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大考中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邵彥敏教授訪談

邵彥敏，陶卓睿

陶卓睿（以下簡稱陶）：當大家談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問題時，許多人都用“集中力量辦大事”對其進行概括，您認為這樣的概括是否準確？您又是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的？

邵彥敏（以下簡稱邵）：用“集中力量辦大事”概括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片面的、局限的，是不完整的。事實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集中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戰役實際也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一次重大檢驗，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需要系統、全面、辯證的理解。

首先，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建立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上的，本質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秉h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睔v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堅強領導者，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役為例，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強調疫情防控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舉措，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讓黨旗在防控疫情斗爭第一線高高飄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目前能取得階段性的重大勝利，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第一位的，也正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充分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其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人民作為實踐主體彰顯的，本質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優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使命和行動均圍繞人民的利益而展開，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檢驗工作的第一標準。從新中國發展的歷程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從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研制“兩彈一星”，到南極科考站建立、首次實現載人航天、青藏鐵路通行、南水北調、西氣東輸、筑壘三峽大壩，再到高速鐵路通車、蛟龍號入海、“遼寧號”航母起航等，都是在黨領導人民，凝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磅礴力量中實現的。從這次抗擊疫情的中外對比看，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時收治所有確診病人”，“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也正是我們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始終堅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全國各地才有4萬余名醫護人員奔赴湖北，億萬人民自動居家，停止外出，在這種“內在動力”的驅使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才能得以充分展現；而反觀國外疫情防控，部分西方國家在抗擊疫情中對病人進行選擇性救治，并未完全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球疫情蔓延迅速，歸根結底就是缺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體系和內在動力。

再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實現的，本質體現了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優勢。全面依法治國，不僅是法治理念的重大發展，更體現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治理智慧。集中力量辦大事需要法治體系的支撐和保障。改革發展穩定，離不開法治護航；經濟社會發展，有賴于法治賦能；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衛；應對突發事件，需要法治保障。從本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看，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依法依規做好疫情防控，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睆陌l布《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再到各地政府依法采取封鎖疫區、限制交通、征用物資設施、限制交易等措施、醫療機構采取傳染病人和疑似病人采取隔離治療措施等，均是在堅持依靠法治、完善法治的基礎上，確保了疫情防控工作科學有序地開展，實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最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在堅持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實現的，本質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優勢。馬克思曾說：“我們知道個人是微弱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體就是力量?！眻猿秩珖槐P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最終匯聚“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建立了我們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根本依靠。從武漢到湖北，從湖北到全國，在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下，擰成一股繩、下好一盤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釋放出強大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正是我們堅持全國一盤棋，發揮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優勢，我們快速建立了應對疫情的領導機構、調度了幾萬名醫護工作者、十天建設火神山和雷神山等醫院、整建制成規模地轉產緊缺醫療物資、火速支援國外疫情，這些“戰績”僅僅依靠某一地區或部門的力量，不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的顯著優勢是不可能實現的。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方位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卓越”領導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鄙鐣卫砟芰?、公有制經濟“強大”支撐力、大國擔當“非凡”貢獻力，為世界樹立了典范，為人類作出了貢獻，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各國的高度贊譽。

陶：社會范圍內總會聽到一種聲音，即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普遍低效，您對這個問題是如何理解的？

