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

傅暢梅，張鈴

（1.沈陽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2.洛陽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洛陽 471934）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1]在我國邁向現代化的征程中，既有人類創造的財富分配，也有人造的工程風險分配。隨著工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工程日漸成為人類主要的實踐形式，工程一方面給人類帶來福祉，另一方面，工程風險不可避免。要解決工程風險問題，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視角探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分配什么工程風險”“由誰來承擔工程風險”和“如何分配工程風險”又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不可回避的問題。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現代性成為現代社會的特質，成為現代化的本質表達，由現代性呈現的整個社會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及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上都有其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特點?，F代化的社會一方面要關注財富分配，另一方面還要關注風險分配，尤其是由工程實踐所帶來的工程風險的分配。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成為現代社會分配的兩種主導邏輯。[2]因此，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的研究具有其現實意義，這主要是因為由現代性所帶來的風險化的生存方式要求現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才有助于社會的良性運行，但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工程風險是各責任主體都不愿意承擔的責任，因此，工程風險分配的正義遭遇困境，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的探討，已有的話語體系有其合理性的同時，也有價值取向和現實可行性的限度。在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價值取向和現實可行性方面，中國有其獨特優勢，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無疑會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的解決提供智力支持。

一、風險化的生存方式：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客觀前提

現代性是當代人類關注的話題之一。從現代性的內生邏輯，即現代性起源來看，現代性是起源于社會結構的轉型，是由以“權力”為主導的社會結構轉向以“物”和“個人獨立”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過程來看，現代性首先是從社會結構轉型開始的，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3]這是現代性和現代化過程的普遍性特征，當然，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社會結構轉型也呈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特征，這是現代性和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特征。

（一）現代性所引致的風險化的生存方式

按照吉登斯的觀點，我們并沒有從現代社會進入到后現代社會，而是進入到現代性的激烈化階段。[4]并且進一步認為，現代性可分為兩個階段，簡單現代性與反思現代性。按照貝克的觀點，現代性可區分為“第一現代性”與“第二現代性”。將現代化區分為簡單現代化和自反現代化，其中，簡單現代化又稱之為傳統現代化。傳統現代化對應的是階級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是其核心。自反現代化對應的是風險社會，風險的生產與分配是其核心，體現了現代性的兩種不同進路。[2]

現代性的本質呈現也是政治權力、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在社會結構中的力量變化體現出來的，從社會結構轉型的維度看現代性的本質，可以看出，在前現代性，國家政治權力占據主導地位，而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較為弱小，隨著社會發展，資本的力量逐漸壯大，經濟力量逐漸擺脫政治權力不斷生長，社會力量也逐漸擺脫政治權力依附不斷生長，社會力量是以獨立主體力量得以呈現，這主要表現的是現代性的正能量，在這里，現代性所表達的是發展、進步和文明的趨勢。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角度來看，現代性在經濟上表現為以市場或資本力量為導的工業化生產方式，在社會上表現為以個人物質利益和人格獨立的市民社會的形成，在政治上表現為市場經濟提供平等競爭環境，注重民眾參與和法治的國家治理方式?，F代性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本質特征為物化、功利化和工具化、個人成為主體。[3]

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類的工程實踐引起了風險的歷史性擴張。人類工程實踐發展的深度和廣度與人們在生存中所面對的風險的加劇程度是成正比的。

所謂風險社會，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階段或者狀態，在這一階段，以人類實踐活動為基礎的各種全球性風險和危機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造成根本性的嚴重威脅，是一種與從前社會不同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或社會生活的新狀態，風險社會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主要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5]在傳統的工業社會及其以前，人們所擔心的主要是來自自然界的風險，而在當代，被人為制造出來的風險占據了主導地位。

