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邏輯必然

邵彥敏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盵1]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重要創舉，并成為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十九屆四中全會基于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實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規律的考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創新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充分發揮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要內容的體制優勢，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推動經濟治理現代化，釋放經濟治理效能，助力中國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必然

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生產關系的制度性闡釋和制度性反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生產和交換的關系，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盵2]“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粨Q就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覀兊玫降慕Y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互相間的一定關系?！盵3]由此，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關系的劃分，得知生產關系具體內容包括在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方面的關系。其中，交換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環節，交換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一部分是確定的。由此，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中，交換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體現為交換關系環節的作為經濟運行方式的經濟體制本身就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之一，將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具有理論必然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有關未來社會的論述中，雖然一定程度上闡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但體現的是宏觀綱領卻并未具體化。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對未來社會制度的形態進行了系統論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未來社會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下是“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盵4]“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5]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顯著標志。馬克思恩格斯構想的未來社會中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消失，即“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4]“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4]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也隨之將按統一計劃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在堅持上述觀點的同時，也分析了其特殊性，暗含了把經濟體制納入經濟制度之中的意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論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特征時，明確了其仍然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由于共產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并在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離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4]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貧富差別等仍然存在。在這樣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仍然“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4]，暗含了仍需運用市場調節，并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達到進一步促進和解放生產力，實現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最終消除資本主義因素，擺脫資本主義的壓制和束縛，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以上對未來社會主義是一種美好設想，但受歷史發展、經濟發展等因素的限制，現實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美好社會出現了偏差，因此，依據特定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創造性發展是理論的必然。

列寧從國家社會生產力和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主張利用商業活躍社會經濟發展，恢復和發展大工業，助力小農經濟社會化，認識到商品發展以及市場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商品經濟和市場的認識。列寧起初堅持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的觀點，并將其運用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主張創造條件盡快取消商品生產關系。然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給俄國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事實證明，這種理論在當時的俄國是行不通的。列寧從國情出發，意識到國家生產力的極度落后，小農經濟占俄國經濟的主體，不具備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實社會條件，因此轉而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恢復資本主義經濟，不再采取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策略。強調“學會了解商業關系和經商是我們的責任”，[6]并且認識到“商業就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系?！盵6]面對俄國社會經濟結構，他主張“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地掌握它們，或者說，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們活躍起來的范圍內對它們實行國家調節”，[6]利用商業活躍經濟，利用商業實現大工業和小農經濟之間的聯系，恢復大工業生產和實現小農經濟社會化、鞏固工農聯盟、穩固國家政權。列寧借鑒在1921-1922年社會主義建設各種過渡形式中，通過全力抓住商業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的成功經驗，更進一步地明確“各種過渡經濟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應該善于利用它們來鞏固農民同無產階級的聯系，立即活躍我們這個滿目瘡痍、受盡苦難的國家的國民經濟，振興工業?！盵6]因此，在像俄國這樣的國家，不但不能取消商品，相反而是要在掌握商業的基礎上，引導和發展商業，利用商業活躍經濟的發展，鞏固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列寧將這種方式稱為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鞏固國家政權而采取的一種區別于革命方式的戰略上的退卻，以一種緩慢的、審慎的、漸進的方式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列寧之后的斯大林，明確區分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不同，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斯大林針對當時所存在的一部分人以恩格斯的相關話語為佐證認為國家奪取政權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應當立即取消商品生產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和現實回應。斯大林認為，恩格斯主張的取消商品生產是以農業和工業一切都可以實現公有化為前提。對此，斯大林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當時自身國家由于大量農業分布在中小生產者手中，不可能實現農業的全部公有化，因此不具備立即消除商品經濟的現實條件。斯大林進一步區分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盵7]同時，批判了那些認為“商品生產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的觀點，表明了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之間并非存在必然聯系，兩者并非等同，并且明確了商品生產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和現實條件，即“只有存在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于市場而資本家能夠購買并在生產過程中加以剝削，就是說，只有國內存在著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制度，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盵7]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元素，即全民所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此，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蘇聯的“三元經濟制度”都是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邏輯起點。然而，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不屬于商品生產范圍，商品生產范圍僅局限于個人消費品，這一觀點表明了斯大林對商品生產的認識存在一定片面性。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探討，結合當時蘇聯國家的現實情況，斯大林明確了在蘇聯的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在流通領域起調節作用，但只是對生產領域有影響，并不是生產的調節者，價值規律被嚴格限定在特定領域，被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限制。同時，斯大林認為，價值規律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競爭、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過剩危機的條件下是生產的調節者?！盵7]可見，雖然斯大林關于商品生產以及價值規律的認識不全面，依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的理論，但是其相關論述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提供了理論資源和理論基礎。

