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閱讀書目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彭富春教授所著“國學五書”。讀書會由彭富春教授引言，武漢大學9個文科單位的10名青年學者進行回應。這10名青年學者分別是哲學學院的蘇德超和吳昕煒、國學院的謝遠筍、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的姚彬彬、文學院的李廣寬、歷史學院的薛夢瀟、外語學院的張鴻彥、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劉偉、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吳世文和馬克思主義學院的付克新。此次跨學科讀書會活動受到了武漢大學師生的積極關注，近百人參與。

一、中國智慧的思想品格與創新闡釋

彭富春首先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治學領域和“國學五書”的中心思想。他告訴大家，自己20多年來的治學路徑和研究領域，可以概括為一首小詩:

西探海德格，

中思儒道禪。

漫游古今路，

開說欲技道。

在美學研究上，彭富春力圖超出既有的唯物論美學、唯心論美學、實踐美學和后實踐美學等研究范式，開辟新的美學研究道路。新的美學研究道路，既要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體現新時代的特色。他把美學概括為欲技道游戲的顯現。

關于海德格爾研究，彭富春指出，在最近的兩百年，有三個思想家影響了德國、影響了世界、影響了中國: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海德格爾思想研究很多、傳播很廣，當然也受到了分析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但是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深入研究并不多。雖然海德格爾思想在中國是一個很時髦的東西，但是他本人除了在德國研究海德格爾之外，回到中國后基本上不參與海德格爾的研究。在海德格爾研究上，彭富春的致思路徑和其他學者不同，他主要是從虛無這個角度展開，強調存在就是虛無，但是這個虛無不是一無所有，而是存在的最高本性、最完滿的實現。虛無，有點類似于道家所講的虛無，類似于禪宗所講的空性。海德格爾自己曾經說過，他讀了日本禪宗思想家鈴木大拙的書之后，認為鈴木大拙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非常一致。海德格爾本人的這個觀點，和彭富春對其思想的研究比較一致。彭富春研究海德格爾的博士論文，在以德文出版時就叫“虛無的虛無化”，后來以中文出版時以中國化的語言表述為“無之無化”。

第三個研究領域是中國思想研究，目前的主要成果就是“國學五書”。彭富春認為，國學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按照國際學術慣例，應該叫作中國古典學或中國古典人文學。比如之前提到的尼采，就是研究西方古典學的專家。彭富春從研究海德格爾轉向研究中國古典學，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有著比較嚴謹的思想脈絡。海德格爾本人是西方思想的反叛者，他找了很多思想資源批判西方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回到古希臘。除了回到古希臘之外，海德格爾對東方思想也有極大的興趣，他特別推崇禪宗和道家的思想。在海德格爾的報告和論文中，他多次引用道家和禪宗的思想。彭富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海德格爾》一書中，除了收錄他的博士論文之外，還收錄了他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講海德格爾和老子的比較，另一篇是海德格爾和莊子的比較。至于海德格爾和禪宗的比較，因為彭富春考慮到海德格爾主要是受日本禪的影響，所以沒有把這一比較作為研究主題。鑒于這個原因，彭富春在研究海德格爾的時候，就在思考中國最古老的思想，也就是儒道禪的思想，如何能夠在當代世界發出新的聲音。

還在德國讀書的時候，彭富春就和他的同學一起讀過老子《道德經》的英文版和德文版。這促使他思考，在回國后是做一個中國的海德格爾專家和海德格爾思想的傳播者，還是在海德格爾的啟發之下，重新開啟對中國思想的研究。在這樣的思想關切下，彭富春得到了他的導師博德爾教授(海德格爾的晚期弟子)的支持，他建議彭富春回到中國后，不要像別人那樣沉湎于翻譯、介紹海德格爾的思想，而是應該另起爐灶，做自己有創造性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彭富春的碩士導師李澤厚訪問荷蘭萊頓大學，他去拜訪李老師并討論過這個問題。所以在1998年回到武漢大學工作后，彭富春一直在籌劃系統研究中國的幾部經典，也就是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和慧能的《壇經》，并把這三部經典作為切入中國思想的起點。在彭富春看來，這三部經典也是中國思想的核心。20多年來，彭富春一直在系統開展中國思想的研究工作。

