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生態正義視閾下農村女性環境權益保護研究

謝東燕 鄭湘萍

（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廣東 深圳518000）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盵1](P11)城鄉環境保護差距是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現之一，是新時代實現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必須要解決的社會矛盾。在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存在環境保護不公、環境資源分配不均現象，城市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農村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嚴重影響美麗鄉村的建設。同時，為獲取更大的經濟收益，大量農村男性選擇外出務工，而女性受文化水平和傳統社會分工模式的限制，往往留在農村，形成“男進城、女守鄉”的模式。所謂環境權益是指“社會中各行為主體所享有的對于環境的使用權力和由此產生的相關利益，或者說，環境權益是人們從環境質量中得到的福利或效用”[2]。長期生活在農村的女性受到環境污染的嚴重侵害，其環境權益的實現狀況堪憂。因此，在城鄉生態正義視閾下，探索建立健全農村女性環境權益保護機制，既有助于保障農村女性環境權益，實現城鄉生態正義，也有助于提高農村女性保護環境的積極性，促使她們投身于環境運動中，為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做出貢獻。

一、中國農村女性環境權益保護弱化現狀分析

生態正義是環境權益的理念基礎和價值目標，在構建環境權益體系以及有效維護不同主體環境權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生態正義是指“全體人類要正當合理地開發利用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在對待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問題上，不同國家、地區或群體之間擁有平等權利，承擔相同義務”[3]。當前城鄉生態正義問題是最突出且亟需解決的生態正義問題，嚴重影響到我國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城鄉生態正義要求城鄉居民在環境資源的分配和利用上享有平等的權利，同時承擔相應的生態義務。然而，當前農村女性在為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卻沒能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成為農村環境惡化的受害者，其環境權益遭到嚴重侵害。

（一）女性易受到農村環境污染的危害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為緩解環境壓力，解決垃圾圍城困境，不斷向地廣人稀的農村轉移垃圾，嚴重損害農村環境。同時，隨著城市工業的轉型升級，大批落后、轉型困難的污染企業被迫遷移或淘汰，環境監測力度不足的農村地區成為這些企業的最佳轉移陣地。污染企業產生的工業廢水、廢物以及廢渣等超標排放，給當地環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此外，為提高農產品供給量，大量化學肥料、農藥被應用到農業生產過程中。長期大量使用這些化學原料，不但造成土壤板結硬化、養分流失，降低農產品產量，還會污染土壤、水源，影響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加劇農村環境惡化。

在多重污染疊加下，過去詩意的田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當環境遭到損害后，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承受著環境污染帶來的后果。受傳統分工模式、生理特點等因素影響，女性更容易受到環境污染的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環境污染危害農村女性的生產與生活。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入城務工，女性留守農村的比例遠超男性，成為留守大軍的主力。農村女性的生產與生活來源都直接仰賴于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一旦生態系統失衡，她們的生存與發展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另一方面，環境污染損害農村女性的身體健康。與男性相比，女性身體敏感性較強，皮膚較脆弱，耐受性較差，更容易受到環境中有害物質的侵害。此外，環境污染也嚴重影響著女性孕育下一代，“在兒童出生缺陷的原因中，遺傳因素占10%，環境因素占70%，以上兩種原因的綜合作用占80%”[4]。

（二）女性基本的環境權益受到損害

隨著我國環境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及新《環境保護法》的出臺實施，公民環境權益的保障有了很大進展。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以及農村女性維權意識薄弱，目前她們的基本環境權益的保障程度仍有待加強。

一是環境資源利用權受損。環境資源利用權是指公民作為環境主體依法享有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等實體性權益。土地、水等環境要素既是農村女性環境權益的客體，也是她們日常生活與生產的必備要素。一旦這些與她們息息相關的自然資源受到污染，不但會直接損害她們的環境資源利用權，還會影響她們的生存權和健康權。二是環境知情權受到侵害。與舊《環境保護法》相比，2015年新頒布的《環境保護法》對公民的程序性權益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規范和保障，如明確規定公民依法享有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從農村的實際情況看，大多數地方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力度不足、透明度不夠、公開渠道單一，造成農村女性環境知情權得不到行之有效的保障。三是環境參與權保障不足。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有權利參與到相關環保制度、法律法規的制定過程，而且還應合理規定男女兩性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但目前農村相關環境部門的決策和管理人員，主要以男性為主，女性參與到環境決策和環境資源管理分配的機會非常有限，未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環保力量。四是環境侵害救濟權遭到損害。理論上，當農村女性環境權益受損，而且無法通過協調和調解這些方式來加以維護時，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以訴訟等方式來使自身權利得到有效的救濟。實際上，當前農村環境救濟相關法律法規存在較大的缺失，女性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后，難以得到有效的救濟。

