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與康德在“偏好”問題上的分歧

安龐靖

(北京市商業學校 黨政辦公室，北京 100028)

康德的“善”“惡”觀念以純粹理性作為評價標準，而舍勒則將價值級序作為自己理論體系的奠基。由此，康德專注于規則的先行，而舍勒卻將自己的理論“奠基”于對于“善”“惡”的“自明”能力。這個區別在“偏好”這個概念的涵義上體現最為明顯。但是學界對此沒有明確的說明，由此可能導致對于舍勒的理論具有一定的誤讀。

在實踐問題上，康德主要從“義務論”來展開自己的討論。當義務論的語言表述具有歧義、涉及的范圍有出入、或者內容有漏洞時，倫理學的指引卻可以起到一種類似于指導原則的作用，使得義務論的內容更為明晰。從康德和舍勒對于“偏好”概念的不同設定出發，可以更為明確二者理論基礎的差異。同時還可以思考“義務論”與“倫理學”的特點與互補性。

一、康德與舍勒的“偏好”概念

康德致力于提出一種“義務論”，其所要做的工作是將倫理的內容納入實踐理性的規范形式?？档抡J為倫理的起點是意識?？档氯绾螌惱韱栴}整合入理性義務呢？首先，康德將道德倫理問題與理性的目的分離，此時，康德將其理論建立于這樣的基礎上，他說：“倘若不與目的發生任何關系，人就根本不能作出任何意志規定，因為意志規定不可能沒有任何結果，而結果的觀念必然能夠被接受，雖然不是作為任性的規定根據和在意圖中先行的目的，但卻是作為它被法則規定為一個目的而產生的結果被接受?！盵1](P5)其次，康德所面對的難題將是，如何建立一種德性形而上學的動力?？档掠诘滦哉摰年U述中，將人們自覺依據道德律令而行動的動力來源認定為是內在德性?？档聦⑷涡缘馁|料進行了區分：一種是自由任性，或者稱之為倫理目的基礎上的意圖，這些內容皆為任性的質料。同時自由任性還具有“對象”，即純粹理性的一個目的。這個目的是客觀的、必然的，先天的，是實踐理性立法的來源動力。至此，任性目的與反抗它的理性目的，都是在自我的意志之內發生的，這均非來自于外部的強制。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此將“偏好”理解為與欲望相互聯結的自然沖動。為了避免偏好的不良影響，康德設定了與任性相對的理性目的作為倫理學的動力?？档碌牧x務論與任性的目的密切相關，因為義務的設定就是以義務作為自我的目的，其目的內容就是自我的約束。

對于舍勒而言，“偏好”是一種價值的奠基物。舍勒認為偏好在康德那里是作為一種“本能沖動”的領域，屬于一種混亂的無序。舍勒將“善”看作是意愿行為，是一種對于價值質料更高狀態的認識，當我們根據偏好、選擇我們自身能夠認識到的價值更高狀態，我們就實現了“善”。

康德的實踐理性原則，是一個主動的意志過程，是指理性將混亂的感性經驗進行梳理、聚合而構建為形式化公式。從倫理的形式化看，這種梳理過程，是以理性主動作用于感性經驗而構建的義務形式；從行為的主動性看，不具有理性意識指引的自然意向，屬于感性的、主觀的，不具有倫理客觀性。在康德的理論系統內，自明的意欲是不被考慮的，更多提出的是任性自由問題?？档抡J為，只有在行動之前具有理性意愿的安排和引導，任性的自由才轉為實踐的理性。

這個過程中缺失了一個環節，即理性實踐的發動意欲是什么？也就是說，人們的理性實踐一定是自己給自己設定目的，同時這個目的又與義務相符合。那么最初人們的意欲是如何自己設定理性形式，又使得感性經驗順服于這個理性目的的呢？即自我由什么促進自己主動接納理性的形式作為目的的設定與意欲的整合？康德對此的回答是，道德理性自身來源于“法則”，法則使義務成為動機。[1](P225)構成理性“立法”的兩個部分：其一是法則，使得行為成為義務；其二是法則使得義務成為動機。合乎道德的行為就是能夠使得自我行為自覺地按照法則行動。同時，法則還承擔了動機的作用，此時人們的意欲正是意向法則的?？档掠纱朔艞壛似玫膬r值，偏好的概念中不包括理性的成分。