“國學五書”包括《論國學》《論孔子》《論老子》《論慧能》和《論儒道禪》。這五本書強調思想性，也重視文本解讀和文本分析?！墩搰鴮W》這本書的原名叫《論中國的智慧》，彭富春建議英譯者和其他的外文譯者，在翻譯的時候恢復這本書的原名。這本書是對中國的思想進行結構性的分析，最主要就是討論中國智慧里面，存在是什么，思想是什么，語言是什么，同時揭示中國思想的局限性。在這本書里，彭富春指出，中國智慧是一種自然的智慧，不同于西方智慧，西方智慧是一種神性的智慧。同時也表明，在我們這個后自然時代，自然和天道已經衰亡，已經不再起規定性的作用。我們這個時代是技術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研究中國思想，就不能只是重復它、模仿它，而是在中國古老思想的啟發下，提出新的中國智慧方案。對于這個新的中國智慧，彭富春把它稱為“天人共生”。天人共生，不同于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分。

《論孔子》《論老子》和《論慧能》這三本書，分別是對上述三本經典的翻譯、注解和論述?！墩撊宓蓝U》則是對這三本書中部分論述的整合，便于讀者更直接、更便捷地系統把握前面四本書的思想。這幾本書得到了學界的肯定和認可，其中《論國學》和《論孔子》已經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的外譯項目，即將推出多個語種的版本。以上這五本書，在思路上和國內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和國學研究有什么不同呢?一是強調思想性。思想性和學術性不同，沒有任何一本有思想性的著作是沒有學術性的，但是有學術性的不一定有思想性。彭富春很熟悉德國思想家研究中國思想的套路，如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馬丁·布伯。如果我們對這些經典文本的研究，只是作為一個資料匯編、文獻考證或語詞注釋，就會變成黑格爾所說的“中國式的博學”，沒有意義。所以這幾本書很強調思想性。二是強調文本解讀和文本分析。雖然這幾本書沒有注釋，但是對于文本的分析和闡釋，都建立在對古往今來各種版本和闡釋著作的比較研究基礎之上，包括英文和德文的相關版本。第三個特點是最主要的，就是要站在今人的立場進行研究。從當下的立場出發，彭富春所講的孔子、老子和慧能，不是死去的孔子、老子和慧能，而是活的，也就是要讓“活著的孔子、老子和慧能”講話。這樣做就是讓這些經典來啟發我們當代的思想，這也是“國學五書”的根本指導原則。

以上三個方面的研究，都是敘述。彭富春真正要做的研究，是對自己思想的總結。他的最新著作《論大道》已經寫完，正在逐字逐句地修改?！墩摯蟮馈肥菍ε砀淮簩W術研究的思想性總結，前面所說的三個研究方面都貫穿著這種思想性，《論大道》就是對這種思想性的集中和純粹化?！墩摯蟮馈愤@本書討論的是欲望、技術和大道三者的關系。這本書所講的都是非常簡明的道理，彭富春不試圖運用過多的古代哲學的語言，也不使用西方非常時髦的現象學語言和分析哲學語言，但是這些思想傳統揭示世情人生、清晰明白地說明一個道理的方式，都被彭富春借鑒和吸收?！墩摯蟮馈返闹黝}，就是討論欲望、技術和大道在生活世界中是怎么自由運動的。首先是探討欲望是什么，人活著首先是欲望。從本能性的欲望一直擴展到非本能性的欲望，彭富春稱之為“大欲望”。欲望的本性是占有。人要實現自己的欲望，必須靠技術。技術的本性是生產和制作一個物，生產和制作的目的就是滿足人的欲望。但是光有欲望和技術，人類是沒辦法生活的，必須要有智慧。用比喻的說法，智慧就是大道的指引。大道的本性就是指引。在道的理解和把握上，彭富春借鑒了中國古代所說的道，如孔孟之道、老莊之道、禪宗之道，也借鑒了西方所講的存在。在《論大道》中，他力圖從三個角度進行闡明:一是存在性的道，二是思想性的道，三是語言性的道。這三個道，在中文和西文中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語詞來表達，就是真理。真理分三個層面，就是存在性、思想性和語言性。存在性的真理，用漢語的說法，就是真相、真際或實際。真理更多的是在思想性層面，漢語表達就是真思。語言性層面的真理，就是真言。這三個層面的道(真理)，具有同一性，也有差異性。在《論大道》中，彭富春主要討論作為占有的欲望、作為制造的技術和作為指引的大道(真理)這三者的關系，這三者是如何以游戲的方式形成人生、形成世界。所謂美，就是欲技道的顯現和作品。需要注意的是，這個作品不是靜態的，是動態的。