（三）女性維護環境權益的渠道不暢

隨著網絡媒體在農村的普及，以及我國普法教育的蓬勃開展，農村女性對環境權益的認識逐步提高。她們開始意識到環境的破壞對自身權利的侵害，并且希望在環境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夠維護自身利益。然而，她們在維護自身環境權益時卻遇到了較大的阻礙，維權渠道不夠暢通。一是生態環境司法保護機制尚未完善。司法是保障權益的最后屏障，因此生態環境司法對農村女性環境權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當前農村生態環境司法資源處于稀缺狀態，沒有專門負責生態環境保護案件審理的司法機構，致使生態環境司法渠道不暢通，大部分環境糾紛難以進入到司法領域。二是舉證難度大，訴訟成本高。農村的環境污染多是沒有固定排污口的面源污染，面源污染形成的原因異常復雜、分布區域廣泛、模糊性較大，污染的后果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往往難以及時發現，因此面源污染較之點源污染而言更難監測和防控，也導致很難找到確鑿的證據證明污染的主體和污染后果的因果關系，舉證難度相當大。僅僅依靠農村女性難以取得如期的效果，必須依靠律師和專業人士，而經濟能力極為有限的農村女性必然難以承擔高昂的律師費。三是維權方式較為單一。據相關調查研究顯示，農村女性最青睞的維權方式是向村委會和當地環保部門反映情況，她們普遍認為這既是解決農村環境污染狀況最為直接的方式，也是更好維護自身權益的途徑。較少農村女性會選擇訴訟等方式。這反映了農村女性在處理環境污染問題時，主要依賴于當地的基層組織和政府，維權方式較為單一、被動和消極。

二、中國農村女性環境權益受損的成因分析

農村女性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承擔更多的環境負擔，成為環境弱勢群體，環境權益保障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然方面的原因，農村女性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嚴重依賴于自然環境，受環境變化的影響非常大。二是社會方面的原因，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環保力度嚴重不足，使得農村女性承受更多的環境負擔。三是主觀方面的原因，諸如農村女性自身知識文化水平相對低下、生態意識薄弱等。

（一）自然原因

“社會變遷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織女’時代趨向終結，‘男工女耕’在農村初具規模?！盵5]農村女性因傳統角色定位、社會分工模式等因素影響，非農轉移明顯滯后于男性，導致越來越多的女性沉積農村。留守在農村的女性除了照顧家庭外，為維持生計，還需要接替男性投入農業生產，并逐步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在農村，生活和生產都與自然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系，決定了女性對自然環境的雙重依賴。一方面，從生活資料層面看，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資金投入的限制，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很不完善，農村女性的生活資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自然資源，如食物、飲用水、燃料等。因此自然環境的變化狀況直接關系到她們的生存與發展，一旦農村生態環境受到污染和破壞，她們用來維持生計的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則失去了保障，這意味著她們不但不可以提高生活質量，反而連最基本的生存也難以繼續。另一方面，從生產資料層面看，農業與自然之間密切相關，農業生產高度依賴于自然環境，直接受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減弱后，直接導致農業減產，影響農村女性的收入，給她們帶來更大的經濟壓力。與此同時，大多數農村女性沒有接受過科學種植知識的教育和培訓，在進行農業生產時，未能科學合理使用農藥、化學肥料、地膜，使用后的農藥瓶子、地膜等直接丟棄在田野，使得生態環境遭到嚴重污染，而被污染了的生態環境反過來又會直接損害她們的環境權益。

（二）社會原因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受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制約，基本善的分配始終難以均衡。因此社會上始終存在“最少受害者”群體，要想實現社會正義，必須將分配正義的關注點放在這一群體上，保障他們的最大利益。同樣地，生態正義作為社會正義在生態領域的拓展，其最終實現也必須依系于對農村女性這一環境弱勢群體的最大保障。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環境保護不僅在分配上存在不公平現象，而且在程序上也存在不公正問題，造成農村女性這一最少受惠者群體的環境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第一，農村環保資金難題亟待解決。近年來，圍繞著農村改革和鄉村振興，國家加大力度治理農村環境。如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是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短板之一，在環保資金投入和生態補償上要向農村傾斜。但較之城市而言，農村環境治理仍然存在資金短缺、來源渠道狹窄、補償不到位等問題，以致農村女性環境權益的保障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支撐。第二，農村女性環境權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受城鄉二元結構制約，我國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更多傾向于城市的環境保護，對農村環境的污染現狀、污染成因等問題考慮不足，使得相關環境法律法規在農村的適用性和有效性明顯不足。另一方面，在制定環境法律法規過程中未能充分考慮到農村女性這一弱勢群體的特殊性。如上述所言，因傳統社會分工模式、生理特點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女性更容易遭到環境污染的侵害，環境權益正在不斷弱化?，F存的環境法律未能針對這一群體的特點給予更多的關注，使得她們的環境權益依然停留在應有權利階段，沒有貫徹到立法、執法等過程中，沒有獲得實質性保障。第三，農村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有待健全。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國家和城市居民對城市的環境質量愈加重視，政府在環境信息的公開上更新及時、準確度高、透明度強。反觀農村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地方政府更為注重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對環境狀況監測力度不足，環境信息公開不及時、模糊不清，甚至存在個別政府為保護當地企業，隱瞞和謊報企業真實的污染情況。加之農村地區網絡設施不完善，信息獲取不便利，使得農村女性難以及時知悉自身所處的環境現狀，從而未采取有利于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舉措。