在此期間還產生了關于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否合理配置資源的大論戰。這場以“市場和社會主義的關系”為主線的論戰，涉及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其中著名的“蘭格模式”是典型的代表。他主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央計劃局起市場的作用，并根據歷史上給出的物價選出一組給定物價，模擬競爭市場調節的過程，通過試驗錯誤的過程，即“試錯法”最終確定均衡價格，實現經濟均衡，得出“用計劃代替市場的功能是很可能和可行的”[8]的結論，并且進一步認為這種“試錯”過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好于競爭市場?！坝捎谥醒胗媱澗謱φ麄€經濟體系中正在發生什么事情的知識比任何私人企業家能夠有的知識寬廣得多，因此能夠比競爭市場可以用一個短得多的系列的相繼的試驗達到正確的均衡價格?！盵8]這一模式的提出意義重大，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上第一個打破了對市場只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實現的傳統認知，嘗試著用計劃發揮類似市場作用來實現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新思路。蘭格之后，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提出了分權模式，前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提出了計劃市場模式，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提出了自由市場模式，都試圖對蘭格模式進行修正和補充。但是，與理論探索相比，東歐各國的改革實踐卻步履維艱，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因為他們不可能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必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伴隨中國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系統把握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過程，有助于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地位的提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經濟體制的認識上歷經70余年的階段性探索，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在曲折中前進、不斷完善優化的發展態勢。表面上是計劃與市場之爭，其實質是經濟體制的不斷調整。這成了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必然。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大多數是模仿蘇聯的體制，但也結合我國現實經濟結構分布情況，利用了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1949年到1952年我國實行的是計劃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經濟體制。面對百廢待興的經濟發展現狀，國家從社會經濟結構特點出發，積極調整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克服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無政府狀態，限制私營工商業的消極影響，大力扶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促使產銷趨于平衡，有效發揮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加強了國營經濟領導地位，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之后，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生產資料全部成為公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市場的地位則開始日漸消退。1958年開始進行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無論是在農業生產還是在工業生產都否定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造成工農業生產比例失調。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從1958年到1961年，毛澤東在全黨范圍內先后四次提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學政治經濟學，并有意識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從實際出發，重新重視和尊重價值規律和商品生產，實現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毛澤東強調“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9]號召公社中的人民除了生產糧食以外，也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針對“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的觀點，毛澤東進行了明確回應，即“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10]再一次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更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盵9]毛澤東還根據斯大林關于“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的思想，進一步從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角度準確地認識到商品生產的特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這一概念，即“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11]也就是說商品生產本身不具有社會制度性質，其性質是與其相結合的社會制度性質的不同而改變。毛澤東對有關商品生產以及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認識進一步深化，將商品生產和社會制度屬性相聯系，明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性質，對當時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同時，毛澤東強調尊重價值法則，“馬克思寫《資本論》，一百年了。法則不能違反，要學習政治經濟學。過去學了就完了，誰也沒有注意價值法則，可是違反了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盵12]毛澤東將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理論應用到國民經濟發展中，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和發展。這是黨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的最初嘗試，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些有益的探索并沒有堅持下去?！拔母铩逼陂g，再次排斥價值規律，排斥市場、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農業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看成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取消農村集市貿易等。在工業生產中，無視市場需求，反對經濟核算，生產無計劃，嚴重損害了國民經濟?？傊?，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囿于當時的理論水平和認識深度，以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市場發展很不穩定，但應看到以上階段的發展為后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和積累了經驗。