（二）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人類生產力水平低下，實踐范圍、規模、程度都相對較窄、較小、較弱，對自然界的影響微乎其微，人與自然處于和諧狀態，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自然風險。人類實踐所造成的風險對人類生活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其程度之低相對于自然風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就從農業文明走向了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誕生，是生活中唯一最為爆炸性的事件。[6]工業文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實踐得以巨大拓展，人類交往普遍擴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充分發展，與之伴隨的，是風險的加深與加劇。不僅表現在數量和類型增加，危害程度也不斷加大，具體表現在：風險規模和范圍不再是局部性和區域性，而是全球性；風險的危害程度大大加深，表現在范圍的擴張和危害程度的加深；風險現象越來越復雜化，復合性特征開始顯現；風險的潛伏期拉長。因人類活動引起自然界運動變化而導致的風險成為工業文明人們對風險問題關注的中心，尤其是環境風險、生態危機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風險問題。[7]20世紀的十大公害事件也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環境風險，這十大環境公害事件是：1930年的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公害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的倫敦煙霧事件、1953-1956的日本水俁病事件、1955-1972發生于日本的骨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的米糠油事件、1984年印度的博帕爾事件、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1986年劇毒污染萊茵河事件。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工業革命時期相比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學者將之稱為后工業社會，后現代社會、知識社會、信息社會等等，貝克將之稱為風險社會。與傳統的工業社會相比，風險狀況已經從量變發展為質變，當今社會業已成為風險社會。

（三）風險社會的來臨：成為問題的風險分配

分配是伴隨著生產而出現的社會活動，在工業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財富分配，但隨著工業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已不再是悄悄地、緩慢地發生著變化，而是發生急劇的變化，正如有學者估計的那樣，今天社會在3天內所發生的變化相當于20世紀初30年內的變化，相當于牛頓以前時代的300年內的變化，相當于石器時代3000年內的變化，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種變化，真可謂日新月異！現代社會發展在帶來大量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充斥著喧囂，隱藏著風險，風險與危機日漸從邊緣走向核心，成為人們的關注點，如果從風險的角度來看，當代社會的風險發展狀況已表明當代社會已成為全球性的風險社會，風險分配問題必然被提上議事日程。

人類歷史上的分配可以劃分為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可以認為，財富分配是發展成果的分配，風險分配則是發展成本的分配。財富是由于其稀缺性而需要分配，風險與之正好相反，是因為太多而產生分配問題。不同的社會形態，緣于財富和風險在社會發展中的不同地位，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也居于不同的地位。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風險作為人的一種存在狀態，只要人生活著，必然會面對風險，風險的歷史發展反映著社會生活的歷史狀況，風險的歷史發展構成了社會生活歷史延續的一個基本線索。安東尼·吉登斯在其《失控的世界》一書的開頭寫道：這個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盡頭，引用的是大主教沃爾夫斯坦布道時的講話，表達了他對當代社會的情緒和心境。貝克也認為，人類面臨著其生存的由社會所制造的風險，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的不負責任態度，[8]按照貝克的說法，所謂風險社會，就是某些看似局部性或者突發性的事件卻往往容易導致和引發整體性的社會災難。[9]隨著全球風險社會的到來，財富分配的邏輯逐漸地被風險分配的邏輯所取代。

二、工程風險分配的困境與正義訴求

工程必然涉及風險，工程不僅涉及風險，而且風險是內在的、不斷變化著的。盡管工程始終關注安全，幾乎所有的工程倫理章程都把安全放在最高的地位，并且要求工程師將公眾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風險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創新也會提高風險，因為工程設計者很難預見他的創新框架方法引入的所有風險，并且這些風險設計規章和實踐標準也無法提前預知。

（一）工程風險分配的困境：工程師、公眾、政府對工程風險的認知不同

工程師認為風險的危害是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危害量級的乘積。通常會通過經濟損失和死亡人數兩個維度來衡量。公眾更多的是從對風險的自由、知情同意以及風險是否公正分配的視角來考慮問題。政府則更多的是從是否對公眾造成危害的視角來思考問題。[10]可以看出，工程師對工程風險的認知是從一種量化的視角來思考工程風險，工程師在確定工程方案時，更多的是從收益與風險的對比來進行方案的選擇。

（二）工程風險分配的困境及正義訴求：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理解不同

由于對工程風險的認知不同，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理解也必然不同。工程風險分配的基礎性條件是需要對風險進行評估，否則將無法進行風險分配。要評估風險，工程師必須能夠辨別并確定哪些是風險？并且需要將確定為風險的進一步量化。工程師會將風險定義為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其所造成的危害量級的乘積。[11]工程師傳統上是將風險認為是相對容易量化的事物，是從“資本的邏輯”來思考問題，從經濟維度來確定工程風險的分配。從量化的角度來界定風險，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的方法，是通過成本——收益方法進行成本與收益的比較，然后從中選擇凈收益（收益減去成本）最大化的方案。但是，如果僅僅從成本——收益來考慮，是不是所有的風險都是可以接受的風險呢？從成本——收益的維度看，會不顧及弱勢群體的利益，損害其健康、安全和福祉。