（三）主觀原因

溫茨認為：“正義問題會在某些東西相對需要而供應不足或者被意識到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出現?！盵6](P8)同時這些一般性的準則依賴于兩個條件而定，其中一個是“分享稀缺物資的人必須非常關注自己所獲得的，以至于會去要求自己的公平份額”[6](P8)。那么在生態正義這一問題上，首先公民要有較高的環保意識，能夠積極主動去了解當前的環境狀況，以及意識到環境資源的重要性和有限性，進而才能主動要求平等分配環境資源，獲得自己應有份額，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當下農村女性在受教育水平、生態意識和維權意識方面整體素質相對不高，造成了其權益保障參與不足。

一是農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偏低。影響環境意識強弱的因素眾多，其中受教育水平是最為關鍵的因素，環境意識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得益于農村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和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我國農村女性文化水平與過去相比，有了較大的提高，但總體而言依然偏低，據相關調查研究顯示，農村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為初、高中水平，而年齡較大的農村女性的文化程度多為小學及以下，因而當前農村女性受教育水平與美麗鄉村建設需求仍有較大的差距。二是農村女性生態意識淡薄。在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下，女性主要負責照料好家庭，較少關心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對國家和地方政府所實行的環保政策并不了解，而且她們長期生活在農村，已然習慣了農村的環境，所養成的不衛生的生活習慣亦積習難改，生態意識淡薄。三是農村女性維權意識薄弱。囿于經濟上的窘迫、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和法律知識缺乏，加之大多數男性外出務工，女性體單力薄，往往導致農村女性消極應對自身被侵害的環境權益，而不是積極維護自身權益。

三、建立健全農村女性環境權益保護機制的對策

農村女性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主體，應充分發揮她們的優勢，鼓勵她們積極參與到農村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之中，共同出謀劃策建設美麗鄉村。為此，既需要從國家的宏觀角度出發，推動城鄉一體化環境建設，實現城鄉生態正義，也需要從農村女性個體的微觀角度出發，增強她們自身的環境意識和維權能力，構建起行之有效的環境權益保護機制，進而充分發揮她們保護環境的積極性，為鄉村振興做出更大的貢獻。

（一）推動城鄉環境一體化建設，實現城鄉生態正義

城市和農村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此，要想破解農村環境保護難題，首先要改變城鄉分割統治的局面，將城鄉統籌起來綜合考慮，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步伐，徹底打破長期橫亙在城鄉之間的壁壘。在此基礎上，推動城鄉環境一體化建設。經過國家多年的大力支持，城市在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污染監管等方面相對完善，正在逐步形成一套與之相適應的環境污染防治體系，而農村則較為薄弱。所以，就城市而言，應繼續針對環境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不斷優化和完善當前環境污染防治體系。同時，還要嚴令禁止城市所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和污染企業向農村轉移。就農村而言，則需要不斷補齊在環保資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專業人才等方面的短板，縮小與城市之間的差距，進而保障農村居民的環境權益。針對我國當前城鄉環境法律存在的差距以及農村環境法律保護存在的不足，要以維護城鄉生態正義，實現城鄉生態公平為目標來制定環境法律法規，確保包括農村女性在內的每個群體的環境權益都得到關注和尊重，享受到環境保護的成果以及承擔相應的責任。以此為立足點，在國家層面考慮制定出臺專門針對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在地方層面，相關立法部門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地區具體環保情況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尤為重要的是，在環境立法時要將農村女性這一環境弱勢群體納入到考慮的范圍之內，為她們環境權益的實現提供法律保障。