舍勒則提出，這樣的一個法則在先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根據前文的分析，康德在法則之前，還具有一個預設，這就是將“純粹理性目的”作為法則的前提。這更為明確地表明舍勒與康德關于“偏好”概念的理解差異?？档聦⑵门c法則分離，正是為了明確構建道德準則的形式化，要求人們在設定意欲時不考慮自明性問題，只是區分不同的行為目的。也就是說，人們在設定行為目的時，應該區分為合乎道德法則的義務目的與其他形式的目的，例如自由的任性?？档码m然認同自明性道德的存在，卻認為這種道德無法做到合理的自我強制?？档抡J為，自明性的道德稟賦并非不存在，但其不具有實踐性。這種自明性使得人們更為信任自己的神圣性，雖然僅是不純粹的神圣性，但是通過自明性，人們無法獲致真正的強制力?？档乱策M一步將偏好與法則區分開來，偏好即自明性，他認為，無論是任性的自由或者是道德的偏愛，都不能如同法則一樣，成為行為的依據和道德的準則。

而舍勒則轉而以自明性為行為的基礎。于是其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論證自明性即偏好的絕對性與正確性。首先，舍勒提出了一個“偏好的秩序”問題，由偏好而建構的價值的秩序，是更為經驗化的。這在舍勒看來，便超越了康德所提出的，以理性對于稟好的構型為出發點的倫理學。在舍勒的理論體系中，便具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只有通過對于價值質料的自然趨向，才會體現出倫理的價值。

對于舍勒而言，一項價值的存在仍然與目的具有密切的關聯。一般認為的目的有兩個不同的領域，即意愿領域與感性材料領域。而舍勒的偏好概念超越于這樣兩種簡單的目的。他提出的目的并非如同以往的理論一樣是來自于“感覺內涵”或者“被思想之物”。舍勒將偏好等同于獨立的精神層次。下文繼續分析這種目的方面的設定。

二、舍勒理論中的情感先在性

康德對于“倫理目的”具有一種排斥的論調，他將經驗與情感從義務概念中排除的做法，其理論源頭正在于此?？档抡J為，目的僅是意志的質料，而非其形式。上文已經分析，舍勒為了反駁康德的這種說法，便將目的區分為感性的與精神性兩個不同的層級。特別是偏好是自明的，并非是來源于感性外在或內涵，屬于獨特的精神的層面。由此，舍勒不僅舍棄了形式，而且還放棄了質料的某些部分。因此舍勒提出：“精神的感受活動，它的偏好與偏惡，它的愛與恨具有它自己的先天內涵，這些內涵與純粹思維規律一樣獨立于歸納經驗?！盵2](P114)

但是，康德的質料之內也存在著一個“目的”。這個獨特的目的屬于任性的對象，是理性存在者內心設定的行動依據。這個理性目的是先天存在的，是將義務概念導向目的的準則。即使其與偏好的方向一致，但是理性目的具有內在的強制力。在偏好的意欲基礎上，康德所指向的是目的本身?？档聦⒛康膮^分為實踐理性與任性的自由。而舍勒則將目的某些自明的部分即偏好作為“善”，作為價值的載體。與康德所不同的是，在舍勒的理論中，偏好的部分揚棄了所有的感性成分，排除了內在與外在的區分，模糊了理性與感性的各種界限，僅通過偏好的價值指向作為評價善惡的來源?？档碌钠檬怯捎谝恍┩庠诘奈鴮е轮黧w作出某種“目的設定”；而舍勒的偏好是主體自發對于目的獨特稟好。舍勒的偏好不與目的相互關聯，偏好自身構成了目的價值，此種偏好本身即為一種獨特的自發的價值指向。

康德認為，偏好是以感性的愉快來規定欲求能力，當其與意識相聯系時又被稱之為“任性”。任性具有行動的要求。在康德看來，偏好與感性欲求相聯系，屬于任性的一個部分。同時康德又提到，人們內心還具有一種向善的稟賦。這種能力，能夠克服偏好的影響，形成自我內心的強制。這構成在內心向惡與向善的二種任性。其中，向善的任性為自己規定了一個目的，此目的自覺地將“義務”納入其中，這就是一種自我的強制，亦即一種建立準則的行為。這也就構成一種德性論。在康德看來，德性論與偏好的聯系在于，偏好的任性被德性所制約，體現著實踐理性的一種專制。由此我們認為康德的論斷包含了善、惡的偏好，以及實踐理性的自我制約這樣的三重性。對于舍勒而言，其言論更多地集中在向善的稟好上，此概念即為“偏好”，與自明性具有不可分割的關聯。舍勒的偏好含義還在于，偏好自身能夠蘊含價值，偏好作為一種無選擇、無操持，無目的的指向，具有先天明見性。這亦為舍勒與康德主要的理論差別?？档虏扇×艘环N理性的向善能力，舍勒則通過情感來促進向善的稟賦。

