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習者”到“貢獻者”：中國管理學發展的路徑

劉海兵

摘 要：工業革命無疑對管理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每一次工業革命意味著技術范式的重大改變，也將帶來企業新的管理模式的變化。在四次工業革命對應的管理理論中，可以將中國管理學的發展劃分為三個代，即前兩次工業革命時代管理理論的“學習者”、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管理理論的“豐富者”和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管理理論的“貢獻者”。隨著中國企業的發展和管理學研究特色的形成，未來還有望成為真正意義上管理理論的“創造者”。

關鍵詞：學習者;豐富者;貢獻者;中國管理學;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1.033

工業革命無疑對管理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管理學理論在研究范式和內容構成上均有重大變化，具有特定階段工業革命鮮明的烙印。中國管理學經歷了從“學習者”到“豐富者”，再到“貢獻者”的發展歷程，其不僅僅代表的是管理學研究層次，更反映了人才培養中教學改革的變化。

1 第一代：前兩次工業革命時代管理理論的“學習者”

泰勒被認為是“科學管理之父”，其對管理學極具代表性的貢獻是20世紀初在美國米德維爾鋼鐵工廠所做的“生鐵搬運實驗”，通過這個實驗開創性地嚴謹地提出了“理性人”假說，在當時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企業提升效率的改革舉措。與此同時期的法約爾和韋伯則分別以“十四項原則”和“科層制”而聞名，三人共同集成了古典管理理論。仔細分析古典管理理論背后的社會背景，不難發現，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前兩次工業革命提升機器效率后出現了管理滯后與“人”的效率進一步提升的需求之間的矛盾。細致的、科學的工作程序和規章制度成為當時管理的核心，細致建立在對工作任務分解的基礎上，而規章制度則依賴于通過觀察、實驗、反復比較提煉形成。

得益于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和科學管理的管理基礎，建立了一套使人與機器匹配的工作體系，這套體系極大地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效率，提升了企業創造價值的內部邊界，也直接導致管理走上由“隱形”到“顯性”的歷史舞臺，“管理也是生產力”的觀點被人們逐漸接受和認可。盡管20世紀20至30年代出現的以梅奧為代表的行為科學學派對古典管理理論提出的“理性人”假說給予了批判，以“人是有感情的，非完全工具理性”為根基提出了“社會人”假說，但從根本上并沒有完全拋棄科學管理理論的精髓。尊崇理性、尊崇科層制度的管理特性仍然延續。

可以說，工業革命不僅使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引領當時世界前沿的技術，同時也創造了改變企業的管理理論。管理學科的誕生及形成發端于此，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成為管理學教材中萬變不離其宗的主線，管理就是各職能管理活動的集合。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在技術上是學生，在企業管理上同樣是學生，需要學習并借鑒主要完成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理論成為后發展管理管理學發展的任務，中國亦是如此。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去偽存真，大膽學習前兩次工業革命時代的管理理論，并探索在工作中實踐，不僅發展了自己的管理學科，也助力企業利用“干中學”提高了創新能力。例如，海爾集團在1984年時還處于資不抵債的經營狀態，受德魯克學說等西方管理思想影響頗深的張瑞敏提出了“日清日高、日事日畢”的OEC管理模式、6S管理、自主管理班組等，這些管理方式上的學習和創新幫助海爾人樹立了質量意識，提高了員工積極性，其冰箱產品獲得了1991年國家金牌獎，市場位勢（position）顯著提升，為后來海爾實施多元化戰略打下了堅實基礎。

“學習者”的角色使我們長期以來在高校工商管理、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等商科中以適用國外教材、英文原版教材為“自豪”，甚至很多高校在對教師的教學評價中對使用了這類教材的進行加分。當然，更多的管理學的教學改革項目也以教學過程優化、教學模式創新為主，如提出了翻轉課堂、互動式教學、探究式教學等教學過程上的創新，這些創新有力地提升了課堂效率。當然，“學習者”的角色與中國所處時代背景和發展階段息息相關。

這種“學習者”的角色一直維持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因此，改革開放以后近20年的發展，中國一批企業的規模、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部分企業開始面臨管理上的瓶頸，如“大企業病”如何治理。

2 第二代：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管理理論的“豐富者”

第三次工業革命繼續發生在美國，于20世紀50年代在計算機、空間技術、信息技術等領域興起。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改變著企業形式。信息技術的普及，開始挑戰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管理研究和學習范式，人們認為憑借計算機的信息搜集能力、整理能力、處理能力可以無限接近“自然理性”的狀態，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管理要逐步借助數理模型建立科學的決策模型進行決策，代表性的如西蒙提出了“決策人”假設，提出“管理就是決策”的觀點。此后，系統理論、熵理論、協同理論等相繼提出。

經歷了第一個階段的“學習者”的角色，中國管理學有了初步的積淀，但隨著中國經濟和管理實踐的進步，固有的管理學理論顯然已無法滿足管理實踐的需要。喜歡以數據樣本為基礎作實證研究得到的所謂科學觀點的第二代西式管理，對后發展國家的管理學而言更多的是方法的借鑒而非結論的采納。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信息化浪潮蓬勃涌現，客觀上為中國管理學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加之中國企業發展取得可喜成就，一批企業開始實施國際化戰略進入國際市場，如華為、TCL，一批企業品牌價值持續攀升，如海爾，這為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樣本。第二代管理學的其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因地制宜”，于是中國學者開始嘗試以中國數據為樣本，學習借鑒西方的管理學研究新范式試圖得出一些能對實踐有幫助的結論，并努力形成“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理論。以徐淑英為代表的一批有影響的華裔管理學者，紛紛以挖掘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理論為己任，在國內好多所高校陸續開展了數十場管理研究方法培訓班，目的是讓國內高校教師掌握科學的實證方法做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研究，認為中國情境有很多不同于西方之處，需要將這些研究理論補充到世界管理學中。經過多年的堅持，培訓開始見到成效，培養了一批中青年管理學者，絕大多數已成為高校的科研骨干，推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在久負盛名的國際管理學頂級期刊AMJ、SMJ、ASQ等發表，“GUANXI”、“RENDANHEYI”等中國情境的管理術語進入管理學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