邵：對于那些認為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普遍低效，呼吁要“全面打破國企壟斷”“國企徹底市場化”，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要削弱、瓦解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尤其在國企改革中，有人甚至提出，國企改革就是賣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化，應徹底取消國企、消滅公有制等主張。這對新時代更好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了挑戰。我們必須抵制“公有制經濟無效、低效”“國有企業無效、低效”等錯誤言論，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首先，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的社會化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提出的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中的核心因素，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了社會生產的性質和價值取向。共產黨人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即“消滅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社會制度，曾經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進步，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生產越來越呈現社會化趨勢，過去許多個別的、分散的生產活動逐漸融合，社會生產各部門越來越成為密切聯系的統一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全社會成員統一占有生產資料。然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對于它所形成的巨大生產力而言已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因此，徹底擺脫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為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需要，是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后對所有制提出的內在的、必然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股份制和合作制以及當代西方學者所設想的“證券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等方案模式，都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而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的自我調節。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從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情況來看，“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普遍低效”的結論是不符合事實的。一方面，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早期工業體系的形成和國民經濟發展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工業總產量只占世界總產量的2.7%，僅及美國的6.9%。隨著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決定優勢地位的確立，從1924年至1941年，蘇聯只用了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完成了美國50年、英國一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時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值下降44%，蘇聯卻以爆發式的經濟增速，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化強國。二戰結束后，蘇聯僅用五年多時間就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速在戰后近30年內一直保持在6%-7%的高位。而蘇聯解體后，隨著絕大多數獨聯體國家開始推行私有化，各國經濟紛紛在90年代出現嚴重的轉軌衰退。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1990-1997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縮水近50%，烏克蘭國內生產總值則只占蘇聯解體前的33%。進一步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全球私有化的進程中，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由3.6%下降到90年代的1.2%，在增長率下降的同時還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失業等經濟社會問題。從包括蘇聯在內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及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公有制經濟普遍低效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強有力地證明了公有制比私有制更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頂梁柱”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78年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加7.9倍多，平均年增長7.4%，這個速度是西方發達國家平均值的近3倍。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2.5%左右，而同一時期，美國為4%、聯邦德國為5.8%、法國為5%、英國為2.3%。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表現更為突出。國有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國有資產在大幅增值的過程中實現了結構布局的優化，隨著國有經濟影響力、控制力和競爭力的持續提升，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已躋身于世界500強行列。以改革開放40周年為歷史節點，在2018年末，全國共有國有控股企業24．2萬個，數量僅占全部企業的1．3%，資產總值和營業收入分別占全部企業的57．9%和28．1%，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更關注中長期發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并肩負實施國家發展重大戰略，在載人航天、探月、深潛、高鐵、移動通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承擔起了鑄就“大國重器”的重任。在這次疫情大考中，國有企業彰顯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發揮了“頂梁柱”的作用。在中央企業均不專業化生產醫用防護服、口罩等醫療物資的情況下，中國船舶集團、新興際華、國機集團、中國石化、中煤集團、兵器工業調動一切產能生產口罩、壓條機、防護服和相關防疫衛生設備。中煤集團22小時就完成無紡布原料聚丙烯Z30S的研發并投產；中糧生物科技轉產醫用酒精，緩解了疫情暴發時醫療防護用品和器械嚴重供應不足的情況；中核集團臨危受命，僅用5天時間就實現了利用核技術對醫用防護服進行輻照滅菌的規?；瘧?；我國自主研制的“北斗”衛星，為防疫提供高精度、點對點的時空服務，確保醫院工地大部分放線測量工作一次完成；中國聯通保障了歷史上首次現場＋遠程視頻形式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中國電信搭建火神山醫院5G遠程會診系統，中國聯通、中國移動推出5G智慧醫療服務平臺?？挂咔熬€，沖鋒在前的是陸?？杖娽t療隊以及各省幾乎都是公立醫院派出的醫療隊的醫護人員，而在抗擊疫情最緊迫最關鍵的階段，卻鮮有私立醫院的身影和聲音。北京市有關部門公布了101家發熱定點醫院，其中一家號稱國際先進的私立醫院，卻以醫院要改造的名義，宣布暫停服務。莆田系6000多私立醫院全都作壁上觀。疫情是一部生動的教材，一次深刻的演習，足以警醒和啟示人們：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堅定不移地把國有資本做優做大做強，為中華民族打造發展和安全的支柱。

陶：您能否圍繞“中國之治”，談一談我們如何進一步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邵：“中國之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中國治理道路，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貢獻的中國方案，為人類文明貢獻的中國智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和長遠出發，著眼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確要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成為新時代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的關鍵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可以著重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最根本的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迸c西方國家的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奮斗征程中，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發展實際相結合，將科學理論與建設有效制度有機統一起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我國已較其他國家率先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進展，而對疫情有效防控的背后蘊含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以及這種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的巨大潛力，而實現這種轉變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千千萬萬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把初心寫在行動上、將使命落到崗位上，交上了一份抗擊疫情的“硬核”答卷，充分彰顯了黨的領導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核心力量。

第二，將強化制度執行力與加強制度執行監督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強化制度執行力，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切實把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而當前我們在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有的人對制度缺乏敬畏，不按制度行事，千方百計鉆制度空子、打擦邊球；有的人極力想逃避制度的監管，只想從中受益而不愿受到約束等。有好的制度但是卻執行不力，再充分的制度優勢也難以轉化為治理效能。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要堅決強化制度的執行力，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強化制度意識，有力維護制度的權威，做好制度執行的表率，確保制度全面落實。同時，要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構建全面高效的制度執行監督機制，將制度執行與監督相結合，將全方位無死角的制度執行監督機制貫穿黨內監督、國家機關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的全過程，以高效的制度執行與監督，更好促進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第三，堅定“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治理效能的釋放，其最終目的是維護和實現人民利益。以人民為中心，既是價值遵循，也是務實行動，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價值要求，是實現“中國之治”新境界的信心和底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引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生產發展、創造美好生活的現實制度形態。人民群眾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運行和國家治理的參與者、推動者和監督者，是“中國之治”的實踐主體和價值主體。離開人民群眾的自覺擁護和廣泛參與，國家治理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國家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評價和感知。從這層意義而言，在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民立場為根基起點，把制度建設、國家治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于各領域各層面的治理實踐中，將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價值遵循。依靠人民治理，始終尊重人民主體地位，有效保證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社會生活，保證人民享有更加廣泛的權利和自由，體現人民意志，維護人民利益，激發人民活力，集結人民群眾的強大力量，穩步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此次疫情發生后，我國堅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進行疫情防控阻擊戰，各項疫情防控政策和治理措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了堅強后盾。