從改革開放之初起，通過對前30年經濟體制探索的反思，突破了傳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認識，開始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進行階段性探索，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隨著認識深化和實踐拓展進行科學定位。

為市場經濟發展奠定基礎階段（1978-1992）。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再次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探索，提出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價值規律等問題，為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指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調節的認可，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運行方式。1982黨的十二大正式明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明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各自的地位，市場是計劃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市場發揮作用由國家統一計劃嚴格規定并且僅局限于一小部分。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從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一步消解了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對立?！稕Q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將公有制、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統一，是對處理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關系問題的進一步深入?！吧唐方洕背霈F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是中國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發展更深刻的認識和肯定。同時，對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新定位，即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發展階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市場調節和商品經濟的作用逐步得到認可，但其地位并未完全確立。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边@突破了計劃和市場“主”“輔”問題，更進一步強調了計劃與市場的統一性，并從所有制層面揭示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于搞資本主義”，[13]從所有制的角度進一步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這是繼毛澤東后對計劃和市場只是一種調節手段而無關乎社會制度性質的深刻認識，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十三大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和設想，是黨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認識的再一次突破，是階段性的飛躍，為我國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豐厚了理論基礎，積累了實踐經驗。但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一階段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的發揮呈現不穩定性特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和完善階段（1992-2003）。鄧小平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特性進行了經典性的明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4]進一步深刻地、確切地揭示和說明了計劃與市場都是進行經濟調節的手段，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指導。十四大報告對我國經濟體制發展目標和方向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15]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作用初步有了本質性的理解，具有開創性意義?！拔覀円⒌纳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盵14]這表明了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方式有了更深的認識，第一次直接明確地說明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奠定了基礎。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弊源酥钡绞舜蟮南嚓P表述中，都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前面所用的修飾詞不同，十五大“進一步發揮”、十六大的“更大程度上發揮”、十七大的“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十八大的“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這所暗含的市場作用發揮的程度和范圍在層層遞進，市場化作用逐漸增強。其中，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問題。一個“更加”和一個“更好”是對市場調節作用更高程度的肯定，也是對政府作用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識和理解的不斷深入化和全面化，為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撐。

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13-至今）。隨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逐漸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斷加強。進入新時代后，黨和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方式規定了新內涵，明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對市場的作用進行了全新的、根本性的定位，對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對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盵1]一個“和”字內涵了市場地位的飛躍性提高，與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成為并列關系，凸顯了黨和國家對市場作用的極大重視，市場經濟體制內涵發生實質性的轉變。針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盵16]關鍵之處在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表明了我國對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和市場對經濟發展貢獻的充分肯定，充實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內涵，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升到新的高度，賦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獨特性，充分彰顯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入把握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完善和實質性發展。十九大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表明了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堅定性。上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益探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實踐前提。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增強和彰顯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規定性，具有決定性和開創性的意義，在尊重客觀現實條件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的實踐必然，更加彰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潛在的優勢和現實意義。

通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演變的系統性梳理，可見我國在社會主義建立、發展和改革的實踐中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斷優化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取得階段性的成果，造就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度性規定的實踐必然。

三、充分發揮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

伴隨著我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探索和實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現實遵循，將制度優勢轉變為經濟動力，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建設高質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客觀要求和現實必然。