成本——收益的風險分配方法無疑具有清晰、簡潔的優勢，但同時，這種方法的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在于很難將所有的工程風險都預見到，如果不能夠預見到所有的風險，那將意味著這種分配方法是不可以完全信賴的。其二，即使能預見到所有的風險，將所有的風險都量化，都由貨幣去衡量，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并且，這種方法有可能還存在這樣的一種狀況，就是在工程師的解釋中有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于工程實際的執行者——工人來說，這些風險卻是不可接受的。同時，這種方法也可能存在知情同意權方面的分歧。

哲學家科琳·墨菲（Colleen Murphy）和工程師保羅·加爾多尼（Paolo Gardoni）提出的基于能力的風險分析方法，彌補了側重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缺陷，基于能力的風險分析方法注重風險對人類整體福祉的影響，這里的能力是指個人實現功能的真正自由，能力是福祉的重要體現，它關注了個人的選擇權?；谀芰砜疾祜L險，風險是指個人能力被某種災害削弱的概率。[10]基于能力的方法提供了判斷風險可接受性和可忍受性原則的基礎。[12]基于能力的方法更為明確地說明了風險分配應該關注的危害和利益。這一點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注重了對人的尊重，他認為“每一位社會成員都享有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的權力……甚至其他所有人的福祉也不能踐踏這個權利”[13]，對人的尊重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應該關注的內容。風險的分配正義在道德評價中應包含知情同意、補償和公平三個遞近的方面。

如果說，前面所闡述的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應承擔的是什么的問題，那么，工程風險分配的困境還在于風險承擔的主體方面的協商以及工程風險分配的實現問題。工程風險在哪些人中間進行分配？分配什么？如何分配？這三個方面都關乎正義問題，都有其正義的訴求。

三、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已有話語及其限度

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在分配正義理論中是如何呈現的？分配正義理論有哪些可能性和局限性？針對這些局限性該做如何的闡釋與解答？

（一）已有倫理相關理論對正義的闡釋

依據已有的倫理立場，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幾種理論：功利論、義務論、契約論。

功利主義者認為，一種行為如果有助于增進幸福，則為正確的，其最好的結果是實現“最大的善”。也就是說，功利論是后果導向的觀點，功利論聚焦于行為的后果，以后果來進行判斷，因此，功利論亦稱之為后果論或效益論。[14]從功利論的視角來看，工程風險分配是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使風險對共同體的總體傷害降到最低，進而為共同體提供最大的善。

從義務論的視角來看，工程風險分配要充分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基本自由權利，這是一個絕對主義的原則，也就是說，工程風險分配不能以犧牲個體的基本自由權利為代價。

從契約論的視角來看，工程風險的分配是一種差異平等，是對多重倫理價值的平衡和限定。工程風險的分配是由多主體通過對話式的協商來實現。

（二）工程風險分配的兩種邏輯

1．階級的邏輯

階級的邏輯，也稱之為“差異”邏輯。階級的邏輯是“依附于階級的”“不平等”的風險分配模式。工程風險分配與財富分配不同的是，是以顛倒的方式呈現：財富是在社會上層階級聚集，風險是在社會下層階級聚集。這意味著風險具有明顯的不平等的特征，即有權有勢比無權無勢的人承受更少的風險，但這并不是風險分配邏輯的核心，因為工程風險具有“飛去來器效應”，風險最終會波及幾乎所有人。

2．超階級的邏輯

超階級的邏輯，也稱之為“平等”邏輯。正如貝克所描述的那樣，貧困是等級制的，化學煙霧是民主的。也就是說，隨著風險的加劇，人類逃脫風險的可能性在減小，即使你擁有財富，位于社會的上層，也不可能避免風險的折磨。這種超越階級的風險的“平等”邏輯主導了風險分配的邏輯。

（三）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現有話語

工程風險“作為現代化的一部分的系統性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和危害怎樣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導”[8]?？梢哉f，“承擔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是國際社會應對工程風險的積極努力，是對工程風險分配的一種正義的價值訴求。