初看之下，舍勒的情感先在性更為符合實踐，可以補充康德理論中關于實踐理性發動機制方面的問題?？墒?，舍勒的情感先天理論，缺乏一種關于“自明性”的具體說明。舍勒雖然將“自明性”賦予給情感的先天，但卻亦缺乏證明：為什么情感之中的向善價值一定有能力克制自身之惡。舍勒將人們自身所具有的持久意向稱之為“志”，以區別于以物質目的為發動機制的意欲。舍勒雖然論證了志向的持久力，卻亦難以論證情感之“志”的一味向善?？档略O定的實踐理性形式化，是舍勒的情感先天難以繞過的“前提”。沒有理性自我意志將經驗的內容予以排除，缺乏形式化實踐理性的規范，那么自發的情感由于其反面的惡的存在，或根源于自身內容的混雜狀況，亦不能自明地提供正面的情感給行為實踐。

康德所追尋的正是一種個人的道德自律，由個人自我確立道德的動機，將感性納入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且固定為形式化的義務，個人才成就其“德性”?？档聫娬{自律性與意志的轉化能力似乎與舍勒的偏好及價值的先天性發生了矛盾。實際上正是實踐理性的自我強制力才成就了舍勒的“情感先天”。若缺失理性的辨識能力，情感先天的善惡價值無以自明。舍勒批評康德以理性公式在先評判善惡，并轉而以善惡的自明為先天。但是，即使這種先天的能力確實存在，“偏好”卻并非可以直接引導實踐。此種“偏好”本身等同于康德所論述的德性，而德性只有經過培育才可能具有實踐性。舍勒直接借助康德實踐理性構建的美德的效果，但其若直接賦予情感以如此的先天性而不同時給予其理性的歸納形式則略顯不足。

三、舍勒的個體化表達

舍勒反對形式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形式化往往忽略了個體化的表達。由于個人在偏好之中展現了個體特色的追求，舍勒認為，在促進實踐價值的路徑中，不應忽視這些獨特的情感因素?？档乱笕藗冎苯尤プ非笞陨砝硇詫τ诟行缘某?，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純粹理性公式的設定過于統一，便消解了其中的個人化特色。舍勒集中攻擊這種形式化，正是在于此種抽象公式對于實質價值直觀的遮蔽。

西方的工業化社會，使個人逐漸失去了特色而成為統一化的“機械”參與者。眾多哲學家如海德格爾等，開始發掘個人特性的現實表達。個人化特點認為個人行為不應被抽象為一種“形式化”的生活模式，否則很可能會遮蔽個人的感性表達與自然天賦。這些批評集中指向康德實踐理性的形式化。個人在這種理性模式之中，必須發展“德性”能力，這一點是合理的。而通過完全接納一種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定義，則遮蔽了個體的特點。舉一例說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舉一例，用以說明多種各不相同的公式理由均可以獨自證明自身的合理性。本例之中，安妮·鮑勃與卡拉均主張一支長笛的所有權。安妮提出的理由是：三人之中只有她自己會吹奏，唯一會吹奏之人得不到長笛十分不公正。鮑勃提出，自己是三個人之中最為貧窮之人，而其余二人均具有很多玩具且十分富裕，只有自己沒有財力購買任何玩具，因此長笛應該歸自己擁有?？ɡ簿哂凶约旱睦碛?，她說，自己辛苦了好幾個月才制成長笛，但另外兩位掠奪者均意圖搶走這把長笛。[3](P11)三位競爭長笛的小孩均提出了具有足夠說服力的理由，其分別對應功利主義、經濟平等主義以及務實的自由主義者的正義理念。但明顯的是，在本例之中，人們仍然無法判斷長笛的歸屬。

康德的實踐理性要求為自由立法，以道德法則作為意志的決定根據。道德法則是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即要使得自己行動的意志的準則始終能夠同時被看作是一條普遍立法的原則。在上例中，三位小孩均有理由確信，自己的理由能被看作是一條普遍立法的原則。問題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在本例中人們似乎難以做出絕對公平的結論。同時，此例之中，三位小孩實際上又是出于自己的需求與境況做出了“公正”辯解。我們很有理由認為，這些辯解之中滲透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訴求，因此導致了這場沖突，但如何證明這些混雜的利益以及其程度又很困難。