二、跨學科對話中的“國學五書”與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

關于“國學五書”和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蘇德超等十位青年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從跨學科的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

蘇德超高度評價了彭富春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功力，認為彭富春提出的欲技道游戲，對于精英文化與欲望的和解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而東西方的精英文化對于身體和欲望是拒絕的。如在菲多篇中，柏拉圖提出哲學就是練習死亡。為什么要練習死亡?因為身體是我們追求真理的障礙。在蘇德超看來，彭富春提出的欲技道的游戲，可以用來分析各種文化、思想和現象，是對漢語文化的重大貢獻。在語言的表達上，彭富春的文字感特別強，語言優美而又精練，用很簡單平實的語言表達很深刻的道理。蘇德超還注意到李澤厚先生的學生群現象，如彭富春、趙汀陽、劉東等，都對當代中國的學術和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蘇德超看來，中國傳統思想之中的心靈、天地(自然)和社會都是通過心靈這個維度而表現出來的，但彭富春對中國思想的整體把握還是缺了自然界，也缺邏輯(沒有包括名家)和他者。

謝遠筍突出了彭富春善于抓思想核心的學術眼光，專門就君子和公民的關系談了自己的看法。姚彬彬主要從佛學、禪宗的歷史和思想的發展角度談了自己對“國學五書”的理解。李廣寬坦言自己主要研究的是國學中的小學，對于思想性的研究也有濃厚的興趣。薛夢瀟則結合歷史研究的特點，闡述了“國學五書”對自己治學的啟發。張鴻彥從《道德經》俄語翻譯和理解的角度談了自己讀“國學五書”的感悟和收獲，細致辨析了《道德經》在俄羅斯的翻譯、托爾斯泰對“道”的翻譯和理解的演變，具有啟發性。劉偉突出了“國學五書”的問題導向和古今中西匯通比較的大視野，認為在彭富春新書《論儒道禪》的諸多行文中，作為和中國比較而存在的西方一直都在，正是因為這種“他者”眼光的存在，才使該書對諸多話題的討論呈現出新意和時代感，而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顯然離不開他者的維度。吳世文提出如下問題:新聞傳播學應該如何挖掘中國的傳統智慧?今天的媒介那么多，有沒有讓人更好地交流?國學對于現實的指導意義是什么?付克新則側重從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角度閱讀“國學五書”和闡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可以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一種嶄新的發展道路和中國方案。

在點評和回應青年學者的發言時，彭富春指出:在中國思想整體之中，要注意到自然、社會和心靈這三者之間是相互闡釋的關系，而不是單方向的。中國的儒家主要是政治哲學，但不能簡單像現在的新儒家那樣試圖回歸儒家政治，因為從臣民到公民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臣民是在君臣關系中確定自己的角色和地位的，按照西方哲學的說法，是一種主奴意識。而公民則不一樣，公民的本意是自由，是懂得自己權利和義務的人，是自己規定自己的。要在制度和現實中實現這種轉變，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從事中國思想和中國智慧研究的過程中，彭富春也非常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并且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符合特定工作崗位職責和要求的工作，例如親屬容隱制的提出(不同于親親互隱)、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詢、參觀三峽大壩應取消收費等。

本次讀書會，以彭富春教授的“國學五書”及其對中國思想、中國智慧的創造性詮釋為中心，通過跨學科交流和對話，進到國魂之學的歷史和思想深處，對于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繼續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極富時代感和現實感的啟示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日益走向歷史、文化和社會的深層次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日益成為現實的進程中，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財富將為我們的事業和生命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參加讀書會活動的青年學者和廣大教師、學生，在享用彭富春教授“國學五書”思想大餐的同時，也對傳統文化及其創新發展具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和更為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