科學認識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地位。當前，存在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首要原因歸結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而忽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因素的看法和觀點，這些看法具有一定普遍性。事實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有制決定經濟制度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市場經濟體制則是在推動經濟發展活力方面發揮作用。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重視它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首要原因，則是一種誤解。有鑒于此，科學把握基本經濟制度中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和作用尤為重要。一方面，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的經濟支撐。要繼續穩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提升公有制經濟質量。首先，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是尊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鞏固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客觀要求和基本遵循?；旌纤兄平洕鷮崿F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資本的相互融合，有其自身優勢。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將進一步激發這些資本潛在的發展因素和優勢，為實現社會經濟的整體性和協調性發展提供更多的經濟要素和發展動力因素，從而促進經濟發展的活力，為實現公有制經濟發展、穩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提供鮮活的經濟動力。其次，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優化其結構，穩固國有經濟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絕對主導作用，重點提升國有經濟創新力，以此推動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五力”的協同發展，提升國有企業的綜合實力，更好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再次，推進國有企業治理現代化，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堅持黨在公司治理中的領導核心地位，確保企業政治立場、治理方向和發展方向；加大國有企業創新力度，提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促使企業積極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激發國有企業發展動力，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發展。另一方面，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活力和優勢。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激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肮兄平洕?、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盵17]首先，創造和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保障非公有制經濟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為不同經濟類型的企業的發展，尤其是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平等、公平的市場空間和法律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18]要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制度，平等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其次，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基于工作需要、服務群眾需要和促進發展需要，以黨建引領基層商會，不斷深化聯系服務機制，為民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政策性引導。

構建高標準的市場體系，為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創造有序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空間。市場體系是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首先，要完善產權制度。馬克思認為，市場反映的是商品的流通領域，是社會成員間各種交換關系的總和。而完成交換的關鍵在于實現雙方對各自商品所有權的順利轉讓，因此，產權制度完善與否影響著市場交換的順利與否及其規范程度，改革和完善產權制度成為有效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的首要前提。其次，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市場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內涵之一是實現各種要素的合法有效的參與，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場是發展和活躍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一方面要保證各要素的合理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加快要素市場發展，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建設，為實現要素市場化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擴大要素市場配置范圍和效率；另一方面根據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不同要素屬性、市場化程度差異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積極正確引導和發展，充分釋放各種要素的潛在價值和經濟效益。再次，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市場體系的內在特點和內在要求之一是公平競爭，建立以公平公開非歧視性為原則的市場競爭機制，貫徹推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機制，真正消除各種歧視性約束以及可能存在的隱性障礙，排查并消除影響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相關規定，為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提供良好環境。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罢焙汀笆袌觥标P系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可避免和必須正視的。具體來說，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突出的特點和最大優勢是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黨在尊重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堅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立場，引領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確保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發揮方向引領和價值引領作用。其次，政府和市場兩者各有分工、有所側重，充分有效地釋放兩者的各自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兩個作用”之間并不是割裂關系，而是兩者相互聯系，構成有機統一體?！案冒l揮政府作用”既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又是保證。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彰顯出兩者各自的優勢，重要的是要明確政府與市場各自的作用范圍和職能。社會主義國家或政府作為人民的代表掌握生產資料，既從經濟基礎方面又從上層建筑方面指導人民進行相關經濟生產，指導和影響著經濟生產。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高效的動員、集結和調配資源，在此基礎上立足于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目標，發揮政府職能，克服市場經濟所存在的固有的經濟弊端，彌補市場的不足，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實現互補性的促進與發展，實現為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生產和發展。為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提供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主要在于微觀經濟領域，構建并完善公平有序的市場機制，加快要素市場化發展，釋放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各種要素的經濟效能，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力和活力，從而從整體上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活力和動力。

在擴大開放中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都從發展開放型經濟中受益。中國對外開放要堅持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開放，促使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更加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首先，積極利用世界市場，增強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聯動性，提升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在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中，中國必將實施更大范圍、更全方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對外開放的新內涵和發展背景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要發展契機，以共同價值為價值遵循，充分積極參與到世界經濟發展中，積極遵守國內和國際市場兩種規則，充分有效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提升國內社會主義市場配置資源能力和在國際市場中的適應能力以及競爭力，積極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提升全球供給能力，以此更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助力更高水平的開放型新體制的構建，從而提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質量和效益，也為全球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其次，優化和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建立符合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和體系，為市場交換和市場經濟合理有序發展提供更安全穩定的宏觀環境。再次，加強制度創新，“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19]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以制度創新促進和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最后，健全促進對外投資政策和服務體系，保護外資合法權益，優化利用外資結構，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為我國制造業、服務業和農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資源，提升我國經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