工程風險的共同的責任意味著相關的工程主體都是有責任的，有區別的責任意味著是一種差別責任，不同的責任主體因其實踐的內容不同而表現的工程風險承擔的不同的責任。由于工程師、民眾、企業和政府在具體的工程實踐造物活動中，所承擔的角色不同，也就有其不同的特點。

1．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經濟正義

利益與風險對等原則是工程風險分配中一個基礎性的原則，從經濟的維度來講，工程實踐的確定開展一開始大多按照成本——收益原則來確定，那么，對于工程風險的分配也應該遵循這一原則，這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經濟正義。即誰在工程實踐中獲得利益，誰就要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

2．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政治正義

政府分擔原則。由于政府在工程實踐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所以當工程主體無力承擔全部責任，就應當由政府來分擔，這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政治正義。

3．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社會正義

弱勢群體免傷害優先原則，如果公共風險不可避免，那么一般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優先享有免傷害的權利，這也是由弱勢群體對于風險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所決定的，這是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社會正義。

從總體上講，還要堅持矯正補償原則。這是一個總體的原則，也是工程順利進行的閉環的生命周期所要求的，即對于已經發生的不公正的風險分配的反饋信息必須予以矯正，給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一方合理補償。這些具體的原則體現了工程風險分配的正義倫理的價值追求。

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存在永恒的、普適的規范正義觀，反對非歷史的正義觀——自然正義和永恒正義。[15]認為正義應基于現實，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的正義觀是有其不同的特點。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及其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理論啟示在于工程風險分配正義應是既奠基于社會現實，又具有前瞻性的價值追求。

（四）已有工程風險分配正義話語的限度

1．價值取向的限度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必然不同。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屬于上層建筑，具有意識形態性。目前，有關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更多地源自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話語體系，由于與我國的經濟基礎不同，政治方向和價值取向也必然不同。因此，目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有其價值取向的限度?；诖司窒扌?，我國在具體的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上應是：在遵循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普遍性的理論基礎之上，我國現階段的工程風險分配正義要體現我國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取向，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和為人民服務。

2．現實可行性的限度

“正義不僅是個人的德性，更是政治和城邦的德性，不僅是倫理學的主題，更是政治學的主題”。[16]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問題從經濟學的維度進行考察，即按照“成本——收益”原則來評估和分配工程風險具有相對簡單可行性，是按照量化的方法進行，但其限度卻在于并不是所有的風險都可以預見到并量化，同時，經濟維度的“成本——收益”工程風險分配方法存在人文的缺失，需要克服其局限性。責任倫理及多元責任主體的共同協商承擔強調了工程師及相關責任主體的倫理責任，但必須意識到，現代工程，尤其是大工程、超級工程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利益群體的博弈，如果僅僅從工程倫理的正義視角去探究工程風險分配問題，其現實可行性問題必然顯現出來，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實現需要強大的國家機器來作為保障，因此，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有必要從倫理維度走向政治維度，從倫理維度到政治維度，更具有強制性、可執行性和有效性。

四、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建構

基于已有工程風險分配正義話語的限度和中國的現實，有必要建構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中國話語?；谖幕ㄔO的邏輯，新時代我國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應堅持的原則：不忘本來（要充分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成果）、吸收外來（西方的風險分配、西方的正義話語）、面向未來（根據中國工程風險的趨勢確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風險分配正義）。話語背后的力量是思想，是“道”，需要學術體系、學科體系、思想體系的支持。只有既體現共性特征，也體現個體特征的話語才有影響力。中國話語又不僅僅是話語本身，隨著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發展，在國際上的中國話語及其話語權就顯得尤其重要。

在工程風險分配的問題中有三個方面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最為基礎和重要的三個方面，即工程風險分配中是“誰的正義”“正義的什么”和“怎樣實現正義”的問題。工程風險的分配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其共性的、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個性的、特殊性的一面。要利用好國外話語資源，既接受西方話語的有益滋養，也接受其他文明體及發展中國家的有益滋養。[17]

中國在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尤其需要實現工程風險分配的正義。發展一方面給人民帶來福祉，另一方面也帶來風險。工程中的風險分配問題是中國進入新時代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在中國走向強國的過程中，需要有自身的話語體系，并對世界發展與公平做出自己的貢獻，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一）中國進入強國時代：為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建構提供可能性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1]新時代意味著我國進入新的歷史方位，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即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時代，進入到強國時代。