陶：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現與取得的成效給予了高度肯定。您能否基于中國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凡貢獻，談一談我們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如何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邵：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矚目成就，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是大勢所趨，本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來襲，暴露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和缺位。中國在抗疫戰爭中勇立潮頭，以堅定自身立場、堅持防控政策不動搖，以及疫情防控的階段性重大進展，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各國的高度贊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充分發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從現狀來看，我國綜合國力與全球治理話語權之間存在明顯的倒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步實現了從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變，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無法被國際社會忽略的既定事實，因此，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是大勢所趨。從當前形勢來看：一方面，中國人民迫切想要擁有與綜合國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和參與全球治理話語權，希望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共識占據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受益于經濟發展的先手優勢，在輿論風向、價值導向、思維方式、話語體系等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是主流和高地，我國綜合國力呈現出與全球治理話語權的倒掛。甚至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輿論格局，通過造謠“中國病毒”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政治潑污，不僅無視中國在抗疫斗爭中做出的杰出貢獻，更使得人類災難變成了意識形態博弈的秀場。這些都對我們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其次，從機遇來看，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劇當今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歷史上看，疫病、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通常會造成權力真空或原有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例如查士丁尼時期的黑死病間接促成了在伊斯蘭世界在中東地區的興起；二戰后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等等。黨的十九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秩序時多次強調“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制度弊端還是國際治理缺位都被放大和彰顯。西方國家既有的所謂制度優越性在防范和應對重大風險、調集資源、組織管理等方面表現得并不盡如人意。面對疫情的迅速蔓延與肆虐，特朗普當局依然寄希望于私營企業“擴大產能”解決問題，意大利只對癥狀嚴重的患者進行檢測，英國更是提出了讓人大跌眼鏡的“群體免疫”計劃。他們所謂的民主優勢，最終不過是精英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說辭。反觀作為吹哨者的中國，基于社會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從治療方法、基因圖譜到一系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經驗，國際社會期待著中國在這場“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貢獻智慧和方案，中國正以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而為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創造契機。

再次，從目前困境來看，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遠未實現。全球治理不僅是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收編，更需要各國在對外交往和關系處理中樹立大局意識和系統思維。疫情是一次大考，基于新冠病毒在各國迅速蔓延的實際情況，在全球治理方面人類社會尚未交出合格的答卷。從經濟方面來看，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壟斷，疫情不僅使增長乏力的多數國家經濟雪上加霜，也進一步凸顯了各國間在政策協調方面的機制缺失。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對欠發達國家的疫情暴發風險作出了警示，指出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欠發達的地區一旦發生重大風險將毫無招架之力。從政治和外交上來看，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言：“當人民互相指責之時，新冠病毒正在快速攻城略地”。隨著疫情逐步蔓延為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大國間非但沒有聯防聯控，而是在社交媒體和外交場合上互相推卸責任，單邊思維模式和民粹主義思潮在疫情蔓延中持續發酵，這些現象充分說明，我們遠未到達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彼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對疫情來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構建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前的唯一選擇。

最后，在“破”中求“立”中彰顯制度優勢，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際話語權的基本途徑。話語權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占領話語權高地，不是簡單的辯論和媒體宣傳，而是經濟政治實力的較量和斗爭。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疫情考驗和當前尚未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破”中求“立”彰顯制度優勢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路徑。針對目前依然嚴峻的全球疫情發展態勢，應具體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堅定自身立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說服力來自經濟持續發展及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個奇跡”，以堅定并增進“四個自信”作為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基礎。第二，堅持防控政策不動搖。隨著抗疫戰斗取得階段性勝利，要繼續鞏固防控成果，充分總結防控經驗，“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以疫情防控的成效和經驗樹立全球疫情防控的中國典范。第三，要提升話語權爭奪能力。不僅要重視輿論宣傳技術技巧的“軟實力”，更要重視培養形成國際政策協調、組織調度能力等“硬實力”。第四，要積極貢獻中國智慧，第四，要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展示大國擔當。習近平總書記于2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是發揮我國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體現”，在3月26日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上又提出了齊心協力團結聯防聯控的四點倡議。無論是信息分享、疫苗研發合作還是物資支持等方面，中國都體現出了新時代大國責任感，這些舉措都為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