在這個問題上，羅爾斯曾經提出，為了避免三個小孩的沖突，所需要的解決方案是先設定“無知之幕”。在原始狀態下，安妮并不知道自己具有吹笛的天賦，鮑勃并不清楚自己在財力上如此地貧窮，卡拉還并未開始制作長笛，一切均處于無知之幕下。在這種前提下，若三個小孩開始設計關于長笛歸屬的處理方案，這個方案的做出會更為公正。羅爾斯希望由此而彌補康德實踐理性設計之中的疏漏。依照舍勒的觀點，這恰恰反映出康德形式化道德準則的難題。三個小孩即使想要依據純粹理性來立法，卻無法適用一種統一化的公式，這根源于一些具體條件的缺失。例如，我們沒有對于當時境況更為具體的描述，亦不了解三個小孩的偏好，而只有根據這些情境的差別，才可以衡量一種最恰當的處理方式。

四、自由意志的前提

康德的道德律令最明顯的問題在于，其不能夠顯明個人的天賦能力，排除了個人依據自我的偏好自覺遵從道德的德性路徑。這與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論具有關聯?？档抡J為，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那么就有能力直接運用理性遵從命令。這種自由意志在舍勒的理論之中有所削弱，若個人對于善惡價值存有一種先天的偏好，意志的內容亦無絕對的自明。

問題分析至此，便歸結為：康德要求一種脫離感性經驗混雜的純粹德性義務。舍勒認為，這種客觀義務并不存在，而且并無必要。舍勒將先天自明的善的價值追求作為理論的起點，這種先天性同時便具備一種向善的意欲。

舍勒忽視了自由意志的問題，雖然人們天生具備偏好的明見性，但自由意志的存在仍然會削弱這種向善能力的自我實現?？档碌睦碚搮s正是立基于自由意志，他認為既然人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意志或者行為，那么就有必要超越一切感性經驗，直接以自由意志為基礎，通過理性為自身立法。由此使得意志直接順服于道德法則的要求，放棄感性的不確定性以及經驗的混雜作用。在此，康德與舍勒在自由意志問題上表現出了明顯的分歧?？档抡J可的自由意志在舍勒看來，隱含于偏好的先天決定性之內。由此舍勒并未注意如何避免人性之惡的干擾。

康德之所以繞過個體化、主觀性與情感經驗，正在于他意圖排除這些個性方面的干擾。但是針對不同的場景，單純的道德法規不一定能掌控所有局面?；氐饺齻€小孩與一支長笛的事例，可以區分三種特定場景。其一，經濟自由占據優先地位，市場以“所有權”為依據運行，長笛應由卡拉所有。其二，安妮作為演奏者，在與卡拉簽訂協議后，付費或者無償使用長笛，用以完成日常訓練與必須的演出活動。其三，若鮑勃的精神與日常需要方面急需一支長笛作為玩具，也可以照顧鮑勃的重要利益。這種考慮特定境況的方法，雖然更為切合實際，卻明顯地背離了康德的純粹道德法則的要求，其既然加入了不同的經驗化前提，便影響了純形式公式的普遍化適用。這個例證揭示出，面對不同的場景，感性偏好與理性論證所起的作用不同。例如，正常穩定的經濟秩序之下，卡拉的所有權應該受到保障，當鮑勃的經濟狀況與合理需求足以受到更為優先的關注，或安妮的特殊需要足以引發演藝事業的極大損失時，感性經驗又應占據上風。

在舍勒看來，根據境況的差異，直觀、感受、追求與意愿都可能會具有絕對的轉變，這其中蘊含了絕對先天，屬于情感的絕對化。一些研究者提出，舍勒更為關注“主觀性”的問題。他們認為舍勒反對康德將客觀性作為倫理學基礎，將非形式化的質料作為先于理性化的基礎地位，使得質料的價值提供了更為優先的實質特性。舍勒認為價值的直觀形式與一般感受內容不同，其中指向一個確定價值級序的存在。舍勒的偏好在于指向那些更高價值的事物，不是由邏輯方式推演出善惡價值，相反，善惡價值則應作為道德法則的評判主體。因此舍勒雖然將情感、經驗與個體化因素加入考慮，卻仍然將之冠以“絕對化”之名。如果說康德以理性主動接納道德來克服主觀性，舍勒亦通過訴諸情感的自明性排除情感的自發混雜的特點。但舍勒卻無法給予這些自發情感的絕對性以一種形式化的歸屬。他所能做的只是首先聚焦于個人；其次關注個人的天賦，并借助個人自身對于善的本質分層級的向善偏好促進天賦能力的實現。