（二）開展生態環境教育，增強農村女性維權意識

農村女性是自身環境權益的主體，要想更好保障其環境權益，最根本的還是要增強自身的環境素質和維權意識，“畢竟一切制度與政策都是農村女性環境權益保障的‘外因’，需要通過農村女性這個‘內因’才能發揮作用”[7]。首先，繼續貫徹落實九年義務教育。九年義務教育是我國公民獲得基本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保障，按照當前的實施情況來看，大部分公民都能順利完成。但在少數邊遠地區，由于經濟落后，以及受“女孩讀書無用”的封建思想的影響，部分農村女性未能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文化水平低下。針對這一現象，相關政府部門以及農村婦聯等基層組織必須做好教育宣傳工作，幫助這些思想落后家庭的女孩接受教育，培養基本科學文化素質。同時，加大農村繼續教育的力度，對一些中途輟學、文化水平低下的女性進行教育和培訓。其次，開展生態環境教育?？梢酝ㄟ^一些農村女性喜聞樂見和易于接受的方式，開展環保知識教育，提高她們的生態文化知識水平，逐步強化她們對環保的認知。如定期開展環保講座，請相關人員有針對性教育女性正確使用化肥、農藥以及處理生活垃圾的方式；組織開展環保知識交流會，通過開展交流會，讓女性在互相交流中，分享和學習彼此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積累的環境保護知識、技能與經驗，激發她們的環保興趣。最后，增強農村女性的維權意識。建議相關部門經常組織下鄉開展環境法宣傳教育活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農村女性普及基本環境法知識，教育和引導她們在自身權益受損時，及時通過合法的手段維護自身權益。

（三）暢通維權渠道，增強農村女性環境維權能力

建立暢通有效的環境維權機制是保障環境權益的基礎。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農村環境信息公開制度。農村女性只有深入了解當前所處的環境，才能選擇合適且正當的方法維護自身環境權益。建議相關部門根據農村與農村女性的特點，及時通過網絡、電視等途徑向她們公開當地的環境狀況。鑒于農村女性對環境方面的知識了解較少，所以在公開環境信息時，還應將信息細化以及做出詳細的說明，讓她們真正理解環境信息所表達的具體內涵，真正了解農村環境發展的動態。另一方面，建立專門的環境法律援助機構。這一機構能夠針對女性環境維權能力薄弱、環保法律知識缺乏、維權渠道不暢等問題，為農村女性系統講解宣傳環境法、開展環境法律法規咨詢服務，以及協助環境污染受害者搜集污染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等。同時，可以通過加大法援機構宣傳力度，提高其社會影響力和覆蓋面，讓更多環境污染受害者能及時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為進一步提高法援機構的辦事效率和影響力，法援機構還可以與當地村委會、婦聯和環保組織等合作。

（四）拓寬環保參與渠道，培育農村女性環保組織

目前，“女性環境保護組織在我國得到初步發展，已經成為有別于傳統環境保護組織的獨特力量，它們在保護環境，為女性爭取更多的環境權益等問題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8]。受教育水平、生態意識和社會地位等方面的限制，農村女性環保組織遠遠落后于城市女性環保組織。因此，為了更好發揮農村女性的環保力量，以及維護她們的環境權益，需要進一步拓寬女性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渠道，讓更多的農村女性有興趣且有機會參與到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中。首先，積極引導和組織農村女性成立環保組織。通過借助農村基層自治組織或婦聯的力量，以管理區或者鎮為單位建立起以女性為主導的環保組織，把各個地區的農村女性集中起來，讓她們在環保組織中，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其次，借助環保組織開展系列活動。以環保組織為平臺，帶動農村女性的積極性，開展一系列的環?；顒?，如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等環保公益活動。通過各種環保公益活動，能夠加強女性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力度，逐步將生態環保意識深植于農村女性乃至各個村民的思想和行動自覺之中。最后，當地政府要加強引導發展環保組織，并對其規范管理。當地政府應加強對這些環保組織的規范管理，以及定期開展相關的培訓。同時，可以通過環保政策聽證會、政府信息公開等方式，拓寬環保組織的參與渠道，使得農村女性更充分地參與到農村環境保護與決策中來，保障她們的環境參與權。

環境權益是農村女性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能否建立起有效的環境權益保護機制不僅關乎農村女性的生存環境問題，還決定著她們生活的物質基礎和經濟來源。保護農村女性環境權益對于實現城鄉生態正義、滿足新時代農村女性對公平和環境等美好生活需求，以及建設美麗新農村具有重要意義。當前，維護農村女性環境權益根本途徑在于推動城鄉一體化環境建設，逐步消除城鄉環境差距，使得環境善物與環境惡物在環境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礎上，針對農村女性生態意識淡薄、維權能力薄弱等問題，從暢通維權渠道、加強生態意識教育和拓寬環保參與渠道等方方面面，構建起一個系統的環境權益保護機制，為農村女性環境權益的實現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