強國時代可以從中華民族的維度、社會主義的維度和現代化的維度來進行界定，強國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站在了強起來的新的歷史起點上，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影響在擴大，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8]

強國時代，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不能缺失。要加強“中國問題”的分析和“中國經驗”的總結來分析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進而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話語不能缺失。中國話語建設，學者不能缺失。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中國國情，分析中國工程風險分配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新時代視域中推進工程風險分配的正義。

（二）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的特色

由于歷史發展各種因素的影響，目前世界話語影響權還是西強我弱，西方話話占據一定的優勢地位。我國進入新時代，綜合國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話語及話語權也不斷提升，因此，在新時代，隨著風險問題的出現，風險分配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今天的風險不只是自然風險，隨著工程建造活動在深度上和廣度上的不斷延伸，工程風險已成為重要的人造風險，對國家、民族和個人的發展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關于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的研究和傳播也應該有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話語、中國觀點的表達。

分配原則問題無疑是任何分配正義理論中最為復雜的問題。[19]中國的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應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國情是我們認識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依據。只有立足于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構建體現中國特色核心價值的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體系，立足于中國工程風險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提出具有中國社會特色的發展話語和風險話語，使之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才能真正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地位。

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對于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話語從國家的層面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體現出了一個大國應有的擔當。如對氣候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因為面對全球性挑戰，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

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現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領導力量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論斷，這一論斷適應了新時代歷史使命的實踐要求。進入新時代，中國的各項工程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工程一方面給人民帶來福祉，另一方面，工程風險也是不可避免的。對于出現的工程風險如何實現分配正義是一個關鍵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發展的問題。對于發展中出現的風險，尤其是工程風險，如何實現分配的正義就是一個現實問題。這一問題涉及的三個方面，工程風險分配中是“誰的正義”“正義的什么”和“怎樣實現正義”，在基本原則和基本問題的確定上都需要黨的領導，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邏輯所決定的。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建設與發展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新征程中，隨著財富的創造，必然伴隨著風險的出現，財富人人都想擁有，風險人人都想避之，如何對于工程實踐活動全生命周期中的風險進行分配，避免出現“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實現“有組織的負責任”？這是關系國家和民族進一步發展的時代問題。為什么新時代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中國話語很重要的特色之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主要緣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一制度優勢對于保證工程風險分配的正義，對于其現實的實現是重要保障。這一中國話語的特色既是制度優勢，也是政黨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是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的?？梢哉f，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制度優勢就無從談起。

2.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話語：工程風險分配中的“誰的正義”和“正義的什么”的價值取向

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是新時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莊嚴承諾，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生動表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價值遵循。[25]以人民為中心，主要包括人民立場、人民主體、人民目的和人民至上。[18]

“為什么人”的問題，體現在工程風險分配問題上就是工程風險分配中“誰的正義”的問題，在我國，歷代領導人都突出強調人民的重要地位，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從哲學的高度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將共享的發展理念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

如果說新時代中國工程風險分配正義中的怎樣實現正義更突出中國特色的黨的領導地位的中國話語，那么，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話語更為注重的是工程風險分配中的“誰的正義”和“正義的什么”的問題。體現了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價值取向。人民中心論可概括為人民“共創共享共治”[17]。人民中心論、民族復興論是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各方面的靈魂和核心。人民中心論是從價值維度，民族復興是從歷史維度?！叭嗣窳鍪侵袊伯a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20]

3.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工程風險分配中的“正義如何實現”問題的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包括動力——平衡——治理三大機制，新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僅需要創新發展的動力，還需要社會治理以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是發展與風險并存，要想實現分配正義，尤其是人人都想要的責任分配的工程風險，重要的前提性條件是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提升。

新時代我國明確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體現在工程風險分配問題上，意味著對于工程風險要共同治理，風險分配正義需要政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社會的力量。國家治理現代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個主體進行協商共同對工程風險進行治理，并最終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共享發展成果，提供基礎性發展，使發展更可持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體系方面主要體現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治理體系，分工明確，在這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宏觀框架下，對工程風險分配正義問題的踐行提供了實踐保證，使工程風險分配正義的問題不僅在倫理的層面具有合理性，在實踐的層面也更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