舍勒的理論之中所表露的是人們對于更高之善的自發追求，所以個人雖然從特殊的稟賦出發，卻仍然具有向善的完美化的趨向。這對應于一種愛的升華，從不圓滿之善向更為完善的個體偏好進發。這種追求的一個關鍵的誤讀在于將其歸屬于感受的主觀性，反對康德的客觀主義。舍勒并非將偏好看作“主觀”，他確實提到了個人化、絕對性與先天性，但在這些特點之中，若又加入了主觀性，便與絕對化具有沖突。舍勒意圖表明不應將人的目的等同于自然的物質性，但沒有反對先天的絕對性。阿奎那認為，人皆具有必然地追求“善”的目的，在達成“善”的問題上，并不存在自由意志，但一旦涉及手段問題，便又回復到自由主義的范疇。

康德與舍勒之間最為關鍵的分歧落于自由意志的問題上。其中較為關鍵的區別與“偏好”的概念設定具有聯系?？档峦耆懦烁行缘淖饔?，以一致的道德準則作為標準。而舍勒認為統一化不在于一種邏輯化的推演，恰恰在于先天偏好的存在，導向了對于更高價值實質的追求。上文已經提到，仔細考查過這兩種觀點，我們得出的結論并不應該是，康德致力于一種客觀形式化公式，而舍勒推進了主觀化的轉變。我們的結論毋寧是，二者分歧主要在于對于自由意志的承認程度?？档聦嵺`理性的重心放在說明人具有運用理性采取客觀準則的能力；舍勒所提出的反駁意見是，康德誤解了這種自由意志，這種意志的存在以“偏好”形式先天存在，人們不是強迫自己的意志接受某一種準則，而是以偏好為自明，順應自身向善的追求，所以善與惡是評判準則的依據與前提。這兩種理論均致力于尋求一種絕對標準，康德的手段是形式化，舍勒的方式則是實質性的。

康德提出偏好是個人偏離道德準則的緣由；而偏好這個概念在舍勒的理論中，則代表了一種趨向善的稟好。這個區別也體現于二者理論的始終。最為關鍵的是，康德以意志自由為理論的基礎，而偏好這個概念在舍勒的理論中，則部分取消了自由的意志，以個人對于善價值的自明稟好來說明趨向善的絕對性。

雖然在偏好的概念上，康德與舍勒具有極大的差異，二者在尋求一種經驗之外的“絕對性”方面具有共通點。舍勒反對康德將這種絕對性建立于自由意志與道德準則直接作為“義務”的強制性的前提下，而提出應該通過情感的先天自明來建立一種情感的絕對化。那么有學者認為，舍勒的理論具有“主觀性”超越了康德的“客觀性”道德準則的建立，更為重視個體的特殊化。這個評論意見具有正確的一面，即舍勒確實批評康德的形式化過于統一，忽視了個體的獨特先天情感。另外，這個評論意見還具有失當的部分，即認為舍勒的理論是以“主觀化”替代“客觀的”形式法則。實際上，舍勒也尋求一種情感的先天絕對化。

但是我們不得不看到，舍勒在合理地反駁康德意見的同時，也具有一個理論上的疏漏。他極少分析“偏惡”的人性部分，由此將偏好更多歸結于“偏善”。由此舍勒沒有考慮到，形式化的道德準則需要扭轉人性“偏惡”的部分?？档碌睦碚撆c舍勒的理論以“偏好”問題為中心，似乎可以進行相互的彌補。即康德應該吸取舍勒對“偏好”的設定，認可人們向善的自然稟好；舍勒應該思考“偏好”概念的不足，對其進行一種形式化的規范。雖然在趨向善的稟好部分，舍勒提出了保護個體的特點，但是康德的道德準則更為適宜在善性發揮前，作為人性的客觀規范形式。實際上，在舍勒理論中，若吸取康德的道德準則，作為扭轉偏惡的動機，就可以使得舍勒的理論較為完善。